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豆是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它在日本静冈县东部一带。通常说的伊豆是指伊豆半岛，该半岛从日本主岛本州南伸出浩瀚的太平洋，东为相模湾，西临骏河湾。半岛本身是从富士山到天城山一脉相承的火山带的主脊，这条山脊在半岛尽头入海后还时隐时现，成为一个绵延千里的岛链，这就是所谓的伊豆诸岛。
历史上的伊豆
小时候我曾认为伊豆就是伊豆诸岛，因为当时在我家那张世界地图上，海中的这个千里岛链标示得很清楚，大陆上的百里半岛却没有标示。所以第一次听说《伊豆的舞女》（那时好像译成《伊豆歌女》）还以为是个有关小岛风情的故事。其实，现在的伊豆诸岛属于东京都管辖，与静冈县的伊豆半岛地区没什么联系。不过岛链最北端的两个岛屿——初岛和大岛，我倒是分别在热海海滨和伊东海滨遥望过它们的美姿。
历史上，在明治维新前诸侯林立的时代。半岛上的伊豆曾经是一个小藩国，它的北面，骏河、远江、相模都是比较有名的藩国。当时日本大概有300多个藩吧，就像中国春秋战国及以前那种状态。伊豆这个藩国当时相对是比较落后的，后来也一直以农业为主。
今天它的渔业、旅游业也比较重要——伊豆的天城山（海拔1450米）与同在静冈县的日本第一名山富士山以及爱鹰山等构成一条火山链，地热活动强烈，同时当地以多雨著称（天城山区年降雨量达3000毫米以上，我们去时就是阴雨天），水源丰富。地热又多水，所以当地就有不少温泉。伊豆的最北面是日本比较有名的旅游地热海。它和中部的伊东市、南部的河津都是有名的温泉疗养地。
除温泉外，热海的山海景致也很有名。我住过这里鱼见崎（即“观鱼的海角”）悬崖上的NewAkao酒店，进去要经过一个“观鱼洞隧道”，据说这里能看到大鱼（不知是鲸还是鲨），我是没看到，但楼下惊涛扑岸、飞瀑泻海，对面的海上山城、海中初岛与旁边锦浦海岸的海蚀崖洞，风景都绝对一流。
热海之外，伊豆的南部地区的自然景观也很不错，那里有很多瀑布——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七级的瀑布群“天城七瀑（当地称河津七滝）”，每一级瀑布都不大，但瀑布群很密集，也很有特点。
这里更有名的是它的文学传统。特别是近代日本文学很多名著都以伊豆为背景。热海以明治大家尾崎红叶的长篇《金色夜叉》知名，作为故事发生地，这里的海滨就有这部“金钱与爱情”题材的经典小说男女主人公的著名塑像，城里很多地方也据说曾是这对失败恋人间贯一和阿宫的踪迹所在，连这里的松树都被称为“阿宫松”。
而在半岛南部，更有日本第一个诺贝尔文豪川端康成的名作《伊豆的舞女》可壮文化之势。故事发生的天城山口和川端康成写书时寄寓的“汤本馆”温泉酒店都是著名旅游地。现在在伊豆，到处都能看到在卖伊豆舞女的玩偶，和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工艺品。这是他们旅游业很重要的一个卖点。
伊豆半岛最南部的下田港更值得一说。那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黑船叩关”的地方，就是日本在闭关锁国期间美国军舰几次未经允许进入日本，其中最早一次就是1853年佩里登陆下田。它对日本形成非常大的冲击。
那个时候日本当然属于被迫开国，但是日本的被迫开国和我们不一样，起先当然也是不愿的，但是开国后日本人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是应该的，而且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虽然理论上“黑船叩关”的性质和英国人打进虎门一样，但是他们对“黑船叩关”这件事的评价是完全相反的，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正面的事件来纪念。
