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南非、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与“北高丽”、古巴的比较
自从查韦斯走上“反美”道路以来，他与长期遭受美国制裁的古巴关系就越来越热。
特别是2005年查韦斯打出“21世纪社会主义”旗号后，委美关系之坏与委古关系之好几乎呈反比发展。查韦斯去世前几年，委内瑞拉向古巴援助大量石油，古巴则向委内瑞拉派医疗队以为回报。查韦斯患病后曾在古巴长期住院治疗。双方为对付美国而抱团取暖，互称同志，西方也把他们看成一回事。
查韦斯与“北高丽”虽然因距离远、力量弱而很难有实质性的互助，但“意识形态”仿佛也很类似。
但是如果看看这两种“极左”实践，就会发现两者不仅差异很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几乎相反。
查韦斯需要依靠穷人的选票，依靠穷人的支持来应付反对派的挑战，所以他不仅给穷人提供福利，而且给他们极大的“自由”。对贫民的迁徙、移居很少约束，不仅放任他们在“空地”——实际上是国有土地上“私搭乱建”，而且对他们在私地、私宅的“擅占”行为，只要不引发严重冲突，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实际上予以鼓励。于是城里充满了贫民窟，而且治安变得很糟糕。
但“北高丽”、古巴类型的“极左”却恰恰相反。在那里统治者并不需要谁的自由选票，他们是穷人的主人而绝非穷人的“公仆”，对穷人管束极严。这类国家也不存在什么反对派，他们不需要为对付反对派而讨好穷人。而大城市，尤其首都是他们的脸面，必须非常光鲜。引车卖浆者流蓬门荜户有碍观瞻，那是必须赶走的。
“北高丽”不仅农民不得随意进城，就是城里人也必须千挑万选。首都居民不仅政治上要“纯洁”可靠，“阶级敌人”与政治不可靠者如果饶你不死，也要流放出去。流浪乞讨当然要抓起来，就连五官不正四肢残缺影响帝都形象的残疾人士乃至低颜值人士，也不能在首都出现。
首都居民即便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却必须是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就连街头引导交通的女孩，也都是年轻貌美的“警花”。乡下人即便饿死，未经特许也不能进城谋生。所以国家即使常有饥荒，城里却见不到“贫民窟”，通衢大道上都是高大上的建筑。古巴虽然开明许多，“城市户口”管得没那么死，但体制性城市景观也是大体上类似的。
“北高丽”的漂亮女交警
这种严厉的管束或许会造成古拉格狱遍地，冤假错案盛行，但民间的治安管理却很有效，普通刑事犯罪率往往较低。草民或许很怕官家，却通常不必担心街头的“草寇”。正如如果忽视奥斯维辛本身的罪恶，那么在奥斯维辛式的管理下犹太人的犯罪率一定等于零。
于是平瓤和加拉加斯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同处拉美的哈瓦那和加拉加斯相比，也是差异鲜明。倒是一些通常被认为“极右”的体制，例如种族隔离时代的白人南非城市，有着与平瓤类似的社会景观。至于比白人南非更甚的例子，这里就先不说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呢？
我们这里人们常常认为，“左派”更倾向于照顾穷人，而“右派”则往往“为富人说话”。但是在选举政治中，不管哪一派如果想出头，他们能不要穷人的选票吗？特别是如果这个社会并非“橄榄型中产社会”，而是穷人占多数的“金字塔型社会”（由于我后面要讲的原因，拉美是世界上这类社会的典型），没有穷人的选票你根本就一事无成。
但穷人不仅需要福利，他们也要自由。严格地讲，他们首先要的就是自由。尤其在居住问题上，我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个显而易见、却往往被故意回避的逻辑常识：穷人只有先有了不被赶走的自由，他们才能进一步要求福利房。
在一个能够随意驱逐穷人的体制下，如果你看到一座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城市”，那么请你相信，这不是因为没有贫民，而是因为“不许贫民有窟”，不是因为穷人都住上了福利房，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滴端壬口”不为城市所容。如果这里有国家分配的住宅，那么它肯定不是用来照顾穷人的，而是自上而下按特权等级赏赐的浩荡皇恩。
居住问题上的“欧橘为枳”
这种做法其实不是任何“左派”的制度，而是——例如在法国，是路易十四时代就有，欧斯曼时代更甚的东西。
而拉美各国除了“圣人治国”的古巴等少数例外，今天不管是否规范的三权分立，至少都还是实行选举政治。这种政治下无论“左、右”还是“极左”，都不可能这么干。
通常为了争取穷人的选票，“右派”主要向穷人许诺自由，“左派”主要向穷人许诺福利。但是正如“右派”不可能完全不讲福利一样，“左派”也不可能回避自由，而且他们往往只能在承认迁徙自由的前提下讲福利。
