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政策与政治分野
委内瑞拉这一回合的政治变革热闹了十多天，如今应该很快见分晓了。当然只是一个回合，后面的路还很长。
从事件开始，我们这里持各种观点的人都高度关注，各种评论往往针锋相对。但在我看来，很多评论都属于隔山打牛。
我这个系列不愿这样想当然、空对空，所以首先从我曾亲历的机场开始“管窥”，然后扩大到一般到过那里的人都能感受的城市社会现象，目的就是要有一些实感。从“贫民窟”问题看委内瑞拉危机，我想这个视角应该有些独到之处。但有网友说我把委国的危机归咎于贫民的“迁徙自由”，这就不知道他怎么读的了。
坦率地讲，我为穷人，主要是“外来打工者”的迁徙自由和居住权、尤其是家庭居住权呼吁了20年，我谴责那种以“消除贫民窟”为借口驱逐穷人、逼迫他们家庭离散的虚伪而残忍的行为，为此曾受到某些方面的攻击，可能有些朋友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但是像查韦斯、马杜罗那样为获得贫民窟选票而鼓动贫民擅占民宅则是另一回事，这种擅占和以“消除贫民窟”为借口驱逐穷人这两个极端，都是我反对的。
我之所以从这个角度展开比较，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提到所谓“拉美病”时几乎都言必称拉美的贫民窟，而我刚好对几个拉美国家的这一现象有点了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贫富分化严重的拉美，从这个问题上最能直观地厘清政治光谱上的各个派系：
在选举政治中，面对穷人居住问题，主张以尊重产权为前提的迁徙自由，承认有契约依据的贫民窟（廉租私屋），并默认贫民占居“空地”的既成事实，这就是所谓的右派或“经济自由主义”者。
而左派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支持贫民的迁徙自由更积极，还要求国家通过再分配政策为他们提供住房福利——当然，这里指的是在承认他们有权在城里安家的情况下提供的福利帮助，而不是像过去的南非白人政权那样，在城里给他们盖单身集体宿舍，而在“黑人家园”盖家庭房安置留守人口。
这左右两者的共同底线，就是他们都既反对强制驱逐贫民或把他们禁锢在农村，也反对以迁徙自由的名义随意侵犯私产。前一个反对剔除了赤裸裸歧视贫民、主张驱逐与隔离贫民的极右派，后一个反对则区别了不仅福利诉求更加高调、而且在迁徙自由名义下实际是在鼓动侵犯产权的极左派。
“极”与“非极”
但严格地讲，上述的“左右”之别要小于“‘极’与‘非极’”之别。
左与“极左”、右与“极右”其实已经不是程度有异、而是性质的不同。
在现代普选政治下，上述的“极左”是有存在空间的。但由于“多数票”不可能排斥贫民意志，上述的所谓极右通常很难得势。近来欧美所谓反移民的“极右势力”，反的已经是外国人或“非法移民”，在穷人握有选票的国家，排斥本国穷人而得势的，可以说闻所未闻。
而那种驱逐“滴端壬口”、“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的赤裸裸主张却往往也被称为“极左”。这常常把人搞糊涂。所以更恰当的办法是不用什么“极”与非“极”的表述，而是区分下列不同性质的“左”：
1，代议政治下，上述那种有底线的左派可以称为democracy左派。他们的观点可以商榷，他们主张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可能有积弊，但他们与democracy右派之间构成的正常张力是应有之义。用于批评他们的“福利病”与用于批评右派的“自由放任导致两极分化”一样可能都存在，但它们与今天委内瑞拉的灾难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2，同样在代议制下，为争得穷人的选票而不择手段，哗众取宠突破底线，那就是民粹左派。他们在“democracy”的旗号下无视产权、破坏法治，可能毁掉作为constitution基础的“群己权界”，这要比一般所谓的“福利病”严重得多。
