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英雄墓园所见
基加利市东部雷梅拉山的“国家英雄墓园”，它是缓坡上的一块绿地，其背后就是中国公司承建、即将完工的国家体育馆，视野相当可观。这里埋葬着以卢旺达爱国阵线创始人和军队首任司令弗雷德. 鲁维格马等一批现政府授予最高荣誉的人物。
作为一个小国，这片墓园规模不大，却颇为庄严肃穆。卢旺达至今尚无综合性的国家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几处与传统王国有关的“故宫”及历史遗存也不在基加利这座新城市，这个墓园可以说就是今天卢旺达官方历史叙事的主要体现。无论与大屠杀之前，还是与外界熟知的该国历史图景相比，这套叙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2017年，卢旺达政府的专门委员会制定了“国家荣誉政策”，把“国家英雄”分为三个等级：
最高级别的“Imanzi”英雄，授予那些“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一切为代价，为国家取得最大成就的人”。这个级别的英雄称号目前只授予了一个自然人，就是在“解放战争”（RPF政府对1990-1994年内战的称谓）发动不久就战死在前线的RPF最高司令鲁维格马少校（现在被追授予上将）；另外还有一个象征性整体：代表所有为卢旺达而战死的士兵的“无名战士”也获得了这一最高级别殊荣。
第二级的是“Imena”英雄，包括那些“已经证明其一生是对国家的特殊牺牲行为的人”。目前获得该级荣誉的共有5名：
第一名是传统图西人王朝的国王穆塔拉三世-鲁达西格瓦，他是第一个受洗皈依基督教的图西国王，曾经得到比利时殖民当局的支持。但在独立前夕比利时人转而倾向于支持“多数人统治”，即占卢旺达85%人口的胡图族代表，与图西国王开始发生矛盾。1959年，国王患病进入比利时人的医院，不久就以48岁盛年在医院去世。图西人传说他是被比利时人害死的。在今天“前图西人”总统治下，这位国王就成了“捍卫卢旺达传统、反抗比利时殖民”的先驱了。
第二名是穆塔拉三世国王的特别顾问及第一个图西人政党UNAR（卢旺达国民联盟）创始人米歇尔. 卢瓦加萨纳。在殖民末期，卢瓦加萨纳率领UNAR持“保皇-反殖民”立场，主张尽快以君主制政体脱离比利时而独立。但胡图人却要求一段“多数人统治”的自治期，然后以共和制独立。结果比利时人通过“全民公决”支持了后者。1962年卢旺达独立并废除君主制，建立了胡图人“多数统治”的“第一共和国”，在此过程中胡图人与图西人发生严重冲突，即所谓“卢旺达革命”，卢瓦加萨纳因反对第一共和国，于1963年被杀害。
第三名：大屠杀中遇难的胡图族女总理阿加特. 乌维林吉伊玛娜。1993年在阿鲁沙谈判进程中，她作为反对党共和民主运动的代表加入胡图族多党联合政府，成为卢旺达迄今唯一的女总理，也是“胡图族温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猎鹰坠落”当晚，她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保护下前往电台欲发表讲话呼吁全国冷静，被胡图激进派的总统卫队所阻止，并与丈夫一起惨遭士兵杀害，当时她年仅40岁。受命保护她的联合国维和部队10名比利时军人也被虐杀。
天主教修女菲力希特. 尼伊蒂杰卡是第四名。大屠杀发生时，她在政府军中担任上校的哥哥派出武装士兵要护送她脱离险境，但她拒绝自己逃生，坚持要与本教区教友、包括图西族教友共命运。最后她护送40多个图西族教民逃往刚果，不幸在路上被激进派民兵拦截并杀害。
还有一个名额为卢旺达西部尼杨格中学6名学生所共享。在大屠杀过去三年后的现政权治下，1997年流亡国外的胡图激进派反政府武装越境袭击了这所中学，这几名学生当场被杀害。据说，当时“匪徒”要他们指认哪些学生是图西人，他们大义凛然地答道：没有什么胡图、图西，我们都是卢旺达人！这正是大屠杀后新政权推崇的“时代最强音”了。
除了以上两个级别，还有第三级，称为“Ingenzi”英雄，这主要包括仍然活着的英雄人物。但截至目前，当局尚未公布这一级的英雄名单。
RPF的历史叙事
