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大与南非共：南非版的“国共合作”
南非除了多党制以外，在非国大内部还有个独特的“多派制”，正式的说法叫“非国大-南非共-南非工会全国大会（简称工全会）三方联盟”，也可以叫做“大党中的多党制”。多党中主要的就是南非共产党。三方联盟其实是议会民主政治中的执政联盟。作为执政联盟中重要成分的南非共，我们国内一些报道称之为“参政党”。南非共当然不是我国口径中那种“民主党派”式的“参政党”，她其实是联合执政的南非执政党之一。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三方联盟的这种联合执政也与议会民主体制下由于一党在选举后优势不足、只能与其他党联合组阁的情况完全不同——那种联合组阁的各党在竞选时是各自独立的，政见可以差异很大甚至是对手，联合只是为避免相持不下而达成的妥协。三方联盟则完全不同，它是在政治上立场相近、历史上合作密切的情况下，竞选时以一个党的形式出场，只是在内部存在着“三方”。
在世界历史上，由于当年共产国际信奉暴力革命，排斥议会民主，绝大多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革命夺权或外来“解放”建立的。除了只有两万多人口的“袖珍国家”圣马力诺、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摩尔多瓦，以及尚在暴力革命与议会民主之间徘徊的尼泊尔三个小国，在比较特殊的条件下有过宪政民主制下的共产党政府外，坚持“共产国际话语”的政党在多党制下通过民主选举完全执政的情况还没有过。最接近于此的，是宪政民主体制下共产党部分执政，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南非共就是这方面的两大典型。其中印共（马）有在国内三个邦长期执政的经历，而南非共则在全国成为联合执政者之一。
与中共同龄的南非共成立于1921年，最初是白人南非工党中的激进左派接受共产国际指导改组而来，当时主要靠白种工人支持，曾在“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为白色南非而战”的口号下发动过1922年“兰德暴动”。这次武装起义因脱离黑人多数群众而失败。此后共产国际指导南非共又转向“黑人统治”，在1924年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土著共和国”的主张，强调南非应该是个属于土著，亦即黑人的国家，并为此对党自身实行“非洲化”改造，到1928年，1750名党员中已有1600人是黑人。但是，共产国际后来再次改变主张。1929年，南非共提出新的“战略路线”，要求“通过争取多数人统治的群众斗争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径”。所谓“多数人统治”区别于多数种族的统治，而明确定义为民主制，即不分种族的劳动者多数统治。
1930年代斯大林搞大清洗，南非共也跟着搞党内整肃，开展打击所谓“本廷主义”（本廷为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等几次运动，弄得元气大伤，党员一度只剩不到百人，有几年连党的领导人是谁都成了谜。1939年后，摩西·科坦任总书记，党的情况开始稳定。科坦领导南非共直到1978年，期间南非共一度获得合法地位，并于1948年正式声明放弃“土著共和国”目标，从而导致与泛非大式的黑人民族主义者的决裂，但与非国大为代表的“非种族主义”的黑人解放运动的联盟却巩固下来。
1950年白人当局取缔南非共，党一度被迫解散，1953年恢复地下党，并且帮助非国大中曼德拉等激进派从苏联取得支持，于1961年12月16“丁干日”成立“民族之矛”，开始武装斗争。经过几十年奋斗，凭借为黑人解放运动做出的贡献，以及和族际主义的黑人领袖在非国大中的亲密合作，南非共不仅崛起为非洲最强大的共产党，而且作为非国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南非的执政党之一。2002年非国大“五十一大”上当选的全国执委会中，南非共成员约占三分之一。南非共提出的旧南非属“特殊殖民地”，当前任务是“民族民主革命”等说法都成为非国大的官方理论。
不过，尽管南非共事实上是南非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她并不单独参加竞选，而是加入非国大，把非国大作为一个竞选联盟来参加宪政民主博弈。这样的合作方式令人想起中国当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那也是采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有党”方式。区别在于：今天的南非共是合法注册的左派政党，她的51,874名党员（2007年数字）身份完全公开，并不是“地下党”。加入非国大的党员都履行过非国大的手续，要遵守非国大的章程，在非国大代表大会中有公开的南非共党团，如同非国大中的其他派别——非国大本身就是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
南非共产党与军队国家化
当年非国大搞武装斗争时，相信暴力革命的南非共党员曾积极参与组建非国大武装“民族之矛”。由于非国大本是卢图利时代的温和、非暴力组织，尽管被白人当局逼上梁山，到曼德拉一代走上了武装斗争之路，但温和的传统并未消失；而南非共却一开始就是激进派，当年为“白种工人解放”就搞过武装起义，转为黑人解放后也是驾轻就熟，加上当时“民族之矛”的军事政治培训又主要靠苏联、古巴等共产党国家，所以南非共在“民族之矛”中的影响比在整个非国大中更突出。党的主要领导人多担任过民族之矛的高级指挥员，民族之矛的高层也多是南非共产党员。但南非共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工人和劳动者”的支持，而不是枪杆子的支持，她始终是非国大的武装，而不是南非共的武装。
南非民主化后，参加民主进程的各方都接受军队国家化原则。南非境内原有的各支武装合编为新南非的国家军队——新国防军（SANDF，直译为“南非国民防卫力量”）。它完全按宪政民主国家的方式建军。民选总统是宪法规定的军队统帅，文职国防部长与政党内阁共进退，而现役将领都是无党派职业军人，军中不能有党派活动。军人不干政，军队服从政府，而政府无论总统制下对民选总统负责，还是议会制下对民选议会负责，实质都是服从选民多数。根据这些原则，原民族之矛中的南非共成员都退出了军界，除了南非共总书记查尔斯·恩卡库拉在姆贝基与祖马之间的莫特兰蒂看守政府（2008-2009）中当过不到一年的国防部长（也是以非国大而不是南非共的名义）外，南非共与军队已无职务联系。