3，如果他们真的毁掉了constitution，那就变成了totalitarian左派。这时反对派已不被允许存在，穷人的选票也不再有意义。到此他们就可能反过来走到另一个极端：从怂恿穷人“擅占”民宅变成完全剥夺穷人权利，为“伟大理想”而驱逐、隔离和禁锢穷人，从而做出在选举政治下“极右派”想干却很难干得成、想干却不敢干、甚至想干也说不出口的那些事——当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什么选举政治，人们也就不按选举政治的逻辑称其为极右，而可能称之为极左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拉美政治的一个常见现象，就是democracy左派容易变成民粹左派，而democracy右派也有可能变成寡头右派。但两者变成totalitarian的成功率却不高。
委内瑞拉就是一个典型：查韦斯在上台之初，应该有一定程度的democracy左派色彩。但后来他就越来越滑向民粹左派，到了马杜罗时代又企图向“totalitarian左派”演变。但直到翻车失败，这一演变尚未完成。
于是作为民粹左派特征的满城“擅占”的贫民窟，就成为查韦斯-马杜罗时代的的典型景观。
当然，这只是一个直观的标志，并不是说委内瑞拉的灾难就在于贫民窟太多，更不能把灾难归咎于贫民。从民粹左派向totalitarian左派的发展，才是委内瑞拉灾难之源。
“福利国家”之罪？
对此，如今我们的网上舆论有两种流行说法针锋相对：“右派”认为委内瑞拉的灾难原因是“高福利”和“专制集权”，而“左派”则认为原因在于西方或者说是美国把“高度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强加给了委内瑞拉，而油价一跌委内瑞拉就完了。他们还说查韦斯中了“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的圈套不能放手镇压反对派，看来没有“专政”和“暴力革命”不行。这两种说法，看似都有一些根据，但从根本上讲都是不可靠的。
说委内瑞拉经济是因“高福利”和“专制集权”而崩溃，首先就没法解释许多比查韦斯-马杜罗专制得多的国家何以就没有出现经济崩溃？查韦斯尤其是马杜罗确实是democracy的破坏者，但是论程度，他们既不如过去智利皮诺切特的右翼独裁，也不如古巴卡斯特罗的左翼独裁，为什么古巴与过去的智利都没有出现委内瑞拉式的崩溃（注意：这里讲的崩溃不仅指产值的滑坡，还有经济的混乱与失序。古巴在苏联解体失去外援那些年产值也滑坡得厉害，但并没有出现委内瑞拉这种“擅占”成风、贪污遍地、盗匪横行的乱局）？
更何况，从逻辑上讲，“高福利”和“专制集权”是矛盾的。我曾专门论证过：“福利国家”作为对初始分配不平等的一种矫正式再分配是democracy特有的。
尽管在这种制度下，民意并不是都会选择高福利——他们选择高自由低税收低福利是完全可能的，但只要是民意决定的福利，无论高低都必然趋向于减少不平等，使二次分配后的吉尼系数低于初始分配。区别只是高福利下这种降低作用显著，低福利下则降低不多而已。
但“皇恩国家”的再分配则相反，这种再分配天然具有身份等级性，浩荡皇恩总是先泽被亲随勋贵大小臣僚，其末梢若渗及百姓，草民必感恩戴德山呼万岁，若不渗及，草民饿死也不敢抱怨，更岂敢索要？
如此即便初始分配并不悬殊，但加上“福利”（各等级悬殊极大的所谓“待遇”）后不平等反而会增加。笔者曾称为“负福利”。显然，这种国家的分配弊病是不能用民主国家的“高福利”来解释的。
就委内瑞拉而言，查韦斯早期具有较多的democracy左派色彩，那时他确实搞了一段“高福利”。从统计上看，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上台前的1996年收入分配吉尼系数为0.488，属于严重不平等国家，但应该说在拉美并不算最严重。查韦斯执政之初和高油价时期，为赢得选票确实给了穷人不少福利，一度使2010年的吉尼系数下降到0.3898的历史低点。
但是，随着查韦斯-马杜罗从民粹左派向极权左派演变，讨好穷人的福利逐渐变成了集权制下赏赐忠臣的福利。统治者小圈子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百姓日益贫困，吉尼系数也重新上升，2011、2013、2015年连续上升为0.3902、0.448与0.469，2015年以后没了数字，估计已经回到甚至超过了查韦斯上台时的水平。马杜罗的委内瑞拉已经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而是两极分化、民怨沸腾的国家。
近五年来委国经济走向崩溃，供应极度短缺，进入了定量分配时代。这时马杜罗政府把持物资分配大权，实行重赏忠君亲贵、“不听话者不得食”的政策，甚至发展到对反对派集中的地区不仅断绝分配，而且进行封锁，禁止外部人道主义救援进入，企图饿死反对者。
