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朋友说不想谈沉重的话题，那就来点轻松有趣的，说说放假吧。
初中三年正好碰上文革乱世，“一进校，就停课；毕业前，刚停火”，也就久违了放假一说。1969年以后在农村9年多，只有农忙农闲出工不出工，没有城里的法定节假日之说。后来读研3年，在高校教书几十年，那都是不坐班的，所以尽管学校有节假日，当教师的节假日感并不强。想想还是当年务农时的“农闲”比较有感觉。不过对我们知青而言，有个时段倒是类似于“长假”的，那就是回城探家。
我们插队的平塘公社是广西田林县的高寒山区，刚下乡那会知青们大多只有十五六七岁，远离父母和故乡城市来到地老天荒的农村，艰苦劳作数月后，想家是很自然的。所以下乡后1970年初第一个春节时，这一拨知青几乎都回城过年了，只有我们坝关村的三个男生在村里过了个“半革命化”的春节（没有回城，但也不是在工地，而是在村子里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
我们三人之所以过年不回家，除了下乡之初“革命化”的热情外，其实也是由于家庭的情况：我们都是自治区教育厅的子弟，在我们下乡后不久，教育厅就被“斗批撤”了。除了特别红的一些人可以干原来的工作乃至升官外，其余人等都被“下放”，而且基本都被赶到了外地。当时我们三人的家长都在被赶之列。三个小伙伴中，罗克家算是最幸运，被下放到了比较富裕、交通也比较方便的玉林县（今天的玉林市），我和黄志先家则都被下放到广西最穷的河池地区。我父母被赶到了河池地区最穷县之一的凤山。
家里“下放”迁徙是在1969年底，直到1970年夏天，这时家里才度过了下放之初的适应期开始安顿下来，离别快一年了，这时我们才开始考虑给自己“放长假”回家探亲。
但回到父母“流放”之地也不那么简单，凤山与田林直线距离其实不算太远，但当时的公路要绕一个大圈，经百色、巴马两次换车，路上要走三四天。于是我想，还不如绕得更远一点，走一趟贵州吧。志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决定两人同行。
“盲流”的缘起
田林县与贵州册亨县隔南盘江交界，我们外出必经的公路上车点旧州，离界江不过10公里。1970年正是“遵义会议”35周年，当时宣传得很火，我们那时还是一脑袋意识形态，也想去“瞻仰圣地”。于是计划过江去贵州，到贵阳、遵义走一回，再经黔桂线回到同样相邻贵州的河池地区探家。
旧州到贵州本来有条滇黔桂公路，那是抗战时李宗仁修的著名大后方交通线。它从百色经田林过南盘江入黔，由东向西穿过整个兴义地区（今黔西南自治州）入云南，直抵滇东的罗平。一直到我们插队的当时，它都是田林县境内唯一的全天候公路。但是很倒霉，就在我们筹划此行时，贵州境内一场暴雨，过江后的公路中断了，而且得到的消息说水毁严重，一时半会无法修好。遇雨断路，在那时的中国是家常便饭。即便是滇黔桂公路这样的“全天候”干线，乃至山区铁路，也是小雨尚可，大雨就悬乎了。不过，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万水千山只等闲”，虽然行前已经听说路断了，仍然决心走过去！没想到，这一走我们就成了“盲流”，乃至“流窜犯”，经历了好些天的“牢狱之灾”。
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人只要走出“户口所在地”，原则上都需要政府开具证明。否则你连住店都不可能。知青探亲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也在公社开了探亲证明。当时平塘公社党委书记杨福宗是个“四野”南下干部，对我们几个过年都没有回家的知青比较欣赏，正打算给志先评“先进”呢，听说我们夏天要回家，他也一口同意了。但是听说我们要去贵州，他还是觉得很诧异，说贵州近来“很乱”，你们回家就回家，还是不要乱跑吧。而且公路都断了，你们也走不了呀！
但他的口气并不严厉，我们只当是关心，并没有往心里去。而且开出来的证明就是“兹有我公社知青某某前往探亲”——也许是当时我们这批知青父母下放各地的很多，公社开证明的人知道这些人未必回的是南宁，也就不一一写明目的地和路经。我们觉得这样的证明可以到处走，不会影响我们去贵州。于是8月初的一天，我们就上路了。知道旧州已经没了班车，我们也就没赶夜路，这是我们很少的几次白天出山到旧州过夜。
