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第斯侧影】
基多，不仅仅是世界最高的首都，她还是一座不断“长高”的城市：1955年的百科全书说基多城海拔2800米整，到1991年的工具书中，她“升”至2879米了。原因是过去的基多城位于盆地底部，后来城市越来越大，占满了整个盆地并逐渐“爬”上了周边的山坡，全城的平均海拔因而也就不断上升。我们所住的接待中心已在“盆边”环城高速路外的皮钦查火山山坡上，海拔肯定超过2900。
城市迅速扩大，新移民——按我们这边的叫法就是“进城农民”——也越来越多。
这些人是低收入者，买不起价格不菲的商品房，而拉美各国虽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毕竟不能与欧洲的福利国家相比，即便在据说是爱护穷人的左派掌权的情况下，也无法以大建廉租公屋等手段为穷人提供住房福利。
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即便是像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权那样既专制又据说是喜富厌贫的右派独裁者，也没有铁腕到能把“不雅观”的穷人都“清理”出去，或者设计一种制度把穷人都禁锢在乡间不许其进城。
于是在这种“左派爱莫能助，右派厌莫能逐”的情况下，无论谁掌权都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新移民各显神通的“私搭乱建”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便有了经常被作为“拉美化”标志提起的拉美城市贫民窟（slum，西班牙语tugurios）问题。所谓贫民窟，其实就是“爱莫能助，厌莫能逐，私搭乱建，乃成其屋”而形成的社区。即便是委内瑞拉那样的富裕石油国，其首都加拉加斯的贫民窟也很庞大。查韦斯号称极左，却特别支持穷人占领“空地”和“空屋”，所以他执政这些年，加拉加斯的贫民窟更是大发展了。
而厄瓜多尔这样相对更穷的拉美国家，基多的城市化速度又比加拉加斯还快，slum自然难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来基多之前，我就在资料上看到介绍说：“与其他拉美城市不同，基多的贫民窟位于城市中央。”可是来到基多后发现，这里的贫民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南边的基多老城还是北边的基多新城，从盆地内的中心市区到扩展到半山腰的边沿地带，到处是“私搭乱建”式的街区。本来像这样一个25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没有详细资料又非久住是不好以偏概全的。
但是基多地形特殊，市区位于盆地，西山坡上的“苏克雷公路”与东山坡上的“玻利瓦尔公路”合成的环城高速道居高临下，转一圈可把环内一百多平方公里主要市区俯瞰个遍，给人的感觉是基多的确没有什么很大片的富人区与穷人区对照的情境。从古老的教堂和历史建筑，到现代化的市政设施、高层大厦、金融商业楼宇以及高档住宅几乎都与“私搭乱建”型街区混杂分布。
自1979年军政府还政于民以来，厄瓜多尔在民主制下当选的不是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型政党，就是主张“参与式民主”（近乎直接民主或群众民主）的民粹式政党，总之都是左派执政，只有一届（1984－1988年间的基督教社会党政府）是中派政府，而传统的保守党与自由党根本没有上台机会。但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这种长期偏“左”的政治氛围下，20多年来基多的贫民窟明显地加快了扩展。我们这次考察的五六个街区分布在全城不同方位，但都是近十年才形成的。
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左派政府既然要表现出亲近穷人的姿态，就不能不谴责右派或者“富人政府”“清理”穷人、驱赶进城农民的尝试，不能不对穷人的“私搭乱建”给予更多的宽容，对“进城农民”的限制也只能更少。在财政条件使他们不可能普遍给穷人解决福利房、也不可能很快使他们获得高收入以购买商品房的情况下，“私搭乱建”的扩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是，上述的民粹型政党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贫民窟群众的支持。竞选时要依靠他们的选票。而在像2000年“1·21运动”和2005年“4月革命”那样的街头政治中，更是要依靠他们的“参与民主”。无怪乎近十多年来厄瓜多尔政府对贫民窟的政策越来越宽松了。
在拉美各国中，厄瓜多尔的贫民窟问题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与印第安人问题的联系特别密切。
在种族构成上，拉美诸国可以分成4种基本类型：
1，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和古巴是白人为主的国家，其中后两国有部分原为奴隶后裔的黑人及黑白混血人，但印第安住民极少。
2，中美洲各国及智利、巴拉圭是印欧混血种占绝对优势，纯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和黑白混血人都很少。
3，加勒比地区有若干以黑人为主的岛国。
4，中央安第斯山区的几个国家，包括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则是纯印第安血统居民最多的国家，而因为历史上并未大规模引进黑奴制，非洲裔居民极少。厄瓜多尔全国人口的36％是印第安人，印欧混血人占41％，白人只有10％不到。
由于白人历史上早已经城市化，印欧混血人也较集中于城市，所以近二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基本上就是印第安人进城的过程。基多城里许多新移民街区都可以看到土著装着的印第安市民熙攘往来。这是其他拉美城市很少见到的现象——那些地方哪怕也有印第安人，但衣着一般都已欧化了。
由于进城条件宽松，基多不少新移民多是招亲携友，把传统村落组织因素也带进了城，而进城后现代市民的组织形式，包括政党、协会、NGO等，也在他们中迅速发展。因此基多新移民的组织资源之丰富和组织化程度之高，远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这使新移民乃至其主要构成——印第安人的政治能量都相当大。一些研究者把这归功于左派思想的传播，乃至归功于强调文化多元化和变“他者”为“我们”的“后殖民文化批判”浪潮，这当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这首先应当说是印第安人在迁徙自由和结社自由下形成现代公民意识的结果。在印第安人散居乡下时，以及在当年厄瓜多尔“贝拉斯科主义”的“左派专制”时代，我们是根本看不到上述情况的。
基多的印第安新移民今天的确表现出很强的自尊。例如，由于“印第安”这个词来自最早的殖民者把土著看成“印度人”（Indian），因此他们拒绝这个称呼。他们自称“安第斯人（Andino）”，其文化则是“安第斯文化”而非“印第安文化”。
“安第斯人”这一新的认同既不同于殖民时代的称呼，也是前殖民时代没有的：那时除了作为印加王臣民的“印加人”外就只有克丘亚人、欧塔瓦罗人之类的部落称谓。今天基多一个能量很大的组织在英文传媒中被译为“印第安人联合会”，但在当地它的正式名称是“帕查库蒂克（Pachacutec）”，克丘亚语即“改变世界的人”之意，当年它也是一个古印加王的名字。这个联合会的志向可谓不小。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他那本有名的《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特别用拉美的例子来说明：贫民窟选民往往偏向于投保守政党、而不是左派党的票。据他的分析，这是因为这些“进城农民”虽然构成了城市中的底层社会，但他们常常与过去在农村原籍的生活、而不是以此刻城里富人的生活来比较自己的生存状态，因而并不是现状的反对者。相反他们可能更趋向于确立稳定的未来预期，使其能在城市扎根。
亨廷顿的这种心理分析或许在一些国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至少在近十多年来的厄瓜多尔，城市贫民—“新移民”的这种心理使他们更支持左派，而且所支持的主要不是偏重以议会政治促进福利国家的社会党式的传统左派，而是继承拉美政治的民粹主义传统、近年来又带有浓厚NGO色彩的“参与民主”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