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过程中，除了军事外交的征服或政治经济的支配外，构建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文化知识体系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研究民间信仰与风俗、生活与文化的专门性社会科学，民俗学亦不免卷入其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行对外军事侵略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殖民学术”的渗透，以建立在东亚的殖民论述和文化霸权。
1895年日本在割占中国的台湾后，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行之有效的殖民统治，台湾总督府主导开展了一系列的“旧惯”调查工作，搜集了大量与台湾民俗相关的资料。随着伊能嘉矩等人将日本人类学移植到台湾，以台北帝国大学为主要阵地的日本学者，从“他者”视角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开展更具“学术性”的民俗研究，以服务于日本的“南进”政策。1941年创办的《民俗台湾》，虽然保存了大量台湾民俗资料，但其与日本官方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所刊文字中蕴含的政治意图，都表明该杂志旨在助力于台湾“皇民化”运动的有效推进。日据时代台湾民俗的调查与研究被打上了“殖民学术”的烙印，彰显了在殖民情境下，在地知识对于建立殖民统治的必要性。
目前学术界已关注到日据时代不同阶段开展台湾民俗研究的具体内容，但尚缺乏必要的宏观梳理与系统分析。本文结合日本殖民台湾时所采取的统治政策，从动机与效果的评价原则出发，对该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致力于建立殖民统治：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民俗调查
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扩张野心迅速膨胀，妄图“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逐渐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甲午一役，日本终将垂涎已久的我国宝岛台湾强行割占。鉴于此前未有海外殖民的经验，并且台湾岛与日本本土的自然环境差异较大，这给日本殖民者造成极大困扰。加之日本占领初期台湾人民的英勇抗争，使得前几任台湾总督在台湾毫无“政绩”可言。由此引发日本各界质疑，甚至出现将台湾卖给法国的“台湾卖却论”。
然而，与西方殖民者“不想了解被殖民者是什么，他们专注于尽快改造被殖民者”不同，日本殖民者最初对台湾的一切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在日本统治之下，台湾很可能是全世界被调查的最详细最完整的殖民区域。每年有大量的统计数据、特定的调查不断地被编纂。”然而，这种“求知欲”不是来自单纯的学术需求，乃是基于建立殖民统治的“忧虑”。
早在1896年12月，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参事官室便已设立“临时调查股”，开展包含（1）台湾本岛制度文物及其他各般成规惯例；（2）台湾各地风俗习惯调查；（3）台湾总督及民政局长认为必要调查之事等在内的相关调查工作。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足，这项工作未能取得预期成效。
1898年2月，军人出身的儿玉源太郎就任第四任台湾总督，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医学博士后藤新平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提出“殖民政策乃生物学”的殖民主张，即殖民政策必须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发展，所以应当熟知该地的民俗习惯，进而实施适当的政策。在其看来，若要在台湾建立稳定的殖民统治秩序，开展大规模、系统化的习俗调查乃至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须经过专家之研究与探讨……才能奠定对台湾统治的基础”。在此方针下，台湾总督府遂投注大量精力，陆续对台湾的土地、人口、林野、风俗、语言、种族等展开调查，以此作为完善日本殖民统治的必要手段。此后，又相继成立“蕃情”研究会（1898）、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1898）、台湾地方病及传染病调查委员（1899）、台湾惯习研究会（1900）、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1901）等组织。其中，对于台湾民俗调查颇为详尽的则是台湾惯习研究会与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