雷梅拉墓园里的主体就是上述前两个等级的6座墓（其中尼杨格中学遇难学生是集体墓）和一座纪念碑——纪念“无名英雄”。这些英雄，涵盖了传统王朝、殖民时代、第一共和国、内战与大屠杀时期，以及现政权治下等近代以来的卢旺达全部历史，反映了卡加梅政府如今正在大力普及的历史观。
相应地，政府还动员学术界推进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的历史编纂。2016年由卢旺达国立大学教授比亚纳法舍和鲁塔伊西勒主编的700多页高校教材《卢旺达史》，就是其中的主要成果。但是，这本大厚书的读者有限，像雷梅拉墓园那样的公共设施仍然是民众接受这种历史观的主要途径。
而我们看到这种历史观的主线，实际上仍是图西人与胡图人的斗争，而且是旗帜鲜明的“图西对，胡图错”。图西人从传统国王到当今少年都是对的，而他们都为胡图人（以及据说是袒护胡图人的比利时人）所害。胡图人中当然也有女总理那样的英雄，但其成为英雄的理由似乎就是对图西人的温和，而不是追求独立、民主、妇女解放或普世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等等，即仍然是从胡图-图西对立的视野来评价的。当然，现政权通过这种历史观所希望倡导的价值是“没有什么胡图、图西，我们都是卢旺达人！”这无疑是对的。不过，这个意义上的“卢旺达人”仍然是由“前图西人”来充当正面代表的——这个国家英雄墓园对此体现得很清楚。
应该说，仅就大屠杀前后时期论，这种立场并不算错。种族灭绝大屠杀挑战了基本人道的底线，其罪恶远非一般所谓专制、奴役、殖民、侵略、男权、腐败……等等可比。揭露、谴责大屠杀，更重要的是实际制止大屠杀，在那个时期无疑高于“追求民主”、“维护主权”、“男女平等”、“环境保护”等其他的诉求。尽管有资料指出当时图西RPF方面也有滥杀与迫害行为，今天的RPF政府也不能说是民主政府，但当时在卢旺达主要的大屠杀无疑是胡图激进派所为，而在国际社会难以直接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最骇人听闻的腥风血雨确实是RPF通过赢得内战的方式来结束的。这个功绩国际上也承认。仅就此而论，否定的或所谓“修正主义”的观点确实很难成立。
而这种情况下的历史叙事由胜利一方来进行，而不是如阿鲁沙协定能落实的话可能会出现的那样，形成一种更中肯更包容和多元的叙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内战结束后25年来，总的来说卡加梅的治国成效还不错，今天卢旺达的种族问题又特别敏感，乃至宪法都明确规定种族问题不属于言论自由范围。这一套叙事也就很少受到质疑。
历史叙事与历史事实
但是，“历史叙事”毕竟不是历史本身。特别是，如果我们的视野越出大屠杀前后那个时段，就卢旺达历史的宏观视野和长时段演进看，上述叙事就不能太当真。而从长远看，卢旺达近代化过程中的族群冲突何以发展成大屠杀，如此对立的族群仇恨又如何化解，乃至更一般地讲，在一个落后的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社会进步、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如何处理族群矛盾，都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卢旺达虽然是个非洲小国，但它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和反思经验、成就，都是人类的宝贵遗产，研究这些遗产绝不仅仅是卢旺达人的事。
同时，仅就卢旺达本身而言，尽管25年来RPF政府极力迎合世界潮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深层次看，族群矛盾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也不仅仅是取消身份证上的族群一栏、倡导“我们都是卢旺达人”这种正确的价值观就可以解决的。
尤其是卢旺达作为一个小国，两大主要族群都是跨境的，甚至两族多数人口都在境外。当年的RPF本身就起源于乌干达境内的图西人难民群，而RPF的胜利又使两百万胡图人逃亡国外，他们至今都对卢旺达国内的稳定造成挑战。
