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上故宫博物院院长“献国宝”的表演与大商家傾囊购得“国宝回归”的豪举，立即引发学界哗然。起因是《丝路山水地图》之定名招来不少学者纷纷吐槽，吐槽者都认为，为了附会“一带一路”的当今政策而给古图改名，未免过于媚俗。丝路（通译“丝绸之路”）本是德国人李希霍芬清末提出的概念，用以表述“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
而这幅据说是明代的地图，绘于丝路得名之前数百年，又在汉代此路贸易繁荣过去千年之后、西域通道相对荒废最甚之时，怎会以“丝路山水地图”为名？如果可以这样根据今人需要随意给古画古图改名，那《富春山居图》是否应该改名《富春江5A景区图》，《清明上河图》是否应该改名《伟大首都繁荣图》？
除了这一共同的不满外，此图还引发了种种议论并且不乏争议。有人提到此图本非最近发现，它自民国初年流出内府，曾在琉璃厂售卖，后被一日本人所得，当时就是一普通的书画交易，中日两国均没有人视为“国宝”外流。而在好多年前，此图就被一中国商人从日本购回，很长时间也是默默无闻，甚至无法出手，在拍卖会上因无人问津而流拍。
此图后被北京大学西域研究专家林梅村教授重视，为之出了一本书叫《蒙古山水地图》，但林教授仍是基于考究其中地理地名的学术兴趣，并未从收藏市场价值及政治含义去解读，更没有以“丝路”名之。最后居然是某房地产巨商“慧眼识珠”，据说是花巨资（应该也是从中国人手中）购得此图并“捐献”给了故宫。
这当然也是好事一件。不过有人质疑：既然此图早就为国人所有，从国人手中购得怎么就叫做“国宝回归”了呢？把一件国人久已持有而且曾经流拍的无名古图弄成了价值连城的“国宝”，当然也可能是实际价值的发现，但商业利益的考虑就没有吗？而在这两种意义之外再去开发其政治意义，又有多大必要、多大的可信度？
关于此图的性质、内容和原名更是众说纷纭。原名不可能叫“丝路山水地图”，看来是不会有争议了。但究竟叫什么？据说琉璃厂书画商当时在画背面标名曰“蒙古山水地图”，林梅村教授也采纳了此名。
考虑到此图所绘的嘉峪关到红海这片地方在元明之际都属于大蒙古帝国（包括窝阔台、察合台、伊尔诸汗国和北元、帖木儿帝国等蒙古人统治的地区），此名不是不可能。但林梅村先生推测说此图可能还有四分之一已被切掉，原图应该是画到“鲁迷”（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从未沦陷于蒙古人的地方）为止。假如真是这样，就不应该叫“蒙古山水地图”了。又有人认为此图一直画到“天方”（麦加），因此应该是一幅中国穆斯林西去朝觐的道路图。
但是，笔者觉得最可信的还是一位匿名作者的考证，他指出原图是否曾画到“鲁迷”实不可考，但今图也并不止于“天方”，在天方以远还绘有西海（红海）和一处叫“戎地面”的城池，这“戎地面”曾见于明代史籍。同时他又考证出清代皇宫舆图收藏目录《萝图荟萃》中载有一图名为《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而清人于敏中在其《国朝宫史正续编》中也恰巧收录了该图，且记载了该图的尺寸，此尺寸与春晚所展示的那件所谓国宝也惊人地相近。
鉴于所谓国宝的起终点正是嘉峪关与戎地面，其中又标示有所经的巴达山城、天方与西海，加上尺寸如此吻合，所以此图应该就是《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
于是网友们建议故宫应该查查是否收藏有此《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如果有，则所谓国宝应该就是此图的临摹赝品，如果没有，则今图可能是一度流失出内府的该图真品，但也可能是根据流失真品摹绘的赝品，应做进一步的鉴定。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是什么“丝路山水地图”。
而就其内容来看，作为绘画，它其实类似一般地图，没什么美术含量。所谓山水也就是示意而已，有人说属于“吴门画派”，其实很牵强。而作为地图，其地理信息之标注又远不如两千年前马王堆、放马滩等古地图之准确与科学，全图没有比例和方位感（上述古地图早已有之），基本就是准直线排列、简单雷同的一个个方块城池示意符，而且基本都是想当然的中国式城池。
笔者注意到它还多处把非城的地名也画作城池，如所谓巴达山城，史籍常作“巴达克山”、“拔达克山”、“巴达哈伤”或“八答黑商”，即今塔吉克的巴达赫尚自治州与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它既不是山也不是城，就是今塔阿两国分属的帕米尔高原一大片土地。而图上却“望译生意”地把它处理为一个中国式的方块“山城”了。
