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苦人”的悲歌——从摄影集《麦客》谈起
这些年来各种渲染“民俗文化”的产品可谓铺天盖地了。为了经济（旅游业）利益、政治动机（反对“全盘西化”）以及精英阶层高雅的审美需求，“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了口号。从纯粹商业化的各种“民俗村”、“民俗文化风情旅游”和“民俗文化节”，到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曲阜祭孔大典和黄陵祭祖仪式，从文人雅客的民俗采风，到文化人类学家的民俗研究，各种现存的、已死亡的乃至纯粹是今人“创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出来的“民俗”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当友人推荐一本“民俗摄影集”时，我也是以消闲之心翻阅的。但看到《麦客》之书名，我就有些震撼：如今还有人记得他们？而看完全书后，我被深深打动了：为书中的内容，也为作者的一片心。
作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而又以治农民史为业的笔者，在陕西工作了十多年，对麦客这一群体，我也是关注已久。口述传说姑且不论，明清时代的关中地方志里就记载着这样的民情：“麦秋刈获，必须麦客。其人俱秦陇之民，自西徂东，良莠不一。”那时的地方志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既为当地所“必须”，又被当地官府视为威胁地方治安的盲流，据说就是因为他们，“曩年歧山、千阳，均遭巨案。”到了土改时期，如何看待雇佣麦客这种现象，在当地曾引起过争论。因为按当时的政策，雇工被视为“剥削”，是要影响定成分的。然而民国年间关中西部农家请“麦客”收麦的情形十分广泛，而且往往是由村子出面，集体雇请。由于这种做法几乎遍及各阶层，土改中地方党委曾专门作出规定：雇用麦客不算“剥削”，“因为算与不算并不影响本户的阶级成分，同时在本地区，请麦客是普遍的现象。”
然而担心盲流影响治安也好，认为是当地“必须”也好，为雇主辩明不算“剥削”也好，毕竟都是从当地雇“主”的角度考虑的，有谁设身处地为“客”、为这些“下苦人”付出关注？作为麦客流出地的甘肃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至少在接纳麦客的关中，这样的人好象不多。本摄影集的作者侯登科先生，就是这可贵的不多者之一。作为摄影界外行人的我此前不知道他，看本书的“作者简介”好象他也不是摄影界内的“名人”，但他却有着许多“名人”所没有的、或已经淡漠了的一颗平民百姓的古道热心，和从底层看社会的深刻洞察力。我不敢讲这本书在摄影艺术方面的成就如何——那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但它用镜头留下了一部历史，一部发生在号称中华文明摇篮、周秦辉煌汉唐雄风之基的关中大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一部事关衣食生存等人类生活基础但却常常被忽视的历史。
这本画册的镜头绝大部分摄于九十年代，反映了当代“麦客”生活的各个层面。但侯先生不满足于此，他把镜头移向历史纵深，搜集了从１９２５年《新秦日报》关于“麦客工价”的报道开始的一些珍贵资料。尽管从历史学专业的眼光看，诸如麦客现象“已经延续了近百年”之类的说法并不准确——如上所述，麦客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然而从摄影家的角度看，侯先生的这种视野包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民俗民俗，有民才有俗，关心民俗，归根结底还是要关心“民”，关心人。然而如今对民俗感兴趣的人，包括艺术家与学者中，不少人却是心里绝无“民”，眼中唯有“俗”。一些人把贫困当作牧歌来欣赏，甚至提出应该把某种“文化”当作标本封闭起来，以免外来影响破坏了这种现代人乐于欣赏的“风景”。
这样的“民俗”作品纵然能时髦于一时，终究是没有真正的生命力的。
而侯先生的作品则充满强烈的人道主义。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郁，却并没有什么牧歌氛围。这些作品同情“下苦人”的艰难生活，有些画面，如《被撞伤的麦客和他的妻子》真是催人泪下。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并没有把这一切刻意渲染为“现代性的困境”，“全球化的苦难”或“文化的不适应”。尽管９０年代以来现代机械收割对麦客生计的影响是侯先生所关注的、当代麦客面临的严重问题。