尽管卡加梅为此曾经两度出兵国外，试图铲除境外的反对派，为此招致不少批评，但也未能完全遂愿。更不用说布隆迪这个原来与卢旺达同为一体的邻国，族群结构乃至人口比例几乎完全一样，而那里的族群矛盾远未解决，国家也并不安定。在没有发生“卢旺达式大屠杀”和一方全胜的情况下，“没有胡图，没有图西，大家都是（由前图西人代表的）布隆迪人”式的解决方案显然在那里是不可行的。而大湖地区诸国政治的互相影响又一向很大，这也不能不对卢旺达国内的历史叙事造成挑战。
在上述历史叙事中，大屠杀之罪和平息大屠杀之功不应该有太大的异议，最容易招致质疑的是对大屠杀以前久远历史中图西-胡图关系的描绘以及把图西国王、图西政党领袖定为国家英雄的说法。
族源异同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国际上过去对历史上胡图人和图西人关系的由来虽然一直有争论，但主流描述可以概括为：两者“文化相近、族源不同、体貌有异、地位悬殊、矛盾很大”。而新政权如今的描述，则可以表达为“文化相近、族源一致、贫富不同、殖民挑拨、矛盾激化。”
按过去的主流描述，占人口85%的胡图族系出尼格罗人种班图类型，历史上进入卢旺达更早，主要从事农耕。而占人口14%的图西族系出尼格罗人种苏丹类型，进入卢旺达较晚，是游牧部落。这就是“族源不同”。过去无论国际通行的非洲史著作，还是《大英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及我国学者编写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等中外主要工具书，都是这样说的。
按这种描述，图西人进入卢旺达-布隆迪地区后，压倒先到的胡图人，在政治上成为统治族群，经济上也拥有绝大部分耕地（由胡图人耕种）、牧地和牲畜，而人口居多数的胡图人则成为弱势的被统治者。有人把这一过程描述得类似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游牧部族对农耕部族的征服，有人则认为这种状态基本是和平发生，而非武力征服。如今的RPF史观甚至认为当初班图黑人进入时并无两族之分，也没有先来后到之说，胡图图西之别只是同源黑人中后来发生分化的结果，此即“族源一致”说。
而无论族源一致与否，在有了胡图、图西之别后直到独立之前，政治上就是图西人统治胡图人，但在文化上，少数族图西人则接受了多数族胡图人的语言和宗教（包括殖民前的传统宗教和殖民后传入的基督教），这就是“文化相近”。这样的描述使人想到中国的“满清”：少数满族入关后统治了占国人绝大多数的汉族，但满族本身却“汉化”了（汉人在清代也有一定程度的“满化”，如男人留辫），如果不是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满汉本身如今是没有多少“文化（语言、宗教）”差别的。
但尽管有文化融合与精英吸纳现象，清代满汉的不平等仍是无可否认的。卢旺达也可想而知，那里在前殖民时代已经存在图西人统治胡图人的传统王朝，那时也很难说有什么两族平等可言——今天的RPF史观也没说那时就平等，只是说图西人国王，比如穆塔拉三世，都是很仁慈的。
进入殖民时期后，无论德国还是比利时又都采取“利用传统，间接统治”的方式，继续扶植图西人王朝统治胡图人——直到临近独立时才改变。因此，殖民时期的图西-胡图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更加不平等了——按照RPF政府和今日国际上一些主张“传统无限好，万恶皆殖民”的“文化左派”（过去曾被看做国粹右派）之说，殖民者“以黑治黑”，加剧了对胡图人的压迫，加深了（有人甚至认为是制造了）族群撕裂。
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既认为图西王朝是善良的，胡图人受压迫只能怪比利时人。然而他们同时又怪比利时“以黑治黑”，即承认比利时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其压迫是假手图西人进行的。那么人们自然要问：假如图西国王那么善良，比利时人是如何假手他来虐待胡图人的呢？反过来说，有如此善良的图西人王朝，比利时人通过他们来管理胡图人难道不是一种“次优”（如果不殖民算是“最优”的话）选择吗？难道让“殖民强盗”直接统治（如西班牙人在拉美），或者靠胡图“刁民”管制“善良的图西人”来实现间接统治，反倒更好？
