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时代对斯托雷平的褒扬持续升温。这时斯托雷平的受捧已不是因为他搞私有化，而是他的“铁血政策”了。普京与斯托雷平都是主张强人政治、铁腕治国的，因此不奇怪，在当今俄罗斯普京就有“新的斯托雷平”的名声。受索翁的影响普京对这位铁血宰相也是十分推崇的。
“抬斯贬维”的原因
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索尔仁尼琴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并不热衷，他过去谴责斯大林也主要是骂他政治上的暴虐。苏联时期渲染斯托雷平如何残酷镇压人民，但苏式政权的杀人如麻是前者根本不能比的。在1960年代那种背景下, 索尔仁尼琴替斯托雷平说公道话确实难得。但是，特意要“抬斯贬维”是有他的考虑的。
这里的关键点是，索公谴责苏联时期的暴虐，而对这种行为的解释带有浓厚的斯拉夫主义色彩，他实际上认为这种暴虐是“西化”链条的逻辑结果。在他晚年写的《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认为，俄国历史上有“三个乱世”：一个是17世纪的“混乱年代”，一个是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另一个就是苏联剧变后的叶利钦时期。这几个“乱世”之间的联系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学习西方”的结果。
索尔仁尼琴是新斯拉夫主义者、是反西化派人士、是一个把“1917年”与“1991年”都作为“步西方后尘”的靶子来批判的人，他是不仅反对“十月革命”，而且连“1905年宪政”和“二月革命”都反感的人。于是斯托雷平就不仅是因其铁腕被严重夸张蒙受冤枉而需要辩护，甚至不仅因其经济改革而需要赞扬，而是在文化精神上成为抵制“西化”弘扬“俄国传统”的英雄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索尔仁尼琴毫不掩饰地反感“维特新政”、反感《10月17日法令》、反感维特试图把俄国改造成一个欧洲式的宪政国家。由此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对普京“转向”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资源，努力把他从“步西方后尘”的道路上“拽了回来”。
在普京第一任期时，他多次表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2008年后他说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背后不难看到索尔仁尼琴的身影。而在当今俄国民族主义盛行，对前体制的诉说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的时候，思想界的风向标在向“新斯拉夫主义”转向当中。
反之，维特尽管在抵制暴政方面比斯托雷平更清白，在经济改革上也很有成就，但是在索翁眼里他是“西化”的罪人，而1917年的“西化灾难”他也罪责难逃。
索尔仁尼琴竭力称赞斯托雷平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纠正了“维特新政”中诸多错误，索翁这样评价道：斯公上任后力挽狂澜，他从维特手中接过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和混乱不堪的国家”。在索翁看来，由于斯的前任维特“低三下四的模仿西欧”的结果，不顾及自身的独特的历史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不考虑俄民族对“拉丁文化”的疏离和厌恶，制定了一部“模仿西方”的宪法。
“维特宪法”的出台过分仓促，考虑欠周全，它的颁布不但没有平息动乱，“反而引来了十倍的错综紊乱，猛烈冲击和扭转了千年航船的整个历史航线”，可见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斯托雷平的首功，是把曾经驾驶俄国这艘航船的维特船长偏离的航向矫正过来。
1905年革命的由来
维特如何成为“西化”人物？这要从“1905年革命”谈起。
几年前汪介之先生对金雁在《倒转红轮》一书中，对高尔基晚年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提法大为不满，认为作者亵渎了他心中的“神”，“曲解”了“伟大作家”，特写长文严加驳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责，就是把金雁关于别尔嘉耶夫等前立宪民主党人“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的说法斥为“杜撰”。
汪先生是俄文学评论和俄文学史家，对近年来俄社会-政治史研究动向大概不太关注，似乎沿袭了苏联教科书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把“1905-1907年革命”当作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民主革命”，以“十二月武装起义”、街垒战、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波将金号战舰起义为内容，而“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者则是看客，甚至是沙皇的帮凶。
我们姑且不论后苏联时代的认识和苏联以外的看法，仅就“革命”当时及事后论，那时对立各方，包括列宁在内都不是这样说的。例如列宁当时就说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杜马是“最革命的议会”，俄国出现的冲突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的对决，而且那时“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这是其他各党还做不到的。当时的媒体把1905年定性为“一场知识阶层的革命”。