的确，生活在改革开放带来繁荣的城市中的人们，东部农村的人们，包括如今被视为改革代价承受者的下岗工人、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恐怕都难以想象当今世界上还有如此“廉价”的劳动：许多麦客辛苦“转场”一季下来，扣除路上花费实际并无所得，甚至还“负亏”，他们图的只是受雇期间“管饭”而已！“‘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加之如今“世风日下”，现代的人道、平等观念在我们这里远没有权势、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传播得快，麦客在关中可能遇到的主顾少了几分传统的淳朴和厚道，多了几分“伪现代”的势利，其境遇更可想而知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如今也难以为继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随着改革后公社束缚的松弛，传统家庭农业的复兴，以及关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甘宁麦客入陕一度出现历史上的高峰。（侯先生说是“十几二十万”，我所知道的还不止此数）然而到９０年代末便“好景”不再，日益兴起的收割机异地作业使麦客市场不断缩小。通过《麦客与收割机》等一组照片，侯先生的镜头为此留下了历史上难忘的一页。为侯先生作序的郑梦熊先生乐观地写道：“我国的改革开放，使农业机械化得到广泛的推广，并从９０年代起陆续替代了麦客们的手工劳作，麦客的历史也将结束。随着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西北地区的生存环境不断得到改善，麦客和他们的后代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至少在目前，现实生活好象没有如此乐观。贫困的家乡如今不能为归来的前麦客提供替代的生路，放下“肘肘”进城打工的前麦客，处境比我们熟知的东部农民工更加艰难。广东珠三角打工者栖身的工棚之简陋，曾引起过多少人道主义的谴责。然而在最近一部电视纪实片中我们看到：西安南门外的一家饭馆中，打工者羡慕（甚至嫉妒）地向记者说，他们中的某某因是老板亲戚，享受了可在并起的餐桌上睡觉的待遇，而没有这般幸运的他们只能在打烊后的厅堂里围坐打盹过夜。老板说，没把他们赶到外边去就已经很宽厚了，不信你问问别家！
显然，广东式的工棚对他们而言已是梦幻天堂。
而他们本身，不也被许多前麦客视为幸运者吗？在前麦客的主要输出地之一，宁夏泾源的一个村庄里，村民对调查者说，本村青壮年男人在家没活干，在外打不到工，大都走上了邪路。某某还算不错，在西安找到了活——他不知道某某已经负案在逃，他面对的调查者正是寻踪而来的公安人员！
然而这能怪谁呢？怪收割机？怪体现在收割机上的“现代性”？怪“现代性”带来的“国际资本”？（在麦客们生活、打工的西北地区，鬼才知道有几个“国际资本”）怪鼓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麦客们打工难，是因为他们“自由”太多？）还是怪那好象不太讲“生存权”的“福利国家”？（由于“福利”太多，把麦客们惯坏了？）
这些问题，好象不是“国际学术前沿”所能解决的，然而它未必是我们的常识（以及１８世纪以来别人的探索）所不能解决的，只要你不刻意回避它。只要你像侯先生那样，心里既有“民”，眼中不唯“俗”，这些镜头下的“民俗”便不再仅仅是可供“开发”的商品，或者是可供后现代的人们赏玩的“文化”，而“下苦人”的悲剧根源也就不难找到了。
小城镇的优点与广阔天地的作为
主流的一方提倡小城镇的种种好处，说它能避免现代大都市的种种毛病，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居住条件差等等，并认为西方工业社会的城市化是一条错误的弯路，如今他们已经为历史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他们后悔不迭并开始“后城市化”过程，即回归小城镇与乡村。他们的大城市在衰落而小城镇充满活力，大城市里则是市中心区日益没落而精英社区日益转移到郊区和卫星城镇。有人因此兴奋地说：我国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更优越的道路，即通过发展小城镇而“超越西方都市文明”，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通向“后都市时代”的捷径，许多西方人是那么羡慕我们，并呼吁我们吸取他们的教训，一如既往地发扬“小城镇主义”。还有些论者则把“小城镇发展道路”与乡镇企业的奇迹联系起来，以大城市国有企业的困境与乡镇企业的欣欣向荣来论证小城镇的好处。
