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山之麓的“美丽公墓”
2016年11月2日，我们一行从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回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这里本是我们此次“自驾游前南”的始发站，也是离开前南地区前的最后一站。半个月前我们在萨格勒布下飞机后即驱车去了格拉迪斯卡，计划返回时再游萨市。如今在前南诸国绕了一大圈后，终于“前度刘郎今又来”。
当年刘梦得二十年后回到玄都观，看到的是“桃花开尽菜花开”，今天我们半个月后回到萨格勒布，黄绿相间的中秋已经变成满山黄叶的深秋。我们的第一站便是直奔萨市北郊层林尽染的熊山（梅德维德尼察山），去看米罗戈伊公墓和熊堡。
对外国人来说，米罗戈伊公墓并不是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但它在克罗地亚人心中有特殊的地位。在建筑艺术上，它被认为是“欧洲最美的公墓”和“公墓花园”、“露天艺术画廊”。港台一些旅游书把米罗戈伊（Mirogoj）译成“美乐高”，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而在政治历史上，它又是克罗地亚近代以来众多不同宗教、不同“主义”、不同政治见解、不同党派乃至不同民族的大人物共同的长眠之地，因而具有特殊的敏感性。
可以说，这里的众多著名墓主和纪念碑，维系着这个多事之地不同人群的不同希冀，而他们彼此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一部克罗地亚近代史壮丽而残酷的图卷，既令人浩叹又发人深省。从这一点看，它可以说是个规模宏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
这就是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慕名而来的原因。
熊山上的道路依着山势七折八拐忽上忽下，我们开车转来转去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在一处开阔地看到了一座建筑华丽的“城堡”。
“这是公墓吗？”同行的吴思兄问道。
难怪，这座公墓的高大墙垣如同城墙一般延伸，长达1.5公里，深秋里红色的爬墙虎覆盖着一段段墙体，给人以沧桑之感。“城墙”外那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葬仪厅看上去像个典雅的教堂，那也是建筑大师赫尔曼·博莱的杰作。
而宏伟“城墙”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穹顶圆堡，共有20个（现存18个），远远看去完全就像一座古城。
沿着城墙走到一个广场，两座方尖碑对面是城墙中央大穹顶下是一个罗马式柱廊形“城门”，这就是公墓的主教堂——基督王教堂。它也是萨格勒布的名教堂之一。
很多人都知道米罗戈伊有这个名教堂，但包括笔者在内，初来时往往都把“城墙”外那座漂亮的葬仪厅当做教堂，而把真正的基督王教堂看成“城门”，因为它与“城墙”完全连成一体。而如果从公墓里面看去，这座大穹顶教堂又与它前方的图季曼墓在景观上融为一体，不明究里者往往把它们都看成一座“泰姬陵”式的宏大陵墓。
先前我在网上看到图季曼墓时也大吃一惊：克罗地亚对图季曼的“个人崇拜”已经搞到这种程度了？这次来到一看才发现真正的图墓其实貌不惊人，倒是大教堂连同“城墙”令人印象深刻。当然把图墓摆在这个位置，还是表示了一种特别的尊重。至于图季曼在克罗地亚人中的真实地位，我们后边再说吧。
从“城”外广场上看到穹顶下“城门”（教堂门）两边都有大型拱廊，那才是公墓主入口。进去一看才发现这个“城堡”只有临街的一面，公墓的其他边界都是栅栏，而“城墙”的向内一面，其实是一条新文艺复兴风格的漫长拱廊，其中满是壁画和浮雕装饰的嵌壁式墓室，有人称之为“画廊式墓地”，加上拱廊外大片墓园内各色各样的墓碑和满园的花木植被，无怪乎它有“最美公墓”的名声了。
在东欧和南欧地区，这种城堡状的公墓通常都附属于一个大型修道院，像俄罗斯著名的新圣女公墓和顿斯科伊公墓就是如此。但米罗戈伊公墓虽然也附有教堂，公墓本身却一开始就被宣布为一个世俗的设施。
这片土地原是19世纪著名语言学家、泛斯拉夫主义先驱路德维特·盖伊的地产。
1872年盖伊去世后，由于盖伊倡导斯拉夫人联合的主张得到高度赞赏，萨格勒布政府把这块土地买了下来，并把当时葬于另一公墓的盖伊也迁葬于此，专门设为名人的纪念性墓地，同时也对公众开放。
与名人作伴的墓位自然价格可观，吸引不少富人以为归宿，墓地装饰自然也是艺术水平颇高。当时市政府聘请了著名德裔建筑大师赫尔曼·博莱精心设计，1926年博莱死后便也葬在了这里。
因为经费短缺和战争的影响，公墓建设断断续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灭亡，“第一南斯拉夫”时期工程仍在进行，直到1929年，这个美伦美奂的公墓才最后建成。
露天历史博物馆