台湾惯习研究会总干事铃木宗言曾言，民俗习惯与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法律虽非习俗但源于习俗。英国在殖民印度之初派学者前往当地调查习俗，从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殖民统治，所以“后世欲经营新领土者，自当以此为典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该会意图通过调查台湾汉人社会的生活习惯与风俗民情，为台湾总督府建立切实可行的行政与司法体系提供参考。在台湾惯习研究会发行的机关刊物《台湾惯习记事》（1901年1月-1907年8月，共7卷80期）中，详细记载了该会的调查报告、讨论决议、“旧惯”释义以及杂录等，尤其保存了许多有关台湾宗教信仰、生命礼俗、生活习俗、俚谚、俗谣等民俗资料。只是这种资料的记载并非为了“尊重”或“保存”台湾民俗，而是寻找在台湾“因地制宜”的推行日本殖民统治的方法，并且在言词之间充满了对台湾民俗的轻蔑，从征服者的角度视其为“陋习”、“迷信”。
1901年4月，隶属于台湾总督府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成立。同年10月，在台湾总督府颁布《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规则》后，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后又以司法界权威、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部长、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岗松参太郎所编《台湾旧惯制度调查一斑》为蓝本，制定“旧惯”调查事业实施计划，提出针对台湾各地或各种族间所行之“旧惯”，进行统一或个别之调查等工作目标。因有较为稳定的经费和丰富的资源，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直到1919年才被裁撤。
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与先前成立的台湾惯习研究会关系密切。在会长后藤新平的推动下，该会中的委员、补助委员及通译（多为台湾总督府所属各官厅机构人员），不但是台湾惯习研究会会员，而且也是其机关刊物《台湾惯习记事》的主要执笔者。同时，与台湾惯习研究会相似，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开始亦以台湾汉人社会为主要调查对象。
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最初分设第一部（法制）与第二部（经济）。第一部原设有法制科、经济科、行政科三科。其中法制科在《第一回报告书》（北台湾）、《第二回报告书》（南台湾）、《第三回报告书》（中台湾）基础上汇编而成的《台湾私法》（三卷六册，另附参考书七册），“把台湾的风俗习惯，予以有系统的整理：举凡有关清代的律令、会典、则例、省例、政典、谕告、碑记、公文书、旧契字、账簿。以及民间一般通行之惯例，无不网罗在内”，较为全面的反映了当时台湾同胞的生产生活与风俗民情。
然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发现，台湾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在风俗习惯上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台湾少数民族的种族、历史、文化、习俗等情况，该会在增设第三部（立法）的同时，又在法制部下设第四科“蕃族科”，借以专事台湾少数民族的“旧惯”调查。但其调查范围则不仅仅限于有关法制的固有习惯，“举凡衣食住行、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均予调查”。最终编辑出版佐山融吉《“蕃族”调查报告书》（八册，1913-1921）、小岛由道等《“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八册，1915-1920）、岗松参太郎《台湾“蕃族”惯习研究》（八册，1918-1921）、森丑之助《台湾“蕃族”图谱》（二册，1925）、《台湾“蕃族”志》（一册，1917）等。在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裁撤之后“蕃族科”仍被保留，并被扩编为直属台湾总督府的“蕃族调查会”，继续从事针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和资料出版工作。