而非主流的一方则论证工业化时代大城市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什么错误，现代化伴随着城市化，而城市化应当是大中小各种城市的同步发展，这是普遍规律，不存在什么专门发展小城镇或小城市的特殊道路。在现实中，小城镇占地多，浪费资源，这恰恰是土地稀缺的我国国情所忌，而经济上分散化导致产业有机联系削弱，第三产业发展困难，影响结构升级。另外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方面，我国许多地区“小城镇病”的严重性也不亚于所谓西方的“城市病”。所以我国不能拘泥于“小城镇主义”，而应该给大中城市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这两派论战的是非，我没有资格评论，现代化与聚落类型的变迁之关系是个很专业的研究领域，恐怕也很难说有什么定论。但具体到我们面临的现实，我觉得“小城镇好还是大城市好”恐怕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注意到：主张小城镇优越性的人并没有要求在大城市中发动一场如同当年“上山下乡”那样的运动来把居民疏散到小城镇，而反对“小城镇主义”的人更没有主张禁止和限制农民进入小城镇去居住与就业。显然，聚落类型的利弊在这种讨论中其实只是个借题发挥的幌子，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双方对农民迁徙就业权利的不同态度：“小城镇主义”的实际含义是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阻止他们进入大城市。而反对的一方则认为不仅应当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也应当允许他们进入大城市。换言之，聚落规模问题在这里一定程度上成了假问题，而“农民”迁徙、就业权利（在经济学意义上也就是市场准入权利）才是真问题——“农民”二字打引号，是因为在这里该词显然不是指一种职业，而是指一种身份等级。
其实如果真正讨论聚落规模，如今围绕小城镇的许多提法很难说有何意义。浙江龙港这个“农民城”已有十几万人口，多于一些地级市区，但一般“小城镇主义”者不会认为进入后者的限制应当宽于前者。珠江三角洲常被视为“小城镇”发展的典范，然而像东莞那样在两千多平方公里地域集中常住人口１５０多万外加４００万打工者，人口密集度超过洛杉矶（３７９０平方公里人口３００多万）、比伦敦（１５８０平方公里人口６００多万）低不了多少，有什么理由说它还是“小城镇”、说它比北京、上海更少“城市病”？至于乡镇企业对于国企的优势，本在于其机制而不在于“小城镇”，君不见我国有多少分布在“山、散、洞”的“三线企业”，其效益不是比大城市国企更差吗？
之所以有感而发，是起因于最近收到一份学生来信，信中感叹农村缺少人才，认为还是文革那时好：那么多“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确，如今要讨论知青或城里人在农村是否“大有作为”，也许会有一场论战：有人觉得确实大有作为，有人则认为那种作法糟踏人才。笔者当年是自愿下乡的，并且的确至今不悔。但我知道大多数人下乡并非情愿。我当年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至今也不认为这句话是错的。但问题在于：即便这话成立，它能成为强制非自愿者下乡的理由吗？上山下乡运动的结局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场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广阔天地”可不可以有所作为，而是因为它的强制性质。正是这一点使它不得人心，酿成许多悲剧，“青春无悔”的高调掩盖不了青春有怨的历史。据说发动这场运动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尤其是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然而正是这场运动的强制性，使农村在城里人眼中成了流放地的代名词。在强制下人们为逃离那里而不择手段，强制一旦放松，顿时出现上千万人的“胜利大逃亡”。正是在这场运动期间，我国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发展到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堪称为现代种姓制，其他权利姑且不论，仅经济差别而言，那时城市内部、乡村内部各自都有平均主义的一套，然而城乡收入的“等级”分化却使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１９７８年（运动结束那年）达到０．３３１，不仅超过所有“修正主义”国家，也超过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