所以，这个看似久经沧桑的历史古迹似的地方，尽管艺术形式很古典也很雅致，其实它的历史并不久远。虽然有人称它为“萨格勒布的拉雪兹”，但它里面并不葬有如巴黎拉雪兹公墓里的爱洛依丝和阿伯拉德那类中世纪名人，拉封丹、莫里哀这类近世初曙期人物，甚至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也没有。它的第一个墓主就是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1872年去世的盖伊。
但对于克罗地亚的近代历史和近代文化而言，这座公墓的成长几与克罗地亚的民族意识成长相同步，有代表性的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著名人物多长眠于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19世纪公墓始建时，统治克罗地亚的奥匈帝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当局明确规定这个公墓属于市政所有，对所有宗教和文化开放。以后的南斯拉夫王国也继续了这一传统。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里的墓主就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犹太教、摩门教徒，穆斯林和无神论者，以及世俗的左派和右派。在前南的社会主义时期，这里专设了高干与烈士的“人民英雄”墓区，但也没有惊动此前各种各样的已逝者。当然，“政治不正确”的新逝者就进不来了。
克罗地亚独立后，这里又恢复了完全的开放。铁托时期被镇压的一些名人纷纷荣耀地迁葬这里，而并不认同新克罗地亚、一心要恢复铁托体制的“遗老”在近20年内去世的，也仍旧能在保留下来的南共“人民英雄”墓区继续找到归宿。甚至在前南解体后的惨烈内战，即如今所说的“克罗地亚独立战争”中与克军对阵的一些塞族“叛军”军官和政治家，只要不是前南国际刑庭认定的战犯，如果本人愿意也可以葬在这里，与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的烈士墓比邻而居。
于是在这个墓园里，我们能看到各个时期彼此对立的人物和政治立场相反的各种纪念碑：这里既葬有南共早期受王国政府迫害的领导人杨科·米西奇（南斯拉夫共青团创建者）等革命先驱，也有战后南共时期被黜的王国政府官员如伊万·舒巴西奇等，还有南共的党内被铁托镇压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情报局分子”（指南苏分裂后亲苏反铁托的“国际主义者”）如安德里亚·希伯朗等。当然，也有南共时期一直权势赫赫的领导人，如南共掌权初期“五巨头”之一的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铁托时代克罗地亚共和国首任总统弗拉基米尔·纳佐尔，南共创始人之一、全南总工会首任主席久洛·萨拉依等。
军事方面，这里安息的有身为奥匈帝国海军统帅的克罗地亚人马克西米连·尼耶戈文、南斯拉夫王国的空军司令埃米尔·乌泽拉茨，也有众多的南共人民军将领，包括最近几年去世后葬入“人民英雄”墓区的前南人民军高级将官，如前人民军海军司令丁克·舒尔卡洛上将（2010年入葬）、斯特凡·奥普森尼查少将（2002年）和弗兰尼奥·科涅布尔少将（2006年），甚至还有前南人民军克罗地亚塞族将军拉迪·布拉特——他最早倡议在克罗地亚境内设立塞族自治区，内战时他虽早已年迈退役并未参战，政治上仍一直支持塞族，与克罗地亚当局对立。当局曾对他进行过“战争罪行调查”，但2013年去世后他也荣耀地葬在了这里。
更有趣的是公墓里的大型纪念碑：二战时期亲德的“克罗地亚独立国”的“祖国卫队”死亡士兵纪念碑和南共游击队的烈士纪念碑也比邻而立。这边，是南共时期立的“119位法西斯统治受害者”纪念碑和纪念乌斯塔沙集中营死难儿童的“克扎拉山儿童之墓”，那边，却是纪念1945年“克罗地亚独立国”向西方盟国投降的军民被遣返回国后受到铁托军队“大屠杀”的“布莱堡被遣返者悲剧”纪念碑。
从这些不同立场的纪念碑前鲜花、油灯和纪念人群数量的对比，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今天克罗地亚的民情世态——以后我们还会进行分析。
曾不得不“站队”的民族如何看待历史
与我们中国人不同，由于悠久的历史原因，一直与东正教和穆斯林列强对立的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传统上倾向于中欧天主教邻族，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基本都站在了失败的一方（奥匈帝国与纳粹德国），这在今天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自尊和创痛回忆与国际政治背景下的政治正确及民族反思之间形成了相当大的矛盾，甚至也是当代克罗地亚及有关各国现实政治争议的一大问题。
