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战国这样一个军国主义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法家的强权登峰造极。然而秦的统一并不稳定，仅仅十几年以后，很快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秦便灭亡了。其实反秦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周秦之变中的一次震荡反复，一种对冲。反秦是以诸侯并起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反秦以后，似乎出现了一种回到周制去的趋势。项羽当然表现最明显，他主张重建诸侯、恢复封建制，在取代楚义帝熊心成为诸侯共主后也没有称帝。但是“霸王”这个称呼 明显有“霸道而王”的含义，也不是西周“王道”初衷，实际上只是回到战国。而战国时期兼并趋秦已是大势，项羽要重走一遍，也是改变不了这个趋势的。
项羽出身六国贵族，做事循规蹈矩，鸿门放走刘邦，鸿沟守约罢兵，战争中俘虏刘邦父亲妻儿几乎全家老小，却全部放回，连人质也不留一个。时人多称其有“妇人之仁”。甚至毛泽东也把项羽珍惜名誉作为他失败的首要教训（“不可沽名学霸王”）。作为周秦之变中“暴秦”的取代和继承者，他废弑义帝，诛杀子婴，多次屠城，新安杀降，包括并非史实却流言千古的“火烧阿房宫”之类事件，使他留下残暴之名。后人甚至以刘邦约法三章比项羽的残暴更得人心，作为汉胜楚败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解释。
但是考虑到这些都是胜方对失败对手的评价，后之中立者是不能全盘照搬的。综合来看，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传统中，项羽应该是失败者当中形象最好的一个了。而刘邦则相反，在胜利后己方书写的历史中，尤其在“本朝人写本朝史”对开国皇帝的记载中，他的形象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他不仅少年“亡赖”，德不高望不重，连父亲都看不起他，而且从政不讲信义，不择手段。战败时为了自己快逃，竟然把妻儿推下马车；父亲被项羽俘虏，他竟然说你把我爹煮熟吃了，分我一杯羹吧。胜利后以“欲加之罪”，几乎把功臣杀戮一空；初时重用流氓无赖而令斯文扫地，后来提拔的“汉家儒宗”却是个“所事且十主，皆面谀取亲贵”的佞臣，其得宠只是因为搞了一套恐吓之法令群臣“震恐”，而使刘某感到了做皇帝的快活！谁为官清廉，他就猜疑其收揽人心、别有图谋，以至萧何不得不“假装贪污”来固宠……
我们固然很佩服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前汉史官还保留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周史遗风，能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但也相信太史公并非蓄意谋逆，在已是专制政治的当时，他不会把刘邦写得比实际更坏，也不会把项羽写得比实际更好——大概率而言他还是要对本朝“掩恶扬善”的，只是真话比后世史臣说得稍多罢了。
显然，无赖刘邦战胜贵族项羽不能解释为道德或正义的胜利，刘邦战胜项羽，本质上是更倾向于秦制的一方战胜了更倾向于周制的一方。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意义上讲，秦制就是比周制要强。
刘邦获胜以后，历史的钟摆又经历了重建中央集权的一个过程，到吕后时代基本上扫除了异姓王，只留下势力最弱小的长沙王吴芮，另外留下三个少数民族地区的闽越王无诸、南越王赵佗、南海王织。汉景帝时代通过平定七国之乱，把同姓王尾大不掉的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虽然还保留有同姓王，但他们已是心有余力不足，没有实力造反了。最后到了汉武帝以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通过推恩令，诸侯王势力进一步被削弱。
随着中央集权一步一步深化，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仅汉承秦制，而且还有汉承秦法。现在我们对秦法的很多理解，都是从汉法中倒推出来的。比如我前面提到秦汉实行反宗法的法律，就是所谓的世家大族不许族居，人为强制打断血缘、拆散世家大族，这个法本来是汉代的法，但是我们推想秦大概已开始实行。因为大家知道，秦也是以反宗法来作为建立中央集权的一个条件。