虽然对于日本学人而言，最初台湾这块“学术处女地”确实让他们蠢蠢欲动，但是台湾总督府所组织的“旧惯”调查，并非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而是为了以其为依据，在台湾这块日本法律“异域”顺利推进立法，以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所以在实际调查中，“举凡对经营统治台湾无关或无助益的风俗旧惯，不受重视，较少呈现在旧惯调查成果当中”。即便是“旧惯”调查的主要推动者后藤新平，也不曾一味地“屈服”或“顺从”于台湾“旧惯”，而是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炼有助于殖民统治的要素，甚至“修正”或“废止”台湾“旧惯”的部分内容，标榜“为其进步而努力”，以配合日本对外扩张的“国策”。
正如岗松参太郎所言，台湾“旧惯”调查事业的目的，“一方面在查明台湾的实际旧惯以供行政及司法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探究中国法制，以学术性观点编述，作为他日台湾立法的基础。”在其所主持出版的《台湾私法》第一编“不动产”及第二编“人事”中，便在近代“法权”概念的关照下，从“私法”角度分析台湾民间阴宅（坟墓）的种类性质、风水意涵、营造方式、迁葬改葬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知观念，进一步梳理围绕这一“不动产”而产生的各种人际关系与权利义务，从而将民俗中的“风水”加以学术化和知识化，并试图从中构建对台湾社会系统认知的整体架构，以供殖民“施政”参考。对此，即便是日本学者亦有深刻认识。山根幸夫便指出，“遗憾的是，在日本战败之前这种与国策协立相结的研究，居日本之中国研究的主流，则是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据早期台湾总督府主导开展“旧惯”调查的同时，也有部分日人因工作（殖民）需要而进行的台湾民俗调查。曾任台南地方法院检查局通译官的片冈严所著《台湾风俗志》（1921），详细记载台湾同胞的家庭起居、社会生活、风俗信仰等，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曾任职于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的铃木清一郎所撰《台湾旧惯冠婚丧祭と年中行事》（1934），分三编详述台湾的民间信仰。此二人并非从事民族学或民俗学研究的专家，但因工作在殖民统治的一线，与台湾基层社会接触频繁，遂有与台湾民俗相关的“调查式”著述问世。如片冈严在《台湾风俗志》中介绍“台湾的私刑”时，便多次引用台南地方法院的一些判决案例来加以说明。
综合来看，无论是台湾总督府主导的“旧惯”调查，还是个人完成的台湾民俗著述，基本都是一种叙述性的记录，鲜见有深度的理论分析。随着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以下简称“台北帝大”）的成立，愈来愈多专业学者在服务日本“南进”政策的驱动下，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开展更为专业化和学术化的民俗研究。
二、服务于“南进”政策：台北帝国大学与台湾民俗研究
不可否认，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工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大量台湾民俗资料，尤其在“台湾原住民调查报告”中对台湾少数民族之部族分系、神话传说、宗教祭祀、礼节习俗等都有详尽记载，这也正是为后世所称道者。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成绩”，除了得到台湾总督府的大力支持外，来自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众多师生的积极参与，也是这项调查工作能够顺利推进的要素。“因其大多数均是公、私法学领域学有专精的代表性学者，无论是搜集文献、从事田野调查，或是汇整资料、撰写报告书、草拟及审议法律等，均投入较多的心力；其结果，无论是调查报告或立法均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讨论”。
然而，岗松参太郎等人毕竟是法学出身，对台湾民俗多停留在记录层面，以满足殖民统治需要为原则，未能从学理上作深入探究。进入1920年代，随着日本人类学、民族学乃至语言学等专业学者的加入，尤其在台北帝大成立之后，台湾民俗研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在学科界限不是十分明确的当时，早期从事台湾民俗研究的多为人类学家。
1884年，在欧美新知的影响下，日本著名人类学家坪井正五郎等人发起成立“人类学之友会”。1886年，改称为“东京人类学会”。1893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成立人类学讲座，坪井正五郎担任教授。在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学术研究的演进与殖民统治的需要，为日本人类家在台湾开展相关调查研究提供了契机。伊能嘉矩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1895年11月，伊能嘉矩以日本陆军雇员身份赴台，后到台湾总督府任职。赴台不久便与同为东京人类学会会员的田代安定共同组建台湾人类学会，标志着近代日本人类学在台湾正式登场。1896年下半年始，伊能嘉矩从人类学视角开启了对台湾的实地调查，并且还参加“蕃情”研究会、台湾惯习研究会、台湾土语研究会等组织，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台湾人类学研究学术体系，并因在台湾少数民族、汉人社会研究领域成绩斐然，被誉为“台湾人类学的代名词”。