剧变后20多年来，在政治、思想多元化的背景下，以1945年后苏军的恶劣军纪、扩大化的镇压带来的痛苦和本国极权体制的罪过为借口为乌斯塔沙分子翻案的极右翼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曾有一定影响，这和前南时期为了1945年以后的“政治正确”而回避本民族历史创伤的极左翼史观形成了两个极端。但是，经过了内战和民主政治中几度左右政党轮替的风风雨雨，如今绝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和克国主流舆论，都在这两者之间采取了大体持平的态度。即一方面拒绝为乌斯塔沙和“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人类屠杀罪行背书和翻案，并在国际政治层面认同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认为当时本民族“站错队”事出有因，并且为克罗地亚普通民众和士兵的悲惨遭遇而叹息感伤。同时，很多人也反对把“站错队”的人们一锅煮，除了强调把一般民众与士兵跟“坏头头”相区别以外，不少人还认为应该把“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正规武装（即“祖国卫队”）和乌斯塔沙极端主义准军事组织相区别，认为后者是一群狂热的暴徒和乌合之众，前者虽然政治上“站错队”应该承担战争责任，但作为正规军军纪相对尚可，而且一般士兵按义务兵役制被那时的“国家”征发入伍，其个人责任也不同于那些自愿狂热的乌斯塔沙民兵。这就是米罗戈伊公墓没有乌斯塔沙和“祖国卫队”头头的踪影，却有一处醒目的“祖国卫队死亡士兵纪念碑”的原因——当然它与南共的纪念碑一样也是争议的话题。
笔者不能说这种看法就是对的。尽管在最近的前南解体后内战中也能看到正规军军纪相对好于准军事组织的狂热民兵，而且笔者少年时期经历过的1968年广西发生的狂热事件，也确实存在类似场景：正规军即便参加镇压，也很少残杀俘虏和战场外滥杀无辜平民，而“群众组织”干那些坏事就要残忍得多，什么惊天邪恶都做得出来。但是，也有不少例子表明两者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有时“群众组织”的疯狂暴行，就是被正规组织放纵、怂恿甚至指使的。很多坏事不便直接干，就煽动别人去干，这不能成为解脱的理由。
不过，弱小民族因“敌人之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站错队”则是另一个问题。这种现象在二战中也确实不少。北欧小国芬兰因遭受苏联“冬战”的强势侵略在先，而被迫倒向德国寻求保护，亚洲一些殖民地的民族独立领袖如缅甸的昂山将军、印尼的苏加诺和印度国大党的钱德拉·鲍斯因反对宗主国英国、荷兰而一度投靠日本都是例子。
如今人们并不仅仅根据国际政治中的“站队”来评价他们。克罗地亚应该也是如此，苏联时期的历史观以“政治正确”掩盖一切并不可取。如今在克罗地亚这些问题都有争论。在这些讨论中除了“站队”的对错应该反思外，当时克罗地亚各方自身的所作所为，有无践踏权利滥杀无辜等等暴行，以及各方此类反人道暴行程度的比较，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至于他们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左右”对错，只要不像纳粹恐怖思想那样逾越底线，反倒不那么重要。
由于上述这一切，米罗戈伊公墓既是多元化的象征，也是引起争议的敏感点。2011年2月1日，就有人在“人民英雄”墓区放置爆炸物，部分炸坏了纪念碑。当时克罗地亚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及主要的在野人士都谴责了这种破坏行为，并很快修复了被损坏的部分，此后这里还照例入葬了像布拉特那样有争议的人物。
伊利里亚运动与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
米罗戈伊公墓安息着近代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从激进派到温和派、从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到单一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各种代表人物，同时也安葬了“反克罗地亚”的一些塞族政治家。从而构成了一座克罗地亚人从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发展和分化、直到民族国家建立全过程的露天博物馆。
在南斯拉夫近代史上，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等较小民族的民族主义通常只涉及本族权益的争取，只有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这最大的两个民族，其民族意识存在着本民族的单一民族分立主义和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义两种类型。因为这两个民族历史上都曾经长期在多民族帝国（克族在奥匈帝国和塞族在奥斯曼帝国）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两相比较，由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性质，土属基督徒塞尔维亚早期民族主义只能是追求分离。塞族人的泛斯拉夫主义只是在其摆脱土耳其统治获得独立、并在巴尔干战争和“一战”获胜后，才得以发展起来。