但是在意识形态的表象符号体系上，汉代一直没有恢复《商君书》和《韩非子》所倡导的法家崇高地位。周的温情与商、韩赤裸裸的凶残反差太大，表里如一会大大增加统治风险。汉代人始终是法家那一套为里，作为实际的权力运行规则，但是他们讲的语言开始与行为剥离。一开始他们主要讲所谓的黄老之道，标榜无为，后来无为逐渐被有为取代。一般的说法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无为阶段便结束了。
因此，武帝时代对于汉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用司马迁的话讲，汉武帝以前中央政府是比较无为的，对国家的管理比较粗疏，汉初七十年间“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在经济上很宽松。但是我这里插一句，所谓在经济上很宽松，并不能理解为我们今天讲的使老百姓有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其实所谓“宽松”，是指中央政府对地方诸侯而言，在对诸侯的控制上采取“无为化”，是站在诸侯角度所讲的消除紧张的“松弛感”，而不是站在百姓立场所讲的经济竞争的“自由度”。讲得简单一点，当时中央政府甚至连货币都不管，各地诸侯可以自己铸钱，在汉武帝以前，大量的货币都是那些境内有铜矿的诸侯铸出来的，包括半两，包括五铢。这当然就使得一些诸侯，比如吴楚七国之乱时候的吴楚两个诸侯，变得异常富有。为什么吴楚比较强？很重要的一点，它们能够铸钱，有盐铁之利。
以往有一种说法：法家主张国家管制，而儒家主张官不与民争利，持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的确也是这样，在早期儒家思想中，比较强调小共同体本位，并不强调大一统，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秦制大一统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尽管人们可以把儒家解释成反对秦制大一统，但是在西汉初年中央集权相对而言并不强的时候，所谓“无为”之际，时兴的并不是儒家学说，而是黄老学说。
到了汉武帝以后，中央集权逐渐强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在政治方面，通过推恩令把同姓王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武帝时代在经济上的集权和国家垄断，更是前所未有，与秦不分伯仲。汉武帝搞了盐铁官营，把当时天下最有利可图的两大行业给垄断起来了，一个是盐，一个是铁。大家知道即使是在自然经济时代，理论上讲民间可以男耕女织，很多东西可以自己生产。但是有两样东西，无论如何自然经济是不能自给自足的，那就是盐和铁。这两样东西是人们维持最低生活所离不开的。人们可以不穿绫罗绸缎，但是不能不吃盐。只要从事农业，就不能没有铁器。但不是人人家里都可以打出盐井，也不是每个人家里能够开铁矿炼铁。因此盐、铁这两项是必需的生活生产用品，再怎么自给自足也要去购买。
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把盐铁给控制起来。还搞了上林三官五铢，把全国的货币给统一起来，规定诸侯不能铸钱，由中央统一在上林苑设立铸币厂，大量铸五铢钱。
上林三官五铢就是汉武帝之后铸造的五铢，以前的五铢不是中央政府铸造的，而是诸侯铸造的，叫郡国五铢。那种五铢特征鲜明，玩古钱的人一眼就能识别，与中央政府的铸币规格和质量不同。
后来到了王莽时代，铸币的工艺水平可以说是越来越高，然而铸出的币也越来越荒唐，简直是乱来，而且王莽后来垮台与此有一定关系。王莽时代的货币称得上空前绝后，其成色、工艺乃至钱文书法都是第一流的。比如金错刀，此币是铜币，但是上面的字，即“一刀平五千”中的“一刀”两个字，是用黄金锉上去的，所以叫“金错刀”。这个工艺后来失传了，历代伪币制造者都想仿造，却很难仿造出来，因为它的工艺的确很复杂。现在潘家园古货市场上动辄就能拿出来几十枚伪造的金错刀，只能算是形似，工艺差远了。
