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戏剧史与教育史上，最常见、影响最大的校园戏剧模式是学校师生组织的社团演戏。在欧洲这一传统始于至少五百多年前，19世纪中后期中国大陆也开始有了学校社团的演剧活动——澳门的学校演剧则早了几百年，最初都是在西方人办的学校里。1907年“新剧”正式引进中国后，学校演剧更加风行，天津南开学校的戏剧活动特别活跃。“1909年-1922年之间（南开）新剧团演出的作品数量达46部，”[1]周恩来、曹禺、吴国桢都曾是南开剧社活动的积极分子。后来，社会上专业演员演的“文明戏”走了下坡路，新文化人因而特别推崇业余剧人的“爱美剧”（amateur音译），其基地又常常是学校的剧社。曹禺的成名作《雷雨》《日出》国内的正式首演都是复旦大学剧社的成员推出的，导演是后来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的欧阳予倩。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大学延续了这个传统，演的剧目有曹禺、莎士比亚等人的中外经典，有专业剧团演过的各种创作剧目，也有配合时政的大学自创剧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戏剧教育领域的最大变化是数以百计的高校开始办起了戏剧专业——综合类、师范类乃至理工科大学都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校园戏剧的模式。

大学专属的大师剧

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大学自创剧目——兼具戏剧教育与校史教育功能、基于真人真事的“大师剧”。这个名词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陆军教授提出的，指的是一种大学专属的新型剧目。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各个参与的大学遴选出校史上有影响的模范人物，以其为主人公，请戏剧界的专业人士创作话剧——上海戏剧学院就帮助不少大学进行了这方面的创作，然后由大师所在学校的剧社以及全校征选的学生排练演出。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创排的《钱学森》是较早的例子，近年来沪上各高校纷纷以自己学校的名家大师为原型，创作了《陈望道》《钱宝钧》《孟宪承》等一大批集教育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校园大师剧。这一做法并不仅限于上海，2018年中国科协、教育部等机构联合推出了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校剧团演出的以邓稼先、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等大师为原型的话剧的全国多地巡演。

我们对这种大师剧的认知是有个过程的。陆军教授开始推进大师剧的初期我们并未介入，那时候我们的精力不是在专业戏剧的创作演出上，就是在最基层的中小学普及性戏剧课上。孙惠柱觉得“大学+大师”这一概念似乎过于精英导向，不知道它真能对学生有多少帮助。2017年陆军力邀孙为上海理工大学前身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烈士写个剧本，是因为最初接受任务的两位研究生对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教会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完全找不到感觉，于是陆军觉得必须请曾任上戏副院长的纽约大学博士孙惠柱来写。孙当时手头在忙好几个项目，本来是无法从命的，但一个十分偶然的原因让他很快就觉得了接受这个任务——他发现刘湛恩竟是他中学英语老师刘光坤的父亲，而他对那位近五十年未见的老师怀有感恩之心。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因个人原因而接受的任务及其后续的故事，让我们对大学的大师剧有了全新的认识。自2017年首演以来，上海理工大学每年都遴选几十个学生，由孙惠柱的学生、秦子然的同学郝甜导演进行新一轮的排练，这部剧已经成了学校的保留剧目；既通过每年复排的多场演出对全校师生进行活的校史教育，又给了一届届话剧社成员通过成熟剧本学习表演艺术的机会。比起当下很多专业院团的演出模式——用很大投入排出一个新戏，演一两场给领导专家看了就结束，大学的大师剧成本低得多，却能让很多学生实实在在地学到思想、知识和技艺。