贫富之别，还是族群之别？
显然，把卢旺达历史上的族群对立仅仅归咎于“殖民者的挑拨”是说不通的。无论如何，一个公认的现象是：独立前强势而少数的图西人与弱势而多数的胡图人很不平等，并因此积累了怨恨。过去的主流叙事和今天的RPF叙事的分歧，除了只怪比利时人还是兼怪图西王朝外，再一个就是这种不平等究竟是种族之别，还是“阶级”即贫富之别？
过去的说法认为他们是一前一后分别进入大湖地区的两个族群。图西与胡图尽管都是黑人（尼格罗人种），但有苏丹（或曰含米特、库什特）类型与班图类型之别。据说图西人肤色较浅，身材较高，脸型也有特点。近年人类学盛行基因分析，一些学者也指出图西人与胡图人存在着基因区别。当然，由于他们政治上分别为统治族群与被统治族群，经济上有贫富之别也是自然的。
但是，RPF政府如今倾向于认为图西-胡图的不同并非族系的区别，而就是“贫富之别”。据说，所谓图西人就是拥有很多牲畜者，胡图人如果拥有了很多牲畜，可能会被接纳为“荣誉图西人”，而图西人如果失去了牲畜变穷了，也会被看成实际的胡图人。
然而，即便在RPF的叙事中，其实也涉及不少两族体貌有异的事例，如谴责胡图激进派大屠杀时，说他们见到肤色较浅而高个的人就杀等等。我曾问“卢旺达人”朋友，穷人富人何以会有这样的体征区别，有个朋友说“图西”富人喝牛奶较多，而“胡图”农民喝奶少，日久就可能出现体貌之别。而更多的朋友则归罪于“比利时殖民者”，他们说比利时人实行身份证制度，身份证上注明是胡图或是图西，这样就把本来可以流动的贫富之别固定化了，图西-胡图间的通婚减少，久而久之，“殖民者就把本来不大的贫富差异深化成了种族矛盾”。为此，RPF执政后就废除了身份证上的族群记录，从此“大家都是卢旺达人”了。
我也认为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后，废除身份证上的族群区别以表明“大家都是卢旺达人”的确是卡加梅执政下一项很好的改革。而用“贫富之别”来逐渐淡化“种族之别”，增加身份的流动性，以适于讨价还价的“左-右”经济诉求，来冲淡没法计量也难以妥协的族群诉求，这是化解种族对立、建立国家认同的一个可行的努力方向。
但是，“努力方向”并不等于历史事实。直接说历史上卢旺达根本就没有族群矛盾而只有“贫富之别”，或者说即便有族群对立，也全是殖民者的罪过，是很难成立的。
即便殖民统治导致土著居民贫富的固定化会逐渐造成“种族”区别，那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像拉美的西班牙殖民那样长达300年，或许会因经济、社会地位悬殊的长期影响导致可遗传的体征改变。但卢旺达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比利时殖民卢旺达的时间只有40余年，而经常被指为固化了族群区别的身份证制度更是1935年实行的，尽管这确实是弊政，但到独立时为止，这个制度推行不过20多年。这样短的时间内会把穷人与富人变成体征有异的两个“种族”，也令人难以置信。
有人会为它“翻案”。在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时期，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殖民者，作为一种正义斗争的动员方式，也是无可非议的。但看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25章，以及他关于英国统治印度的几篇文章就会知道，即便是对殖民主义谴责最力、把殖民掠夺看成“从头到脚滴满血和肮脏”的这位革命家，也不会主张“传统无限好，万恶皆殖民”。
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在独立五六十年甚至一两个世纪后仍然贫弱不振、国政混乱，这与其统治者把一切弊病归咎于过去的殖民者而不知自省、甚至在“反殖民”的名义下滥施暴政很有关系。卢旺达独立后的胡图政府就是如此，如今的RPF政府确实干得不错，但从长远看，历史的教训若不能正确汲取，隐忧仍是难以免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