那时许多知青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的确创造了一些“大有作为”的事例，人们不该也不会忘记他们。但这改变不了因强制造成的整个运动的悲剧性质与失败结局。如今我们仍然可以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仍然应该创造条件吸引人才下乡创业、鼓励文化支农、科技扶贫，正如鼓励所谓“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参与城市发展、鼓励“乡下人教城里人怎样做‘市民’”一样。但那种强制性的“知青运动”是不会有了——其实今天人们也明白，当年发动那个运动的真正原因是数年动乱导致城市经济破坏无法解决就业，而“奉旨造反”的红卫兵也到了需要尽快遣散之时。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则与“反修防修”等等一样，只是一种宣传，不是真正的（至少不是主要的）理由。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能成为强制人下乡的理由，与“小城镇的优点”不能成为阻止农民进入大城市的理由是一样的。广阔天地是否有作为，是个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小城镇是否有优点，是个聚落规模问题，而迁徙择业自由则是个公民权利问题。农村需要人才，小城镇规模适当，国家应当尽可能帮助它们增加吸引力。但这不可能通过堵塞公民的其他选择来实现。当然，公民权利的实现是个历史过程，谁也不能梦想人们的迁徙择业权利能一下子落实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应当承认，“小城镇主义”当初是这方面的一大进步，从知青运动时代农民完全被束缚于土地上，到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再到允许他们“离乡”进入小城镇，这里的进步人所共见。但今天现实又一次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在城市农民工问题日渐凸显的今天，“小城镇主义”的现实含意已从侧重于“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变为侧重于“阻止”农民进入大中城市。我们也就应该对此进行反思了。
“城市的空气”
上述关于“小城镇”的议论表明，当前我国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两种意见，都是以承认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前提的。这个共性可以表述为：小城镇也好，大中城市也好，都要姓“城”。但这个“城”可不是此字的中国古义，它是指作为现代文明载体的那种聚落形式，即所谓ｃｉｔｙ。２０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基人陈翰笙有句名言：“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ｃｉｔｙ”。而如今我们不管是要搞小城镇还是要搞大中城市，当然都是要发展ｃｉｔｙ。
古汉语中的“城”字本义不仅不是ｃｉｔｙ，甚至连陈翰老所讲的“都市”也不是，它本来根本不是指任何一种聚落，而就是指作为军事防御工事的城墙——国人皆知的万里“长城”就是此义，它当然不是指长长的城市，而是如英语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所示，一堵“大墙”耳。我们现在讲的城，上古时本叫“国”，繁体的国字，即由城墙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有人执“戈”守卫。当时的城就是“国”，有人说这就是“城邦”，当然它与希腊式的城邦是不同的类型。那时的城里人即“国人”，而城外的居民则是被统治的“野人”。“国人”与“野人”是族群（民族、部族或氏族）之分还是阶级之分，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但它们是两个世袭而互相排它的身份性集团则无疑。“国野”之分在城邦变成统一国家后早已淡化，没想到两千年后这种上古的城乡之别又以两种户口类型构成身份壁垒的方式再现了。
这样的“城”无论是大是小，当然都不是现代化的聚落。而近代城市作为新兴文明载体从西方中世纪末期的背景下兴起后，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那句著名的中世纪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过去的学者过分相信这句话在当时的史实意义，把中世纪的欧洲城市设想为自治的公民社会与活跃的工商业中心。这对西方历史的描述而言似乎很顺当：现代西方社会通过它一直上溯到共和的罗马与民主的雅典城邦。这样一来，据说没有这种“文化之根”的东方人就与这种“传统”完全绝缘，而ｃｉｔｙ在东方的出现似乎就成了“西化”的同义词。
