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治国”把国家带进了轴心国
与安东尼斯库和霍尔蒂这两个赳赳武夫不同，剧变后在保加利亚引起争议的主要历史人物是一位“学术大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和拜占庭学专家博格丹·菲洛夫。他早年留学德国，在德国发表的古罗马史博士论文为他带来最初的学术声誉。
1906年回国后开创了保加利亚现代考古-历史研究工作，曾发掘、整理过保加利亚与东南欧地区的多个著名古城与遗址，如古马其顿的卡比勒城、古伊利里亚的特雷贝尼什塔王陵等。
他曾先后出任国家博物馆馆长、索菲亚大学校长和国家科学院院长等职，算是战前保加利亚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了。而且他研究的考古学等等都属于纯粹考据之学，与当时所谓的“优生学”、“日耳曼人的物理学”之类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学问”不同，今天也没有什么人指出什么大问题。假如他不从政，恐怕会一直以“学术大师”著名于世。
但如前所述，保加利亚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与德国、匈牙利等有类似的民族情绪，在1939-41年间的具体形势下，倒向德国也是大势所趋。或许也有留德经历的影响，菲洛夫1938年出任教育部长后就开始持亲德主张。
1940年2月他被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任命为总理，1943年8月鲍里斯三世死后，他成为小沙皇西缅二世的摄政者，直到战争末期的1944年9月7日被政变推翻。在他执政期间，保加利亚王国于1941年3月1日加入轴心国同盟，在8个正式入盟国（含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两个德意支持下新“独立”的仆从）中是倒数第二个入盟者，而在6个战前已有的国家中则是最后一个入盟的。
与霍尔蒂的匈牙利和安东尼斯库的罗马尼亚这两个狂热的“仆从”都曾出兵随德军打到斯大林格勒城下不同，菲洛夫与鲍里斯三世只想通过投靠德国使保加利亚自保，乃至让本国狐假虎威“不劳而获”，因而尽可能避战。
保军实际上并未投入苏联战场——有史家认为保加利亚形式上也并未对苏联宣战，甚至到1944年还保留有苏联领事馆；而苏联也只是在战争末期，在保加利亚已宣布退出轴心国同盟、在苏德间“中立”后，才于1944年9月5日，即苏军进入保境三天前，对保加利亚宣战的。另一方面，因保加利亚远离西线，保军更从未与英美盟军交锋。
当然，保加利亚既然已经加入军事同盟性质的轴心三国条约，是不能完全回避战争责任的。实际上保加利亚在战前国境之外的军事行动，主要就是在德意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后，保军出兵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和希腊的色雷斯等地替换德军驻守。
由于德军主力急于调往其他战场，也因为这些地方居住着保加利亚少数民族，希特勒把它们赏给了保加利亚，还以支持罗马尼亚“收复”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为交换，把保、罗争议的原罗属南多布罗加地区也划给了保加利亚。
由此造成一个奇特的后果：二战后保加利亚作为战败国，马其顿与色雷斯等“新领土”固然都丢失了，但南多布罗加却由于罗马尼亚为德国效力甚多，受到反法西斯盟国的惩罚，把这块土地留在了保加利亚（这块土地只与保罗两国接壤，也没法划给其他国家）。于是，保加利亚成为轴心国成员中唯一一个战后比战前版图还有所扩大的国家，同时它付出的战争损失却最少。所以，今天还有保加利亚的所谓“爱国者”认为当年投靠德国对保加利亚而言是“划算”的。
“更喜欢创造历史而不是去教历史”
在屠杀犹太人方面，保加利亚在欧洲轴心国阵营中算是最“被动”的，在希特勒的一再要求下，菲洛夫政府把“新得的领土”即马其顿和色雷斯的犹太人1.1万人驱逐到德国灭绝营，他们几乎没有幸存者。但是在保加利亚战前“固有领土”上的5万多犹太人，保加利亚却以各种理由一再拖延，拒绝交出，这5万人基本都活到了战后。这与安东尼斯库“自主屠犹”30万、霍尔蒂遵命屠犹60万等等相比，算是血债最少的了。