伊能嘉矩《台湾蕃人事情》（1900）、《台湾蕃政志》（1904）以及东京人类学会会员、东京帝国大学鸟居龙藏《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1902），成为早期台湾民俗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伊能嘉矩被视为台湾研究史上“不朽的‘金字塔’”的《台湾文化志》（1928）中，亦有涉及台湾民俗问题，如在第七篇《特殊之祀典及信仰》便有诸多关于台湾民间信仰的探讨。就在《台湾文化志》正式出版的同一年，近代台湾历史上的一所重要高等学校台北帝大成立。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使得台北帝大自诞生之日其便具有近代性和殖民性的双重特质，后者尤为明显。
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主要有“北进”与“南进”两个方向。前者将东亚大陆与海域视为日本对外发展的地区；后者则认为日本是“海洋国家”，应该通过海上武力逐步向东南亚扩张，在西南太平洋建立殖民统治。围绕“北进”或是“南进”，日本军政界长期争执不下。虽然直到1930年代后半期“南进”才成为日本“国策”，尤其此后德国在欧洲的扩张更是对日本的“南进”决策发挥重大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位于“南方”的台湾在日本对外扩张战略中无足轻重，相反，台湾总督府一直将其视为日本“南进”的重要基地，并以此来制定“治台”方针。
既然如此，那么台北帝大开展台湾（南洋）研究的政治意义便不言而喻。正如首任校长币原坦在台北帝大《创设说明书》中所言，台北帝大各科目的设置是以台湾为中心对象而作研究，“在文政学科（部）方面有其他大学无法致力之南洋史学，又设有土俗学与人种学讲座，特别在台湾有其意义”。显而易见，台北帝大不仅是一所建立在殖民地的大学，更是一所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大学。
其实，在台北帝大尚未建立之时，围绕有无必要在台湾建立帝国大学的问题，无论是日本本土还是台湾岛内，都出现过不同意见。不过，日本本土的赞成者抑或反对者，皆是从有益于日本殖民统治立场展开论证。就其赞成者看来，台湾是日本最南端的“领土”，资源十分丰富，加以研究后可以供给日本本土之用，并且台湾岛与大陆各处及南洋群岛联系紧密，对于这一带的调查研究，可以作为日本将来南方进出的辅路。后在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伊泽多喜男等人的坚持下，台北帝大最终得以建立。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体现对时局的协助，台北帝大坚持“以资源调查为主”。不仅开展对中国的华南、海南岛等地区的调查研究，而且专门成立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资源科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南方研究”。这种学术机构的设置与学术活动的开展，无不将“其为殖民政府服务的功能性目的及学术挂帅的人文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与台湾民俗研究直接相关的主要集中于文政学部。
台北帝大文政学部分为文学科、史学科、哲学科及政学科。史学科下属南洋史学、土俗学·人种学、言语学及心理学讲座，则是服务于日本“南进”政策的特色设置，同时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扮演着从事台湾本岛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的关键角色。不过，与“旧惯”调查局限于单纯的记录有所不同，台北帝大更注重对台湾民俗做学理化、系统性研究，以从学术层面为殖民统治的完善提供参考。其中，作为“隶属于南方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据点”的土俗·人种学研究室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移川子之藏（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宫本延人（庆应私塾大学史学科）、马渊东一（台北帝大土俗学·人种学讲座毕业生）三人的共同推动下，土俗·人种学研究室从“他者”视角，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开展了一系列与台湾民俗相关的研究。并且还创办“南方土俗研究会”（1929-1943），发行《南方土俗》杂志（1940年第6卷改为《南方民族》），力图从学术层面推进对台湾民俗的研究。当然，他们的研究也不免受到日本对外扩张“国策”以及在台殖民统治方针的影响。
