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outlook上发出“讲几句话”时，也接收到了旷新年先生传来的他要求《思想的境界》撤版并向朱建国先生道歉的信。知错就改，令人赞赏。然而就在这封信中，他不仅没有撤回对我的谩骂，不检讨自己“恶意利用”私邮构陷人罪的行为，反而无中生有地捏造什么我“在文中咬住汪晖是官方安插到《读书》的”。请问旷先生：我“在文中”何处写过这样的话？我指出汪晖对我的声援，是表明我对他人品的了解。因此我才“在文中”明确说：我相信汪晖的解释，即他对《读书》奖的违规失误没有责任，并反对“把这件事说成是‘学术腐败’或‘丑闻’，尤其是不赞成在第一轮批评中、也就是在《读书》与汪晖本人尚未做出解释之前就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不明白为什么旷先生可以向提出“学术腐败”说的朱先生道歉，却仍要无中生有地向我栽赃。当然，感谢汪晖的声援是一回事，在许多问题包括《读书》奖问题上我与汪晖有分歧是另一回事，朋友归朋友，争论归争论，我相信汪晖不会像旷先生那样庸俗，以为他声援过我我就应该在任何问题上与他保持一致。

在被他断章取义的那段文字中，我指出戴晴那篇泛论国内文化生态的文章中以一般推论特殊，对《读书》与《南方周末》等媒体的人事变动作了主观判断，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并不就是对的。了解内情的人如甘阳当然可以“站出来澄清事实”，但犯不着破口大骂。同样情况下的《南方周末》不就很理智么？甘阳尤其不该把漫骂扩散到一切对《读书》有意见的人头上，向他们大泼“腌腌渣渣，见不得人”之类的污水。这种邪火严重毒化了讨论的气氛，是造成后来发生《读书》奖风波时对立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请问旷先生：这些话错在哪里？这里有一丝一毫“咬住汪晖是官方安插到《读书》的”影子吗？旷先生这样挑拨离间，他不仅应该向我、而且也应该向汪晖先生道歉。

旷文通篇东拉西扯，对于甘阳谩骂戴晴与一切《读书》质疑者的行为，旷文辩称甘阳是被冒称“亦远”的沈昌文气昏了头。这里先不说事到如今旷先生还“咬住”亦远就是沈昌文有多么荒诞，旷先生难道忘了：在甘阳发出“腌腌渣渣”等等一通大骂的时候，还根本没有发生《读书》奖风波，更没有什么亦远文章。 我认为国内的文化生态使公开批评有时对双方都会构成不公平的压力，旷新年先生因而骂道：“可见秦也知道有些事情是见不得人的”。这是什么逻辑？这岂不等于说一切受压制的人和事都“见不得人”，只有压制者反倒光明正大？我指出国内的语境使得《读书》对于公开批评它“左转”的声音难以回应，是为“不公平的尴尬”，因此戴晴文章如果发在内地，《读书》方面的愤怒可以理解。但戴文发在基本保有言论自由的香港，甘阳的正面反驳并不受妨碍，他的谩骂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旷先生扔掉我这后半段话，居然说我也承认甘阳的大怒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尴尬”。旷先生竟健忘到这种程度，不但闹不清“甘骂”与亦远文章的先后顺序，连甘阳在内地还是在香港也忘了么？

类似例子太多，我懒得说了。但关于我的几个事实不能不讲。旷先生宣称他把《风与旗》传给我看，我回复他说不争论，然而现在又在论《读书》奖之文中招惹了他，这似乎是看风使舵的行为。然而事实真相是：今春某日旷先生从别人那里听说我的事后到寒舍来表示同情，从我而谈到当时还是新闻的刘军宁等人事件，我说：知道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现在他们不能说话，你批他们有什么意思？以后对手可以答辩时再争论不好么？旷先生笑而不答。过后他给我传来《风与旗》，以示拒绝我的劝告。当然此文本身不仅没有批我，而且还引了我不少关于社会公正的论述去打“自由主义者”。（旷先生现在又健忘了，他如今在大作中骂我“为资本叫公平”！）我会对这样一篇“抬举”我的文章说什么争论不争论？何况朋友们都知道我因打字极慢，e-mail基本上只接收不答复，（有朋友曾怪我不礼貌，我只有抱歉）何来“答曰”？

显然，我说的不争论，是指在对手不能答辩时不要落井下石，这就是旷先生所说的看风使舵？而他在那样一种时刻说出如此豪语：“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人实质上是要实行野蛮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奴隶制，要实行法西斯主义”。对这样的“反法西斯英雄”，我能说什么呢？如今他还强辩说什么不是要“结束”自由主义，难道“法西斯主义”、“奴隶制”还不该“结束”么？

《风与旗》的“落井下石”并不是针对我的，相反，由于我抨击官僚资本、主张“公正至上”比像旷新年先生这样的所谓新左派早得多，他们乐于引我为同道，以证明“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公正”。如今我这么“不识抬举”，这就是旷先生所说的“有所期望，才有所愤怒”吧。难怪他在批评《读书》奖的众多人中挑出我来开骂呢！

而我从来认为，当代中国需要弘扬的是自由主义与现代左派（社会民主主义）所共同持守的那些底线要求和基本价值，而要否定的则是这两者都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自由主义赞成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或自由主义反对而社会民主主义赞成的那些东西，在当代中国尚未成为真问题。因此，我认为自己是个不反对社会民主（但坚决反对警察民粹派）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个不反对自由主义（但坚决反对寡头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自由主义成为时髦之际我并不想争当“自由主义者”，但在今春以来的气候下，我认为强调“自由优先于主义”有特殊的重要性，同时鄙薄那些落井下石（哪怕不是对我）的人。如果这辜负了旷先生的“期望”，只能说对不起了。

旷新年先生居然还在文中说我“到处宣传自己受到迫害”。作为同事，他明明知道有人在整我以“到处宣传”之罪，把并非因我的过错而形成的舆论包括若干不实传言归罪于我。对此我不想说什么，但请问“无心杀手”先生：你我过去就认识，如今同在清华园，是你听别人说我的事后到寒舍来表示同情，还是我去府上“宣传自己受迫害”？我感谢你的同情，但你如今的说法却使人心生疑窦：你是在“引蛇出洞”使“阳谋”吗？

如今旷先生宣称只向《八面来风》投了稿，而责怪李永刚先生转载。其实他应当知道如今网界有转载之习，既然自己投了稿，还说什么不愿被“恶意利用”？旷先生也并没有要求《八面来风》和李先生以外的其他转载者撤稿嘛。所以我认为仍有必要澄清事实。

又注：我的那份文稿于21日晚11时被一个化名叫“右翼”的在“世纪沙龙”上贴出，我未核对是否原样，也不知是否属于“恶意利用”。但贴出时间显然在旷新年文上网之后，所以我的“讲几句话”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