到了汉以后，货币的铸造量与流通量一下子就跌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一个不怎么用货币的时期，直到唐朝才开始大规模铸开元通宝。中国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使用汉五铢，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也铸新钱，但是钱币质量很不怎么样，也流传不久。所以说汉以前的自由和现在的自由不同。现在哪怕经济再自由，货币还是要统一的。如果货币谁想印就印，自由交易怎么进行呢？诸侯国不用干别的，光铸钱就可以了。其实也用不着国家禁，自己印的货币本来就没有信用，只有国家主权才能建立信用。
汉武帝时期还推行了很多举措，比如“均输平准”。所谓“平准”，就是国家调节物价：国家建立一个储备库，什么东西贵了就抛出来，什么东西便宜了就收进去，用这样的办法稳定市场，控制物价。所谓“均输”，就是国家对各地方上交的特产进行统一安排，规定某个地方特产桑麻，比如这个地方可以养蚕，就征收布帛；由国家统一征收、统一分配，类似后世的“统购统销”，建立一套国营的流通体制。
“算缗告缗”更是对民间经济的一种管制、控制乃至抑制。什么叫“算缗”？实际上就是对老百姓征收财产税。穷人不会有太多财产，所谓对老百姓征收财产税，主要是针对民间富人，即针对“个体户”“民营企业家”等等的“薅羊毛”行为。有权有势的、皇亲国戚“官二代”以及狗腿子有各种优免，是不会征的。汉武帝时代在原来“訾算”（财产税）的基础上扩大了征税范围（有“算商车”“算缗钱”“算马牛羊”等），用民间富裕阶层补财政窟窿。
当时肯定有很多人不交，谁会主动让国家“放血”呢？怎么办？汉武帝就采纳了杨可的建议：发动大家检举。一旦经过检举，国家发现某人尤其是没有官宦背景的平民富人有那么多财产，而不交财产税，就可以强行没收财产，而且拿出其中一部分奖赏给检举的人以兹鼓励。秦就有这种规定，并且夫妻之间互相检举都有奖励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秦代的奖励检举是不是涉及财产税。但现在根据新出土文献岳麓秦简，可以证明秦代就有财产税即“訾税”，而且征收力度不小。
到了汉武帝，这种秦税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即所谓“杨可告缗”。《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大家互相告密，搞得凡是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家都破产了，可见这股告密风刮的有多邪火，波及面有多大。
这个趋势到了汉武帝后期虽有所放缓，但还是波浪式地在不断强化。到了王莽时代发展到极端，开始搞“五均六筦，王田私属”。所谓“五均六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对全国工商业进行国家垄断，在五个大城市设立国家统购统销的部门，然后进行六种管制（盐、铁、酒、采矿铸钱、山林特产和借贷业，全部由朝廷垄断，比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还极端）。“王田私属”则是宣布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不准买卖；奴婢不叫奴婢，叫私属，但这个私属也是由国家管制的。某种程度上就是发动一场运动，让奴隶国有化、土地国有化、商业国有化齐头并进。
要说搞国有化，认真点搞也罢了，偏偏王莽的特点是一拍脑袋就热，想起一出是一出，治国如同儿戏，折腾老百姓当耍猴。国有化了以后尽瞎胡闹，尤其是他的货币政策真把当时的人民给坑苦了。王莽执政期间搞了四次比较大规模的货币改革，不断地花样翻新，先是改铸大钱，后又改铸小钱，再后来实行品差不等的“宝货”，金、银、铜、龟、贝都作为货币材料，最后又罢大小钱，更行货布，把货币系统搞得异常复杂。他对周制很迷信，搞了一个“周官”，又要恢复秦统一以前各种各样的货币，什么布币、刀币之类的东西，但前提都是中央政府发行，用于敲诈地方、搜刮老百姓，也就是实际上的秦制极端化。
这种表面上“尊周”而实际上厉行秦制的“周表秦里”把汉武帝时期的“儒表法里”给大大地升级了。“周表秦里”其实就是捆住老百姓的手脚。皇上新瓶装旧酒，还喜不自胜、自认为高明，结果搞得货币市场极其混乱，以至后来造成一场人为的通货膨胀。当然，如果现在谁在货币收藏界有这些玩意儿，倒是奇货可居了。