沙皇当局也认为：“1905年俄国革命最严重之处，当然不在于工厂、铁路这些企业的罢工”，不在于民粹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捣乱”，主要是杜马“完全倒向左翼”和“在杜马中执牛耳的立宪民主党”为革命造势，“连工人都很重视杜马，把它看作是革命的一个‘阶段’”，存在了12年的杜马实际上是革命“预演”的“讲坛”。
这里的问题在于：当时人们说的“革命”是指实质性而不是细节性的变革，它与今天有些人理解的“暴力革命”不是一回事。而当时人们期待的实质性变革就是变君主专制为宪政民主——包括真正“虚君制”下的即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别尔加耶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自认为参加过“革命”的——尽管他当然没有参加暴力活动。
别尔嘉耶夫自己回顾这段经历说，这些年“我既存在于社会活动家的圈子里，同时也存在于文化精英的圈子里，我保持着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联系”。“那个时代的狄奥尼索斯革命诗篇和文学中的狄奥尼索斯思潮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联系”。我们革命年代里，“在莫斯科举行不公开的社会集会，这些集会的参加者有比较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比较左的立宪民主党人。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集会，有时甚至担任主席”。
至少在当时，“革命”与否并不是按暴力与否来分的。尽管1905年俄国也出现过极左的“革命”暴力，但显然就其主流而言，“1905年革命”是一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主导的、以民选杜马对政府的抵制和街头抗议为主要形式并伴随农村中“土地骚乱”的社会运动，其主要诉求就是以宪政民主取代专制政治，并以杜马的立法为基础解决土地问题。
“流血的星期日” 引发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诉求当然有很深的缘起，不过它的爆发确实有出人意料的偶然：这就是1905年1月9日发生的“流血星期日”惨案。这一天东正教加邦牧师带领大批工人高举沙皇像、唱着圣歌到冬宫前广场进行和平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并实行选举。请愿并非左派发动，诉求也并不激进，但却惨遭哥萨克士兵开枪镇压（谁下令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导致大批民众死伤。确切数字至今存疑，当时官方称96人死亡，333人受伤，后来重伤者又有34人不治，使死亡数最终达130人。
但国内外舆论均认为实际伤亡要更大。请愿组织者加邦神父后来说死者达600-900人，而列宁更在他办的《前进报》上据“外国报纸消息”说是死了4600人之多，苏俄官方把这个惊人数字写入了教科书和《苏联大百科全书》。而苏联时代考证的死亡数字则从200到两千多人不等。今天比较中立的历史学著述一般认为死伤合计应该在一千人左右。
惨案引发举国震惊和抗议浪潮。人们在抗议专制统治无视人权滥施暴力的同时，俄国原有的土地、劳工等社会问题也都浮上水面。面对政局动荡沙皇后悔不已，为避免重蹈覆辙，他于当年10月召见了刚从美国签订日俄和约回来的政府总理、自由派贵族维特伯爵，希望他能够提供可以挽救俄国的建议。维特指出，无非只有两种解决的思路：镇压和退让。而他本人倾向于实行第二种方案。
维特向沙皇陈言说，“镇压在理论上是可以采取的，但未必有效，即使有一个敢做敢为的将军愿意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而镇压举措将使沙皇彻底丧失“慈父”的形象，加剧对立情绪，反不如主动限制部分专制权力，引入现代政治的因素，赐予俄国一部宪法，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促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杜马君主制”过渡，并在与宪政即代议制改革相配套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平稳的经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俄国摆脱险境。
从根本上，作为外交家了解天下大势的维特也相信宪政是大势所趋，沙皇统治最终将会像英国那样要取得国民的同意，并以还权于民换取皇位的稳定。他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国家”。同时他也认为这一过程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各方应该为此达成谅解才是问题的关键。
维特的选择
沙皇对此犹豫不决，统治集团内部部分开明派认为维特的方案不妨一试，并认为在日俄战争惨败的情况下实行军事独裁，如果一旦镇压失败，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弹。因为“流血星期日”让手上沾血的人心有余悸，害怕被记入“历史黑册”。军方很多人都不想再把枪口对准群众了，因此倾向于沙皇放手让维特来收拾残局。迫于形势的压力沙皇同意发展普选法原则，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
1905年10月维特临危受命出任大臣会议主席，起草关于国家杜马的新法律。这个杜马虽然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全面的立法权，沙皇也没有成为“虚君”，但是杜马至少有了立法否决权，此后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沙皇可以有所作为，但不再能为所欲为。