事实上，“黑船叩关”有好几次，主要的地点并不在伊豆，比如有几次是在相模。现在日本有很多地方，包括东京都有“黑船叩关”的纪念碑，同时还有纪念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的——日本人把它叫做“米国海军提督培利”塑像，下田的佩里塑像纪念碑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佩里被认为是使他们睁眼看世界的一个人。这也是反映了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对外部影响的不同反应。我们老是把别人打破了我们的锁国当作奇耻大辱，好像原来我们闭关锁国好端端的，你们来多什么事；但是日本人对这类事件就有和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黑船叩关后，日本解除锁国，第一轮开放的通商口岸就是下田和函馆。这也就相当于我们南京条约后的“五口通商”吧。不过我们那五口当时就都是省会和府城、道治，后来都变成大都市，而日本那两口当时都是小渔村，位置偏僻，远离经济腹地，后来发展也不大（下田更是如此，今天它只有两万多人）。看来日本幕府当时开国不仅比中国晚，格局也更小——这和当时迫使幕府开国的美国实力尚比英国小得多也有关。明治以后日本主动开放，整个国家都要“入欧”了，那两个小口子也就不重要了。
所以下田开埠在日本开国史上是件大事，但对伊豆当地的后来发展却作用不大。直到现在，伊豆半岛整个内部的经济还是以农业渔业为主。书上说那里的农业主要是种蔬菜，我们一路上也看到许多蔬菜大棚。但是，我觉得那里最重要的特产应该是我们吃日餐经常用到的芥末——出芥末的植物日本人叫山葵。伊豆到处有人在种这种东西。山葵喜欢生长在山区清冽的溪水中，伊豆半岛正好到处是这种环境。把山葵的辣根锉成细末（传统上据说要用鲨鱼糙皮来锉）就是芥末。这里的“达摩芥末”是日本三大芥末品牌之一，到伊豆去很多人买的土产也是那玩意。
“达摩芥末”产区有很多山中佛寺，周围山水也充满“佛性”，如著名的净莲滝（净莲瀑布）在净莲古寺边，附近就都是山葵田。无怪乎禅宗祖师达摩被用作芥末品牌。这达摩芥末和我们在中国吃的不太一样——我们在中国吃到的芥末，（当然也是日本芥末），味道非常冲，很多人吃不惯，伊豆那边的芥末好像没有那么呛人。当地人常常不是买芥末酱，而是买生的“辣根”，拿回去自己锉成末。不少“山葵店”就是专门卖这种东西的。这也是当地的名特农产品。
伊豆老龄化的根源
有关老龄化和社区衰落，我觉得不只是在伊豆，这是整个日本都有的现象。因为首先，日本农村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普遍边缘化了——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大概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而日本尤其突出。因为日本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持下进行民主改革，其中的重要内容和中国是类似的，就是土地改革，复兴小农制。
就打击很多人往往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做例子，证明“彻底的土改”，即废除地主-佃农制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制，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不二法门。的确，这三个地方战后都进行了大体类似的土改。地方强势阶层、推行基层民主的政治功能和改善乡村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而言，这些土改显然是成功的。
但就经济本身而言，起码对于日本来说，如果把明治维新以来它的经济崛起、基础工业化和富国强兵都算作“奇迹”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却是在地主制比旧中国还发达的条件下做到的。明治前的日本，政治上与中国秦以前类似，是封邦建国诸侯林立的“封建”制，经济上也是类似我国商鞅变法前那种产权模糊的封地制，有人也叫领主制。
那时日本的土地都属于大大小小的“藩主”，他们对属民而言既是主子又是“保护者”，属民要向藩主“纳贡”，藩主又向幕府纳贡，藩幕统治者要拿走土地产出的37%左右。而藩主为“保护”属民，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农民不得离开土地。民间租佃关系因此很不发达。
明治改革在农业上的主要内容就是确立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国家向土地所有者颁发地契，并按地价的3%征收“地租（实际是地税，我国古代也是把地税叫“地租”的，日本很多的说法实际是中国的古称）”。这个改革就叫“地租改正”。因为这种“地租”并非中国近代民间佃户交给地主的地租（中国的地租日本叫“小作料”），所以我国又有人把“地租改正”意译为“土地税改革”。