但当代中西历史学家早已证伪这种简单化的说法。人们现在知道西方中世纪城市并没有那么多自由空气，它们通常也只是专制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及宗教中心即主教驻地，这点与中国古代不同），早先时期它的商品经济还不如农村市场发达。和我们一样，自由的ｃｉｔｙ在他们那里也绝不是“文化传统”自然赐予的，而是与“传统”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并不是否定一切的“决裂”）的人们争取来的！
但如果“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并不是中世纪的实际情况，它却的确是近代城市的特征。初期的西方近代城市除了巴黎、伦敦等极少数例外，大都规模很小，像维也纳、布鲁塞尔、法兰克福这类现代名城，在１７世纪时并不比如今我们浙江的龙港大多少，用今天的眼光看它们都是“小城镇”。自由的空气使它们后来变成了大都市，再后来它们迈过了工业化时代大城市发展的顶峰，在“后工业时代”人们对“城市病”的抱怨中，它们的规模又趋于稳定以至萎缩，新的“小城镇”时代似乎是未来的前景。
然而无论是从当初的“小城镇”发展为大都市，还是从如今的大都市再分散为“后现代”的中小城市，都是在开放的市民社会中、在“自由的空气”下进行的。城市膨胀并不是调拨集中人口的结果，城市规模稳定也不是树立身份壁垒的结果，人们回归“小城镇”更不是“腾笼换鸟”的结果。大城市也好，小城镇也好，它首先姓ｃｉｔｙ，首先有自由的市民——公民，然后才有大、小和聚落规模的变迁问题。
与此相反，我国古代也有“大都市”与“小城镇”，前者如长安、开封，其规模之宏大冠于当时的世界，后者如众多县治，往往是“大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它们的兴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隋初在龙首原无垠田野上筑起的大兴（长安）城，不数十年便成了众至百万的世界第一城。然而唐以后首都东迁，韩建“缩城”，长安又成了“小城镇”。历代统治者常常“徙民以实京师”，而政治变迁后又“尽驱其民与俱”、“城郭为墟”。平时“为户籍相伍”，“使民无得擅徙”，而一旦官府迁民，则“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以至“民之于徙，甚于伏法”。这样形成的小城镇也好，大城市也罢，与现代化性质的“城市化”都是毫不相干的。
现代化性质的“城市化”，不仅意味着聚落规模由小变大，产业结构由农而工商，更重要的就是前述那种“城市空气”的形成，走小城镇化的道路也好，大中小城市并举也好，没有这种“空气”都不能说是城市化了。套用陈翰老当年的话说，城市化就是ｃｉｔｙ化，城镇、城市都姓ｃｉｔｙ。显然，这种城市化首先就与身份壁垒不相容。有人认为用身份壁垒限制大城市发展便可实现“后都市文明”性质的小城镇化。从逻辑上讲这样的小城镇化是可以实现的，但它不是通往“后都市化”、而是通往“前都市化”的“捷径”。
而逻辑不等于现实，现实是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的发展与这“捷径”越来越远。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停滞、乡镇企业就业空间的局限、入关后农业形势面临的挑战使它比工业更需要“减员增效”，以及原先被视为小城镇道路样板的苏南、珠江三角地区城市化的超常发展，都显示中国城市化只能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
近年来北方麦区收割机异地作业的大规模发展，使“打工挣钱，雇机收麦”成为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超小农”局限性的内循环模式。而务工收入激活农民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改善城市企业效益——缓解下岗危机的外循环模式，则有可能使我们避免“腾笼换鸟导致恶性循环”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已使身份性壁垒趋于失效，但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又尚未形成，在体制扭曲下中国许多大城市９０年代已出现市民“超前白领化”（蓝领岗位民工化）趋势，而现行计划生育模式在今后不久又会造成一些大城市市民“超前老龄化”（劳动人口外来化）趋势。先是白领化后又老龄化的“市民”面对先在蓝领行业后在整个劳动界比重愈来愈大的“农民”，如果不能填平身份鸿沟，未来城市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紧张与危机将难以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今已没有单纯的“农民问题”，自由与公平、农民与城市的问题已经交织为一，这对于我们而言的确是新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