市场、货币政策之外，在土地问题上王莽的“周表秦里”尤其突出。王莽推崇传说中的西周井田制，并把当时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井田制破坏以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新莽建国伊始，王莽下诏他的治国纲领曰：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王莽说：当年西周实行井田制，土地国有，国泰民安。到秦就败坏了，不仅横征暴敛，而且废除了井田，土地私有可以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富人田连阡陌，穷人无地立锥。而且私人买卖奴隶，非常不人道！到了汉代，说是减轻田税，但人头税不减，只便宜了富人，他们出租土地，国家只收三十分之一的土地税，他们的地租却拿走收成的一半，简直是强盗！怪不得农民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富人的犬马都比农民吃得好，这怎么得了？所以我要恢复井田制，把天下土地和奴隶都收归国有，不准私人买卖。富人多余的土地必须分给穷人，无地农民由国家分配土地。有谁敢攻击土地国有制，严惩不贷！
这不简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吗？乍看起来，如此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简直进步得不得了！过去我们都说历代农民起义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而“封建王朝”则维护地主镇压农民。可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连同小说里的“农民起义”如水浒好汉们，哪个提出过如此鲜明的“革命纲领”？我们过去认为的“农民领袖”们，除了针对朝廷（而非地主）的“不纳粮”“无向辽东浪死”和泛泛的“均贫富”、谋“太平”，以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外，哪一个像王莽那样明确地谴责私人地主，控诉土地兼并和地租收取？哪一个提出过如此接近于“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不要说分田地，所有这些“农民领袖”们连减租减息都没有提出过呀！
然而正是这个王莽，这样的主张一出台，便天下大乱。从绿林、赤眉那样的贫苦农民，到刘秀那样的豪强地主，纷纷揭竿而起。结果是地主和农民这对“阶级敌人”联手推翻了新莽政权，王莽惨死于一个长安商人之手，而被王莽“代表农民”如此血泪控诉的刘家，似乎反而变成民心所向，刘玄、刘盆子和刘秀接连被拥戴为帝。
这是怎么回事？历来的论新莽者，无论是斥责其“篡逆”的正统史家，抨击其“复辟倒退”的郭沫若学派，还是首开称赞王莽、“替他说公平话”先河的胡适 ，都不能解释这么大的反差。
其实在我看来，这没什么难理解的。王莽改制根本不是什么复辟周制，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甚至不是对他所抨击的西汉弊政的任何改变或缓解。他只是变本加厉，把汉武帝以来的秦制强化趋势进一步推向极端，从“儒表法里”发展到“周表秦里”，结果就像秦末一样惹出大祸，如此而已。
王莽除了一大堆名词（以及货币的外形）外，对周制有一丝一毫的模仿吗？当然没有。他没有实行层层分封，而是进一步中央集权。没有实行货币与市场的分散，而是“五均六筦”控制得更紧。就在他上述最出名的“王田私属”诏中，也不是以恢复周制，而是以强化秦制为宣言。
王莽讲的“井田”不是周制，而是极端的秦制。我们前文已经论述，所谓周代的井田制，其实是既非国有，也非私有，而是小共同体的田制。秦制才是真正的国家土地垄断和管制的极端化，同时利用“鸟笼中的‘私有’”来瓦解小共同体。而王莽的“王田”名义上是恢复井田，实际上更加强化了秦“田律”式的土地管制，甚至连秦时为瓦解小共同体而有所利用的、国家严控下的民间交易都禁止，民更加无所措手足了。这其实并不奇怪，先以国家暴力强推“小私有”来消灭“族庙公产”，然后顺势取消“小私有”而归于“一大二公”，这种事我们难道没见过吗？至于“田连阡陌”的大地产，古今中外都是凭政治抢夺圈占，而非“民间自由买卖”形成，王莽进一步强化秦制，不是更加恶化了这一灾难吗？
