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现象很有趣：百年来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解释历史的能力有了惊人的提高，分子生物学带来的史前史革命就是一例。可是预测未来的能力，似乎今人并不比古人强到哪里去。苏东崩溃，美国阵容强大的苏维埃学、斯拉夫学界因毫无预料而公信力大跌，某些人对中国的预言，结果如何？
不止如此！即便就是科学家预言科学发展，结果也往往很糟糕。1980年代我们史学界笼罩在“史学危机”的恐慌中，很多人纷纷转行，谁能料到此后“国学热”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这个年龄的国人，儿时大都迷过一本叫《科学家谈21世纪》的书，这本1960年代的著作（1979年又出了个更蝎虎的修订版）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一群科学家预言他们各自专长的领域将如何改变世界，读来令人心驰神往。
他们描绘的21世纪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国庆时月球与火星的移民及“从非洲坐无燃料飞机”、“从大洋洲坐水底快艇”、“从美洲经白令海峡大桥乘核动力火车”来的客人会聚在已经消灭了沙漠的“前戈壁滩”看国庆游行电视、时间被改造，“白天持续了21个小时”，只是为放焰火让“人造太阳”产生了3小时的“人造日食”。拉萨建立了星际客运站，用火箭乃至光子火箭运送旅客。农业已经消失，世人都吃“人工光合作用”工厂生产的各种合成食品，到处都是超声波……已经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此能说什么呢？
而今天真正带来最大变化的那些技术进步：数字时代、网络虚拟空间、3D技术等等，却没有一个人提到。更不用说总体上全书洋溢的科学乐观主义和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气氛，与我们实际在21世纪看到的环保运动、自然主义、对科学的忧思和悲观相去甚远，毒霾、转基因恐惧、核事故和全球变暖等等压根不在此书预言者的视野内。
当然，也并非一个预言都没有实现，但肯定不到30%，考虑到随机抛硬币或抓阄都有一定的猜中率，那其实也差不多等于没有任何预言能力。上面这些预言的时间跨度还只是几十年，如果做百年、千年后的预言又会如何？
从逻辑上讲，对过去的“科学解释”和对未来的“科学预测”应该是等值的。如果我们能够以一千年前的情况为给定条件论证今天某种事态的“必然”发生或“不可能”发生——我们很多历史书都是这种语气。那么我们也应该能以今天的情况为给定条件预测一千年后的进展。但事实上不要说一千年，50年的预测能力，我们有吗？
当然，不能以我们“预言未来”的无能来否定“解释过去”的有效。既往的人类进程不光是没头苍蝇式的“布朗运动”，也不能仅仅以“上帝掷骰子”来形容。历史学家不能只讲一个个奇闻异事，他们应该在叙述“什么”之后解释“为什么”，发现历史进程中的因果链。人类社会中种种现象不论是好是坏都是有原因的，这些现象又会导致新的结果。发现因果关系，对这些来龙去脉做出越来越清晰的解释，是历史学的意义。
但我们要注意：人类活动中的因果不同于物理学中的因果。物理学中无疑存在着“必然性”的因果，“因为A，所以必然会B”（A为出现B的充分条件），或者“因为无A，所以不可能B”(A为出现B的必要条件)的关系是大量存在的。
然而人有主观能动性，所以不能轻言“必然”，人类活动中也有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但它们构成的因果关系都是概率性的，而不可能是“必然性”的。
就一个因果环节而言，上面讲的区别也许并不重要，因果实现的概率接近1，也就可以近似地称为“必然”了。但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其实是一个个环节构成的因果链，它的总概率则是每个因果环节概率的连乘积。例如因A而有B的概率如果为0.8，因B而有C的概率如果也是0.8，那么因A而有C的总概率是多少？显然只有0.64。如果因果链再延长到D、E、F……，其总概率还会不断降低。用简单的数学语言表述，就是小于1的因数连续相乘，其总积会越来越小，乃至趋近于零。
如中国为什么会出现Cultural Revolution（以下缩写为CR）？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M。但是为什么会有M？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没有M就不会有CR，这个因果关系应该说是概率相当高，而没有五四就不会有M，这个因果关系也比较可信。但是，能否说因为五四就造成了CR？的确有人这样说，形式上看这个因果链也确实成立。但是这样的说法确实争议很大，为什么？因为它实现的概率很低，既低于“因为M才有了CR”，也低于“因为五四才有了M”。
而五四之所以出现当然也有原因：西学东渐、列强欺凌、巴黎和会等等。这些是不是也能算做CR的原因？……这个因果链还可以无限延伸，一直归因于秦始皇，归因到于孔子，或者更“深刻”地，像像某些人论证的那样，归因于几万年前的染色体组合不当。我不想说这种说法是否“应该”，只想说这种说法在“科学”上有意义吗？
从现实A上溯到B、C、D……Z等等，每个环节都能找到因果，而且甚至可以说很多环节的因果概率还很大，大到近乎“必然”。但实际上整个因果链的总概率却趋近于零。当然，在“历史解释”中这反映不出来，因为历史没有“如果”，我们能够叙述并加以解释的，只有唯一的现实。
