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拉美之行

大约2008年前，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改革进入深水区”，防止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之类话题很热。

那时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为热点的“全球化危机”还未凸显，美国似乎是“互联网产业革命”的当然引领者，而欧盟也不断吸纳新成员，对未来的乐观情绪达到最高点。因此那个时候人们心目中的主要的“反面教材”是拉美。“拉美化”、“拉美病”、“拉美陷阱”等词出现频率很高。

一提到拉美，人们想到的就是贫民窟、军人独裁、一会儿民粹主义，一会儿寡头主义……而那时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一些专家则撰文，否认“拉美病”之类的说法。

指出拉美国家不能笼而统之一概而论。这个大陆的不少国家、不少方面仍然是领先于我们的。整体而言，拉美大陆的发达水平也仍然高于我国。对不少拉美国家如今的困境和弊病也应该具体分析。

那个时期拉美总的来说政治钟摆是向“左”的。而近年来拉美政治又发生较大变化。巴西政坛左右轮替。委内瑞拉政局恶化，拉美几个仍在台上的左派政府也纷纷与其划清界限。古巴进入“后卡斯特罗时代”，实行领导人任期制并承认私有财产合法。

这一切使人不能不结合全球性问题，对拉美进行新的反思。

回忆起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拉美，那是2005年6月参加拉美与欧洲几个非营利组织举办的“乡村发展与社区骨干培训问题”国际交流活动。中国有我和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民》杂志的几位同仁参加了这次为期10多天的厄瓜多尔安第斯地区的考察，同时往返分别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转机，也走马观花了一下。

六年之后，2011年8月，属于阿雷格里港世界社会论坛的一批拉美与欧洲左派非营利组织在巴西的罗塞夫左派政府支持下，由著名拉美左派智库巴西社会经济分析研究所作东道主，结合该智库30周年纪念活动，在里约热内卢举办了“新世界治理论坛”。它被宣传为定于次年同样在里约主办的20国集团官方峰会之前先举行的一次“民间预备会”或曰“人民峰会”，准备就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交换意见，以期在峰会上向各国领袖提出“民间”的诉求。

为此，我们几位又一次到拉美，途经圣保罗在里约热内卢参会一周，会议结束后我还一个人留下，在里约进行了几天的贫民窟考察。

这两次拉美之行，正值这个大陆的一次重要政治周期：后冷战时代拉美与欧洲一样出现过一波“民主化-市场化”浪潮，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右翼军人威权统治在民主化中倒台，而此前许多国家靠政府干预搞“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在一度取得进展之后却陷入了所谓的“拉美病”，恰逢后冷战时代对强国家的怀疑，便出现了一波回归市场经济之潮——国际左派谓之“新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向左（针对右翼威权而言），经济向右（针对国家干预而言）”的潮流，似乎并没有解决拉美的诸多问题。

到了2005年初，委内瑞拉前已执政的查韦斯，在粉碎了一次险些推翻他的军人政变、又击败了一次要求罢免他的全民公投之后，志得意满便进行了大清洗，政治经济都急剧“极左化”，由“左派民主”变成了“左派威权”。而巴西等国也出现了针对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向左反弹和左派政治的上升。拉美开始出现“政治、经济都向左”的局面。2008-2010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这种“双向左”达到了高峰。直到最近，拉美似乎又开始了另一个方向的反弹。

这时回看我前两次的拉美之行，不禁非常感慨。我在“政治向左、经济向右”变成“双向左”的2005年第一次去拉美，2011年“双向左”最高峰时又一次去，今天看来都值得总结一番。我在当时都写了不少旅行观察纪事，少数曾经发表，多数一直沉淀在电脑里，现在把它们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本着尊重自己的心路之原则，文字都不作改动。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天有了变化，我会再加以说明。这里要说的是：我历来主张“共同底线”而反对以“左右”划线，更何况拉美的“左右”与我们语境中的“左右”并不是一回事，有时甚至全然相反，所以读者也不要有太多的先入为主之见。

近期我可能还会有一次拉美之行，那时在向大家报告见闻与观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