从《萝图荟萃》可知，清代内府中此类舆图可谓车载斗量，该图说不上有什么特别，它过去一直籍籍无名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笔者不是古地图专家，不想就此图再说什么。但是就这些年来的“丝路热”则想说：今天我国搞的“一带一路”完全是一个新的“蓝图”。把它与历史上西方人定义的“丝绸之路”强加比附，其实是完全多余的。进而论之，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李希霍芬的视角与这类古商路的实际情况，也不是一回事。
丝绸无疑是秦汉时代“西方人”（当时典型的就是罗马帝国的人们）对传到他们那里的中国特有产品中印象最深的一种。李希霍芬因此把当时这条商路谓之丝绸之路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人们不要因此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条商路就是为输出丝绸而开的，丝绸是这条商路上中国主要的输出品，而西方对中国的输入则是无足轻重的。
其实，不要说张骞以前就已存在的中西交通（早就有人提到张骞并非“凿空”，而远古以来小麦、马及马车、冶金术等文明因素沿着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西来说”虽然曾遭政治性的严厉批判，但并没有被真正驳倒），也不要说张骞通西域及西域诸民族的回应主要是基于政治-军事动力（打击匈奴等），通商只是副产品。
我们在这里只要指出一件事，那就是在张骞通西域后，这条商路确实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但在汉代（至少是西汉一代），这条商路（其实应该是一组商路，包括天山南北及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为表述方便，本文仍称为“这条”）对中国（指当时的汉族地区）而言是一条“贸易逆差”之路——那时我们买人家的东西在交换价值上要远远超过人家买我们的东西。因此如果当时存在着今天这样的贸易额统计，那中国的丝绸“出口值”在所谓的丝路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是不会很大的。
当然，古时并没有海关统计，我们没法知道这个比重确切有多大。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是：当时中国输出的丝绸价值远不足以抵偿我们从西边输入的各种商品，其中的“逆差”主要是中国用“币”支付的。而这些中国用以支付逆的“币”主要就是黄金。有人套用古籍中的原词，说那时的商路应该叫“金帛”之路，从中国输出的角度讲，这确实比“丝绸之路”更准确。只是黄金并非中国特有，西方人提到中国输出品时只想到丝绸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的“币”不一定是铸币，但作为交换媒介与今天所谓货币基本同义。有人说“币”原训为礼品，也不错。但礼品不是自己消费的，送礼应非强制而是自愿，并且讲究“礼尚往来”，于是就演变为交换媒介之意。至少在商路上，那就是指货币了。
黄金在汉代是法定通货，20多年前我在《汉“金”新论》中已详论之。而在远距离国际贸易中，黄金作为货币更具有绝对优势。布帛在中古固然也有为“币”的，但在西汉作为货币经济的一个峰期，“布帛为币”比此前的先秦和此后的魏晋隋唐都更少见，长途跨国贸易更是如此。
铜钱在汉代国内使用当然最普遍，但跨越几千公里带着低值沉重的大堆铜钱做生意，怎么可能？白银还勉强，“丝路”中也确实用过，但汉代在国内，金的货币功能就远过于银是毫无疑问的，国际贸易就更不待言。所以“丝路”上频频出现的“黄金”、“金帛”、“金币”就不用说了，即便史籍言“币”而未明指为金，在丝路的背景下理解为金，一般也是不会错的。
《史记. 大宛列传》称：“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有朋友说这里的“汉币”不可以黄金解。其实也未必。这段话下面还有：“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
这是说当时的内地商人多冒充“汉使”，以“红顶商人”身份牟利，被“外国”识破而生厌恶。所谓“不贵其物”，可以理解为不再把“汉币”视为附有政治意义的官方礼赐，只当做一般牟利手段，也可以理解为“汉使”输出的“汉币”太多，以致贬值，甚至可以理解为不法奸商假冒伪劣失信于人而招厌。但所有这些理解都与“币”的物质含义无关。
我们无法判断这段话中“外国”所“不贵”的究竟是黄金还是丝绸，若说是丝绸，胡人不稀罕丝绸？那还开的什么丝绸之路？当然也不好断言它是不是黄金。其实，“不贵”丝绸与“不贵”黄金都可以有以上三种解释，是不能强辨的。
实际上史籍中对“丝路”交易内容记载不多，但在这不多的记载中多是“金”“帛”并提，而且多是首提黄金，还有只提黄金的，而只提丝绸的倒是没有见过（西方人只提丝绸可以理解，已如前述）。张骞出使，据说就 “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史》《汉》同记而无异词。以后，又有“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这就是纯粹用黄金买骏马了。
