有人盛称中国古代的所谓“天下”观和朝贡体制，说是比西方的“民族国家”更文明。据说中国人的华夏认同不是以族群血缘为基础，而是以“儒家文明”为基础。不管你是契丹还是满洲，只要认同儒家那就是天下一家亲了。所以帝制中国从不对外扩张，却能成这么个大国都是周边的“四夷向化”主动投奔的。
都怪近代接受西方的“民族国家”思想后，人们才变狭隘了，尤其是“西化”最甚的革命党搞了什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弄得国内民族问题难以解决，国际上更是“民族国家”争斗四起，世界不得安宁。他们说，应该用中国的“天下观”来取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这样“全球治理”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世界和平才能实现。
真是这样吗？
我也认为“民族国家”、尤其是通过强化王权控制社会来实现“民族国家建构”，是西方在从“封建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现代化价值观应该是普世的，但“从封建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未必是普遍的，尤其是通过强化王权来实现“民族国家建构”这种问题意识更不是普遍的。把这种问题意识误置到“从走出秦制而走向现代化”的我们这里，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特别是在本来已经很砖制的“秦制”下如果再要“强化王权，控制社会”，那就不是现代化，而是倒行逆施了。假如嬴政的焚书坑儒、朱棣的株连十族和乾隆的文字狱都具有“民族国家建构的进步性”，那我们大概只能相信奥斯维辛和古拉格更是“后现代”的时髦了。
而中世纪的“封建”欧洲的确还未形成“民族国家”，这与我们的“封建”西周倒有点类似。其实现在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古儒“家国-天下”观所谓的“天下”固然与华夏文明有关，那时的“国家”却不是秦皇汉武的帝国，而是诸侯贵族的封国采邑，那时的“天下”的确有“文化”认同而并非血缘认同的色彩（注意：仅仅是“色彩”，并非唯一规则，无论在中在西，或古或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群偏见是一直就有的），即不问族源出处，只要实行的是古儒的或“三代”的那一套礼乐教化，就能得到一种超越封国采邑的普遍认同，否则即便是源自中州的族姓，“礼崩乐坏”后也被视为野蛮的夷狄。这就是《尚书》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其实中古的“封建”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形，那就是对基督教“文化”、乃至对基督教特定教派的认同远远超过对族源的认同。欧洲“王朝”的王统之稳定远过于中国。但他们的王统包括父系和母系，并重姻亲与血亲，而姻亲经常跨族跨国，因此族源是非常不确定的。甚至由于本土贵族互不相下，那时还有专门请来“外族国王”的风气：从斯拉夫罗斯人请诺曼人为王、波兰请立陶宛人为王、英国请荷兰人、德国人为王，到挪威请丹麦人为王。
但他们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接受，对“文化”尤其是宗教的认同，他们是非常看重的。典型的如前面提到的英国“光荣革命”，新教的英格兰人赶走了同族的天主教国王而从荷兰迎请威廉三世。如盛行跨国王室婚姻的许多欧洲君主一样，此公血脉中固然也有英格兰成分，但父系绝与英国无缘，他本人不但生于荷兰，主讲荷语，而且当时还是荷兰执政，以我们的标准看绝对是个“外国人”。当然，英国人也不是谁当国王都无所谓，威廉三世的母系还是英格兰血统。但更重要的是他信新教。那时欧洲人对国王的信仰比血统看得更重，不少王位战争不是为血统，而是为信仰、也可以说是为“文化”打起来的。这不也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吗？
这种观念到了近代就逐渐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王室去掉“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德国名号，沙皇晚期俄国人否认留利克王朝的“诺曼起源”说，都反映了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巩固，人们已经不能接受“外来统治者”，哪怕他具有同样信仰或“文化”。而另一方面，随着政教分离、世俗政治、宗教自由、文化多元等现代观念的普及，国王与宗教的关系却明显淡化。
不过，这并不是回到了只凭血缘继承建立合法统治的时代。今天的英王无论父系母系的英格兰血统多么“纯正”他也只能是“虚君”，真正的治理权力只能来自选民的授予。亦即：近代“民族国家”本质上是“国民国家”（national 既是族属意义的“民族”也是国籍和公民权意义的“国民”概念，而在现代社会它的意义主要是后者）或者说是民煮国家，尽管在“走出封建”的特定阶段它可能会经历一段强化王权以排斥贵族的“统一国家认同”过程，但那只是为后来的国民授权的民煮国家做铺垫的，或用马克思的说法，“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只能是市民利用了王权，而不能是王权利用了市民，是从“封建”走向陷正民煮过程中的过渡环节，而不是从“封建”变成砖制帝国的“周秦之变”。
而在“周秦之变”后的中国，其实“古儒的家国天下观”也已经只是“儒表法里”状态下的说说而已。秦以后的帝国已经不是古儒所说的三代封国，“霸道”也早已取代了温情脉脉的“王道”，统治基础早已不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是“法、术、势”。那“天下”也已经变成了“某之产业孰与仲多”的“家天下”。
辛亥革命党人讲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其实就是当年朱元璋的原话（就这点而言他们显然不如立陷派的国民观念），根本就与所谓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毫无关系。倒是立陷派的国族观念和革命后的“五族共和”与“民族国家”庶几近似。
而清廷的国家观念当然更谈不上所谓古儒“天下观”设想的那种“治理秩序”，但也并非什么“民族（国民）国家”观念。实际上自始皇以来，国家也好，“天下”也好，在“秦制”的统治者心中都与国民无关，只是他们的“家天下”。所谓“马上得天下”，所谓“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所谓“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所谓“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无不揭示了这一点。
