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预测可能性多高。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乐观与悲观都没有根据。

在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时，秦晖更坚持，要从具体、直接的切入点，去讨论现在在中国能做什么。

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让社会福利刚性化，民众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为“问责型福利观”。

中国舆论界大力呼吁的政府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三公消费”（公务接待、公款出境、公务车）公开，在秦晖看来，这也需要透过“要福利”与“限权力”这两个渠道才能真正实现。

他指出，不论英法，或是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统治者公开财政的动力，无一例外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

“我们都说波兰的共产党很开明，波兰的团结工会很厉害，但是我们都忘记，波兰早在巨变前的10年，很多具体办事的官僚都已经不愿意干了。波兰在巨变前九年换了七个总理，都是辞职的。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一直跟在后面，老百姓也没有跟政府要私有化，也没有要市场经济，他就是要福利，而且给他，他也不会感谢政府，政府要横征暴敛，老百姓又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让横征暴敛越来越困难。”

最终，民众的行动会促使统治者向社会“亮账本”，政府有意愿跟社会谈判——你们自己看，账本就在这里，钱就那么多，那你是希望我收少点税，少办点事？还是征多点，多办点事？

秦晖还提醒说，到了那时候，财政公开与预算透明就有可能是真的。在那以前，即使政府“亮账本”很可能也是假账，因为它根本没有动机这么做。中国宪政难以推动，原因并非执政者思想太保守，而是它手中“钱太多”，日子太好过。任何统治者在这样的状态下，都不会考虑走宪政道路。

“你要说中国特色，特色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手中钱特多，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大的障碍。”

左右派都想为政权服务

谈到越演越烈的“左右之争”，秦晖直言，在宪政以前，中国并不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的区隔。

他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太左还是太右，也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而在于中国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左右都要讨好老百姓；中国是左右都要讨好‘皇上’。”

他澄清说，所谓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是指左右派的理论，同时都被利用来为政权服务。

“如果你（学者与官员）想得势，左你也可能得势，右你也可能得势。你左，你为他扩大权力，你右，你为他推卸责任。左派说，建立大国家体制，政府可以横征暴敛；右派说，应该当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嘛，何必那么操心呢？”

相比之下，西方由于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造成左派上台了，增加福利很容易，增税很困难；右派上台了，减税很容易，减福利很困难。一左一右轮流坐庄，最后国家债务越来越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西方左右派的鲜明对比，造成了国际政坛上的独特现象：欧洲政府纷纷破产，中国政府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秦晖认为，宪政实行以前，中国的左右派都可以发挥作用。他说：“很多人说，高层说不准讲多党制，不准讲议会民主，不准讲这个那个。但是从来有一个人出来说，不准讲搞福利。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论禁忌。在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