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第N次到台湾，因为刚刚看了网上热炒的韩寒访台的新闻和游记，似乎很有了点新鲜感。像不少评论者一样，我对韩寒彼行的兴趣也主要是在出租车司机王鸿松身上，而不是领导人的接见或者说捧场。打的落下手机被司机送回，肯定是件偶然的事，我想韩寒不至于会去设局测试台湾民众的道德水准——真要做社会学测试的话就该多丢几个了。有时候偶然反而更有普遍意义——文艺作品中的偶然最好都是这样，但研究论文就不能靠偶然来下结论，因为在现实中偶然很容易撞到反例。我这次到台湾的头一天就遇到了一个和韩寒相反的偶然事件，而且是在一般人都认为档次更高的大学里。
那是在一个相当雅致的大学音乐厅里，演出前有朋友送来一包当地土产，学校的领导送了本亲笔签名的书，因为体积都比较大，放不进随身带的包里，我就放在了座位前面的地板上。演出结束后忙着跟人说话，还去了一趟后台，待到想起那两样礼物回去取时，座位间的走道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点踪影也没有了。我问管场地的老师，他们说服务的学生和工人都已离开，第二天会问他们；估计还没打开的包不大会被扔进垃圾桶，特别是旁边还有校领导签名的书。第二天、第三天都有人来告诉我，问了，但东西还没出现，直到第四天去机场时还得到最后的报告，还是那样。
比较这样两个失物的故事，也许可以说，韩寒遇到的“好人好事”并不能算太稀奇，出租车司机交还失物是职业要求，因为乘客是有可能根据发票找上门来的；而在剧场捡到东西就像在街上一样，无需对任何特定的人负责，远更容易拎之大吉，所以更能看出普通人的道德水准。
这么说是不是和我自己的标题矛盾了？这不也是篇访台游记吗？怎么也像论文似的了？不过，我并不想因为自己丢了东西就得出台湾人素质差的结论，那样“以小见大”太不靠谱。我不知道那两件我没能享用的礼物究竟去了哪儿。可能就是被清理场地的人和地上的杂物一起扔进了垃圾桶——他们很专业，效率也很高，观众离场不到半小时就把场地清理得干干净净；而要是在我们的一些场子里，很可能到第二天东西还在那儿，跟旁边的垃圾做伴。哪种做法更好呢？这次因为自己丢了东西，我会宁可他们不那么快就打扫干净，但平时呢？现在东西已经没了，我倒是更希望是被喜欢的人拿去享用了，特别是那本有着校领导签名的书——不管拿的人是观众还是清理场地的学生。一般学生是不容易得到年高德昭的校领导的签名本的，而且书上只签了他的名字，并没有我的，相信学生拿在手里会感到很亲切，比我这个初访者更有感觉。要是那样不也挺好？
所以，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否定韩寒的结论，这次台湾之行我的感觉也很不错——比民进党执政时好多了，完全没有受丢东西的影响。偶然就是偶然，感觉就是感觉，我也时时提醒自己，在全面研究任何对象之前，不要贸然下论文式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