在旧州简陋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就沿着滇黔桂公路出发了。贵州境内山大沟深，比广西这边的路段要险峻得多。旧州到册亨，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但当时的公路里程却长达85公里，而且基本全部是峡谷公路和盘山公路，很多地段就如今天抗战照片中著名的“滇缅公路二十四道拐”，甚至犹有过之——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二十四道拐并不在真正的滇缅公路上，而是在滇缅路再往东同为抗战通道的旧滇黔路晴隆县境内，而晴隆与我们此时走的册亨都属于兴义地区，地形是差不多的。
而当年我们就走在这百曲千弯的山道上，一过江就开始爬山，从海拔370米的南盘江边，直到这段路的最高点，一千多米海拔的尾兰垭口，一路上到坡顶又下深沟，艰险无比。
下午2点左右，我们翻过尾兰垭口来到乃言。这里是个公社所在地，但只相当于广西的大队，就是个村寨而已，这个寨子现在以“布依戏”发源地闻名，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寨子离公路也有点距离，我们没有进村。
但是公路边的乃言道班（当时称185道班）却是当地公路系统的先进单位，小有名气。我们一早出发，走到这里已是饥渴难耐，于是进道班讨水喝，吃干粮，休息打尖，还和道班的人聊了一会。这个先进道班果然政治气氛浓郁，在这崇山峻岭之地居然还有许多大字报。
沦为“流窜”人员
离开乃言继续前行，不久我们就看到了水毁的路段：在乃言与宜哨之间的几条沟口，桥梁与涵洞都被山洪冲毁，还有多处塌方。绕过这一片狼藉之处，我们又开始爬坡。天黑时才到了一处寨子，只得投宿村中。
我们上路口一间农屋探问，原来这里是秧坝区板用公社的上板用村，而且我们问到的正好是这里的知青小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两个广西知青在此受到了贵州知青的热情接待。 晚饭之后，他们安排我们在条件较好的女知青屋住宿，主人则挤住到其他同学那里去了。我们两个半大小子住在大姐姐腾出来的闺房里，不知志先感觉如何，如今我可以说，当时16岁的我在受宠若惊之余，还不免有点青春萌动想入非非呢……
次日早起，再三道谢之后我们就动身上路了。下午5点左右，我们到了册亨县城者楼镇，徒步旅行应该到这里结束，我们应该在次日坐上通往望谟县的班车向贵阳进发了。当时的者楼镇比我们田林县城乐里镇似乎还要大些。这使得我们这两个在深山里待了将近一年的“乡巴佬”兴奋不已。现在想来，假如我们到县城后先持证明去住店安顿下来，买好次日的车票再去逛街吃饭，后来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当时都很穷，到了县城就先逛起街来，想到处看看后选个最便宜的住处，还心存侥幸，说不定能找个已经放暑假的学校，获准进到教室拼起课桌睡在上面过一宿呢。
逛了一会肚子饿了，我们就进了个饭店吃碗粉。没想到这下子大意失荆州，我们的厄运来了。
吃完后我们出来，志先突然想到随身的挎包忘了带，返回去寻找已经不翼而飞。我们急得团团转：这包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志先的探亲证明在里面呀！没了证明，我们可就走投无路了。我们一再问饭店的人，毫无所获，到外面各处找了一会，又回来看看是否有失物招领，结果仍是失望。
这时已经是晚上，我们找了一家旅店，出示了我的证明，希望可以让我们两人投宿。店里说不行，必须两人都有证明。这可怎么办？店里人说：你们去找军管会（指“公检法军管会”，蓝亦农时代贵州唯一的治安机构，从派出所、法院到监狱无所不管）吧，他们如果同意，给你们开个介绍信，我们才能让你们住。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到军管会。值班的人义正词严：不行，任何人没有证明私自外出就是“流窜”，一律要收容审查！这可把我们吓得不轻。我急忙说我有证明呀，我来为他证明行不行？谁知他看了我的证明，脸拉得更长了：你一个广西知青怎么跑到贵州来探亲？