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因地理上孤悬海外，日本觊觎已久，并通过《马关条约》将其侵占，实行殖民统治。台湾是中国最早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区，也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起点。
日本图谋中国、武力侵犯台湾的最早行动，始于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当年5月，日军寻机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少数民族部落，遭到坚决反击，是为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先声。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台湾民众开始持续不断的抗日活动。1895—1945年的50年间，台湾民众心向祖国，始终以各种方式反抗日本侵略。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开始最早、时间最长、形式多样等鲜明特点，与大陆民众的抗日活动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对于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海内外已有不少学术研究成果，但多数是以“台湾地方史”的视角展开，从中华民族整体抗战的角度对台湾民众抗日史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是一项国家级学术工程，增列“台湾民众抗日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有助于弥补缺憾，使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时间脉络与内容上更为完整。
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时限，学界曾经存在两种较普遍的观点：一是将抗日战争定义为“八年抗战”，即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以1945年日本投降为终点。一是将抗日战争定义为“十四年抗战”，即以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以1945年日本投降为终点。这两种观点看似有冲突，实际上却是辩证统一的，即抗日战争究竟是从“局部抗战”还是从“全面抗战”算起。实际上，主张“八年抗战”的学者，并不否认“局部抗战”的重要性；主张“十四年抗战”的学者，也承认“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质的变化，战争的规模更大，动员程度更广更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十分重视，发表过不少重要讲话。他指出：“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他还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 “十四年抗战”概念现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研究中普遍使用。这一转变，使得抗日战争的内涵更加丰富，对深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十四年抗战”的概念，确定了抗日战争史学科主要是研究1931—1945年这14年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不能完全局限在这14年，要根据历史的进程与具体研究有所拓展。日本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是一体两面的历史过程。日本侵华是从图谋侵略到侵略局部地区再到全面侵略的漫长过程，侵占台湾、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是其中三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同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也是一个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局部区域到全民族抗战的过程，其起点就是台湾民众反对日本侵略的武装抗争。将1895—1945年间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纳入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史脉络中进行研究，将使日本从占领台湾起侵华50年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50年的历史线索更加连贯和清晰，使中国人民一雪前耻、光复台湾、获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得以充分彰显。
中国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抗日的最终目标是打败日本，日本自甲午战争起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必须完全收回。此要求在会上得到英、美等盟国领导人的支持。1945年日本投降后，也有中国学者将日本侵华的时限定为甲午战争以来的50年。冯友兰执笔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抗战胜利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就是光复台湾和澎湖。我们可以从更长的时段和全国抗战这样更广阔的时空中去考察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系统研究台湾民众抗日史，完成抗战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拼图。
台湾民众持续50年的抗日活动是一个整体，有其整体性的研究意义，但在时间上显然无法完全纳入目前抗日战争史学科框架限定的“十四年抗战”之内。笔者认为，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研究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1895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可以视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先声，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序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台湾民众抗日活动，则融入全国抗战的洪流，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梳理学术史发现的不足
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通史类著作，是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学术视野的逐步开阔而将台湾民众抗日史纳入其中的。大体上看，受“八年抗战”概念的影响，2000年之前的抗战史著作，即使涉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人民的反抗活动，也很少描述台湾民众的抗日历史。如1985年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何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章题为“抗日战争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叙述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的历史。199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3卷本，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一编是“东北沦陷”。1995年出版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刘大年、白介夫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是部集体著作，作为初稿撰写者之一，笔者曾有幸参与体例的讨论。究竟是从九一八事变写起，还是从七七事变写起？当时有过不同意见。初稿中也有专人撰写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的内容，但主编刘大年最后决定弃用这部分稿件，并在主编“引言”中加以说明：“本书不从‘九一八’写起，直接从‘七七’写起，希望让读者开门见山，进入这个火热的时代之中。” 