秦汉私有奴婢的买卖，确实是周制小共同体瓦解后才流行起来的弊病。但是秦制最可怕的还是“国有奴隶”的泛滥成灾。秦时广泛使用刑徒、罪隶、“收孥”、“居赀”为苦役，造成多少惨剧，至今仍有骊山等地大片的刑徒墓地和流传千古的孟姜女传说为证，也是直接造成秦末民变的原因。其实笔者曾指出，私有奴隶受虐待的程度受到奴价影响，奴价昂贵时奴隶主是不会随意挥霍自己的“财产”的。但是“产权不明晰”的国有奴隶（尤其是连做奴隶资格都没有的国有俘虏，如殷、秦乃至印加帝国人殉的那些牺牲品）没有这个限制，国有奴隶监工（有时本身就是奴隶）不像私人奴隶主那样爱惜自己的“财产”，古今中外都是大概率现象。古希腊最悲惨的不是私人奴隶，而是斯巴达城邦的黑劳士和雅典“国营”劳里昂银矿里的奴隶，而近世的古拉格更是例证，那里的苦难岂是美国内战前南方种植园可比的？而王莽并不解放奴隶，只是把私人奴隶没收为国家奴隶，这不是加剧了奴隶制、也加剧了秦制的危害吗？把“大观园”变成“古拉格”，结果激变天下，有何难以理解？
总而言之，西汉在汉武帝以前管理比较粗放，到了汉武帝以后就越管越严密，无穷尽地变着法儿出台新政策，越来越变成一种极端化的国家统制经济，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一直发展到王莽时代的五均六筦、王田私属，把汉承秦制发展到了极端。但搞笑的是，这一切却是在“尊儒”“从周”的名义下干的！
从汉武帝到王莽，看起来可以说越来越尊儒，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王莽时代，不仅尊儒而且尊周，什么东西都要遵循周的说法，所有的官名都改成周的名称，很多制度名目都恢复周制的称呼，也就是说把儒家这套“推崇”到了极端。王莽时代，不仅嘴里讲的是儒家，而且声称要讲“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讲到孔孟还不够，还要讲到西周，当时经常讲周公。所以，汉代经学中就有了一个争论：儒家究竟是孔子的儒家还是周公的儒家？原来人们都说，孔子是儒家的教主；到了王莽时代，一批古文经学家却开始说，不对，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传教士而已，真正的教主是周公。于是，儒教到底是孔子最伟大还是周公最伟大，便成了一个今古文之争很重要的话题。
古文经学“尊周不尊孔，传经不传道”，我曾指出它的实质是“尊官不尊士，从君不从道”。孔子“从周”，是想恢复周制；而王莽、刘歆“从周”，却是要推行“周官”。阎步克先生曾把从周制到秦制的变化称为“从爵本位到官本位” ，而《周官》恰如其名，完全没有周制爵本位特征，而是典型的秦制“官本位”之书。
《周官》一书传说得自壁间，藏入内府，此前没人见过。刘歆突然抛出来，说是治国纲领（致太平之书），改称《周礼》，列入官学，要求天下传习之。《周礼》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伪书”姑置不论，但它描绘的不是周制而是一种超级“秦制”却无可怀疑。连认可“周礼”非伪的朱熹也感叹，该书把专制“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并不无嘲讽地说：“禁治虾蟆，已专设一官，岂不酷耶！” 我们且看这个“周官”的法网“缜密”到何等地步。
所谓“周礼六官”是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其中天官冢宰即后之吏部，有属官六十三；地官司徒即后之户部，有属官七十八；春官宗伯即后之礼部，有属官七十；夏官司马即后之兵部，有属官六十九；秋官司寇即后之刑部，有属官六十六；冬官司空即后之工部，“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三十，不及以上五官各自之半，一般认为是内容残缺。
且不论冬官的残缺，统共此中央六部有记录者，旧时常约言共有官三百六十，实数为三百七十六，每一官署皆有不少属员，实际上是376个“司局级单位”。其中有些“大衙门”编制惊人，例如天官冢宰下辖的“渔人”衙门编制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共计342人；“酒人”衙门有“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共计340人。地官司徒下辖“牛人”，编制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共计232人。……余如秋官司寇下辖“司隶”，编制有249人。春官宗伯下辖的“墓大夫”编制236人。而同为春官所属的“大师”，更是个编制650人之多的大衙门：“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朦，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视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还有夏官司马中的“大司马”，编制为“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也是437人的大衙门。
