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时候我提了两句话，之所以这么提是有感而发的，前两年出现郎咸平引起国企改革争论，郎咸平坦率来说我认为他提问题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尤其国企改革的确存在一小拨人任意处置公共资产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重要，而且老实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最早，反正比郎咸平提得早的人有的是，我也提得尖锐的多，我认为问题提得不错的，解释这个问题的主意绝对是错的，而且这错老实说很简单，比如他说通过国有资产流失得出不要对民营企业寄于幻想，第二个要主张搞中央集权主义，我说你只要变一个字这个说法就有道理了，从你讲的现实中只能推出中央集责主义，因为很明显是你控制公共资产，你控制不住不是应该负责任，怎么反而让你权利更加不受制约才行，如果你权利更大，不受制约，就可以任意处置公共国有资产了。
要说对民营资产不要抱幻想，老实说这个事情引起很大影响，以至于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右派都讲民企原罪，前几年我记得有一场关于民企原罪的讨论，好像民企有原罪不容置疑的，争论是这个原罪是应该恕免还是不恕免，这讨论本身就很怪，假定国有资产，或者公共资产被有些人侵吞了，假定这事情真的有的，而且我也相信确实是有的，郎咸平讲的那些案例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种现象每时每刻在发生，老实说不需要太大学问的人都可以看到的。这种现象表明现在有人在贱卖公共资产，我觉得这种现象肯定有的，那有这个现象我们应该怪谁，我们姑且讲贱卖是有权人把公共资产贱卖给另外一些人，这到底该怪卖方还是该怪买方，郎咸平说这事怪买方，买方没有把国有资产价格提得很好，说这个很不应该，我说世界上哪有一种买卖是靠买方提价的呢？大概只有君子国是这样的，我说你郎咸平当买方也不会提价的，不管郎咸平包括我秦晖在内，如果我买一个企业，我也不会主动提价的，一般买卖问题不存在，因为一般的买卖价格绝不是买方单方面定的，买方希望价格低，卖方总是希望价格高的，这样总是会形成一个均衡价格，或者合理价格，可是我们国家公共资产的处置往往不能形成这样一个价格，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第一就是卖的人卖的不是自己的财产，如果卖的是自己的财产很简单了，他卖贵卖贱别人不会操心，他自己会操心。
更重要公众不能对他构成一种制约、监督、参与，因此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形成的现象，因此如果这里头需要追究责任的话，这里应该追究的不是买方的责任。如果要追究卖方的责任也不是所谓卖方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实际上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处置公共资产的，能够说得过去的委托代理机制，郎咸平也提到委托代理机制，但是他把委托代理机制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说代理人缺少一种责任心，什么样的道德才能建立这样一种责任心，郎咸平自己也说，他所讲所有的这些问题，在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英国、美国这些国家不可能产生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些国家他们的公共利益代理人的确是受到公众委托的，而且公众对他们是有制约的，但是我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存在这样的机制，我们严格的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意义代理，因为这个代理是要委托的，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公众把权利授予一个人，或授予一个机构，然后对这个机构进行委托，这个机构必须形式权利完全从公众利益着眼，公众也可以对他进行监督的机制，在没有这样一种委托代理机制的情况下，只有看守者许多真正的代理人。这个看守者如果处置所有者的资产不受制约，当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能够单方面强化看守者权利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用这样的渠道和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我称之为次货效应，我们看到一种虫，这种虫就是所谓的次货，这种虫一下子放开，一下子收缩，用现在话讲一下左一下右，但是在权利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不管左还是右，都是有利于一小部分人的，一放开就放开很多有权有势的人，对老百姓往往不放开的，正如刚才各位讲的那样，一直到现在对于一般贫民资本市场准入我们国家从来控制得很厉害，从来没有放过。但是对于与权利有关系的资本，比如垄断资本，比如那些官僚资本，比如能够和权利搭得上边的外资，他们市场准入是无限的。
