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逸先生和吴茵女士编的这本《汉语文化读本》，我觉得编得非常好。
首先我觉得“汉语文化”这个提法就很好。老实说，在“文化”这个话题下，我们这里有太多莫名其妙的议论，比如说，有人提出个命题叫做“要现代化，但不是西化”。但什么叫“西化”？我认为现代化当然不是英语化，也不是西餐化，更不是过圣诞节化，这些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人讲的“不要西化”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是中国人不配或不准享有西方现代公民享有的那些基本权利，也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人权，这些现代制度都不能要。而对于英语、西餐西装什么的这些人倒是觉得无所谓，可以接受，甚至不妨洋酒洋装奉为时髦，洋车洋房趋之若鹜。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顾名思义，“西化”应该指西方无论现代与否从古至今一直就有的东西，如英语圣诞西餐西装之类。而“现代化”则是指那些在现代以前(例如在中世纪)即便西方也没有的、而西方以外的其他民族若要进入现代也必须有的那些东西，如宪政民主法治人权之类不就是这样吗？这些东西在西方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以前他们也没有，中世纪西方就没有自由、民主、人权这类东西，他们也是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才有了的。没有这些，西方人还是西方人(中世纪的西方人)。而我们如拒绝这些，即便学得满口英语、满腹西餐、一身西装，亦不过鲁迅所谓的假洋鬼子而已，焉得称现代人哉？
因此真要讲“要中国的现代化，不要西化”，那就应该建立宪政民主这类作为“现代”特有物的东西，而西餐西装英语这类“西方”特有物倒未必要看得那么重。然而今天一些号称“要现代化不要西化”的人其实完全相反，他们拒绝民主宪政之类，却爱好西餐西装洋车洋房，以讲英语为荣，甚至不喜欢民主自由却很喜欢西方中世纪那一套。比如有人说，我们不能允许把“西方的”人权标准加之于中国。其实他指的是我们不能适用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但讲这话的人却非常喜欢用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来强加于我们。这不是最典型的“只要西化不要现代化”吗？
我觉得这里头的确有一个怎么看“文化”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一讲中国文化就讲儒家，老实说我觉得儒家确实不像过去一些人说的那么坏，但实际上现在被认为“中国文化”的许多东西，其实也不是儒家的。比如说许多是秦始皇传到现在的那些东西。即使是儒家，它也仅仅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他都一直有的，而其他民族却没有的东西，如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这本书的前言就讲，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东西。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它是什么呢？我认为别的且不论，汉语肯定就是！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有主张帝制的，有主张民主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基督徒，也有儒家，但是我们都讲汉语！如果真要讲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东西，尤其是其他民族没有而我们却古往今来一直拥有的东西，那不就是汉语吗？因此，与其拿某一思想流派，尤其是拿某一主张特定“制度”(我论证过“制度”与“文化”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有争议的思想流派，来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代表，不如拿一个更超越的东西，这就是汉语。
因此编写《汉语文化读本》意义重大。的确，真要讲“国学”，当然不能只讲儒学。国学显然不等于儒学，儒就是诸子之一家嘛。虽然中国许多统治者都比较喜欢讲儒学，至少他们皇家自己的规则就一点也不儒学，历代宫廷政治中，骨肉相残，流血丹陛，烛影斧声，兄弟阋墙，弑父屠子，上?下报，墙茨之丑，这种事不知道有多少。如果大家做一个统计的话，我相信中国历代皇室中发生的违背儒家义理的这类事情绝对超过中国的平民，也绝对超过西方的平民。所以真要讲文化的话，我觉得很难用这些东西作为民族性的代表。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我不认为儒家就等于中国文化。但是把中国的许多坏事，例如上面说的九重宫禁之内的龌龊事归罪于儒家，也是不对的。以前我们意识形态对儒家的彻底否定态度当然也有大问题。我注意到，唐先生在本书中对儒家的评价不低，当然对它主张专制的成分，也给予了强烈的批评。
