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外贸答客难（一）
【说在前面的话】
分析外贸史的几篇文章发表后，在跟帖中讨论不很热闹。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好几个学术思想群中倒是引起了争议。商榷的网友来自史学、经济学和时政评论界，有的是真名实姓的教授，有的是认真的匿名网友。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交流机会，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无论从史实还是从理论逻辑方面，都不是鸡毛蒜皮，而是非同小可。所以很值得认真回答。为了人人平等，以下无论是名教授还是匿名网友我都以同样格式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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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清华大学）： 秦晖先生，您在本群和《经济观察报》关于古商路上逆差贸易的文章均已拜读，几点看法供您参考。
1，用比较成本（所谓技术和低人权优势其实也是成本优势）解释入超，前提是已经形成市场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而且存在建立于可贸易品平价理论基础上的国际支付汇率标准。但在近代以前，囿于交通条件和物流成本，上述前提并不存在。
2，如果贵金属的净流入或流出有实证数据支持，当然可以作为判断出入超的依据。但彼时国际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微观的比较成本既无衡量标准，亦非贸易发生的主要动因。窃以为不妨从宏观视角考察，在尚无跨国投资的时代，高顺差必然伴随高储蓄，分析储蓄率的高低及原因，或者更能接近贸易顺逆差产生的真实背景。
秦晖： 传统外贸当然与近现代外贸有很大不同，而且古代经济的实证性也不能与现代等量齐观。甚至同为“古代”，明清史料可谓浩如烟海，没有谁敢说自己可以“竭泽而渔”。可是秦汉除了考古发现外，文献史料基本就是“前三史”，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班袭马说重复叙事，研究者主要的功夫大都还是在里面扒梳推理索隐探微钻牛角尖，这也是不得不尔。但是明清史如果只凭“正史”来搞研究，那简直就是笑话了。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放弃长时段比较，何况过去类似时间尺度的比较也已经不少，只是我认为其中有些舛误，也确实需要澄清。我的比较是有所指的，您看完或许就知道了。
其次，在古代史中分析顺差与逆差确实比较复杂，除了你所讲的缺少“实证数据”（绝不仅仅是外贸史如此）外，即便知道有“贵金属净流入或流出”，也要分析它们到底是货币还是“器用”，而且这两者当时往往“不对称”，我文中提到汉代作为通货输出的黄金到了大宛据说却“用为器，不用为币”就是一例，明代则相反，中国输入白银作为货币，日本的白银却是作为一般商品输出到中国的，他们当时并不用白银为币。
所以按现代的概念，当时中国对日贸易是有顺差的，但日本对华贸易却没有逆差。不过，双方都视为货币的情况当然也很多，这些确实都要仔细分析。
但更重要的，还是你提到的即使存在顺差和逆差，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用来进行“比较成本”分析？我觉得称为“比较效益”更好。现代国际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中的确很多是大家都能生产，只是你生产这个更合算，我生产那个更合算，我们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贸易进行国际分工，实现双赢。但是在古代，很多贸易（不只是奢侈品）都是“互通有无”，而不是根据“比较效益”进行分工的。惟其如此，简单地根据顺逆差论好坏就更成问题了。坦率地讲，我的文章正是因此而发的。
感谢您，最后我会对朋友们有关的商榷做一个答复。
赵燕菁：其实我们并未真正理解顺差为什么是“好的”。