但自由和福利都不可能没有边界。一般而言，在实行有市场的经济（未必是“自由市场经济”）时，自由的界限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私域，而福利的界限是不能中断社会投资。
所以通常的情况是：“右派”对城里经过交易的低标准廉租私屋是完全承认的，对穷人在“无主空地”上形成贫民窟也是可以默认的——当然在现代产权社会，尤其在城市周边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无主”的空地，所谓的空地，基本上都是“公地”或国有土地，而“公地”的处置要受到“公论”影响。
拉丁美洲的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公论”即自由舆论一般都同情于穷人，政府向穷人动粗要取得“公论”的支持十分困难。所以对穷人在同情之下“擅占”公地，只要不是重要的建成区或关键的规划区，“右派”往往默认既成事实。而“左派”则往往更是推波助澜、使事实得以既成。
右派的底线只是不能“擅占”私地私宅。而这一点，通常“左派”也不会公然反对——道理很明显：穷人也有私地私宅，哪怕只是一个窝棚，如果可以任意侵犯，穷人就会比富人更容易被赶走，被赶走的后果也会更惨。所以在选举政治中，为了穷人的选票，左派也不会支持随意侵犯私宅，尤其不会支持政府随意拆房赶人。
特别是在住的私宅，包括自有的棚屋和只有使用权的租屋，连极左派也是不会赞成政府未经同意就拆房赶人的——他们甚至常常站在反对政府强制拆迁的第一线。
对于富人的豪宅，左派可能很反感，但他们通常也只是主张通过包括房产税和居住保障在内的征税-福利制度来调节分配，而不会主张直接对存量私房进行“劫富济贫”——当然如果不搞选举政治而是“马上打天下”，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如果不是在住，而是“空置的”、“废弃的”私地私宅呢？在不少左派特别是极左派看来似乎还是可以被占的——因为穷人一般不会有“空置的”私地私宅。
说起来，这种现象其实起源于欧洲。
在现代福利国家的亲贫潮流中，一些国家的左派立法当局为保护欠租贫困租户免遭房东随意驱逐，曾出台比较复杂的法律程序，要求房主对无产权但已入住一段时间的房客不能像对即时（一般规定为一至数日内）入侵者那样报警赶走，而必须进行证明自己产权及对方违约擅住的诉讼，胜诉后对方仍不走，才能依程序申请当局出手强制执行。于是一些更左的NGO便借此帮助无家可归者进行“占领空房”行动，如果“不在房主”错过规定的即时报警时间，占房者就俨然成了“违约（无约）租户”，要赶走他们就变得很麻烦。一些富人或有慈善心者对价值不高的空房也就放弃了。
2007年，笔者曾经在意大利一些左派NGO帮助下，考察过罗马城里几个这类案例。
这样的做法当然很有争议，欧洲的右派是反对这样做的。因此这些地方会有“贫民窟侵犯产权”的指责。但无论如何，在欧洲，一方面高税收高福利体制下贫富分化不大，拥有空房长期不住、被占了还不能及时发现，发现了也懒得为此打官司的富豪很少，另一方面无家可归又不满于常规济贫措施者也不多，所以这种规则影响并不大——但今后如果欧洲移民危机严重，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可能会凸显起来，这是另话了。
然而在一些贫富分化严重、无房贫民众多的国家，这种规则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变化。南非与委内瑞拉就是我所知道的两个典型。
在罗马的一家“被占空屋”中
南非现象：“占房不被逐，慢慢打官司”
南非在长期种族隔离制度一旦放开后，原来高大上的白人主城区很快变成了黑人贫民区。这并不是民主化后的非国大政府发动了什么革命。原来白人政府在白人内部实行高福利政策，就有上述欧洲式的做法，只是在种族隔离时期不适用于黑人而已。
现在种族隔离取消，大城市中心区被黑人无房户充斥，而富裕白人通常都在郊区另有房子，在市区治安恶化的背景下他们也很少回来住，发现“空房”被“擅占”时，常常已经错过报警期。并且随着社区环境的改变，这些原来的豪宅房价也已经剧跌，与其费尽心力打官司，胜诉后房子也已经不值钱，自己也不会再住。于是也就选择了放弃。
其实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南非农地“激进土改”也有类似背景。非国大新一届政府修改法律，把政府赎买土地改成一定条件下政府可以无偿征收，舆论因此有关于南非已经“津巴布韦化”的恐慌。实际上就政府而言，他们本来想征收的只是白人农场主长期弃耕的土地，并不是要把正在经营的农场主赶走。理论上讲仍然是一种“占领空地”的思维。
约堡贫民窟亚历山德拉
但这种做法的后果的确难以控制，而且最后黑人也未必真正获益。2016年南非地方选举，约翰内斯堡与其他几大城市均发生政党轮替，其中就有黑人市民对执政党非国大城市治理不善日益抱怨的因素。