《刘湛恩》完全取材于真人真事，包括家属和校史专家提供的校方希望体现在剧中的材料，因此编剧时有很多限制——大师剧一般都是这样，这也是不少人一开始并不看好这一模式的主要原因。但后来在实践中发现，如果在艺术手法上多动脑筋，选材的限制并非不可克服，甚至可以因人制宜，歪打正着地写出大师剧独有的特色来。《刘湛恩》从主人公小女儿——也就是刘光坤小时候的视角，采用特别的倒叙结构，每场都往前挪一段时间：开头就是刘湛恩遭日本特务暗杀英勇牺牲，以最快的节奏将观众带入故事，一层层往回推到最后，用他十年前就任校长时发表的豪言壮语的原文结束全剧，很有震撼力。剧本既展现老校长的大义凌然、威武不屈，又着眼于细微处，以更接地气的形式，将他的爱国情怀和教育理想揉进亲情、友情、师生情之中。刘湛恩并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不食人间烟火的典范，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丈夫，爱意浓浓的父亲。一位参演的同学写道：“在演这部剧之前我只是知道刘湛恩是我们第一位华人校长，经过长时间的排练，让我了解到他是一位对待学生和蔼而严厉，对待家人无微不至，对伪政府宁死不屈的教育家。他的很多优良品质需要我们学习传承。他的精神是传承下来的瑰宝，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上海理工大学还在话剧《刘湛恩》成功展演基础上，成立了“湛恩知行”青年理论实践团，获得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大学生百佳理论学习社团”称号。一些思政课老师甚至感叹，“排一个剧比上一年课效果还好。”

近年来，同济大学《国之英豪》、上海外国语大学《寻找姜椿芳》、东华大学《钱宝钧》、上海海事大学《陈嘉震》、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等大师剧相继诞生，一些大的大学还推出了不止一个的大师剧，如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清贫的牡丹》（主人公是时年98岁的王振义院士），其中不少大师剧成了该校每年都要演出的保留剧目。2012年9月公演的《钱学森》逐渐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的文化品牌，该剧制作人上海交大学生处副处长、学生事务中主任汪雨申说，扮演剧中国旗护卫成员的学生已换过8届，近300人，幕后相关工作的学生也已累计300余人，更新换代的学生带着大师剧《钱学森》先后在北京、武汉、西安、重庆、南京等地巡演了15轮45场。2021年初习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党史题材的作品，大师剧正是教育大学生学习优良传统、传承革命薪火的生动教材，让学生在戏剧作品排演实践中学习戏剧知识与技能，树立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

服务社区民众的大学演出

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成功经验，这里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大学校园往往和相邻社区在文化地位、行政级别上差距巨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隔绝，疫情期间就更不用说了；其次，开设戏剧专业的大学虽然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拥有已达到公开演出水准的戏剧院系的大学还是不多；再次，在大多数的大学里，大量的戏剧课程是班级人数众多的欣赏课和史论课，缺乏够水准的表演课，也缺乏演出制作方面的人才。但是，我国的大学戏剧教育近年来发展非常快——甚至让有些人认为太快了，还引发了不少质疑。如果能把校园里的戏剧课程推向社会，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将能否公开演出作为专业设置的标准，来倒逼一些草创不久尚未成熟的戏剧专业提高质量，贴近老百姓的审美与生活，这样做也可能有助于打消一些社会上的质疑。

社区服务方面我们可以适当借鉴戏剧教育更发达的美国大学。美国的专业戏剧演出很多，各地都有常年运作的地区剧院，但专业剧院的覆盖面再广也比不上大学。美国三千多高等学校中绝大多数都是综合性大学，但一大半拥有戏剧专业，几乎所有院校都有戏剧课程——无论是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还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相比我国大学校园里最常见的大班欣赏课，美国大学各类戏剧课中数量最大的是选修学生最多、但规定每班不能超过十六人的表演课，而所有表演课的学习成果都要当众呈现。基础性的课就在教室里演片段、短剧给同学看，层次高一点的课就会有更多的观众；由戏剧院系制作的剧目属于“项目型课程”，最终成果是可向公众呈现的社会演出。这些演出大多以尽可能专业的呈现向社区开放，但民众也必须购票才能来看，只是票价很低，大约是专业演出票价的四五分之一，本校学生或买季票的社区会员还更便宜。