1930年爆发的“雾社事件”，对日本殖民者的在台“理蕃”政策造成巨大冲击。在台湾总督府1931年12月新颁布的《理蕃政策大纲》中，再次强调加强对台湾少数民族种族、社会组织、惯习、生活状态、亲族关系、宗教等方面的调查，以形成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正确认识，从而有助于“理蕃政策”的实行。在此背景下，台北帝大得到因“雾社事件”下台的台湾总督石塚英藏的资助，进一步开展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移川子之藏等人承续文化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在《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的研究》（1935）中依据台湾少数民族各部落的口碑传说建立部落史；马渊东一则在系列论文中通过考察神祗谱系，以探究台湾少数民族的宗教与祭祀。除此之外，言语学讲座小川尚义等在《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1935）中对各部族的神话传说做了详实的记录与翻译；心理学讲座饭沼龙远等人开展“民俗心理学”研究，通过服饰差异来分析台湾少数民族的性格。
这些成果不仅使得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台湾民俗研究更加学术化，同时通过对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服饰、宗教、祭祀、神话、传说的系统研究，让日本殖民者进一步全面且深入地掌握了台湾少数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性格特点，从而助力于台湾总督府更加有针对性的调整“理蕃”政策。即便理农学部的研究也是如此。如农业经济学研究室奥田彧在其报告中对台湾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与授产政策的调查分析，便为《理蕃政策大纲》中的施政重点“授地”提供了参考。
此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日本对其殖民地的治理在“国民精神统合”的宣导下，进入一个新的精神整顿与破除传统旧文化的阶段。1936年8月，日本政府于《国策基准》中提出要在东亚大陆确保“帝国”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陷入中华民族抗战深渊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试图进一步整合东亚地区的资源以强化帝国力量，通过思想改造与文化控制，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作为日本“南进”的重要基地，台湾更是首当其冲。
在台湾总督府为此而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中，有一项“寺庙整理运动”。即试图通过强迫台湾人放弃自大陆移植而来的寺庙信仰，改为参拜日本“神社”，以实现“国民精神总动员”。此举是对台湾原有宗教信仰的极大挑战，引起台湾社会的不满与批判。台湾总督府遂指派台北帝大宫本延人等人兼任总督府调查官对此加以研究，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学术意见”。由此可见，台北帝大的日本学者虽然在研究上更加专业，但仍无法摆脱“殖民学术”的阴影，在研究课题与对象的选择上，往往受到官方的“指挥”。
整体来看，台北帝大的设立及其所开展的台湾民俗研究，不仅象征着台湾已经从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南方（南洋）研究上成为日本“南进”的第一线，同时也揭示了台北帝大本身就是一所服务于“南进”政策的“国策大学”。这也是台北帝大开展台湾民俗研究的基调。
三、助力于“皇民化”运动：《民俗台湾》杂志与台湾民俗研究
1940年，日本第二次上台的近卫文麿内阁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大东亚共荣”的“国策”。为了配合内阁，台湾总督府于1941年4月成立“台湾皇民奉公会”，修正之前僵化的在台文化政策，将“皇民化”运动推向高潮。这种文化政策的调整为重新解读台湾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更加专业的民俗研究刊物——《民俗台湾》。