证明上为什么不写探亲目的地？我只好絮絮叨叨地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一遍，并说：要不先让我们住下，你们给田林县我们公社打个长途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们探亲这事，给遵义二院打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二姨？如果没问题，你们给我们开个临时介绍信，让我们继续旅行好吗？志先也说：丢了证明的是我，他有证明，你们让他住旅店吧，把我放进收容所还不行吗？但他毫不客气，一挥手叫来人，把我们两个都带到“收容所”关了起来。
懊丧之余，我们初时还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我们确实不是“流窜”，他们打打电话问清楚就是了。公社书记对我们印象不错，还要评我们“先进”哩，他能不为我们解释吗？于是每天我们都问看守的：弄清楚了吗？我们说的不错吧？什么时候让我们继续走呀？甚至问：到望谟方向的班车一天有几趟？有直接开贵阳的班车吗……。但是一起被关押的“狱友”们却很不乐观，而且觉得我们可笑：进了这里的人，有茬可抓的“流窜犯”就抓起来送监狱了，没茬可抓的“盲流”至少也得劳动一段时间再强制押解遣返，哪里有轻易放掉的？你还要他们补个证明让你们继续旅行？没见过这么傻的！
后来我们得知，册亨的电话经县里转到平塘公社，杨福宗书记知道后很光火：告诉了他们不要去贵州，他们还要去，还闯下漏子让人抓起来了！不像话！让贵州把他们押回来！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铩羽而归
我们一直被关了大约一个礼拜。收容所条件恶劣，伙食极差，一大堆人睡地铺，晚上亮着灯，白天还要被押着干活。如果是现在，那真是受不了。可是那时我们这些知青都是吃尽了苦的人。收容所住得差，能比寒冬腊月里四面透风的集体工棚差吗？伙食无所谓好不好，只有解不解饿的问题。16岁的半大小子“年少不知愁滋味”，晚上亮灯我们照样睡得呼呼的，至于收容所里那点劳动与野外修公路相比更不值一提。我只是懊悔浪费了时间，见不着家人又不能看书，辛苦一年熬下来个“长假”，居然就这么一天天在囹圄中打发了，真是倒霉呀！
终于有一天，“牢门”打开，军管会的人宣布：“你们两人的问题弄清楚了。”我高兴地说：是吗？我就说没有什么问题嘛，我们可以继续旅行了吧，今天望谟的班车还能赶得上吗？那人打断我的话说：你想什么呢你！现在决定把你们强制押解回田林！你们老实点！
我的天！我们从平塘到这里，三天里跋山涉水徒步走了230里路，过了水毁路段马上就要坐上车了，却莫名其妙进了班房，现在又要丢人现眼地一路被押回去，怎么这么背时呀！毕竟当时才16岁，不知好歹的我还要争辩几句，那人发怒了：进来这几天了还天天想去望谟？想逃走是不是？我看你不老实，把他铐起来！
我们吃惊不小，志先带着哭音嚷道：“不要铐他，证明是我弄丢的，要铐你们就铐我吧！”这时一个小领导模样的人劝道：好了好了，两个孩子嘛，不用铐了，你们听话点，赶快走吧！
我们再不敢吭声，收拾一下就乖乖走了出去。一个全副武装的公安站在我们面前，他负责一路把我们押解回田林，移交给田林县公安局。这位公安名叫刘先礼，47年后我还居然与他取得了联系。现在的他早已从册亨县公安局退休多年了。旅游、写字，在当地的“退休界”很活跃，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才联系上的。
而当年的大老刘还是个30多岁的精壮汉子。他初时对我们一脸严肃，俨然就是“押解”人犯的样子。在以后的几天里很快混熟了，知道我们不过是两个本分的小知青，有点幼稚可笑而已。于是一路与我们有说有笑，甚至走路走热了，把手枪和武装带都放在我们的行李上让我们轮换挑着。在公路上有时一前一后几个人拉的很远。后来志先回忆道：有几次老刘与我们中的一个聊天，另一个挑着行李只管走，在山道拐弯处都看不见人了。我想假如我们真是坏人，拿枪跑掉了他怎么办？
来时走路，原路返回自然还是靠两条腿。来时乘兴，旧州—者楼85公里只走了两天，回程泄气，同样的路走了三天。一路上我都怕见人——那时我们脸皮薄，尤其生怕碰上来时曾经热情接待过我们的人，他们看见我们被公安“押解”回来会怎么想呢？