孙惠柱曾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学习任教十五年，其中九年在三所美国大学的戏剧系全职任教，包括数万学生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北岭加州州立大学、一两千学生的小型文理学院——位于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的马凯勒斯特学院、顶级的研究型大学——位于波士顿的私立塔夫茨大学。学校的类型很不一样，但三个戏剧系的演出制度都差不多，每个系都有大小不等的两三个可对外售票的剧场，每年都提前制定演出季，公之于众。剧目数量取决于系的规模，少至四五个，多至十多个戏，每部戏都演一至二周——绝不只是本系师生的自娱自乐，必须面向全校乃至校外的普通观众。剧目多为古代、现当代的经典或名剧，记忆中并没有正式公演的自创剧目。国内有些同行认为，我们多数学戏剧的学生各方面的水平不足以理解并演好莎士比亚、易卜生、郭老曹等大师的经典名剧，所以只能让他们演自己写或找人写的难度较低的戏。这个思路不利于提高戏剧教育的水准。美国很多戏剧系里事实上未必都有高水平的学生，但他们坚持要用高水平的剧作来训练学生，这样才能尽可能快地提高学生的水平——前提是教师自己必须熟读、理解透经典，做好足够的功课。成熟的剧目不但更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能力；对他们毕业后求职面试也更有帮助——面试官不用猜，一看就清楚应聘试戏者演的角色及水平；同时也更容易吸引社区民众来买票看戏——没法去纽约看戏的戏迷能用很低成本在当地看到学生演的百老汇名剧，多少也能聊解饥渴。

学生演的戏要公开卖票对外演出，就必须符合正式演出的要求。如果演的是当代剧作家的剧本，也跟专业剧团一样要事先得到版权所有者的书面许可并支付费用；虽然大学演出的版税比专业剧团的低不少，得到授权才能演出这一法律规定说明，社会对校园戏剧与专业剧院的演出是一视同仁的，版权所有者在授权之前还会查清演出单位的资质。孙惠柱曾有一次在给系里报了导演剧目后被告知，剧作家的经纪人拒绝授权——并不是因为学校戏剧系的资质不行，而是因为经纪人此前已经授权给同城一家专业剧院在下一个演出季上演同一个剧，而按规定一年内不能再授权给同一城市的另一演出单位。经纪人不希望大学校园的演出影响到先得授权的剧院的售票，可见他们并没有瞧不起大学生演的戏。这个“准专业”的演出标准也对戏剧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美国大学戏剧系的招生是多多益善，跟我们这里顶级戏剧学院低于百分之一的录取率恰恰相反，那怎么能保证对外演出的质量呢？他们没有四年一贯的固定分班制度，根据选课的情况，同班的学生常常每个学期都会重组，老师无需承诺给每个学生都安排一个好角色。那里每个正式演出的戏都用全校公开试戏征选的方式来选演员，无论是不是戏剧专业的学生，导演只需要选最合适的人来演。选了戏剧专业的学生如果一直没有合适的角色没被导演选中，或者一直只能演自己并不喜欢的角色，多半会自动考虑转去学戏剧的其他“工种”。导演没有义务为了照顾个别学生的情绪而降低对面向社会的整体演出的要求。

那次孙惠柱首选的剧目没得到授权后，就导演了相对容易拿到翻译者授权的古希腊经典《美狄亚》。这是个母亲为了报复负心丈夫而杀死亲生孩子的悲剧，属于当代演出最多的希腊戏剧之一，因此在演出前后成了校园及周边社区女性主义社团关注的焦点。她们团购戏票，还和女性研究课程的师生一起，结合当时一个电视上引起热议的怨妇报复丈夫的社会新闻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2012年南京大学吕效平教授带领学生创作的《我是月亮》（编剧朱宜），是一次难得的将大学校园戏剧带入社区的勇敢尝试，从票房收效和观众反馈两个角度看，上座率最高可达150%-200%的观众群体中，社区观众仅9%，且出现了不少社区观众因该剧晦涩难懂而中途离场的现象。其实这部剧后来在北京、上海的多轮专业演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只是对于校园戏剧走入社区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次失败的试验。但难能可贵的是，吕教授的学生孙艳（该剧的制作人）在其硕士论文中认真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为大学戏剧进社区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要选择接地气的剧本，宣传方式要有针对性。

在过于追求意识流的“独白剧”《我是月亮》中，亚裔男子、尚未出现的宇航员、主持人等人都是自我独立的个体，自说自话，即使难得彼此对上话也没能推动任何情节发展。这样的剧本，“找不到古典式的、客观化的、人际关系式的戏剧冲突，它没有向人们传递某种普世价值的东西，剧中每个人的诉说仅仅只是诉说……”[2]因此，选择老百姓能看得懂且爱看的剧本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从面向社区民众的视角来看，以歌舞讲故事的西方音乐剧和中国地方戏曲、能让人哈哈大笑的高质量喜剧都是较好的选择。