《民俗台湾》创刊于1941年7月，1945年1月停刊，共发行43期，最高发行量曾达3000册。该杂志可以说是日据时代关于台湾民俗研究最为专业的刊物。创办人不仅有台北帝大医学部金关丈夫、社会学科冈田谦、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池田敏雄等日本人士，而且台北帝大土俗·人类学研究室陈绍馨、《兴南新闻》文化部编辑黄得时等台籍人士亦参与其中。从刊名来看，《民俗台湾》显而易见是以台湾的风俗习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为此，杂志社曾专门组织“民俗采访会”，到台北大龙峒、万化、新庄街等一些历史较为悠久，且较好保存台湾人生活场景与习俗传统的地区，开展实地调查。不过，与“旧惯”调查相迥异的是，《民俗台湾》组织的民俗调查，更多是带有一定学术倾向的“乡土采风”，具有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民俗台湾》的编辑“完全采取园地公开的方式”。这也使得该杂志的作者来源更加多元。在《民俗台湾》共43期的826篇文章中，以台湾人姓名署名者有309篇，约占全部之37%。加之部分日本名和笔名中亦有台籍人士，“所以事实上台湾人之作品可能将近半数”。况且，日本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负责写每期首页的“卷头语”或“海外民俗通讯”之类的文章，而台籍作者则对民俗的实际研究更为投入和专注。其中不仅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学者，同时包含对台湾民俗颇感兴趣的律师、医生、记者、作家等。
《民俗台湾》作者群的出现，尤其台籍学者的活跃，为推动台湾民俗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如吴新荣、王瑞成、连温卿、陈绍馨、杨云萍、廖汉臣、戴炎辉、黄得时等台湾本土民俗研究者，借《民俗台湾》平台得到良好的学术训练，才学亦得以施展。这对于战后台湾民俗研究的学术传承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后来都成为陈奇禄主编的《公论报》副刊《台湾风土》积极约稿的对象。诸如金关丈夫、池田敏雄、立石铁臣等日人的学术贡献更是受到台湾民俗学界的肯定，甚至在台湾光复后受聘于隶属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台湾编译馆，继续从事相关研究。这种学术上的沿袭与传承，或许也是战后诸多台湾及日本学者对《民俗台湾》持正面评价的缘由所在。
然而，《民俗台湾》毕竟是在殖民统治下的产物，其服务于殖民的本质并未改变。尽管《民俗台湾》前期所发表的文章确实也存在一些批评“皇民化”的言论，但细致分析便可发现，这些主张并非因“皇民化”政策的“殖民性”而否定其“合法性”，而是基于“皇民化”政策在实施中的不足与缺陷提出更具“合理性”的建议。如在《民俗台湾》创刊号中，金关丈夫将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比作罗马统治下的腓尼基，呼吁日本不能像罗马那样毁灭殖民地的文化遗产，要加以“爱护”，“努力维护其记录，保留其完整无缺”。其用意便是批评当时台湾总督府在推行“皇民化”运动中对“台湾文化”所采取的野蛮措施。
其实，在《民俗台湾》创刊之前的1941年1月，台湾总督府曾邀请几位台北帝大的教授发表对“皇民化”运动的意见。金关丈夫和中村哲在会上都对当时“皇民化”的过激行为提出批评。中村哲便认为其中的宗教、语言政策操之过急，若想在台湾全盘复制日本本土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强行推进只会“格格不入”。但这些意见却未被以服务“战争”为工作重心的台湾总督府所采纳。身为高等文官的帝大教授对自己的意见被忽视感到失望，而寻求其他途径来发挥影响力。这不免成为《民俗台湾》创刊的动因之一。
1941年5月，冈田谦、金关丈夫等人共同署名的有关创办《民俗台湾》的“趣意书”在报端刊载。文中指出，“台湾本岛人的‘皇民化’是非进行不可的”，虽然台湾“旧惯”面临湮灭的危机，但对此并不“可惜”。此番表述刻意附和时局，为日本的“南进”政策尤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张目，希望将台湾的民俗研究作为以后了解东亚民族的基础。而这引起台籍学者杨云萍的不满，并站在维护台湾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提出异议。
杨云萍认为，日人的言论带着轻视台湾人、忽视台湾人感受的意味，这些学者对台湾缺乏“温暖的爱的理解”，缺乏“谦逊的态度”。随后，金关丈夫又回应杨云萍的质疑，强调台湾的民俗研究有更为积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防止“旧惯”的湮没，同时也表示，“爱台湾的民众，理解其民俗，我等决不落人后。”金关丈夫的回复虽然充满了“谦逊”，但杨云萍并不满意，认为金关丈夫的语气与文脉仍显冷漠和武断。遂又登报有言，“看到那些微不足道，或无关重要的风俗习惯即将消灭时，应该抱着怜悯与爱惜之心情才是。”