这种体制要变成虚君陷正，是非常困难的。针对近年来否定辛亥革命的潮流中，一些学者指出正是清廷顽冥不灵，一再阻挡陷正潮流，甚至倒行逆施，翻悔已允的改革，剥夺国民已有的权利，不仅使革命派、而且也使绝大多数立陷派忍无可忍，才使中国一步步走向了“革命”。他们所说的确是事实，但清廷如此顽冥，也是有原因的。在“传之子孙”能够提供“家天下”的“产权合法性”的时代，要清廷接受“虚君”，概率极小。
后来由于时势、观念的变化（辛亥对此有很大作用）和偶然因素（如统治者无嗣），虽未能走出“秦制”但传子的合法性消失，“家天下”的产权变得不确定，权力斗争更趋复杂而且可能性更加多元，追求渐进的陷正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求晚清的人。
欧洲的“封建制”当然有基督教“文化”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其政教二元体制），但它的许多行为逻辑其实是“封建”这种制度、而不是基督教这种“文化”决定的。同样信奉基督教的砖制帝制国家如拜占庭，就没有这样的逻辑，而不信基督教的“封建”国家，比如据说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属于“印度文化圈”的泰国（包括我国傣族的西双版纳）却有类似的逻辑。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天皇除少数例外通常也是“虚君”，却长期受到遵奉，“万世一系”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没有中国式的“改朝换代”现象倒是真的。明治维新与英国式的君主立陷区别很大，却有浓厚的“周秦之变”色彩，如果照战前的军国主义发展下去，日本走向民煮固然难矣，但成了“实君”的天皇恐怕也再难“万世一系”。
军国主义时期盛行的“下克上”已经多次发生刺杀首相，谁敢说进一步就不会发展到刺杀天皇？只是这段历史很短。倒是到了战后在美军占领期间，天皇成了真正的虚君，日本成为“英国式的”君主立陷国——虽说是“英国式的”，其实从天皇恢复为虚君而受到国民稳定的拥戴来看，又何尝不是回复了“传统”逻辑、走上从“封建”到君主立陷的道路呢？
总之，“封建”时代的“虚君”不是靠垄断权力来维持的，人们对之有不依赖于强权的“敬畏”乃至敬爱，在传统时代它的“改朝换代”就极为平和，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改朝换代”现象，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它走向和平立陷的道路也就比较容易。晚清使英的中国人甚至对英国人的“忠君”啧啧称奇。
洋务运动时期被称为“反洋务”的“极端保守”人物刘锡鸿，在使英期间曾对英国人的“忠君孝亲”大为感叹。他说：“英本民政之国”，国王并无赏忠罚逆之权，但“其国人奏乐诵经，众宴杂耍，皆先颂祝君主。画影之戏开，场心出君主像，结局必出世子像。烟火之戏，亦以君主像终之。又闻：前十馀年，世子疾病，举国祷天；及愈，举国酬天。”显然英人“愛戴君主，殊不为轻”。可见英王“虽无独断之善举,亦能不拂舆情,故（国民）咸以福德归之也。”
换言之，英王这样无“独断”之权的虚君却能得到国民的由衷爱戴，这就是忠啊。无独有偶，同一时期随使英国的翻译官张德彝也提到此事，除了与刘锡鸿类似的感慨外，他更认为正因为英王是虚君，“无独断自主之权，故民无不尊重之”，可见其民“非畏其威，乃怀其德而感其仁也”，这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忠君啊。
假如英王像秦始皇那样对你生杀予夺，你不顺从他就杀了你，你为他效劳就赏你高官厚禄，于是你就“忠于”他了，但这种“忠”靠得住吗？这样的“忠”是真心的吗？这与苦主遇到劫匪，“畏其威”而作顺从状何异？与假虎之威而仗势牟利之猾狐何别？无怪乎一旦君没了权力大家就变脸，墙倒众人推，谁把“虚君”还当回事？无怪乎中国搞不成君主立陷了。
而砖制帝制的逻辑就不同了。STL早年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就喜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并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以及人的恶习只有“1，软弱，2，懒惰，3，愚蠢。其他一切（上面提到的除外）无疑都是美德”的批语。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样的价值观在我国“秦制”的思想基础法家的论述中表达得尤为系统和典型。
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正是“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居重方能驭轻，神器不可假人”，“虚君”不是犯傻吗？传统时代“改朝换代”，群雄逐鹿杀得尸山血海，到了近代放弃皇权就那么容易？
有人甚至说儒家是主张“封建”的，而“封建”就包含有“陷正”，中国传统是遵奉儒家的，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陷正”。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注意：不是汉武帝以后之“法儒”）主张“封建”大致不错，其他几个环节都不靠谱。
即便在英国，“封建”本身也并不是陷正（包括安茹王朝时那个“大宪章”，现在被渲染得很神，其实它对王权的削弱确实是个影响后世的重要因素，但与近代陷正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否则都铎式王权、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
而“汉承秦制”后的中国实际搞的也不是古儒主张的那一套，不是“封建”，当然就更不是“陷正”。然而要说长期“封建”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陷正和平过渡，那倒是真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如果和平陷正的可能不大，革命的代价又很沉重而且前途坎坷，那么既不立陷也不革命，在维护帝制的情况下靠“传统”求复兴，或者充其量搞点“洋务”，船坚炮利加上忠君爱国行不行呢？如果不行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因素吗？
其实早在戊戌以后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不过近年来在“革命派”“立陷派”都被认为太“激进”、太“西化”的背景下，在“中国奇迹”鼓舞人们重兴“传统”，“在中国重新发现历史”的潮流中，这样的想法加上若干话语包装后实际上已经相当时髦。所以我们还要重新分析一下：在过去的很多成说已不成立的情况下历史能否完全颠倒过来？在和平陷正可能不大的情况下，人们又不能容忍走向帝制的回头路，我们的路该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