与此不同的是，克罗地亚人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南斯拉夫”意识却是在同样信仰天主教的奥匈帝国时期就很有影响了。
在奥匈帝国后期，一种以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为核心团结斯拉夫诸族提高地位、把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改造成奥地利-匈牙利-斯拉夫三元帝国的努力曾经成为一种改革趋势，而且这种民族关系上的改革与帝国后期的宪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相呼应。这种泛斯拉夫主义以南部斯拉夫各族语言拉丁化的“伊利里亚运动”为先导——伊利里亚是巴尔干西部的古称，今前南地区古罗马时大半属于伊利里亚行省，当时就用该词指这一地区的斯拉夫各族。伊利里亚运动则是企图建立该地区斯拉夫各族共同意识的运动。这里要指出的是：一百多年后“南斯拉夫”的概念早已取代了“伊利里亚”。现代这里一些非斯拉夫民族（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也自认古伊利里亚人的后裔，我们在科索沃看到他们也在搞“伊利里亚运动”，那就是去斯拉夫化、非斯拉夫化之意，与19世纪伊利里亚运动意味着泛斯拉夫主义就完全相反了。
而米罗戈伊公墓的原地主和第一个墓主路德维特·盖伊，就是19世纪克罗地亚人泛斯拉夫主义伊利里亚运动的代表。
路德维特·盖伊（1809-1872）是19世纪克罗地亚最著名的语言学家、出版家，也是作家和诗人。他早年用德语写作，那时克罗地亚古代文字已经消亡，近代克罗地亚语尚未有通行的文字表达。他于1830年创制克罗地亚文（今天也包括波斯尼亚文）的拉丁字母表，并用这种文字写成《克罗地亚-斯拉夫词法简明基础》一书，获得极大成功。
此后他与一批同仁推动克罗地亚文书籍与报刊的出版，先后创办了“克罗地亚新闻报”、“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日报”。作为诗人，他于1833年写的《克罗地亚没有灭亡》也成为著名的早期民族主义名篇。
但盖伊的眼界不限于克罗地亚。他认为拉丁化斯拉夫文字在整个奥匈帝国范围内的推广不仅对克罗地亚人，而且对南部斯拉夫各族都有文化启蒙的价值，由此造就了“伊利里亚人”这一概念，即“南斯拉夫”这一概念的最早形式。1836年，他把上述两份报纸分别改名为“伊利里亚人民新闻”和“伊利里亚启明星报”，从而形成了“伊利里亚文化复兴运动”，其影响超出了克罗地亚人的范围。
这一运动的其他几位名人如皮塔·普列拉多维奇和迪米特里亚·德梅塔等也葬在这个公墓。因此，米罗戈伊公墓几乎成了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的圣地。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尽管也是克族人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它主张南部斯拉夫各族联合，所以其热心者不限于克族，如上述的普列拉多维奇就是塞尔维亚人（但因认同拉丁字母，通常不被认为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德梅塔则是希腊的斯拉夫人。可以说，后来以克罗地亚人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伊利里亚运动为远源的，只是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壳罢了。
但是当时，伊利里亚运动不仅受到奥匈帝国保守势力的压制，也受到克罗地亚人内部的单一民族主义和完全认同奥匈（尤其是认同中世纪就与克族关系密切的匈牙利）的国家主义的排斥。1845年，这三派在萨格勒布因选举争端发生流血冲突，即“七月事件”。事件遇难者后来也迁葬在了米罗戈伊公墓，并在墓地建立了著名的“七月遇难者纪念碑”。
伊利里亚运动至此转入低潮。奥匈保守派借此大加攻击，甚至中伤说盖伊拿了塞尔维亚王子的钱，充当塞尔维亚的间谍，为此还起诉了他。虽然法院并未判他有罪，但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打击了他的自尊心。在盖伊于1872年去世时，他的心情是悲凉的。
两种“泛斯拉夫主义”之争
然而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并没有消失。
几十年后，在“一战”导致奥匈帝国崩溃时，正是克罗地亚人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如安特·特兰比奇等人首先提出南部斯拉夫人联合建国的主张。他们与塞尔维亚等族的一些热心者发起成立“南斯拉夫委员会”，发表“科孚宣言”，积极支持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合并，建立了凡尔赛体系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即“第一南斯拉夫”，这是南部斯拉夫各族第一次联合建国，也是铁托南斯拉夫所继承的“前朝”。