这些已经够惊人的了，而更有些“司局级单位”还面向全国各地撒网，编制了无数的“基层干部”。如地官司徒下辖的“乡老”，掌管农村，“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上士一人。闾胥，每闾中士一人。比长，五家下士一人”。好家伙，五家就设一干部，简直比改革前的人民公社还多！
城里则有“遂大夫”，掌管“每遂中大夫一人。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鄙师，每鄙上士一人。酂长，每酂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邻长，五家则一人”，这也比如今的居委会还多了。
还有管理市场的“胥师”，“二十肆则一人，皆二史。贾师，二十肆则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则一人。司稽，五肆则一人。胥，二肆则一人。肆长，每肆则一人”。市场管制如此严格，让人叹为观止！其实这不就是王莽当时搞的“五均六筦”吗？
更惊人的是，连“山林川泽”也遍设官吏：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泽虞：每大泽大薮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泽中薮如中川之衡。小泽小薮如小川之衡。
以上这四个衙门尤其可以凸显《周官》的秦制性质。秦制不仅有严格的《田律》，而且有“山林川泽之禁”，这是史有明载的。司马迁说：“汉兴，……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即汉初一度松弛了秦制对山川的管制。叔孙通以“儒宗”“皆袭秦故”，也暂未恢复。到了言必称周公、行必超秦皇的王莽，才变本加厉，“五均六筦”管到了山岭沟谷、江河湖海、一草一木、鸟兽虫鱼，无所不包。什么叫“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什么叫“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看看《周官》便可领教。
前人说《周礼》设计的中央六部，官员“合计数万人”，看来只少不多。“封建”而非帝制的西周，能有如此规模的官僚机器吗？“不籍千亩”“民不可料”的周制需要如此庞大的中央机关吗？当然不可能。不要说在“八百诸侯”层层分封的“天下”不可能有，就是在周天子直辖领地的“太原”和“王畿千亩”，西周时也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官本位”体制。
其实宋儒早就质疑，像《周礼》如此“官多田少”，社会怎么负担得起？后来有人说，诸如族师、闾胥、比长这类基层干部，是自耕自养的，国家不负担。这是越说越像人民公社时代的大小队干部了。其实从宋朝起，秦制的基层管制就日益实现从“乡官（乡吏）”到“职役”的转变，小民不但要为朝廷出粮出力，还要为朝廷无偿当差办事。“职役”的沉重负担，有时甚至不亚于钱粮和力役。皇权不仅下了县、下了乡、下及编户丁口，而且延伸到“任是深山更深处”，皇责却小到不仅百姓饥荒不救济，却反问“何不食肉糜”， 甚至连自己的爪牙都可以不给报酬而抓人当差！但这还都是秦制在后世变本加厉的事，需要一些相关的制度支持。不但西周不可能这样，秦汉时代似乎也还是以乡吏为主的。王莽如果当时就要推行职役，激起民变就更加理所当然，一点也不奇怪了。
总而言之，西汉后期国家垄断、中央集权对社会的强控制越走越极端，文化领域的“复周”以及制度层面的秦制强化互相拉扯，终于到王莽时代重复了秦末的那样一场大乱。其实二千多年来这种周而复始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所不同的是外包装的语言不停变换。