由于这样一些问题产生了，于是就有人呼吁左了，一旦收紧首当其冲就是对老百姓紧，一紧就是对老百姓紧，一松就是对有权的人松，因此造成这样一种现象，有一次在讨论会上一个老百姓说一个大实话，我们国家政策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有特权的人得，左就把老百姓财产强制共有化了，一右就把国库的资产或者公共资产给权贵私有化了，我们国有资产已经完全异化成原始积累的流水线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就是不受制约权利，用左手把贫民的私有资产弄到国库里面，又用右手把国库里的东西弄到有权利的人或者有权利人的关系户手中去，形成这样一个原始积累的流水线，如果中国不能够遏止这个东西，不遏止不受制约的权利，这样一种原始积累的流水线就不可能被打断，中国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下左一下右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像北宋末年新旧两党，司马光号称主张放的，王安石号称主张收的，这两党在北宋轮流做庄100多年，越折腾越糟糕，当时北宋的状态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样，这个政策一紧起来就把老百姓手脚捆住了，没有活路了，这个政策一右起来就出现一大堆权贵资本，右起来老百姓并不能获得公平的机会，左起来老百姓首当其冲被扼杀。王安石曾经有一句话，现在这个国家搞不好，不是因为当权的人挥霍太多，当权人挥霍是应该的，天下就是你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能吃掉多少呢？但是天下搞不好原因就在于有很多阡陌闾巷贱人自由就糟糕了，国家搞得好，就是把阡陌闾巷之贱人从严管理，这样国家就搞得好了，这样就出现把民间私有财产收归共有的结果，这些都不是王安石的本意，他个人道德还是比较清廉的，这个制度造成的结果不是个人清廉不清廉能够管得了的，只要权利不受制约的，只要这个权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利，这种权利不受制约，势必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最后北宋灭亡是在王党手里，王安石变法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目的这是失败的，但是新旧两党斗争哪一党占上风，北宋经过几次折腾，最后王安石胜利了，后来到宋徽宗时代，掌权就是王安石这一派，主张要搞国家政治一切，主张把所有的私人土地收归国有的这帮人，这些人都是属于非常积极的，要搞国营商业，要搞青苗法，也就是国有垄断，最后这些东西获得了胜利，但是国家败在他们手里。
话说回来也不见得另外一派就是完全正确，实际上在原右党人上台期间也搞出一大堆乌烟瘴气，原右党也不是给天下老百姓公平竞争的机会，原右党明确讲现在不要限制这些权贵聚敛，这是理所当然的，人就应该分成三六九等，掌权人就是应该捞钱的。主张放任的人拼命放任，主张管制的上台拼命主张管制，后来导致我们经常讲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在这样一种循环中，国家社会危机得不到缓解，而且往往会越来越厉害。因此中国改革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再在这当中寻找出路，现在放得太开了，就要不受制约的去管制，现在问题就是在权利不受制约条件下，不管公共资产还是公民个人的资产都得不到保护，这两种现象是并陈不悖的。
另外一方面也存在私人资产，民间资产被不公正剥夺问题，这现象老实说不仅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有这种说法，非主流经济也有这种说法。前年郎咸平争论中，两边争得很厉害，但是一个问题两边都提出来了，国有资产快速扩展究竟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两边都说这是不正常的现象，通过不正当手段剥夺民营经济，通过不正当手段侵占民营资产圈起来的。他们看到的这个现象我认为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郎咸平现象出来以后这两年好像两边都有人说他们在这场争论中取得了胜利，左派说，这两年出现新国有化趋势，尤其是在基础工业和重化工出现了民营企业被挤出去而且被消灭的倾向，在石油、化工、汽车、包括很多的基础行业出现所谓的新国有化企，提高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对民营企业实行排挤政策，但是另外一方面国有资产的流失，公共资产的流失在提出郎咸平问题以后，政策收紧以后这段时间有没有变化，我认为并没有变化，而且还是变本加厉的，其实很简单的现象，我们这一次非流通股的处理，实际说是比三年以前国有股减值的方案更有利于流通股大股东，这个问题提出的时候，当时提出一个说法，非流通股的处理或者国有股减值不能变成把13亿人财产让过6千万人，现在这个问题处置方法就是越来越朝这个方法走的，所以当初对国有股减值意见很大的，比如扬帆等认为这个处理很不错，因为这基本上照顾了流通股股东的主张。照顾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我认为这个原则也不算错，就看你是什么时候，中国往往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主张从理论上讲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实行往往都是实行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机，这个时机如果出来往往得利都是有权有势的人，比如在中国股市问题上，前几年扬帆和吴敬琏先生争论很厉害，吴敬琏先生认为中国股市一开始出发点很出问题，就是国企要用股市为国企圈钱，因此股市成了一个陷井，成了一个赌场，而且这个赌场还很不公平。