然而，在第一南斯拉夫存在的23年中，政局一直动荡，其主要矛盾就是塞克两族的冲突。
这种冲突一开始并不是追求分离，而是建立“怎样的南斯拉夫”之争，是支持联邦制和宪政体制的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者与塞尔维亚中央集权泛斯拉夫主义（实际上是塞族霸权主义）者的较劲。
应该说，尽管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有专制和民族压迫的问题。每个民族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也都会把宗主国说得一团漆黑。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时过境迁后看，还是应该承认奥匈比奥斯曼的体制“先进”许多。现代政治文明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奥匈帝国都要比奥斯曼帝国更发展，因此在奥匈土壤上形成的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者希望维护宪政民主的联邦体制。而在奥斯曼土壤上崛起的塞尔维亚作为战胜国主导了第一南斯拉夫，它追求的实际上是在塞尔维亚卡拉久尔杰维奇王室的统治下搞泛斯拉夫化。
因此这两种“泛斯拉夫主义”的矛盾是很大的。以至于首先提出南斯拉夫设想的特兰比奇很快对塞尔维亚王室的统治失望，从泛斯拉夫主义转向了克罗地亚民族分离主义。而拉迪奇兄弟的心路则更为典型。
当时塞尔维亚王室的主要反对派，就是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者拉迪奇兄弟领导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两兄弟出身于克罗地亚一个贫农家庭，都很早具有了克罗地亚民族意识和农民维权意识，1904年建立农民党后，最初也主张在奥匈把“二元帝国”改革为斯拉夫人能够自治的“三元国家”。
哥哥安通·拉迪奇（1868-1919）主要是个学者，活动于奥匈帝国晚期。作为社会学、民族学家他具有社会改革思想。他的著名主张是强调民族解放必须与社会进步相联系，并警告说，仅仅消除外国民族压迫（而不改革本族社会）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民族自由。尽管他在第一南斯拉夫初建立时即去世，在政治上没有多少作为，但对弟弟斯捷潘·拉迪奇（1871-1928）有很大影响。
斯捷潘坚信，斯拉夫各族如果只是摆脱了奥匈，那不过是卡拉久尔杰维奇王朝取代了哈布斯堡王朝，人民照样受压迫。因此斯捷潘. 拉迪奇政治上主张民主共和，反对君主制。1920年，他把党名从“克罗地亚人民农民党”改为“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在这个“联合王国”中引起轩然大波，他甚至为此坐了牢。后来虽然在“违宪”的压力下妥协，又改为“克罗地亚农民党”并作为反对党回到议会，但反对王室的立场不变。
在国体上，拉迪奇坚持平等的各族联邦，反对塞族王室主导的中央集权。在宗教问题上，拉迪奇是明确的天主教徒，但他政治上是同样鲜明的反教权世俗主义者，既反对塞族东正教会也反对克族天主教会插手政治。
在社会改革方面，斯捷潘·拉迪奇主张依靠和维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因此既“反对工会，也反对资本”。在二战以前的东欧，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立陶宛和波兰等国当时都发生过和平的“土地革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以至于战前就没有或少有大地产，战后共产党时代搞集体化也很困难。南斯拉夫和波兰还成了“社会主义时代”完全保留了小农经济的仅有国家。而且，这些小农党大都维护政治自由和宪政民主。
拉迪奇党的“农民”色彩甚至常常超过它的“民族”色彩，他主张实行跨族甚至跨国的“农民党人联合”，曾在共产国际搞的“农民国际”（“红农国际”，存在于1923-1939年）和非共产党的“国际农民联盟”（“绿色国际”，1921年至今存在）都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共产国际附属的红农国际基本由各国共产党运作的农民统战组织构成，克罗地亚农民党几乎是“唯一例外”，它并没有为南共做什么事（倒是乌斯塔沙曾一度与南共合作反对国王），却“成功地在克罗地亚以外的南斯拉夫各民族农民中扩大了影响”。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农民党能够经常成为第一大反对党，靠的不仅是克族的支持，各族“农民”的支持也很重要。