如果说中国在秦以后有一个儒表法里的状态，由汉武帝到王莽，我们可以说是很典型的周表秦里的过程。表面上说的是周礼，实际上搞的是秦制，而且两者都越来越极端。一方面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为强化秦制来造舆论，用的符号却是儒家的；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实行强控制。
因此，如果仅就西汉一朝的历史看，从字面上看，似乎儒家倒是代表着统制经济的。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像表象的“儒法换位”，因为以往传统经济思想史学者都认为，法家是主张经济管制的，儒家是主张宽松的。一直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学者在讲所谓经济上的儒法斗争。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曾写过两本书，一本叫作《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一本叫《先秦法家统制经济思想》。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好在搞批儒弘法运动，大捧秦始皇，大贬孔夫子。同时统制经济也越管越紧，好像统制经济就是法家搞的。可是从西汉这一朝的历史看，好像恰恰相反，为什么会与人们的感觉拧巴着来呢？恰恰在于“儒表法里”的缘故，因为这个“儒”已经不是原来的儒了，也就是索绪尔说的，符号没有变，而“能指”所表达的“所指”已经不是原来的了。
经过叔孙通以“儒宗制礼”而“大抵皆袭秦故”，经过汉景帝处理“辕黄之争”而禁言“受命放杀”，经过董仲舒放弃革命、接受三纲，经过刘向、刘歆用《周官》来改造“周礼”，经过这一切慢慢地偷天换日，后来的儒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汉武帝以后，中央集权“独尊”是真的，但是“儒术”和孔孟时代有了很大区别。而且落脚点在“独尊”上。其实任何话语没有了“百家争鸣”，只剩下“独尊”就已经变味了。所以，独尊是里，儒术是表，文化上的“罢黜百家”和经济上的“利出一孔” 成为互相协调的东西。文化上的“罢黜百家”是经济上“利出一孔”的最好注脚。事实上，文化专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符号，不管“独尊”的是儒术还是别的什么术，只要“独尊”，从根本上说就是与经济自由不相容的。焚书坑儒的秦朝和独尊儒术的西汉（尤其是独尊“周礼”的新莽）虽然口头上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但做法和目的却殊途同归。
新莽的灭亡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东汉及其以后的史家通常讲王莽是一个“篡汉夺权”的野心家，违背了刘氏的正统，天下老百姓只知道刘氏应该当皇帝，他篡夺了刘氏的皇位，因此大家都骂他。从刘氏宗室一直到像绿林、赤眉那样的老百姓都群起造反，把他推翻了。可是天下人果然认定了只有姓刘的人才能当皇帝吗？如果真是这样，汉朝为什么不一直延续到现在呢？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不知倒过多少遍手了。赵家、朱家谁不说自己的“家天下”有血统合法性加持，不也照样灰飞烟灭了吗？
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王莽和其他人不一样，王莽虽然是篡汉夺权（用旧史学观点来看是这样的），但是王莽和历史上无数乱臣贼子相比，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王莽曾经德高望重，非常得人心，即使到了后来身败名裂，仍有很多文献记载了他先前的“感人事迹”。据说王莽一直律己甚严，生活很俭朴，而且礼贤下士，尊师重道，对儒生不错。尤其是执政公平，几个儿子犯了罪，他也不徇私枉法，而是一律严惩。更有名的是王莽针对当时西汉的社会积弊，批评的方向似乎与董仲舒等所谓大儒一致，但看起来更尖锐、更深刻也更严厉。即便后来身败名裂，这些话却被详加记载，作为“政治正确”言论流传至今，并且被频繁引用。
总之，王莽夺权时应该是深得民心的。其“合法性资源”至少不亚于后来的魏代汉禅、晋代魏禅，乃至同为外戚的隋代周禅，以及禅代后延续最久、最成功的赵宋代周。因此后人白居易写了一首诗《放言》，其中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说这个王莽当年是很有号召力、很得人心的，曾被寄予厚望，后来才发现他原来是篡汉夺权的野心家。但曹丕、司马昭、杨坚、赵匡胤同样篡权上位，他们原来的“贤名”还远不如王莽，为什么却成功了呢？