金关丈夫与杨云萍的这场论争，一方面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民俗台湾》服务于日本殖民政策的立场和主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殖民地知识人对于保存台湾文化的忧虑和无奈。在这里，杨云萍从“自我”的立场，以文化自觉的责任感提出要对台湾民俗的研究充满“爱”，不能如同“他者”那样忽视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也要进一步思考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俗研究，如何维系独立性，才不至于成为假借学术研究之名实施殖民政策的牺牲品。这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台湾学人的集体焦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曾言，知识分子阶层在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究其原因，“知识分子阶层之所以会扮演先锋的角色是因为他们拥有双语的识字能力，或者应该说，他们的识字能力和双语能力”。金关丈夫通过这场论争既扩大了《民俗台湾》的声势，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能够从事日语写作的台籍知识分子的关注，并进一步有意识地通过把《民俗台湾》打造成公开的“园地”，让台籍知识分子在从事台湾民俗研究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殖民文化政治的附庸。论争之后杨云萍也加入《民俗台湾》作者群，致力于台湾民俗与文化的研究。这种台籍人士的广泛参与，不仅是《民俗台湾》有别于日据早期“旧惯”调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成为《民俗台湾》在承担其“使命”过程中“值得庆贺之事”。
纵观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支配下的对外殖民扩张政策，其并不满足于“灭其国”，而以“灭其族”为最高目标。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总督府在台湾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妄图通过无孔不入的措施，将台湾同胞“同化”为“日本人”，以湮灭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1940年日本政府在“东亚新秩序”口号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共存共荣”的幌子来达到统治东方各国的目的。助力于“皇民化”运动的《民俗台湾》自然也因时而变，尤其随着1942年日本大东亚省的成立，其研究视野已经从“台湾本岛”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台北帝大解剖学教授森于菟便认为，通晓民俗才能更为广泛的理解“善邻”、包容南方诸民族，成立“大共荣圈民族群”。
1943年10月，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与金关丈夫、中村哲等人在东京举办了一场座谈会，试图在构建“大东亚民俗学”的维度下，为了迎合日本军事、政治的需要，尝试倡导研究除台湾民俗之外的中国民俗、南洋民俗、印度民俗、澳洲民俗等所谓“共荣圈”内的民俗。此时的《民俗台湾》更加鲜明地突显“大东亚民俗学”使命，声称“由于研究台湾的民俗，才使吾人得以对完成大东亚民俗学做出贡献。”由此可见，《民俗台湾》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民俗刊物，“殖民学术”的痕迹虽不明显但从未消除。
结语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造知识，知识体现权力。从根本上而言，权力支配知识，并赋予了知识以价值。“若没有一个沟通、记录、汇集和转移系统，知识便无法形成，该系统本身便是一种权力形成，其存在和职能与其他权力形式紧密相连。反之，若没有知识的榨取、占有、分配或保存，权力便无法行使。”在日据时代台湾民俗的“研究”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权力的渗透，支配了民俗知识与文化记忆的形成，在潜移默化中构建起带有殖民属性的民俗话语体系。
日本侵台之初，为了建立既能切合台湾的实际情形，又能符合帝国利益的殖民统治秩序，“台湾岛上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活人死人，甚至每一种动植物，都被日本殖民政权详详细细地调查过”。这种无孔不入的调查统计在日本殖民者到来之前是不曾在台湾出现过的。
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946年编印的《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中所呈现的详细数据与精确图表，基本都是译自日本人在殖民台湾期间所做的统计调查。即便是本书的编辑者也不禁感慨日本人对统计的重视，当然，这种统计的目的最终还是“借统计只严密，以逞压制之阴谋”。其实，早在日本割占台湾之前的1873年，日人桦山资纪等就曾到台湾做过调查。虽然为期仅三个月，但由于足迹遍及台湾南北，且所调查内容涉及台湾各市街、户口、产业、政情、交通、民俗乃至军备等信息，成为日本政学界初步认识台湾的窗口。