约堡新任警察局长曾告诉笔者：在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发生“黑白易位”时，那里兴起了一种专为被占房主打官司的代理公司，他们收费低廉甚至不收费，但条件是房主赢回房屋后要廉价卖给他们。本来就选择放弃的房主还能多少收回一点钱以减少损失，自然乐意。而根据新政府也承认的产权原则，这种官司费心费力但总还是能够赢的。
这类公司因此以极低代价取得了主城区大量楼房的产权，他们通常也不会赶走已入住的黑人贫民，而是以房主资格向其收租，租金虽低，但因房产几乎是零价获得，还是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有趣的是这种公司通常还是白人开的，而且经常打这种官司就必须与黑人政府搞好关系，由此又导致许多腐败。经历这样的过程，主城区的贫民化也已经定型。昔日繁荣不再，就业机会大减，而贫民失了业也还是要支付房租，最终生活也未必改善了多少。
变革固然使多数白人受损，多数黑人其实最终也得利不多，只是那些代理公司和某些政府官员大赚了。当然，积极的一面是这些公司有财力也有能力进行一些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使得变革时期的混乱和治安崩溃状态有望缓慢地改善。
这位局长感慨地说：当时如果不实行这种“占房不被逐，慢慢打官司”的做法，取消种族隔离后让黑人合法进城安家，哪怕“公地”上会出现许多贫民窟，但繁华主城区因“占房运动”导致迅速崩溃的损失应当可以避免。欧洲的一些做法用到我们这里，是要考虑具体情况的。
笔者认为，主城区“公地”出现贫民窟也会使附近房价下跌，富人会主动搬走，在房价下跌下如果穷人有业可就，加上政府给予适度的福利支持，穷人合法获得正规住所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当然这样原来的居民结构也会改变，畸形的“白人繁华”也难延续。但至少“转型代价”不至于那么大，还可以出现更多的新机会。所以局长的反思还是很有道理的。
不是“文化决定论”，但一定要找对“问题”
更重要的是，局长关于“欧洲的做法不能简单照搬”之说，按他的解释也有非常具体的因果逻辑，并不是简单地用“文化决定论”或粗暴的“黑人素质低下论”来搪塞具体问题。这位批评非国大的局长属于反对党——约堡市现在的执政党。但他并没有因为非国大的治理不佳而否定普世价值，为种族隔离辩护。而众所周知，我们这里借南非的困境攻击黑人“不配民主”的网上言论如今相当流行，而且遍及“左右”。
笔者一向主张“主义可以拿来，问题必须土产”，“倡导普世价值，慎言普遍问题”。欧洲左派支持“占房不被逐，慢慢打官司”，是因为那里没有胡来的政府，赶走贫困租户的只可能是房主，租户只与房主博弈。如果换一种背景，如果可以随意赶走“滴端”租户（哪怕其并不违约，房主也无意驱赶）的恰恰是政府，甚至房主都可以说赶走就赶走，那种规则能保护租户权益吗？
19世纪的恩格斯就曾痛骂欧斯曼（法国第二帝国时期以驱逐贫民、建设豪华城市著名的巴黎市长），而为巴黎的房主辩护，反对蒲鲁东挑动租户斗房主来转移视线。恩格斯难道是“右派”？难道他不关心穷人？难道他主张“文化决定论”？显然都不是。恩格斯与今天的“欧左”不同，就是因为当时巴黎穷人面对的是欧斯曼的威胁。而今天的“欧左”，已经根本不知道欧斯曼为何人了。
现在回来讨论委内瑞拉。如前所述，非国大在南非照搬“欧左”的做法，效果已经很不好。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南非这样做也还是有他独特的问题背景，过去白人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造成恶果，一旦废除，“转型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是很难避免的。今人的反思只是如何使这种代价小一点。
但委内瑞拉不同于南非，过去并无种族隔离，城里本来也允许穷人在“公地”上低门槛居住，“右派”虽不满，“左派”主张宽容也还符合“公论”。但查韦斯上台后为了赢得穷人的支持，却做得比南非都过分，不仅支持贫民“擅占公地”，而且对私地私宅也可以以“空地空房”名义擅占，还美其名曰阶级斗争，何止“占房不被逐，慢慢打官司”而已。
于是委内瑞拉的城市贫民窟化、犯罪率飙升、投资环境丧失、失业剧增等现象就比南非更严重。而失业剧增又反过来加剧了贫困化、提升了犯罪率等等，形成恶性循环。这样一来不仅“右派”反对，一般“左派”也不满这种“极左”的做法。
委内瑞拉的垂直贫民窟
因为它不仅沉重打击了作为投资者的富人，也威胁着中产阶层的生存，甚至不少穷人也因失业剧增、国家福利提供能力也逐渐枯竭而不满。这是“左中右”各种诉求的人群如今能够聚集成为反查韦斯-马杜罗体制大潮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种选举政治下的“极左”，与非选举政治条件下那种驱逐滴端壬口的极左还是不同的，后一种极左其实类似于南非白人政权所为，按选举政治的逻辑，就应该说是“极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