俄国没有采用欧洲式的君主立宪制，但可以视为“半宪政”体制，即所谓“立宪的二元君主制”国家。从此俄国开始了司法独立和多党制的发展进程，维特起草的《10月17日宣言》颁布后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在当时的舆情下，通过虽然有条件的大选组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第一届杜马。代议制开始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面对选举结果，维特提议由自由派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他向报界求援、向社会各界呼吁，请给他几周缓冲的时间以解决危机。他撤换了半数的大臣和34名省长，取消了戒严和军事状态、从首都撤走了军队和哥萨克、撤销了内务部长特列波夫和一批警察高官的职务、废除了酷刑、免予追究参与运动的一切罪责等等。
但是无论维特怎样努力表示，自由派“不愿见好就收”，不接受他提出的入阁请求，拒绝妥协，不同意在当局启动宪政进程的条件下割掉“革命的尾巴”。而革命民粹派等激进主义者更是不依不饶，对他们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下的革新更“彻底”。《10月17日法令》公布的第二天，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又发动了新一轮的罢工和街垒战。
这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良好时机，而原本就认为损害了自己利益的贵族保守派觉得，维特的宪政主张不但没有帮助政府平息革命，反而助长了那些“颠覆者”和“激愤反对派”的得寸进尺，他们的“激进性和不驯服性”，“进一步敞开了革命的大门”。
于是体制内赞成维特政治改革的力量便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向后转，国内的强硬保守派逐渐得势，维特被权贵阶层认为过于同情“左派”和具有“自由化”彩色，成为时局的替罪羊。其实维特本人也是斯拉夫派的信徒，他事后坦诚说，就他本人而言“在灵魂深处是君主主义者”，而当时向俄国引入宪政的因素是一种“代价较小的选择”，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好恶。
不妥协的左右断送了改革
俄国各种力量的人都承认一点，俄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已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变革已迫在眉睫，这是一个“自然的进步运动”，“若想使它不致引起无政府主义，政府就需要自身勇敢而公开地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争取主动权。也就是说，与其让别人推翻了来实行革命立宪，不如自己主动立宪来占领制高点以求延续统治权。
维特事后痛心地总结道，当时杜马中的反对派和当局中的强硬势力在政治上都不能冷静思考问题，不懂得妥协和换位思考。他们根本不讲分寸，目光短浅，激进的如同凶神附体，不考虑现实，不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每一派都想把对手置于死地，各政治势力严重对立和撕裂，使他没有斡旋的余地。
自由主义反对派虽然没想搞共和革命，但他们要求立即实行英国式的完全宪政，彻底取消君权，维特邀请他们入阁，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只参加将承担召开立宪会议责任的政府”。他们坚持认为“10月17日法令”远远不够，一切以沙皇名义颁布的法令在他们看来都是极端保守的。
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科夫不但不合作，还以最后通牒的口气道：“在你们接受我们的全部纲领以前，我们不会给你们一点支持，也不会给你们一点时间”。就这样丧失了可以达成体制内外妥协的绝好机遇。而在权贵上层看来，那些在《宣言》公布后浮出地面的反对派阵营像“野兽一样发出狂嗥”的“疯狂行为”将会给俄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必须坚决镇压。
维特说，这些权贵们开始形成保守反动的右翼，他们也同革命自由派左翼一样的疯狂、一样的无耻。我尽力了，但是也无能为力。在势不两立的左右翼的夹击下、在两侧都是“无底深渊的刀刃上”，让俄国平稳过渡的想法付之东流。自由主义右翼马克拉科夫承认，体制内改革派和自由主义“两种力量”非但没有和解，反而兵戎相见，最终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专制得以强化，激进得以加倍。“维特政治体制改革”才短短几个月就走到了尽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平稳政改的道路被堵塞。
维特感慨道，在一个不知妥协的民族里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是剑拔弩张的左右派共同“断送了本来大有希望的改革”。如果左右都不能学会妥协和理解，俄国将难逃“冤冤相报”、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不知现在那些呼叫“百年轮回”的人，是否还记得维特“箴言”。
维特想引入“宪-政”搞“政改”，被不妥协的左右给“搅黄”了。索尔仁尼琴认为“维特宪法”不过是从“别人家的菜园子”偷来的“没有根基”的“移植物”。在索尔仁尼琴看来，维特背弃了斯拉夫传统，引进一种错误的“西方意识形态”，想把俄国引入进西方的车辙，去食别人的牙喙，导致了方向上的错误，这是他无法原谅的。
在反斯大林模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中，萨哈罗夫代表的自由主义、罗伊.麦德韦杰夫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索尔仁尼琴代表的“国粹派”之间，在追求后体制方面的差异性其实际很大，但是反抗强权专制的压力，使这几股力量在“破”的时候可以“搭伴同行”。旧体制倒塌之后，他们在竖“立”目标时，既定方向上的“差异性”便凸现出来。在索翁看来，其他两种思潮，都没有解决“俄罗斯的身份是什么”这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