所以，所谓谦恭的虚伪，所谓臣民正统观念不接受篡位，都不能解释王莽的失败。实际上如前所述，后来起兵反王莽的所谓刘氏宗室，都不是西汉时真正有地位的刘姓贵族。刘盆子、刘秀，乃至刘秀的哥哥，以及更始帝虽然都姓刘，其实“盆子贫贱光武富，终究布衣素封徒”，不过是财产多少不等的平民而已。社会对他们这些没有贵族身份的“刘十代”“刘八代”原本能有多少尊重？东西汉和东西晋等等不一样。东西晋、南北宋都可以说是前一个王朝偏安的结果，晋元帝、宋高宗就是前一个皇帝的儿子，包括南明和北元也一样。但东汉和西汉基本上是两个王朝，前朝声望对刘秀能够拱倒王莽，其实没什么太大作用。
还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王莽是书生治国的失败之例。说他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一切根据儒家教条行事，不切实际，所以失败。其实，“王莽谦恭未篡时”就说明他老奸巨猾，如果真是书呆子，他怎可能在“元、成、哀、平”时期黑暗的宫廷政治中一路崛起，积累如此声望？当然，成为“至尊”后就进入“信息茧房”，容易做出不切实际的蠢事，这也只能说与专制有关，与是否“书生”无关。正如说出“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没人说他是书生治国一样。
至于说到王莽尊奉“原教旨”，其实王莽看重的古文经学“尊周不尊孔，传经不传道”，对其他儒家经典并不特别提倡。王莽真正推崇的不就是《周官》吗？这本来历不明的书就算文句不尽作伪，本来也几无影响，并没有经典地位。正是在王莽得势时，刘歆等人希意承旨拿出定本，改“官”为“礼”，奉为圣典，尊入学宫，天下传习。所以与其说是“原教旨”造就了王莽政治，不如说王莽造就了“原教旨”（虽然未必伪造全文）。《周官》本来就是王莽为强化秦制而推出的，说他为其“教条”所误，乃倒果为因，不足为训。
其实，王莽后来闹到众叛亲离，原因没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他执政以后采取的众多倒行逆施的政策造成的。王莽推行的那些政策，老实说和秦统一以后做的事情很类似，都是一通极端法家化的操作。他自恃甚高，不听劝也无人敢劝，最后自己走火入魔到“上了房顶下不来”的地步，把社会上各阶层都折腾得受不了。当然，王莽时代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历代大乱中经常有的——气候异常，出现大灾荒。这也是激起民变的一个原因。但是不能说“王莽谦恭未篡时”。大家都觉得他很伟大，但就是不允许他篡，一旦他篡上台，大家就觉得他血统不正，群起造反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由于王莽那套极端的法家化的管制政策，导致新莽成为和暴秦一样很短暂的统一时代。
新莽虽然短暂，但遗留下来的很多东西对东汉还是有很多影响的，就像秦很短暂却对西汉影响很大一样。中国历史上几个比较短暂的王朝：秦、新莽、隋、元，虽然很短暂，但在历史上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谈到“汉魏之变”时还会提到这一点。
总之，西汉前期，经过秦末焚书以后长达近一百年的思想变化，尤其是儒、法、道三家关系比较复杂的演进，到了汉武帝时代基本上实现了所谓的“儒表法里”，或者说以法家思想改造后的儒家作为这个王朝的一种意识形态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在儒家框架下法家的专制主义和道家的犬儒主义的一种结合，即在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法和道于是成为以后中国人谈论问题时的两种角度。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有为”之儒变成“法儒”，而“无为”之儒变成“道儒”。以后很多争论都可以纳入“法儒”和“道儒”争论的轨道里。虽然援引早期儒家道统的成分并不是没有，但已经被淹没在这种二元张力的结构之下。
本文节选自《秦汉史讲义》一书第三章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