在这方面，拉迪奇不仅可以说是个“农民泛斯拉夫主义”者，甚至有点“农民国际主义”色彩。
可见，这个所谓的“农民党”其实是近代南斯拉夫最典型的自由民主派政党，在民族主义方面也是比较温和的，拉迪奇本人更曾公开站出来反对乌斯塔沙那样的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
从拉迪奇到马切克：农民党和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的失败
然而很不幸，1928年6月20日，拉迪奇在国会会议上竟然被塞尔维亚议员、激进民族主义狂徒普尼萨·拉齐奇当场开枪打成重伤，后来不治身亡，同时遇害的还有另两位克罗地亚农民党议员，另外两人负伤。这一塞尔维亚议员枪杀、枪伤5名克罗地亚议员的6.20惨案，是世界议会政治史上极为罕见的恶性事件。
6.20惨案完全破坏了南斯拉夫各族、尤其是塞克两族的关系。
事发之后，克罗地亚人义愤填膺，塞尔维亚则有人拍手称快，南斯拉夫各地立即出现了民族仇杀浪潮。本来就对宪政民主不感兴趣的塞尔维亚王室借此宣布紧急状态，废除宪法，停开议会，实行亚历山大国王的独裁统治，并把“塞-克-斯联合王国”改为“南斯拉夫王国”，推行塞尔维亚主导的中央集权。
就这样，塞族极端派不仅毁了民族关系，也毁了第一南斯拉夫君主立宪的宪政体制。
而拉迪奇的遇害却使其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身后荣誉。而且不同的派别对他的声望进行了不同的利用：乌斯塔沙分子把他塑造成克罗地亚一族的象征，借他的殉难煽动向塞尔维亚复仇的极端民族主义；南共则把他当成既反国王、也反乌斯塔沙的英雄，二战期间还在民族解放军中建立了“斯捷潘·拉迪奇旅”；农民党方面不但奉他为克罗地亚爱国者的楷模，还推动“农民国际”把他树为“既反工会，也反资本”的国际农民运动的象征。铁托时代，拉迪奇在南斯拉夫也基本保持了正面形象，1971年“克罗地亚之春”事件中，拉迪奇更成为南共体制内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倾向的精神资源。
铁托虽然压制了“克罗地亚之春”，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拉迪奇也不能否定，虽说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但反国王、反乌斯塔沙、反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总是和铁托时代的历史观一致的。
到了前南解体、克罗地亚独立后，拉迪奇的地位就更高了，民主派与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固然奉他为先贤，激进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人也因乌斯塔沙和克罗地亚独立国都有西方反感的“政治不正确”问题，即便有所同情也无法宣扬，只能也把拉迪奇作为偶像。
因此，拉迪奇在今天的克罗地亚成了地位最高的近代政治家。该国的纸币上有拉迪奇的头像，政府向为国立功者颁发“斯捷潘·拉迪奇勋章”，发行拉迪奇纪念邮票，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以拉迪奇命名的街道或广场，2008年统计共有265处之多。他已成为该国地名中出现频率排名第三的人物，仅次于古代英雄古贝茨和大诗人纳佐尔，而居近代政治人物之首，甚至远在图季曼（第17位）、铁托（第52位）之上。
但是，拉迪奇遇害却对当时的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或温和民族主义构成了严重打击。
拉迪奇死后，弗拉德克·马切克接任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继续进行反专制、反塞族霸权的斗争。而改行专制的塞尔维亚亚历山大国王也是时乖命蹇，他的独裁不但没能使国家稳定，反而为自己也带来杀身之祸。1934年他在出访法国时被马其顿激进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据说乌斯塔沙也是刺杀的共谋方。
说起来，亚历山大国王的专制下其实自由也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在当时俄国已经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情况下，这位国王也是倾心西方的，据说他甚至计划让塞尔维亚语改用拉丁字母以实现全国语言统一——而这其实就是把塞尔维亚文变成了克罗地亚文，实际上就是一边在政治上搞“大塞尔维亚”，一边却在文化上搞“克罗地亚化”。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的切特尼克对此不会满意。同时国王虽停止了议会却没有取缔政党，与反对派的沟通渠道仍然存在。在反对派领袖与专制国王接连被杀的危机下，两边都感到了极端化的威胁，出现了再度妥协的尝试。
