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些个门槛迈不过去，或者迈错了，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
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我出生十几天，母亲抱着我到处求医，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
回到广西之后发现维持不了，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又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那里当时也是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小小年纪便做了眼科手术。
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病例，病例记载就如同一篇学术论文，有分析、有建议、有参考文献以及援引的案例。一个甲子过去了，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个手术即便放在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也许我就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一待就是九年，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因为我的视力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就觉得凭这一项就应该把我刷下去，从事文字工作怎能离得了眼睛，没有人确定我这种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这么宝贵的名额不能白瞎了。
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是赵先生把我领进学术殿堂，这是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之坎。
考研之前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1969年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一直到1978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广西教育厅工作，家中的藏书也很多，父母亲工作中的各种教科书我都拿来当课外书阅读。南宁新华书店里我是常客，可以几个小时站着看书，没带钱都可以先把书拿回去。
另外在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插队的时候，陆续有人被招工招干离开，我从当年插队时最小知青之一变成了最老的。
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就劝我办病退算了。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家在城里，也许真就办病退了，那样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又如果我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不是为了当什么知青标兵，个人在那个年月是没有选择的。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老秦”是个好人。我干活卖力，生活上唯恐不“农民化”，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0.2的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四肢不太协调。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后来也很照顾我，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功。
其实我虽然待的时间那么长，也能够讲壮语，但是与老乡们还是有些隔膜，并不是我有什么身份感或者清高之类的，可能是我们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太中规中矩。那时知青中颇有些玩世不恭的人，私下里对村民极为不屑，一口一个“波佬”、“寡佬”，——两广俗语中的乡巴佬、蠢货之意，很是嫌弃，但他们与村民却可以称兄道弟，厮混得烂熟。
老乡们田间地头免不了开开“下流玩笑”解解乏，我就不会融入其中插科打诨。老乡们平时闲聊免不了张家长李家短，我则往往兴味索然接不住话。好像我是在“表面”没有进入“本质”。我想老乡倒不认为我假，但是会感觉我不亲，当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好人。
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为我愤愤不平，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里，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曾经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我对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
拿当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
在插队的最后三年我已经随和多了。那时我几次被借调到县文化局去搞乡土文艺创作，与文化馆的专业创作人员合作为本县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编写壮剧、彩调、民歌等演出脚本。由此我对乡土文化、主要是当地壮族土著文艺形式如壮剧、师公戏、腰脚韵壮诗与山歌发生浓厚兴趣。真正的乡土文化总是具有浓厚的感官色彩，所谓“郑声淫”是也。过去我对这些“黄色山歌”什么的向来敬而远之，但有了“采风”的经历这无疑明显拉近了我与乡村世俗生活的距离。
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这几年我学会了不少“酸曲黄调”，对壮族民俗与乡土文化的知识大有进步，用当时的套话讲，也“密切了群众关系”。但是正如再执着于“参与式观察”的文化人类学家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土著”一样，我的“采风”兴趣实际上还是一种认知兴趣而非真正的文化认同。后来县文化局打算把留下我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录取。这一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我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
在这之前，我跟赵俪生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
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希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
当时的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跑到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没有见到他，我便把导师的信请馆里的工作人员转交。
可能是因为导师的面子，顾先生打过招呼，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他给我办了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善本部里面让我任意看书。
那时的善本目录也不像现在，都是开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经常泡各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我跟老先生们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也出过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书上，结果引得一位老先生大发雷霆。
对我这种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的方式，赵先生点拨说我：“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先生是担心我走“乾嘉学派”重考据的治学路数，让我眼界不要太狭窄，不要钻牛角尖，要有大格局大视角。
赵先生觉得我们插队的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专业，对于社会还是比较敏感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地气”。因为我们的经历跟社会变迁一直是紧密联系的，当时我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是跟社会紧密关联的。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了陕西师大去教书，利用寒暑假的函授教育跑了陕西很多地方，查阅了大量的地方档案，我虽然没有直接谈现实问题，然而在历史研究中我是有时代关怀的。1995年我到了清华，一边在人文学院教课，同时也负责清华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从1995年到1997年，通过学生搞社会实践，我也做了一些调查。
我们曾经通过清华团委，把学生家长的通信地址都调出来，然后跟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带回去，让家长填。当然，没有经过社会学的专门训练，有效问卷并不是很多，不过还是可以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的。
清华历来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很重视非学术的名誉，所以清华的特长生历来都招很多。当时在搞学生社会实践比赛，清华领导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赛，当然就有项目，我负责组织了几次，也都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和别的学校并列第二。这些调查就不只是发问卷那么简单了，而是让学生在培训后入村入户实地调查。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实证材料。
从此便形成了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治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