说实话，当时我们真的觉得“盲流”是件可耻的事，甚至似乎真与“流窜犯”有什么瓜葛。我们只是懊丧自己明明不是“盲流”，只是不慎丢了证明，落得灰头土脸地被“押解”回来，太窝囊了，要是小心点，不丢证明该多好！我们却没有想过：一个人外出个几十里都要开证明，这正常吗？没有“证明”的“外地人”就可以不管青红皂白地抓起来还罚作劳役，这合理吗？
那时的确没有“暂住证”，人们外出办任何事都要一事一开“证明”，时间地点事由都要严格写明，我们想在一江之隔的邻县旅店“暂住”一晚都不可能，哪有让你跑到北京“暂住”一年或更久，“北漂”着找工作的可能呢？我们在农村那时年年出“民工”，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民工”都是被征调无偿服劳役的，就像孟姜女她老公去修长城，哪里会有什么“薪”可欠？当然这不是说“暂住证”和歧视“农民工”就没有问题。只是我们的改革要向前走，而决不能向后倒退。
两天后我们回到旧州，我以为就可以回平塘去了。但老刘说我们还得到县城，因为册亨县公检法只能向田林县公检法办移交，不能交给下面的公社，更不能擅自“释放”我们。于是我们在旧州坐班车到了县城（总算不用走路了）。县里早就与平塘公社取得联系，一见面就当着老刘的面“释放”了我们，还对他说：公社说这两个知青表现不错，感谢你们把他们送回来。临别时老刘还与我们吃了顿饭，也算是“不抓不相识”了。
县知青办的人还告诉我们，杨福宗的气消了，说是你们还可以照旧评“先进”，回去再给你们补个证明，回家探亲去吧，只是再别去“盲流”了。
我们后来还是各自回了家，只是这“长假”已经在跋山涉水和囹圄中耗去了大半。回想这一路，我们往返跋涉近500里，被关押一周，前后花去两个礼拜，吃够了苦头，乘兴而去，铩羽而归，怨谁呢？我们一路上可以说没有碰上一个恶人，无论是发了脾气的杨书记，扣押我们的军管会，还是押解我们的大老刘，都是公事公办，对我们并无恶意。就是收容所里那些“盲流”和“流窜犯”嫌疑们，对我们也还可以，起码没有像孙志刚收容所里那些人那样揍扁了我们。
那么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过错吗？我们没偷没抢，丢了证明是倒霉，但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罪过不是？黔桂边界上的广西人，办了“签证”入境贵州，不慎失落“签证”就成了“非法入境”，作为“偷渡客”被押解遣返——这是同一个国家内应该发生的事吗？如果这些环节中有一个环节碰上个坏人我们又会落得如何结果呢？
其实这一路上，贵州基层社会给我的感觉是治安并不坏，民风也淳朴，像板用知青接待素不相识的我们投宿，现在人际间也难有这样的信任。反过来看，广西当时政坛倒是高压之下铁板一块，但基层无论经济、百姓生活还是治安也不比贵州好到哪里。我们这边的知青屋还不如他们那边的好。后来我们同村知青还有招工去了贵州谋生的呢。
就强制收容而言，那是全国的现象，我们如果外出在广西什么地方丢了“证明”，也同样会被当成盲流抓起来，与“贵州很乱”与否并无关系。如今有些小青年听父辈讲文革时“大串联”眉飞色舞，很羡慕当时的学生凭个红袖章就能走南闯北，甚至上百万人涌进北京也不用“进京证”，就跟庚子年老佛爷招几十万义和团进京似的。其实文革时盛行的就是强力推动两个极端：上面号召的出行就是“革命大串联”，不仅全国游逛车船食宿一切免费，甚至正常生产运输都要让路。而一旦上面不号召，你自己出行就成为“盲流”、“流窜”，乃至有牢狱之灾。所以，那个时候可以畅游天下，那个时候也是寸步难行。那个时候非常“言论自由”，那个时候却也钳口禁言道路以目。说实话，我们当时之所以公路中断后还要徒步“盲流”，一部分原因也是几年前曾有过徒步“长征”串联的经历，直到下乡后尚有余勇可贾。却不知那时“奉旨而流”与此时的无旨盲流完全不同。
不过另一方面，现在回想，那次铩羽而归其实也并非一无所获，壮族与布依的关系、黔桂两地的文革异同，乃至一路山水民风都使我长了见识。我们这些知青在南盘江南岸待了那么些年，去过江北的没有几个人，我们也可以此自夸了。而亲历“盲流”的强制收容，更对我如今的一些研究有益。人生不论顺逆，其实都是大课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