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模式属于与“生产社会主义”区别的“分配社会主义”吗？

在批评“瑞典模式”的人中，通常都会提到这一模式只是“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只搞分配，不搞生产，生产领域90%以上还是私人资本。所以它仍然是资本主义，而社会民主党这么干，也证明他们还是代表资产阶级，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只是有点“改良主义”而已。

仅就当代瑞典而言，确实它的“社会主义”主要就体现在“高税收高福利”的强化二次分配、增加分配平等上。除了某些特殊领域（如北部的基律纳富铁矿区）外，瑞典的生产企业几乎没有国营企业。

但是，即便不谈分配而仅就产权结构而言，瑞典所谓的“私营企业”是不是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也还值得商榷。瑞典社民党执政时期对工会持股、雇员持股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这对“资本家”的产权垄断难道不是一种改变吗？

现在瑞典的大公司几乎都没有自然人控股者或家族控股者，而控股法人本身的股权结构也极为复杂和“社会化”，因此在瑞典谁是“资本家”其实真是很不好说。

举个中国人应该熟悉的例子：“李书福收购沃尔沃”（其实只是收购其部分股份）似乎是一件很“长国人志气”的新闻。谁都知道李书福是吉利的老板，然而谁能搞清楚瑞典沃尔沃的老板是何人？是哪个“资本家”把沃尔沃这个“资本主义企业”部分股权卖给了中国老板？

其实，无论是多年前福特收购沃尔沃，还是后来福特吃不消又由李书福来接盘，他们主要的谈判对手都是沃尔沃的工会！平心而论，沃尔沃的经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瑞典模式”的局限性，人们不必对这种模式过于迷信。但是老板明确的中国吉利和没有真正的资本家、很大程度上是工会说了算的瑞典沃尔沃究竟哪个更像“社会主义”，难道还不清楚吗？

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大范围长时段看，说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分配社会主义”就更站不住脚。

不管是最早开始掌权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还是英国工党，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模式曾经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实本来都是想搞“生产社会主义”的。但不是他们不想搞，而是发现国营企业很难经营，其中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资本家”的反对。而是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搞生产型国有制，难就难在民*主条件下搞“红色血汗工厂”不太可能。

不要说民*主国家，就连历史上有过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工会运动传统的东欧也面临这个问题。东德刚刚建立没几年就发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运动，提出的主张就是“反对红色血汗工厂”。

既然搞社会主义，怎么能允许血汗工厂比资本家都搞得厉害？资本家都不能让我们干那么多，挣那么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我们有权比资本主义工人干的时间要短，工资要高，福利要多。你现在相反，居然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产，后生活”、“小车不倒只管推”？资本家都不敢这么要求我们，是不是？

经济学家通常讲国有企业是“预算软约束”，其实在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最典型的。在专*制条件下这个问题倒不一定很突出，因为专*制条件下官僚唯上是从，完全可以对劳动者进行“硬约束”，把国有经济搞成“红色血汗工厂”，要劳动者干得更多，挣得更少。

例如列宁就对泰罗制很着迷，他认为苏维埃经济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可以强制普及泰罗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对付资本家，也包含“对工人阶级自身的超经济强制”！他列举的强制方式包括：禁止罢工、“劳动军”制度、强制无偿劳动、变劳动权利为劳动义务、取消“劳动自由”（“劳动自由与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不相容”）等。

但社会民主主义这么干就不行。当初瑞典社会民主党掌权以后，是国有化了一批企业，之后就发现经营很困难。1924年后，经过党内、工会内乃至社会上的讨论。社民党就基本放弃了发展国营企业的打算，转向在分配方面做文章了。

为什么？因为民*主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往往工会就很强大，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者也不可能像有些国家的国企干部那样，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升官。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靠“科举”（专业考核）。没有“厂长受上面赏识就可以提部长”这种升迁渠道。既没有升迁激励，又没有资本积累激励，所以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非常难解决的。

东欧国家剧变初期之所以急于处理国有企业，主要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主化以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变得更厉害。讲得简单点，既然民主化了，厂长就不能只讨好上面，而要讨好工人，工厂又不是他厂长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一起吃国家，国家受得了吗？包括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后来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民主国家不仅企业内部难以搞“红色血汗工厂”，外部也难以搞“官与民争利”。民主条件下很难用铁腕权力为国企创造“竞争优势”。汉代的《盐铁论》就指出当时官办铁业生产的犁锄价格又贵、质量又差，但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封禁了民间铁业，官营铁业就可以为朝廷大赚垄断之利，而主持盐铁官营的桑弘羊也成了著名的“理财家”。