如果当初我们就能够听吴老师的话，就不按照国企圈钱的路子设计股市这些问题就不会产生，可是当初我们已经把国企建成了一个圈钱的机器，把大量老百姓钱圈进去了，圈进去以后扬帆说如果现在把这东西捅出来，这股市泡沫就要破灭了，已经圈进去的老百姓就要受到损失了，因此就非常反对，而且认为国家应该给这些股民以补偿，所以补偿就是国有股权的时候采取不是卖而是送的方法，把国有股送给流通股的股东，扬帆说法有没有道理，在当时大量的中小股民被股市套住情况下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这国有股的确是国家设了一个局，把老百姓钱套在里面，而且由于本来就是要为国企圈钱的股市设置，使得私营率不正常得高，的确有意把大量中小股东圈在里面，如果这时候国家出台一些有利于中小股东的转然措施，比如像扬帆讲得那样，不必高价转让，而是采取一定程度对流通股股东进行补偿的办法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可是问题在于当时大量中小股东贫民股东还留在股市的时候，我们有关决策当局迟迟不采取这办法，等到中国股市跌到900点，一般老百姓撑不住，一般中小股东贫民股东早就血本无归的退出了，到了900点还在股市里面当时主要就是有实力大庄家、大股东，这时候赠送了，我们国家制度不管收还是放，总是恰恰有权有势人希望收就收了，有权有势希望放的时候就放了，这事情很糟糕，国企改革的时候。
前几年不讲产权改革，只讲减员增效，在减员增效的口号下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因为国有资产还是国家的，国家要赶你走，你能跟国家讨价还价吗，如果资本家赶你走，现在有一些左派振振有辞说这是资本家对工人如何，现在国家要把你赶走，还说这是你为国家做牺牲，国家要把你撵出去是很正常的，你跟国家讨价还价岂有此理，用这种办法搞了减员增效，按照他们想法把该撵走工人都撵走了。撵完了某领导看上这个企业了，这时候要产权置换了，产权置换如果按照自由交易的原则，公开公正公平招标的原则这个企业就会卖得很贵，因为原因很简单，这个企业效益已经改善了，如果这样的话，自由交易原则就要拿出很多钱来，这时候又有一个新的方针出来了，叫就业优先，企业转让价格不要过于计较了，企业价格低一点也是可以的，只要不解雇工人就可以了，就业优先回收资产是重要的，如果以前讲也是可以的，东欧也是有这种现象的，这个企业白送给你一马克转让，前提是你要对职工的就业承担责任，人家在就业优先之前没搞减员增效，就业优先企业就不要讨价还价了，把企业白给我，我不赶工人了，这就叫就业优先了，这不是就业优先和减员增效没有道理，这两个说法都是有道理的，的确我们现在企业有很多人员是该解雇，的确这个社会是需要讲就业优先的，可是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政策是有矛盾的，我们怎么处理这种矛盾呢？这就涉及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对政策的取舍都是有不同诉求的，关键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缺少一种各个社会阶层提出自己的诉求进行公平博弈的机制，无论什么样的取舍都是垄断在很少的一部分人那里，这些人想赶走工人，就讲减员增效，想廉价获得国有资产就搞就业优先。
他讲得就业优先绝对不会是减员增效以前的国企工人的就业优先，结果到了最后工人该丢掉的就业机会也丢掉了，国有资产该流失的，或者希望流失到自己口袋的也照样流失了，这问题为什么不能倒过来，为什么不能在前几年讲就业优先，为什么不能在企业已经转制了以后，讲减员增效呢？那时候借助国家权利把工人赶走，不跟工人谈判，到了把工人赶走了，就有所谓的就业优先，这里面不是说这个理论本身有什么问题，我现在觉得不管自由市场理论还是福利国家理论在当代中国都是有它合理性的，因为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国家，并不存在自由过分的问题，中国也不是福利国家，不但现在不是福利国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也不是福利国家。因此福利国家理论和自由竞争理论在中国都是有它合理性的，问题就在于在这些理论搭配上，在这些理论落实到具体政策的时候，由于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存在很多问题，存在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利，存在各个社会利益权利没有一个公平博弈的机会，因此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政策，不管是收的还是放的政策都造成了社会不公都形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导致了改革进退，造成这种危机不在于不受制约的权利，而在于老百姓自由太多，于是提出要制裁民企，要进一步收紧市场准入，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就会造成中国造成更恶劣的周期，这绝对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