有人可能会说：官使持金，民间商人却未必。但其实那时的“民间商人”往往也是冒充官使的。上文所谓“其使皆贫人子，……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轻重”即价差、汇差，“言轻重”就是谈买卖），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官使冒滥，导致中国输出品（无论黄金还是丝绸）太多而贬值还是小事（因市场规律的作用，这种一时的供过于求是会得到调整的），但导致官使被人看不起就更为常见了：“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
不过从市场经济的观点看，人家不把你当官差而是当成商人，乃至不把你当“红顶商人”而就当你是民间商户，“必市乃得所欲”，这才合乎“商路”的逻辑不是？
所以，除了张博望、班定远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外，那时丝路上一般官使和民商的区别其实没有那么大。再者，西北丝路固然多真假“汉使”，西南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的自发性民间贸易就更突出，官使是很少的。可是据《汉书. 地理志》所言，海上丝路上的中国商人，据说也是“赍黄金、杂缯而往”的。
《盐铁论·力耕篇》载有当时桑弘羊与一批儒者就这种外贸关系发生的一场论战。按文中所言，当时的外贸就是“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汝、汉当时出产黄金，而“纤微之贡”就是丝绸，汉帝国主要就用这两样东西与“外国”交换。
桑弘羊对这样的贸易评价很高。在他看来，用丝绸换外国的宝贝那固然是发挥了我们的“优势禀赋”：“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如果用黄金购买外国货呢？那更是百利而无一害了。
有趣的是，桑弘羊这个“红顶商人”出身的统制经济论者既重视贸易（确切地说是重视官营官控贸易），却又轻视货币——不是说他不想赚钱，而是说他认为货币除了换来商品，本身是“无用”的“虚末”之物，所以贸易的最终目的不是积累货币，而是广获商品。于是在他看来，用黄金这种货币去“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无疑是“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而损敌国之用”的好主意。
通过这种以“虚末”买“实本”的逆差贸易，就可以万物皆备于我：“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这番话所描述的外贸图景，就是中国热衷于买买买、而且也有能力购买各种进口商品，如桑弘羊所言，主要是骏马和骆驼等良畜、高档皮货和各种毛织品，以及珠宝美玉和琉璃（其实就是玻璃，古时中国瓷器先进而玻璃落后，西方日用的玻璃制品，到中国就成为极贵重的“琉璃”宝器了）之类奢侈品，等等。而中国用以交换的，主要就是黄金和丝绸。值得注意的是：照桑弘羊的口气，他更推崇用“虚末”的黄金，而非实用的丝绸来进行交换。显然，他是力挺逆差贸易的。
而作为他的论敌，贤良、文学这些儒者很不喜欢这样的贸易。他们倒不是心疼黄金（在以货币为“虚末”这一点上他们与桑弘羊都差不多），而是指责朝廷热衷于进口外国奢侈品会有害民生：
“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
这里的“昆山”即昆仑山，这里指陆上丝路所经西域各国，“桂林”非今之桂林，秦时桂林郡地近南海，这里指海上丝路所达的西洋南洋各地。贤良、文学指责朝廷耗费巨资从“距汉万有余里”的外国大肆进口昂贵而无益于民生的奢侈品，是一种弊政。
尤其是“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之说，明显指出了这种贸易的逆差性质。在另一篇里，贤良、文学还宣称我国万物皆有，“不待蛮貊之地、远方之物而用足。”他们反对外贸，主张闭关自守。但他们主要就是反对进口，至于出口要不要反对，他们并没有说。
这里我们不想去评价这两种外贸思想的高下是非（以今天的眼光无论批评桑弘羊还是批评其对手都不是难事），只想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一褒一贬，争论的对象都是逆差贸易，他们并没有谈到顺差贸易。逆差贸易是好是坏，是个价值判断。而当时中国的外贸是逆差不是顺差，则是个事实判断，这一点双方并无争议。当时中国并没有用自己的丝绸去换取“外汇”，而是用自己的硬通货黄金去购买外国的贵重商品。当然中国也以出口丝绸出名，但如果仅靠丝绸的那点交换能力，那条商路绝不可能如此繁荣。
（附：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