不管军官的出身如何，高度职业化、国家化的新南非军队始终听命于民选政府，近20年来南非政局时有变化，但军队从不干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都因军事政变、军阀混战、军人干政、武将专权而夭折，南非得以幸免于此祸，这在南非这么一个矛盾重重、传统上社会一直有暴戾之气的国度是十分可贵的。之所以能够如此，其一是由于过去南非白人内部的民主法治比较完善，白人军队虽然有镇压黑人、维护种族隔离之罪，但对白人国家而言还是有遵守宪政的传统，新南非把民主扩大到不分种族的全体国民，那种传统在全民宪政中也就延续下来。
但更重要的还是其二，也是由于包括南非共在内的新南非各党派严守军队国家化的规则。党派通过竞选全力谋政，但不通过渗透谋军。尤其是南非共，民族之矛这支原来虽非共产党的军队，但很大程度上确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军队能够顺利融入新国防军，转型为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军队，南非共毅然退出军队确实是个很重要的条件。
南非工人阶级与贫苦民众的“代议士”
虽然不赞成阶级专政而且主张多党制民主，但这并不影响南非共代表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甚至不影响这一代表相当激进。这并不是南非共自称，而是南非穷人和劳工阶层用选票体现的事实。南非共虽然并不直接竞选，但南非国会和地方议会中共产党议员并不少。尽管他们是以非国大候选人而非南非共候选人名义参选，但议会政治中每个议员都有竞选个性，不是光念官方文件就能赢得选民的。而南非共议员的个性就是特别注意争取工人和穷人的选票，他们也以此取得了阶级的授权，并且要取信于这些阶级选民。
尽人皆知，在南非执政的三方联盟中，南非共与南非工会全国大会又是个更为紧密的两方联盟。双方常常协调一致，对非国大中的“自由主义”开展斗争。只有数万党员的南非共与会员多达近200万的工全会互为表里，赢得众多支持。推出“蜜蜂法”、把黑人中的贫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的非国大还能一直赢得多数选票，与这两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当然受了委托，就要代理人家的利益，为了对劳工选民负责，南非共与工会也常常为劳资矛盾与非国大及政府相左。特别是在2012年马里卡纳矿山惨案后，当时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祖马政府都指责罢工矿工“暴徒”首先袭警，就连身为矿工工会和工全会前领袖的非国大大佬拉马福萨，在已经变身为大亨后也指责罢工“暴徒”要为事件负责，致使工全会的态度也暧昧起来。这时只有南非共明确支持罢工者，要求追究开枪警方的责任。
但也正因为这“工人阶级的代表”首先是基于代议制下的“阶级”委托，而非基于宣称的意识形态，南非共有时捍卫的工人诉求并不一定吻合于她的理论体系。祖马政府时期，“激进”的非国大青年联盟一度很活跃，大肆鼓吹津巴布韦式的“国有化”。然而南非穷人，尤其是黑人穷人从“种族社会主义”的白人政府时期就不喜欢国有制，他们对“蜜蜂法”的意见在于要求把“黑人经济赋权”推广到包括个体户在内的下层，而不是只施惠于一些黑人寡头，但他们并不赞成津巴布韦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南非共也坚决反对马勒马等人的国有化主张，在这一点上，南非共倒是与姆贝基乃至民主联盟等自由主义党派一致的。
真正的自信：南非共产党如何总结“苏东剧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南非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共产党。在2012年7月“十三大”上通过的最新一版党纲中仍然充满了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工人阶级”，争取“结束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建设“社会主义”并进而走向“共产主义”，从“按劳分配”走向“按需分配”，乃至“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等等共产国际时代的传统词汇，而没有一句关于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说法。就连今天的俄罗斯共产党也没有传统到这个份上——今天的俄共是很突出民族主义的。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南非共又非常“自由化”。在这个党纲的核心“目标”一章中，与“工人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列的居然还有“多党制”和“个人权利”。南非共声明，民主不是手段而是“目标”，不仅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而且“在所有阶段，南非共产党都致力于一种社会秩序，它将完全尊重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权利，以及个人的民主权利。南非共产党将承认所有社会组织和政党的独立性，承认它们在南非宪法范围内的功能和权利。这意味着多党制的政治框架，在其中会有定期的、开放的和自由的选举。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南非共产党将主要致力于推进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利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民主的竞争。“南非共产党应在与其他政党的意识形态竞争中作为民主的先锋而赢得承认。”