然而“唯一的现实”绝不等于“必然”，更不能归纳出“规律”！这就可以理解，“历史解释的成功”何以没法避免“预测未来的失败”。我们确实可以根据给定条件寻找大概率“原因”，相对有把握地预言一个直接的“结果”，但对于“结果的结果的结果。。。”，由于因果链延长、总概率下降趋零，我们就完全没法把握了，我认为这并不是科学发展所能克服的。
“预测未来的失败”反过来可以提示我们，对“历史解释的成功”要有相对主义的理解。历史就是昔人面对的现实，而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后人眼中的历史，两者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我们今天没法预测两千多年后的未来，那就同样不能说两千多年前的过去对我们有那么大的决定性作用。
假如在“无知之幕”下我们能够回到孔子的时代重走两千多年的路，碰到CR的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概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同理，英国的constitution可以归功于“光荣革命”，更弱意义上也该归功于此前不那么光荣的1640年“暴力革命”，但再往前推四百多年前归功于“大宪章”就已经非常勉强。这不仅可以在道义上论证，也是可以在逻辑上或“科学”上论证的。
这就是悉尼. 胡克所说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而知识分子的毛病之一，就是总不满足于“原因”，他们力求“深刻”，总是希望寻求原因背后的原因，乃至“终极原因”。为纠时弊，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找到了上千年来的“劣根性”。
其实，对现实“深刻”理解以至追根到原始时代，这种思路也不自遗传学介入史学始。提倡“长时段历史”的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当年就有名言：“法国的今天不能从拿破仑那里找原因，而应该从阿尔塔米拉山洞岩画的作者那里找原因”。当年我对布罗代尔及年鉴学派很崇拜，对这句“深刻”的名言尤其五体投地，现在却在反思：一味追求“深刻”，特别是带有某种目的论色彩的“深刻”，会不会导致无视常识——我并不崇拜常识，但常识或可证伪，却不应该无视。
表面上看，传统所谓的“偶然”和我说的“小概率因果”、“必然”与我说的“大概率因果”似乎区别不大，其实不然。传统教科书上的“偶然-必然”论者通常认为“偶然”只管短时段，“长远地看”还是“必然规律”起决定作用。无论所谓“如果没有西方影响，封建中国也必将缓慢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还是“西方必然走向constitution，中国则绝无可能，除非三百年殖民”的文化决定论，都是这样一种“长时段宿命论”逻辑。
但我则认为恰恰相反，“大概率因果”只对一个环节管用——也可以近似地表达为：近乎“必然”的东西通常只管短时段，而因果链一旦延长，就没有大概率可言。因此，短时段预言或许有意义，长时段历史在本质上就是“测不准”的。有人坚信苏联式体制最终“必然胜利”，苏联垮了他说这是偶然，因为出了“叛徒”，再过多少年LN那一套还会胜利的；如果一百年都没兑现，两百年一定可以。但在我看来，假如苏联垮台这个“短期事件”都预言不了，还有什么资格预言长期？类似地，以公元1000年的情况为初始条件进行逻辑外推，没人能够证明英国会如何而中国又会如何。
而100多年前中国人知道了英国的constitution，这事对后来中国人的影响，要比1215年的大宪章对1688年的英国人的影响大，所以为1215年中国没有出现大宪章而遗憾甚至绝望是毫无必要的。当然，有许多教训需要记取，但应该归咎的也主要是“直接因果环节”中人，孔夫子秦始皇之类即使要归咎也只能在更弱得多的意义上。同时这件事没实现，但也不表明中国人没救了，英国人从1215到1688不也用了470多年吗，遑论1688年与现代的区别？
当然，说“长时段历史在本质上就是‘测不准’的”，并非说叙述、解释长时段历史就不必要。非功利的爱智求真本来就是文明的表现，解释历史虽然不会使我们获得未卜先知、预测未来的本事，但对我们理解自己和他人还是大有裨益，对于培养我们的德性智性、以争取更好的未来也极为重要。
我以为要探索转型中国的未来，首先还是得研究我们的以及世界的现实，乃至当代、近代和近古的历史。“直接的因果”要比测不准的因果长链更有助于这种探索。
最后有人要问：如果长时段进程在本质上就是“测不准”的，那么文明的“先进”与“落后”从何而判断？我们的努力还有没有方向？有没有意义？这类问题说来话长，我曾从“概率递减的因果链”谈到“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我认为“先进”与“落后”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判断，两种现象比较，更好的就是“先进”，更坏的就是“落后”，它们与时间轴上的先后不是一回事。
历史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没有什么“越来越好”的“必然性”或者“先进一定战胜落后”的“客观规律”。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君子不敌小人、蛮族征服文明就如“劣币驱逐良币”那样屡屡出现过，而文明的前进要靠人们一次次的正确选择和艰苦的努力，无疑，有时还需要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