另外，在宣传方式上，《我是月亮》采用在周边社区发传单以及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宣传手段，收效甚微。当时吕效平教授提出了“虚拟社区居民”的概念，把社区的概念扩大到网络世界中“人以群分”的各种类型团体中。这是个相当超前的想法，如果是在十年后疫情严峻的背景下，大学服务的社区确实可以扩大到网络虚拟社会中的“社区居民”——甚至包括遍布全球的大学校友网，但大多数网络观众只能看线上的戏剧，无法来到位于地理社区中的大学校园来看戏。当然地理社区的成员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联系，正如寇紫遐所说，“由于网络社区成员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这就意味着网络社区当中的注意力通常属于被进一步细分了的、具有某种同质性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的聚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营销传播主体搜索潜在消费者的成本，更便于有的放矢，实现信息的精准投放，激发目标人群产生实际的消费行为。”[3] 精准定位社区的观众群体，根据他们不同的兴趣爱好投放相应戏剧作品，可以更加高效促进大学戏剧进社区，当然前提条件是大学必须创作出社区百姓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社区与高校戏剧为彼此能够提供恰到好处的资源，是将戏剧艺术本身得到推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4] 孙艳的这一看法很有道理。2014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学校与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学校要充分利用当地各种文化艺术资源开展艺术教学和实践活动，而相关部门应将更多文化建设项目布点在学校，并尽可能向当地群众开放，实现艺术教育资源共享。[5] 这方面同样出自南京大学吕效平学生的话剧《蒋公的面子》（编剧温方伊，初版导演吕效平）是个好例。如果能有更多的《面子》这样的好戏，每年推出稳定的演出季——兼顾原创与经典，那就不但能丰富南大自身及附近社区的民众的精神生活，也会对繁荣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的文艺创作做出贡献

目前我国北京、上海的话剧演出相当繁荣，要是把目光转向这两个特大城市之外，就会发现各地的专业话剧演出极少。大部分省级话剧院团与一般老百姓基本无缘，其它城市更是很少有常年运作的话剧团。但是，全国现在已经有了数以百计的大学戏剧专业及课程，如果我们大力开发校园戏剧的资源，就可以作为社区戏剧的补充，让更多得多的人民群众受益。

植入系统课程的示范剧

我们在为普及性的戏剧课开发可复制、可推广的“教育示范剧”时,创作出了一批20几分钟、甚至几分钟一折的系列短剧，希望从思想内容到表导演，都能起到示范的作用，让学生不但喜欢看，看了还喜欢演。这是基于一个与欧美人发明的不要成熟剧本的“教育戏剧”“创作性戏剧”完全不同的思路。创作性戏剧要学生都来从头创作，最好是编演自己的故事；但现实中不可能做到课堂上全班学生都参与创作戏剧，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学校条件更好、班级更小，也没有一个国家普及了戏剧课，甚至连一个城市也没有。究竟有没有可能像音乐课那样普及戏剧课？这是个世界性的大难题，其实关键在于理念。人类几千年的普通教育经验、中国数百年的戏剧教育经验、上戏七十多年的办学经验，加上近七八年来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都使我们深信，戏剧和教育有一个共同的人性基础，就是人的模仿本能。2500年前亚里斯多德就在《诗学》中指出：“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模仿并通过模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6]这段话对于戏剧学和教育学来说，都是永远不应忘却的经典之论。

从模仿入手是几乎所有基础课程教学的普遍规律，全世界任何地方音乐课都是这样教的，用精选的成熟的音乐教材“练习曲”，一步步由浅入深、由简到繁，让学生通过模仿掌握演唱、演奏的基本技艺。示范剧就像音乐课的“练习曲”，学生在老师指导下从模仿入手分组学习表演“练习剧”，就可以对戏剧有切身的体验与了解。至今多数的教育示范剧都是“韵剧”，从头至尾押韵，唱、念都朗朗上口，更好听也更好记好演。而更重要的是，学演示范剧能让学生学习通过角色进行当众表达，学习通过团队完成合作项目，学习从无到有创造新的世界。