由于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废藩置县”不再有藩主，国税性质的“地租”就取代了过去交给藩幕各级领主的“贡租”，而且具有了全国统一的税率。更重要的是，过去土地是国有（天皇所有），按臣民的等级身份受封，土地交易困难，农民倒是不会“失去”土地，但他们也不能“离开”土地——他们实际是农奴。而明治时期的这一改革实质是土地私有化、农民自由化。
通过“地租改定”，日本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流转与农民流动都活跃起来。但由于原来政治性的封地本来就是按不平等的特权封的，现在私有化后私有土地的分配自然也是非常不平等，甚至比同一时期的中国更不平等。因为中国土地私有已经两千年，经过两千年的买卖当年的受封影响已经基本消失了。
这样一来日本也出现了地主佃农（日本叫小作农）制，而且由于土地更集中，租佃率也更高。总的来讲，改革前政府（藩幕）要拿走土地产出的37%，农民得到39%，其余24%是民间地租。改革后政府（明治国家）只能拿到土地产出的10%（但比过去的贡租数额稳定，而且由于农业发展税基扩大，明治政府从农业中得到的财政收入其实不少于过去的藩幕），农民只得到32%，份额也比改革前小，而地主所得则扩大到58%。显然，这一改革主要有利于民间地主，主要是就以租佃制取代领地（份地）制，而这个改革对自耕农是有损害的。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土改概念来套，明治的“地租改正”几乎就是“反土改”，它不是取消、限制，而是大大发展了民间的地主制。改革的结果，地主所得成为民营工业的投资来源，租粮上市成为商品粮的供应者，无地农民成为工业的劳动力。无论这样做在政治上社会上公平与否，但经济上，明治以后日本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搞成了工业化与“富国强兵”。所以，租佃制妨碍工业化之说，至少从日本看来是不成立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经济发展不需要土改只需要民主。其实，土改与否、民主与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都不是线性的和简单化的，搞不搞前两者也不能简单地以一个经济维度来评价。
无民主有土改的台湾两蒋时代和韩国朴卢时代经济腾飞，有民主无土改的菲律宾战后初期经济也很不错。无民主也无土改（指打击地主的土改）的明治日本和有民主也有土改的战后日本都出现过“经济奇迹”，而同样无民主也无土改的马科斯时代菲律宾经济之糟糕却与明治日本形成鲜明反差。印度独立至今可以说一直是有民主无（激进）土改，但拉·甘地以前的计划经济之凋敝和此后的市场化改革时代之经济繁荣也是差别明显。
显然，民主、土改都不能简单地与经济发展挂钩，搞前两者也不仅是从经济考虑。租佃制即使不妨碍工业化，也未必就不需要改革。主要基于社会公平和民主改造的考虑，美国战后在日本推行了土改。实行了自耕农制度。日本实行小农制和中国的土改不一样，就只是平均地权。但是基本上还是确立了小农制度——为了维护小自耕农制度，长期以来日本在土地合并、地权转移、土地租卖之类的问题上是有一些限制的，所以农场做不大，普遍都是小规模的农场。这一点是和欧美国家所谓商品化农业很不一样。不光日本，整个东亚地区都是这样，都是以小农为主，而且这个小农指的是精耕细作的小农。
伊豆的小规模农业
我们谈到的小农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指农业规模的大小，另一个是指基本不雇工，依靠家庭劳动力经营，或者也就是农业经济学中的familyfarm（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的特点就是基本依靠家庭成员的劳动，不雇工，不出租土地。但是同样是家庭农场，规模有大有小，欧美的农业主要也是以家庭农场的形式，但他们的家庭农场规模就要大得多，动辄几百上千公顷的生产。平时是农场主家庭自己进行劳动，但是到了收获季节、农忙季节还是要请一些短工。
而日本的家庭农场规模就要小得多，基本上一家一户什么农活都可以完成。但即使这样，这些国家毕竟比中国工业化程度高、进程早，所以尽管东亚国家基本都是以精耕细作的小农农业为基础，但他们的规模还是比中国大。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只有0.44公顷，他们的平均规模大概是4公顷左右，比我们要高出十倍，但和美国等农产品出口大国比起来还是小得多。