相对于儒家，读本的编者对《管子》与《老子》给予了更高评价，认为老子有“自然人权思想”，是中国现代化可以开发的“本土资源”。而《管子》重商，主张“自由贸易”。我以为这些解释也许过于理想化。单就词句而言，所谓“诗无达诂”，子亦无达诂，解释本来与言者心中的“问题情结”相关，编著者出于为中国现代化开发传统资源，朝这个方向解释也是可贵的努力。但如果还原到当时的“问题”，则《管子》是为那时的“霸主”出谋划策的，其所谓重商是重视管制商业，而非倡导自由贸易。正如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管制、反而是“重农主义”倾向于自由贸易一样，《管子》的“重商”适为后世桑弘羊的“盐铁官营”张本，留给“自由贸易”的空间反不如“贤良文学”那帮儒生的主张。
至于老子的“自然无为”，本可以作两种相反的解释：强权对弱众“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与自由，弱众对强权“无为”则意味着苟且与犬儒而已。老子之世，其“无为”本是对当时霸者雄者汲汲于穷兵黩武之“进取”不以为然，而以小国寡民的“周制”为“自然”也。其与孔子积极入世地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以“从周”为理想，虽有积极消极、有为无为、入世出世之别，寄情于周制、不满于强横、倾向于温情的贵族政治而厌恶苛暴的官僚帝国则一也。当年的意识形态以老、孔并为抵制法家暴秦“进步”的“倒退论者”，其褒贬固不足取，就事实判定而言则不为无因。至于现代自由人权思想，本难以苛求于古人，中国古代没有，欧洲中世纪也未必就有。但现代化并非忽从天坠，其基本的人性根源，当然在中在西都源远流长。而贵族政治对君主独裁的抵制，实为西方近代宪政共和的源头之一。今人多称道之英国大宪章，其基础即为贵族制而非民主制，以后乃演贵族宪政而进为民主宪政耳。而在现代化的新背景下，又安知拒斥暴秦的我国古代贵族思想不能为今天的政治现代化提供资源乎？
惟所谓道家者，自老及庄而后有所谓“黄老之学”，其“自然”的模板由周而秦，其“无为”之含义亦由自由而演为犬儒，由洒脱之贵族而演为“因是因非”、“无物不可”之“乡愿”。观汉景帝时黄生以“自然”之道驳辕固生之“革命”理论，则“法道互补”共为秦制立言之势已成，所谓“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指鹿为马，在下难得糊涂。而儒虽经董仲舒以后之阉割，古贵族精神之不绝如缕者犹差胜于他，至晚清乃有“反法之儒”以承接现代之西学也。故于汉语文化之资源分析，吾有少异于《读本》二位方家者，亦望引玉之赐焉。
汉语历史悠久，有奇特的表达能力。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如果以音节作为单位，以同样数量的音节，比所表达的意思，汉语应当是表达效率最高的一种语言。我有一个感触，我们现在看严复的西学译著，他翻译密尔的名著On Liberty，没有直译《论自由》，而是造了个汉语词组来概括近代自由理念，就是“群己权界论”，作为书名。我觉得这个意译非常好，什么是“群己权界”呢？他认为近代的自由主义其实不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是只讲个人的，或者说是只讲集体的，所谓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群域与己域之间的区分，是两者的界线。换句话说，属于个人领域的事儿就是要自由，公权力不能乱干预。而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就是要民主，个人不能专断。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群己之间应该有确切的界线。不能群己不分，更不能群己颠倒：个人专断公共生活，破坏民主；国家侵犯个人领域，破坏自由。至于群己之间界线中有些模糊的领域，怎么办呢？让大家自由表达意见后民主划定，但并非永远定死，过几年大家可以对这些模糊领域重新考虑，是群是己再划一次。
像这样丰富的内容，汉语可以用“群己权界”四个音节来概括。如果用英语表达这个意思就要复杂得多，恐怕40个音节能不能表达都是问题。所以我觉得汉语的确是非常奇妙的。如今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把“制度”和“文化”混为一谈，往往用坚持民族“文化”为理由来为一些早该变革的制度弊端做掩护，似乎见了皇帝不下跪就不是中国人。而在这个现象的反面，另一些人又以制度之弊来证明我们的“文化”不行，似乎不讲英语不吃西餐就不能“现代化”，造成对我们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在这种背景下，现在有了这样一部很好的《汉语文化读本》，相信我们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会从中受益匪浅。
《汉语文化读本》吴茵、唐逸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