教育示范剧本来主要是为在中小学普及戏剧课而开发的，包括《悲惨世界》《老人与海》《鲁迅故事新编》《孔门弟子》等多个系列的很多短剧。我们选来改编的都是经典作品，思想进步又深邃，人物丰满又感人。近两年里我们又开始创作十分钟左右的成语剧和更短的古诗剧。在创排各类教育示范剧的八年中，我们也去了一些大学演出，发现大学生也有兴趣。2022年上半年，戏文系教师秦子然在上海戏剧学院开设了全校选修课《教育示范剧的导表演》，为20名本科生排演了6部示范剧，包括《刻舟求剑》等三部时长十分钟左右的成语剧、《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等三部时长二十分钟的经典改编剧。学生们来自艺术管理、动画、广播电视编导等八个专业，绝大部分都没有导演表演的经验。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的九周课程，想要让二十个人都参与表演，甚至还要导演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本来就是很困难的；再加上疫情封控，原本线下排练演出的课程只能改为线上进行。但这门课的教学再次证明，教育示范剧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地教全体学生学会按优质范本演戏，达到普及导表演基础知识、技能的作用。在七周线上分组按范本排练为主的教学过程中，20名学生分为三组，所有人均承担了扮演两个角色或一个角色加导演的学习任务，并在第九周的线上演出中呈现了他们的作品。

虽然疫情中的线上呈现改变了戏剧本应有的观演同处同一时空的性质，但是利用教育示范剧的文本，以戏剧导表演能力的普及为目标的跨学科授课，正像美国非戏剧专业的普通大学戏剧课程的模式一样，为在中国普通大学开设戏剧课程做了一次成功的实验。课程结束后得到了大部分学生的好评：“门外汉的世界是如此简单又如此困难。学习《教育示范剧的导表演》的第一节课，我就明显感受到老师传递的力量，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传递知识的能量，老师向我们解释‘教育示范剧’是什么，‘范本’是什么，仿佛这个时候我才半只脚进入了戏剧的世界。”[7]“在我看到最近发生的唐山打人暴力事件时，当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句话‘见义勇为还要见义智为’，这是《见义勇为》的一句词儿，我突然就意识到了教育示范剧的意义所在。学生们通过排练这部剧，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反复这句词，潜移默化中其实就会刻在脑子里，在遇到这样的暴力事件时，他们会去选择见义勇为，也知道该见义智为。”[8] 以立德树人、包含哲理的教育示范剧为载体，可以在各类大学高效地搭建起一个非戏剧课程与普及戏剧之间的桥梁。

实践中我们发现，教育示范剧中的有些剧目还更适合进入大学课程，因为大学生不但可以用这些哲理性的短剧来学习演剧，还可以同时进行更深入的哲学、社会学，甚至科学方面的讨论，诸如孔子与奉行“兵不厌诈”的兵家辩论游戏规则问题的《比武有方》、孔门弟子解读人际关系之道的《三人与水》，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老人与海》，以及《庄周梦蝶》《坐井观天》《杞人忧天》等成语化的寓言。今后我们还将推出更多的教育示范剧教材系列，为戏剧全面进入各类学校的课程走出更为坚实的一步，也让大学的校园戏剧在扩大影响力、提高艺术性的同时，加强其学术性和跨学科性，成为能渗入各专业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

（《戏剧学》第8辑，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研究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1] 铃木直子（日）：《“五四”时期的学生戏剧——以天津南开新剧团、北京大学新剧团、清华学校为例》，《戏剧艺术》2010年第3期，第29页。

[2] 孙艳：《创作：制作<我是月亮>论文：一次有希望的失败——<我是月亮>作为社区戏剧的试验》，硕士论文，2012年9月3日。

[3] 寇紫遐：《网络社区的营销传播价值探析》，《新闻知识》，2012年第06期，第35页。

[4] 孙艳：《创作：制作<我是月亮>论文：一次有希望的失败——<我是月亮>作为社区戏剧的试验》，硕士论文，2012年9月3日。

[5] 见李莉：《高校音乐艺术专业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探索与研究》，《学术论坛》，2014（2）。

[6] 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47页。

[7] 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管理20级汤爽

[8] 上海戏剧学院广播电视编导20级祝古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