1939年，在南斯拉夫王国执政的塞族总理茨维特科维奇和反对党领袖克罗地亚的马切克经过反复谈判，达成了“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商定把国王专制下中央集权的9个总督区重划成联邦，克罗地亚作为联邦成员不仅拥有今天的克罗地亚全境，还划入了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伏伊伏丁那的一部分，基本包括了所有克族区，而且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显然，这时的克罗地亚人已经从泛斯拉夫主义走向了“大克罗地亚主义”，形成塞克两族瓜分南斯拉夫的趋势。就是这样的协议仍不能让乌斯塔沙满意。而塞族更是大呼被“出卖”，反克罗地亚的情绪高涨。塞克两族温和派的妥协，在两个民族内部都受到反对。两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对这一“两大族瓜分全国”的计划更不会有好感。国内局势不仅没有因这一协议而缓和，反而更趋紧张。
加之协议签订没几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正式爆发，协议根本没法实施，战前两族和解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不久德意法西斯相继侵占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流亡伦敦，德国支持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建立了“克罗地亚独立国”，它占有全部波黑，还吞并了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的一部分，比“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许诺的克罗地亚还大。
德国人最初极力想要克罗地亚人中影响最大的农民党和马切克来充任傀儡，被拒绝后才找了乌斯塔沙的头头帕维利奇，但德国人对其并不满意，几个月后再次要马切克出山取代帕维利奇，仍然被拒绝。结果马切克被抓进集中营，后又放出，全家软禁到战争临近结束，农民党也被占领军和“独立国”取缔。
说起来，第一南斯拉夫时期的国内国际政治有个奇怪的悖反：由于一战时塞尔维亚是西欧协约国民主列强与中欧德奥同盟国君主大战的先锋，战后南斯拉夫倾向专制的塞尔维亚王室仍然与英法等民主的前盟国保持亲密关系。而相对更为自由化的克罗地亚人历史上由于与天主教中欧站在一起与东正教国家对峙，一直相对看好德奧。克罗地亚不仅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铁托这种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左翼演变来的人）都受过去奥匈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很多克罗地亚人后来也从德意的纳粹和法西斯那里受“启示”，滋长了极端主义的乌斯塔沙倾向。克罗地亚的温和派与自由民主派夹在里面就十分尴尬：他们的宪政榜样英法都与自己国内对手塞族王室亲近，而他们的中欧背景在纳粹化以后也成了自己在克族内的对手乌斯塔沙的后台。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就变得游魂无根两不靠，甚至远不如南共本来有苏俄做靠山，二战后苏联与民主列强结盟，西方盟国也积极援共。
德国人骨子里其实看不起粗野的乌斯塔沙分子，希望拉拢马切克这种绅士。马切克虽然两次拒绝做傀儡并因此失去自由，但他的态度实际是犹豫的，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他建议农民党人“尊重”这个克罗地亚人的国家。但作为宪政主义者，他并不认同纳粹-乌斯塔沙体制，因此又指派人代表农民党加入伦敦流亡政府。然而这个政府的国内基础塞尔维亚切特尼克恰恰是克罗地亚的死敌，抗敌无能，残害克罗地亚人倒很厉害。当时南共抗德积极，而且其领袖铁托也是克罗地亚人。可是马切克对苏联与德国同样反感，也不考虑与南共合作。结果他的态度几头不靠，其支持者则无所适从，迅速分化，有的投靠乌斯塔沙，有的则投奔了南共。影响盛极一时的农民党就这样解体了。
在战争结束时的混乱中马切克逃出国，经法国最后移民美国，1964年在华盛顿去世。他这样的态度决定了铁托政权对他的恶评，尽管前任拉迪奇仍受到相当肯定，但马切克这个农民党人则成了“反动派”。
直到前南解体、克罗地亚独立后，他作为拉迪奇温和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人受到尊重，1996年归葬于米罗戈伊，与拉迪奇兄弟一起安息于公墓拱廊中特辟的农民党领袖墓区。而马切克作为历史人物也被用于今天克罗地亚的街道命名，其影响（第49位）虽然无法与斯捷潘·拉迪奇相比，却比铁托还要略高。
应该说，自1920年代拉迪奇为克罗地亚的宪政民族主义献身以来，这个民族的历史几经周折，多灾多难，经历了几乎一个世纪之后，如今基本上实现了拉迪奇-马切克这一支人们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