但是菲洛夫政府镇压国内以共产党为主的抵抗运动却比较厉害。二战中保加利亚的抵抗运动比南斯拉夫、波兰的规模小得多，但比匈牙利、罗马尼亚的规模还是要大。许多抵抗战士在与亲德政府的斗争中牺牲。
到了战争末期，保加利亚与其他“仆从国”一样也想另寻出路。1944年在罗马尼亚8.23推翻安东尼斯库政权仅三天后，苏军离保加利亚国境尚远。8月26日菲洛夫摄政的保加利亚政府宣布在德苏战争中“中立”，并命令德军离境。但这样做已经不够。9月2日保加利亚以农民联盟（20年代曾主持民主政府，后被极右势力推翻，保共时期的教科书也承认的“反法西斯民主党派”）为主的反对派发动政变，成立了穆拉维约夫政府，菲洛夫在政变中辞职。
穆拉维约夫政府随即决定对德断交、宣战并从南斯拉夫撤军，同时向盟军求和，接受苏联派驻领事，并邀请保共地下领袖科斯托夫参加政府。但苏联却命令科斯托夫退出，并暗令此时已经与保共合作的新任国防部长把向德国宣战的命令一边传达到部队，一边却扣压72小时不公开发表，使苏联得以抢先向保加利亚宣战。于是在这几天中保加利亚便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奇怪状态：同时与反法西斯盟国与轴心国都处于战争状态，但对双方实际都无抵抗能力。
苏军与保共抵抗力量就在这种状态下发动“九月革命”，于9月9日在未遇抵抗中就夺取了政权。作为对此前菲洛夫政府镇压的报复，也为防止穆拉维约夫等非共反对派染指权力，新政权在配合苏军倒戈攻德的同时，立即在国内掀起镇压浪潮，数月内据说有几万名前政府的军人与雇员被杀。
菲洛夫首当其冲，他与前政府的摄政委员会成员、内阁部长和国会议员全部被苏军抓捕。经“人民法庭”草草审判后，1945年2月1日，菲洛夫与其他两任总理、8名摄政委员、22位内阁部长和66名议员共99人一起被集体处决，他们的尸体被抛置丛葬坑。他的妻子——一个并未从政的民族学家，也是一位教授——被株连逮捕流放。
从此直到剧变前的几十年内，菲洛夫不但身负“卖国贼”的死罪，政治上是坏人，学术上也被完全抹杀。他的许多学术论著，关于古罗马、拜占庭和考古学等等与现实政治不沾边的，也都被一律封杀。他当年主持发掘的遗址，后来的说明对他只字不提，索菲亚大学、国家科学院的历史介绍中，他这个校长和院长仿佛从没有存在过。
除了自杀的希特勒和被游击队抓住后即处死刑的墨索里尼外，菲洛夫是轴心国阵营各政权头头中唯一在战争结束前就被捕并遭处决的人。后来有人嘲讽说：作为历史学家，他错误地“更喜欢创造历史而不是去教历史”，结果就是如此下场。当然从现在看来，人作为历史进程的主体，每个人不管愿意与否也不管正确与否，实际上都在参与“创造历史”。菲洛夫的结局并非因为他“喜欢创造历史”，而主要是因为他在历史上确实犯下罪孽。
只不过现在看来，他的罪孽很难说是“卖国”——他不但与霍尔蒂、安东尼斯库等人一样，属于“不择手段地爱国”的人，“站错队”和乱杀人都是“不择手段爱国”的结果。而且从“站错队”的实际后果看，保加利亚作为唯一一个“增加了领土的战败国”，对“国家利益”如果不是有助的话，至少其损害也甚至比芬兰的曼纳海姆还小——如今公认的“爱国者”曼纳海姆站在德国一边进行“续战”虽然暂时收复了失地，最终还是丢得更多的。
但是同样从反人类、反人道和反人权的角度看，菲洛夫无疑对战时保加利亚的大屠杀负有罪责。他的政府是纳粹德国屠杀保加利亚“新领土”上1.1万犹太人的帮凶，这个政府在镇压抵抗力量时也有屠杀之举。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站在纳粹德国一边镇压反对派，本身就是错误的。
不过根据前面的叙述看，他犯的反人类罪在程度上显然比安东尼斯库、霍尔蒂等人要轻。他在希特勒要求下向纳粹交出了1.1万犹太人，导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惨死，但他毕竟没有交出其他的5万犹太人，使他们得以存活——这是欧洲轴心国统治区内犹太人最高的存活率之一。
尽管人的生命权并非谁恩赐，他没有参与剥夺这5万人的生命绝不能说是功，但其罪比交出这5万人要小是没有问题的。他镇压抵抗力量政治上当然是非正义的，法律上也是严重侵犯人权，但毕竟基本是在战争状态下的行为。史家并没有指出当时的菲洛夫政府有大规模杀害战俘、平民和无抵抗行为者这类今日战争法公认的罪行。
无怪乎在今日的保加利亚，认为菲洛夫完全无辜的人并不多，但认为他罪不至死，却是很普遍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