张凤安：顺差，从货币政策看，给发钞提供了储备支持啊。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看，提供了正现金流。从微观企业看，外贸和顺差，一般都是预付制，即使使用信用证，也可以从银行提前预支，有助于改善和刺激微观活力。
Shenghao: 生产出来自己不吃，人都是傻子吗？
赵燕菁：张凤安说的对！顺差的本质是货币。货币有助于社会商业化分工。问题来了，美国70年代后期为什么不追求顺差了？用低人权解释顺差容易误导。比如，顺差大国德日都无法解释。
张凤安：猜想，布雷顿瓦解后，欧洲拿美元兑换黄金。这时，美国要保有全球铸币税，只能依靠它的逆差，逆差刚好是美债的增加，逆差获得的美元，只能买美债。如果没有逆差，就没有动机买美债啊。这就是逆差创造货币。美国逆差创造美债，美债塑造美元。回到货币的本质，货币创造，不就是债务创造过程嘛。
秦晖：感谢各位赐教！顺差为什么是“好的”？这确实没法回答。因为并不是一切顺差都是“好的”。尽管有很多顺差状态令人羡慕，但并非所有的情况下都如此。例如我就认为明清的顺差一点都不比汉宋的逆差更值得我们自豪。
其实，顺差就是多卖了，逆差就是多买了，抽象地讲卖就是好，买就是坏，至少我没法理解。或者换一种说法，顺差相当于贷出，逆差相当于借入，逆差方向顺差方支付货币就相当于还债。抽象地讲贷出就是好，借入就是坏，也有点莫名其妙不是？“杨白劳”时代这样说说还可以，今天提倡“融资能力”的时代还能这样说？我批评“顺差崇拜”就是因为这个。而且看了各位的留言，还真觉得应该做这个工作。
至于赵先生批评说：“用低人权解释顺差容易误导，比如，顺差大国德日都无法解释”。我想各位要是读了全文就不会这么质疑。我只是把“低人权”列为可能带来顺差的7种情况之一，从来没有说低人权一定会有顺差，顺差一定来自低人权。我列举了一些顺差的案例与低人权有关，如果我对这些案例的解释不对，欢迎指出。但这些案例当然不含当代德、日。我确实也论及了德日的顺差另有原因，并把它归为值得羡慕的一类，那当然不是“低人权”，这有什么“无法解释”呢？美国内战前南方的顺差与低人权有关，1877年后全美的“百年顺差”来自效率，前者是“坏的”而后者是“好的”，这有矛盾吗？
而且还要指出：我文中提到艾弗西.多马和罗伯特.福格尔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奴隶制比自由劳动更有“效率”，这或许有争议，但是效率的计算要比“商品率”或顺差的统计复杂得多，如果说这些条件下奴役制比自由劳动更容易提高出口率产生顺差，那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争议。
俄国17世纪农奴化以后外贸顺差就是比此前自由农时代高多了，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由过去领主自营地演变的、公认为“农奴制残余”较多“的工役制”庄园也是制造顺差的重要力量，其商品出口率甚至高于所谓“资本主义富农经济”，更不用说高于一般小农。
1917年革命后苏俄的小农化导致消费率提高、商品率下降，出口无力。这是当局后来发动强制集体化的主要原因。果然，在把农民圈禁起来后效率如何不敢说，出口率确实是大为提高。“集体农庄”产粮首先完成上缴任务（相当部分供出口，换取工业化所需机器），所余才分给农民作口粮，多少全凭上意。以至于1931-33年间在饿死至少几百万农民的同时农业仍然保持了高强度出口！
可怕的是：1931年前后正值西方大萧条，粮食过剩，粮价大跌，从饿殍口中挖出的活命粮其实卖得很贱。就这样，苏联在大饥荒时期居然主要靠贱价卖粮保持着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德国除外）的贸易顺差。“用低人权解释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能回避吗？
而这也表明“一切顺差就是好”的荒谬。从饿殍口中挖出活命粮来出口的“顺差”能比农民温饱无忧的“自然经济”好吗？更不要说“富国的逆差”了。一些论者津津乐道于给外国人提供了多少消费品，并嘲笑人家拿不出什么东西出售。其实就算人家什么也不卖，只要能让自己的国民丰衣足食，在我看来，这就比那些饿死农民挣“顺差”的国家强到天上去了。
至于美国“后布雷顿”时代的逆差，我已有专文解释，这里就不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