这时马杜罗的国家分配已经丧失福利功能，几乎完全成为保皇手段了。相比之下，欧洲的瑞典被公认为高福利，但你听哪个瑞典人会对皇上感激涕零？希腊更被视为“福利病”的典型，你又听说过希腊的左派当选上台就想饿死右派选民这种事吗？
所以动态地看，查韦斯前期有democracy成分也有“高福利”色彩，而马杜罗时代autocracy的成分愈浓，却已经谈不上福利了。但在逻辑上，把“高福利”和“dictatorial centralization”同时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欧洲的“福利病”不是这样，委内瑞拉就更不是了。
“democracy乱局”、“媒体闹事”？
在另一个极端，最近网上有篇笔名“鹿野”的文章《委内瑞拉乱局，真的是因为“高福利”吗？》，堪称为查韦斯马杜罗辩护的典型之作。
平心而论，对其标题不把委内瑞拉灾难之因归之于“高福利”，笔者认为并不算错。查韦斯在高油价时期搞的“高福利”是否过分，是否造成了欧洲式的“福利病”当然可以讨论。但他在高油价下积累的财富远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全都用于“民生”，用于教育医疗这类“福利”了。
这个时期查韦斯雄心勃勃对外大撒币，为输出“玻利瓦尔革命”和“21世纪社会主义”向古巴、向哥伦比亚等国的“起义者”、向拉美其他执政或在野的“同志”花了大量的钱，在国内更通过大轰大嗡的“国有化”到处铺摊子，大跃进，盲目投资制造烂尾工程，造成的巨大浪费更是导致国库如洗、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
但鹿野先生回避这些，却把矛头首先指向“democracy乱局”、“媒体闹事”，还怪政府镇压不力，“不敢对肇事者采取强硬措施”。这样的说法首先就无视了20年前查韦斯自己就是作为反对派通过democracy机制下的政党轮替上台的。如果那时政府独裁有胆，能对查韦斯这个反对派肆无忌惮地“采取强硬措施”，还能够有查韦斯-马杜罗时代吗？
鹿野先生的言下之意似乎是：查韦斯自己靠democracy上台是好事，上了台就应该走回帝制。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两头假”了：先把democracy当成抹布，用过就扔，后用“理想”粉饰独裁，假仁假义。我倒是觉得查韦斯还不至如此，鹿野这不是给查韦斯栽赃吗？
当然，鹿野回避了这一点，却说查韦斯能上台是因为委内瑞拉原来就是个“穷国”，请看他的一段妙文：
很多人误认为，因为委内瑞拉有石油资源，所以在查韦斯上台以前一定是一个富国。其实恰恰相反，如果要是查韦斯上台以前的委内瑞拉真的是一个富国，那么查韦斯也不可能取得民众的支持上台了。委内瑞拉有石油不假，但是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卖石油赚钱很容易。……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品相很差，开采起来更加困难。因此技术、人员、设备等等通通都需要借钱从外国，主要是美国来引进，出口的石油很大一部分被用来填补这些费用，甚至在石油跌价的时候连回本都很困难。熟悉拉美经济史的人应该了解一个词就是“债务危机”。而在80年代债务危机最突出的国家就是委内瑞拉。
什么叫“石油品相很差，开采困难”？其实就是指委内瑞拉如今的石油储量绝大部分为开采成本很高的深部稠油。能注意这一点，看来鹿野先生还是读了些书的。但他因此楞说委内瑞拉从来没有成为“石油富国”，而是在西方欺负下只搞高成本采油的“单一经济”赔本赚吆喝。据说就这样搞到债台高筑，在查韦斯上台前就出现了债务危机，民穷财尽，导致“穷国”出了个查韦斯：“如果以前的委内瑞拉真的是一个富国，那么查韦斯也不可能上台了。”
这样的说法即便从左派角度看也够荒唐的。拉美各国多数贫富分化都比西欧北美日澳这些典型“西方国家”严重，同时也有democracy，因此不满的穷人用多数票选出左派政府或民粹政府，这在拉美政治中确实是一种高概率的现象。但是撇开贫富分化而断言卖石油亏本把整个国家弄穷了，因此导致查韦斯上台——即使拉美左派也没有如此解释的。
那么，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非石油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过去究竟如何？在查韦斯-马杜罗时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