“旧惯”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殖民，殖民政策制定的依据则是“旧惯”调查的成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任务紧密配合殖民地总督府的政策需求。“自来它就没有什么‘独立’或‘学理’的促因与兴趣；十足是权谋与权宜的实用产品，也是国家机器垄断的暴力‘促使’被研究者与研究者‘合作’的强暴机构，其‘非学术’的性质至于令人发指的程度。”况且，除了官方主导的集体“旧惯”调查尽显“殖民学术”的逻辑思考之外，即便是由个人完成的台湾民俗著作，也不能完全脱离“殖民学术”的网络。除前文所述片冈严《台湾风俗志》外，尚有佐仓孙三《台风杂记》（1903）、西冈英夫《台湾の风俗》（1929）、山根勇藏《台湾民族性百谈》（1930）、铃木清一郎《台湾旧惯冠婚葬祭祀と年中行事》（1934）、东方孝义《台湾习俗》（1942）等民俗专著。在肯定这些著作为后人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台湾民俗原始资料之外，它们作者的身份颇值得注意。
片冈严与东方孝义都曾担任过法院通译职务，佐仓孙三与铃木清一郎则服务于台湾总督府警务局。而《台湾宗教》（1918）的作者丸井圭治郎亦曾是台湾总督府编修官兼翻译官。即便是赫赫有名的伊能嘉矩，最初也是以军人身份前往台湾从事调查活动的。由于身处与台湾人接触的工作一线，他们的“殖民”立场使得这些著作成为“殖民者文献”，自然也是殖民者“以供施政之资料”。而来自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学者们，也多是奉“派遣”之命赴台的。
日本学者（官员）的这种学术（政治）活动，与清代文人对台湾“风俗”的描写相迥异。前者是在殖民需要的驱动下，为了“同化政策”的有效实施而开展对台湾岛上的“新附之民”的“旧惯”调查，从“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块土地上的人与事，构建出能够服务于殖民需要的知识体系，形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模式。后者更多的是对中华文化边陲之地的了解与观察，是基于教化与管理目的的民族统一体内部的文化认知。
1941年创办的《民俗台湾》，可视为日据时代台湾民俗研究最为专业的刊物。但作为殖民地文化的产物，日人借助《民俗台湾》成功地吸引众多台籍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勾勒出一幅“日台交好”的图景。值得注意的是，《民俗台湾》在相当长时间内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如王诗琅所言：“在台湾，民俗学以学问的姿态出现是近世的事，更简单地说，乃于属于日据末期才建立起来的，而努力于建立的最大功劳者，应首举《民俗台湾》杂志”。然而进入1990年代，日本学界对《民俗台湾》的评价率先出现翻转。该杂志究竟是在“协助殖民统治”，还是“以‘民俗’为武器做抵抗”，则需要从整个台湾民俗学史的角度加以全面考察。
1996年7月，日本学人川村溱指出，《民俗台湾》蕴含“皇民化”性格与殖民化属性，并质疑柳田国男、金关丈夫等人所标榜的“大东亚民俗学”，认为他们对“大东亚民俗学”的热爱超过了对台湾的“冷酷”，金关丈夫甚至是一位“种族歧视者”。随后，小熊英二、川田稔、坂野徹等人亦在此脉络下对《民俗台湾》与“大东亚民俗学”进一步提出批判。当然，也有学者对此加以反驳。如国分直一便专门撰文回应川村溱，认为金关丈夫是“人道主义者”，肯定其在战争时期尽力保存台湾民俗资料的贡献，同时以台湾学界对《民俗台湾》的正面评价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虽然有学者认为《民俗台湾》的出版是“为否定皇民化运动之正当性”，池田敏雄还曾特意阐明了当时《民俗台湾》所面临的来自日本官方与“皇民化”论者的压力，以及杂志编辑与作者必须迎合时局文字的困难与苦衷。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民俗台湾》所蕴含的“殖民学术”属性一直存在，只是需要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双重视野下来加以审视。如，《民俗台湾》中有颇多对台湾婚姻问题（聘礼、入赘等）的调查与研究，其动机并非单纯为了记录这一民俗，而是在整合研究的基础上，寻找到建立健全婚姻生活的办法，并在“优生学”的指导下培养更多“合格”的台湾人，避免“色盲”“无能者”的大量存在，为“日台混血”的推进创造良好条件。这也是金关丈夫之前批判早期的“皇民化”运动时的要点。
总而言之，无论是致力于建立殖民体系的“旧惯”调查，服务于“南进”政策的台北帝大民俗研究，还是助力于“皇民化”运动的《民俗台湾》，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近代台湾的殖民地学术脉络与文化政治过程。在“自我”与“他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不同思考维度中，体现了“知识—权力”话语的构建逻辑，揭示了日据时代台湾民俗调查与研究的“殖民学术”属性。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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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