民主国家的国企能有这种条件吗？有人说“与民争利”只是与富人争利，此说不值一驳。强制农民付更贵的钱买官家提供的劣质农具，这欺负的难道只是富人？

倒是民主国家的国企确实可能有“节制私人资本”的作用，因为在多数决定的民主体制下国营部门的公益职能是可以被民众问责的，至少在直接的分配意义上（资源配置效率意义上另当别论）它很难坑了民众而为官僚创收，但确有可能为公益而损害某些私人投资者利益（这也带来了国企在资源配置上是否合理的争议）。

不过，也正因为国营部门在民主体制下受到更多的公益问责，它自身的资本积累也更困难——用中国人的话讲，民主国家的国营部门更可能“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其利润处置、投资取向、环保和社会责任等等更易受到民主政治的影响。而专*制条件下的国营部门反而更可能让桑弘羊这类“理财家”（贬义的说法叫“聚敛之臣”）大显身手——当然，那是为皇上为朝廷理财，不是为百姓理财。

专*制国企当然也会“政治（宫廷政治）挂帅”影响“理财”——典型的就是桑弘羊这位杰出的“理财家”最后却因宫廷政治掉了脑袋。不过这种专*制性质的“政治账”是否比民*主国家的“政治账”更影响国企的“聚敛”效果却不一定。至少在经验上，民*主化以后国企更难经营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

这就可以理解民主左派上台后的国有经济梦为什么容易破灭。从生产社会主义角度讲，有一个时期很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国工党，有人说它比瑞典社会民主党“右”，其实那是在政治上英国人更加温和，“告别革命”比瑞典人更彻底，但在经济上要讲国有化，工党却比瑞典人更热衷。当然有些国家的社会党，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英国工党还积极，经济国有化一度比英国的比重还要大。

但是后来到1970年代，就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办。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谓的马哈拉纳比斯社会主义，就是“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不是学瑞典）”。

印度国有企业办得怎么样？记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国体改部门有个代表团访问印度，回来后做了个报告，我印象深的一点是说印度的国有企业办得不如我们，但是印度的私营企业办得比我们好。请注意，198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私营企业，所谓不如我们和比我们好，都是与我们的国有企业比。

简单地说就是印度民营企业的状况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好，但是印度国有企业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业内部，变成企业民主化、“工会治厂”，资本积累激励和政治升迁激励都没有了以后，搞国有企业的确是难度很大。

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时期，印度也向市场经济转轨了——比中国晚了十多年。总之要么是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我不说好不好吧，至少还可以正常经营，要么是民主国家的民营经济经营得也不错。

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国营企业经营困难，逐渐就主要转向“社会主义分配”了。有人说这是社会党“变质”了，被资本家收买了。其实民主体制下的存量国有化一般也是赎买而非没收，增量国有化就和资本家的偏好更难相关。国家投资新办企业，既没有没收也没有赎买民企，只要议会同意就行，资本家管得着吗？

像印度独立前只有一个民营的塔塔钢铁厂，独立后学习苏联，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搞了六个国营钢铁联合企业——波卡罗、比莱、鲁尔克拉、维沙卡帕特南……唯一的民营塔塔钢厂仍然存在，但全国钢产量90%以上已是国营企业生产遗憾的是大部分国营钢厂亏损，还就是塔塔盈利。

即便就是存量国有化，国家是把资本家的企业赎买下来由政府自己经营，还是搞累进的高税收、让资本家主要是给国民、而没法给自己挣钱？资本家对哪个的抵触更强烈？这根本是不一定的。

道理很简单：赎买也好，征税也好，两者都有条件是否优惠的问题。对资本家来说，企业要是可以卖个大价钱，这钱还是我的嘛，我怎么一定会更愿意交那么高的税让你把我赚的钱几乎全拿走？

所以瑞典左派放弃大办国企而转向“分配社会主义”，与资本家的偏好无关，那就是绝大多数选民（主要当然是劳动者）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可行性的缘故。

这个体制发展到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中成为普遍的形态，即使在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几乎是不办国企的，连军事工业都是私营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国家财富中公共财政所占比重也是相当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那公共财政就是“公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是用于“社会”、取向于社会平等的，不可能用于皇家或官家，那还不是“社会主义”？过去古代专制皇帝的“盐铁官营”倒是管生产的，难道那才是社会主义？

有人说，国企很少的经济即便分配再平等，也不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叫“社会市场经济”。其实人家也不想跟你抢这个名词。从社会平等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讲，在本质上这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