除了党纲关于“目标”的上述宣示，南非共还在其他场合反复表示：“那些往往被误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一人一票制、定期多党竞选制度、公民基本权利法案、司法独立等成果不是资产阶级赐予的，而是南非人民通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得到的，社会主义必须捍卫，不能以追求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为名而将其抛弃。”
2007年，南非共副总书记克罗宁发表《民主与社会主义》一文，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不断推进的成就，”由于劳动者的奋斗，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局部地、不均匀地得到实现”，但实际上“这一系列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包括一以贯之地和原则性地尊重人权、三权分立、多党选举”对社会主义有着更大的重要性。而在前苏联，“所有这些原则被侵蚀的结果就是集中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停滞和崩溃。”
在苏东剧变的1990年，南非共以总书记乔·斯洛沃的名义发表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吗？》的长篇声明。该文尖锐地提出：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我们要警惕的是：A. 为斯大林主义寻找借口。B. 把危机归咎于改革的步伐。C. 如果我们宣布暂停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社会主义的批判，那么最糟糕的替代是：D. 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扭曲不可避免。”
斯洛沃说：有人指责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诸如波兰、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政治霸权的‘崩溃’”，但是，“在上述国家，尽管有超过40年的教育，媒体等各方面垄断的优势，执政党却找不到他们声称代表的阶级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的支持——实际上甚至找不到自己大部分党员的支持，以捍卫他们或他们的社会主义版本。指责为克服社会主义弊病进行的改革和公开性，就像是指责为疾病而进行的诊断和处方。事实上，挽救社会主义前途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来当机立断。”
南非共的这篇声明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最大弊病，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搞“官僚独裁”。这种“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为此，斯洛沃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还对列宁的“专政”说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作为一种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是偶尔提到的，马克思“没有给出更多的定义”。恩格斯提到巴黎公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斯洛沃看来，巴黎公社只是一个“例外的社会经验，它导致一个短暂的工人城邦，而这个城邦也并非是社会主义导向的”。后来列宁强调了这一概念，并用以解释当时俄国极端状态下的革命暴力，虽然有其情势原因，但也导致了不良的影响。
斯洛沃引述当年卢森堡批评列宁的话：“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的成员（无论他们如何人多势众）以自由，那根本就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完全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当‘自由’成为一种专享的特权时，这个词的意义就消失了。”斯洛沃就此评论道：“卢森堡的自由概念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有赖于反对党的存在，“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我们忘记了，一党国家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里是无处可寻的。世界各地的各种一党统治有足够的经验表明，一党制下推动真正的民主不仅是困难的，长远来看甚至是不可能的。”他说：“在任何情况下，实行一党制并且甚至没有党内民主和问责制，就直接变成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治暴政——这就是不同时期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
在南非共的官方网站中，1990年的这篇文献至今被置于重要位置。当然，其中有的话他们后来不再讲了，如苏联解体后，他们已不再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但是批判一党制，肯定多党制，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斯大林或穆加贝式的社会主义等基本观点，直到最近这份党纲中还是一以贯之的。2013年1月6日，南非共在纪念斯洛沃逝世18周年的文章中，仍然高度评价了这部文献，并严厉批评了“国际上那些继续相信苏联（的体制）没有什么严重错误的‘不承认主义’者”，指出他们把苏联解体等等“这一切都只归咎于一个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多么荒谬。