日本农民经营规模小，盈利自然不够，这就造成日本农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日本农户的“兼业化”非常普遍，统计上日本的兼业农一度占到农户的80%左右，远远超过专业农户，而在兼业农中，以务农为副业的“第二兼业农”又多于以农为主业的“第一兼业农”。伊豆地区所在的静冈县农业的二兼化（第二兼业农化，即农业的副业化）更加严重，该县统计上有6万多农户，农业从业者却只有五万多，每个农户中种田的平均不到1人，而且这些人还不一定是全业种田。
这种小规模农业当然对日本经济会有影响。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农业是高补贴的，现在世界贸易问题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产品保护问题，整个农业基本是要靠保护政策维持。如果政策放开，日本很难和欧洲、美国的大农场进行农产品竞争。从现在看起来，保护贸易肯定是逐渐过时的，无论中日欧还是中日韩要搞自由贸易，甚至是被川普废除的TPP，这些合作中日本首先要谈的就是农产品贸易，没有商量余地。日本尽可能的要减缓农业保护壁垒的瓦解，但大趋势是没有办法扭转的。
日本现在的农业主要发展两个方面，一是在数量和价格不占优势的前提下发扬其特色，打造精品。现在日本农产品质量的确很不错，大家如果去过日本就会知道，在市场上，日本本国的产品都要比进口产品贵得多：美国牛肉便宜的不像话，但日本本土的近江牛与神户牛，即所谓和牛价格就很高；其他的农产品也一样，泰国米很便宜，日本本土生产的米就非常贵。还有就是从扩大规模的角度，原来的规模是不够的，那么小的规模，农业无法获利——近几年日本农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即使是这样农业获利也有限，所以年轻人就不愿意种田——这和中国是一样的。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中国人均耕地规模比日本还要小得多。我们考察过千叶、茨城（都是“首都圈”中人口稠密的县）的农村，的确种田的都是年纪很大的人，但好像和中国农村下地的都是六七十岁的人相比，他们还没那么严重，四五十岁的还是比较多，但更年轻的就比较少。
农业规模扩大伴随两个现象，一是农地流转政策放宽，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二是农村人口进一步迁居城市，乡村人口减少。这本来是正面现象，有助于改变农业兼业化不断加剧的困境。但对于流出地而言，人气不足就是萧条的体现了。
尤其是近20年日本国内产值停滞期，这种趋势对国内的均衡发展形成了挑战。在这个时期作为金融中心和国际化经济总部集中地的东京附近仍然持续繁荣，外地各府县却景气不振，出现了人口进一步向特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圈集中的趋势。连过去号称“副都”的关西经济中心大阪也把全国第二大城市的地位让给了东京的外港、实际已与东京融为一体的横滨市。
静冈县也受到东京的吸引，人口负增长已经有9年的历史。而该县的人口减少又以伊豆半岛为最——那里的人不但受首都吸引，也受县内大城市如静冈和浜松的吸引。像下田这样的旅游胜地，如今的人口比1975年最高时已经减少三分之一，只剩下2.2万人；而热海的人口也从5万多人减少到3.7万。现在伊豆半岛已经被日本有关部门列为“人口过疏”地区，正想方设法增加人气。在日本这样一个以人口稠密著称的岛国，在静冈这样一个全日本人口第七大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问题。
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兼业农户放弃农业迁入城市，这不是坏事。但迁走的多是年轻人，留下的人口老龄化就更严重，即便在“老龄少子”已是全国趋势的日本，伊豆半岛也是首屈一指了。以伊东、下田二市为例，20岁左右的人口比重不到全国的一半，而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却比全国平均值高出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