的确，“苏东剧变”后，南非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中极少的几个坚持不改旗易帜、而且力量还明显增长的佼佼者。南非共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最自信的共产党之一——她的自信就表现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与别人公平竞争，自信可以靠讲理、靠做事来取胜。南非共从来不是“甘地主义”者，在别人武力镇压她时她会武力抗争，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她也不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她就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专政”的说法，更不会用枪杆子去摧毁宪政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南非社会现在仍然处于变革之中，南非共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与时俱进。
从逻辑上讲，当打着普世理想旗号实行专制的苏联模式破产后，原共产国际衍生下来的政治力量，包括俄国人在内，面临的主要是两种选择：或者为维护专制而放弃普世理想，或者为坚持普世理想而放弃专制，接受民主。前一选择要求从“民族传统”而不是从“英特那雄纳尔”寻找专制资源，把伊凡雷帝、秦始皇而不是马克思作为自己的鼻祖，从而演变为“本民族至上”的、甚至种族主义性质的专制者。后一选择则要求坚持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和普世平等理想，但改变了19世纪欧洲专制制度和“有财产资格的民主”制度下激进左派形成的暴力革命与专政主张，在普选制民主条件下，通过代议制真正取得自己声称代表的劳动者阶级的授权，通过宪政民主推进普世平等，从而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
南非共迄今的公开宣示都符合第二种选择，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宣示。作为一个历史上由白人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党，南非共在那些极端的“黑人统治”论者眼里永远是有原罪的。虽然她后来融入了黑人解放运动，并成为这一运动的功臣，但是在这一运动中她始终与过去的泛非大、现在的穆加贝、马勒马这类“黑人统治”派格格不入，并一直凸显自己的族际主义立场。直到如今，南非共在“党庆”纪念活动中还会挂出创党领袖安德鲁斯、带领党创建新南非的前总书记、主席斯洛沃这些白人先贤的大照片，并在最近的党纲中高调重申反对“部族主义、仇外心理、狭隘民族主义”。
可以说，在抵制南非“津巴布韦化”的问题上，南非共与马勒马这类极左派的距离，甚至与非国大主流派的距离，都比与民主联盟这类自由主义者的距离还大，以至于在马勒马倡导国有化的情况下，传统上被认为喜欢国有的南非共却明确抵制这种主张。当然，未来不排除南非共中会有一些黑人成员“与时俱进”地迎合“黑人统治”潮流，但是这一潮流的潮头早就有别人占据。南非共如果不想泯灭自己的特性，变成别人的尾巴，是不可能走这条自我消亡之路的。
需要指出的是：南非共不赞成马勒马的国有化主张，并不表明她向右转，因为她的二次分配主张仍很激进。后来之所以放弃国有化的“生产社会主义”，而改为保留私有企业，实行“生产上的资本主义，分配上的社会主义”，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平等，主要也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抵制导致左派屈服，更不是因为“背叛工人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其实，民主制下的国有化一般都是赎买，资本家固然不愿意被没收，但税率太高变成为他人赚钱，赎买对他就未必更不利了。所以，资本家抵制高税收未必就轻于抵制国家赎买。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民主国家搞国营企业，如果其他条件相当，实践下来往往既不如民主国家的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国家的国营企业。道理很简单：私营企业家有积累激励，专制国家的国营企业虽然没有这种激励，但“升迁激励”还是给了干部认真管理“红色血汗工厂”的动力。而民主制下工会发达，升迁又受民意影响，红色血汗工厂难办，厂长讨好工人、大家一起吃国家的大锅饭就成了常见病。很多苏东国家剧变后之所以急于把国企私有化，未必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有多大影响，实在是民主化以后国企“预算软约束”更严重，财务状况恶化，不得不急于脱手。瑞典、南非也有这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让企业家来经营工厂，国家通过再分配政策保护劳工权益，就成了劳动者也赞成的事。因此南非共对国有化不热心，其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代议制下对工人阶级选民的责任，主要都通过再分配来体现，就是自然的事了。
政治上主张多党制民主，经济上不搞国有化，而搞福利国家，加上对邻国搞人权外交，南非共除了话语体系比较陈旧外，与一般社会民主党到底有多少区别，确实不好说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其为“工人阶级政党”——她与南非工会的表里关系、她得到的劳工选票都是明摆着的。如果主张官营经济却毫无工人授权的人才算“工人阶级代表”，那我国古代的王莽、桑弘羊之辈早就当仁不让了！南非共之所以能在“世界共运低潮”时期成了那么大气候，除了她自身的努力外，南非是非洲惟一工业化国家，有最发达的工运传统，而南非共又确实体现了这一传统，成为工人民众的“代议士”，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连载到此结束）
来源: 经济观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