2000年后，研究抗日战争史的著作开始涉及日本侵占台湾与台湾民众反抗的内容。2001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张宪文主编，陈谦平、陈红民副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对华政策”，下有一节“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及其早期侵华活动”，提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侵占台湾的历史。更典型的是，2015年何理推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研究已上溯至明治时期的日本大陆政策与中日甲午战争，这显然是吸收了学界新的研究成果。2019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卷《局部抗战》（全书8卷，步平、王建朗主编，第1卷由黄道炫、王希亮撰写）的第一章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发端及扩大”，内容包括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与台湾民众的反抗活动，第二节第三目为“台湾军民揭起抗日义旗”，用更多篇幅叙述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
实际上，中国大陆学者对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研究，起步较早。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民众抗日史已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且持续至今。这与两岸关系的改善和祖国统一事业密切相关。就研究的课题来讲，举凡与台湾民众抗日活动有关的历史议题，如台湾民众反割台斗争、日本在台殖民政策与对台掠夺、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反抗“皇民化运动”、台湾义勇队、台湾光复、台湾民众抗日活动与祖国的关系、重要的台湾抗日团体与人物等，几乎都有研究者涉及，也有不少高水平研究成果面世。在两岸关系较融洽的时期，两岸学者通过交换资料、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观点、联合举办研讨班等方式，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若干共识。然而，从学术研究的更高要求看，关于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既有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第一，既有成果没有将台湾民众抗日活动完全置于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进程和框架中展开研究，没有强调其与祖国抗日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密切联系。由于台湾地理上孤悬在大陆之外，被割让给日本发生在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建立时已是“既成事实”，所以学者在研究日本侵占台湾与台湾民众反抗侵略历史时，视野往往局限于台湾岛内，或局限于“台湾地方史”的框架，而没有放在日本侵华与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进程与框架中，而后者在学术理路上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就研究框架而言，既有成果显得“碎片化”，缺乏整体观，对“台湾民众抗日”的内涵与外延，也未做严谨的定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没有全面梳理和回顾学术史，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
第三，与海外学界的对话较少，多数情况下还处于“自说自话”的阶段。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国的一些学者，都在研究台湾民众抗日史，他们的史观和立足点，与中国大陆学者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的变化，海外学者的观点出现明显“右倾化”的趋势，与大陆学者渐行渐远。在此情况下，大陆学者更应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其互动对话，对错误的史观与谬误进行匡正与批驳，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呈现中国学者的观点与水平。
台湾方面，1949年后的台湾民众抗日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从“中国统一”与中华文化的立场出发，批判日本殖民政策，充分肯定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岛内气氛的转变，台湾学界开始强调台湾历史与“台湾意识”，强调日本统治台湾的“近代化”面向，对此前学者关于台湾总督府与日据时期历史的看法有所篡改，甚至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有若干台湾学者提出，用“日据时期”一词代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国民党“反日史观”的反映，应改用“日治时期”一词。进入21世纪，随着民进党在岛内上台“执政”，大力推进“去中国化”措施，敌视祖国大陆，强化“台独”意识，台湾岛内出现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荒谬现象，甚至有人妄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中国人的大不幸，却是台湾人的‘大幸’”。在此氛围中，学界对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研究大受影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势目前仍在岛内蔓延，深刻地影响到下一代。
日本方面，日本殖民台湾与台湾民众的反抗活动，是学界关注的课题之一。早在日据时期，就有日本左派学者著书批判日本殖民政策，反映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后实行威权统治，一些原本与日本有关系的台籍人士前往日本，成为研究台湾历史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研究聚焦于日据时期台湾重大抗日事件、活跃的抗日人物和团体，着重分析台湾民众的抵抗与日本当局的镇压政策，但也具有明显反国民党统治或支持“台独”的色彩。进入后冷战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观点呈现出多元化——帝国史视角、近代化视角、殖民地开发视角等方兴未艾，但总体趋势是逐步弱化台湾民众与殖民当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强调两者的“合作”而非“对抗”，甚至有意无意地转向“日台友好史观”，选择性地对日据时期历史进行“片段化”的书写。这一转向，暗合了台湾岛内的趋向。
美国方面，用英文撰写的台湾史研究论著，侧重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各项政策和结果，直接涉及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研究成果较少。美国学者的研究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如殖民主义功能论、后殖民理论、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以及跨地域和时间的比较研究、计量分析等方法，值得大陆学界借鉴。不过，其中也呈现出颂扬日本殖民的倾向，如有学者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台湾“近代化”的肇始。
综上可知，中国大陆学界和海外学界关于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学术研究都存在问题。中国大陆方面，主要是学术视野不够开阔。这可以通过如下措施进行弥补：对既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对现有的学术概念重新进行界定，厘清与海外学者的异同点，确定新的研究方向和主题。此外，收集海内外基本史料，建成数据库，以利于后来的学者使用，提高研究效率，也是需要做的工作。海外方面则主要是史观问题，在研究中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弱化台湾民众的反抗已成趋势，且存在台湾学界与日本、北美地区学界“合流”的可能，亟待遏止，而遏止的最好办法，就是推出令人信服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提高中国大陆学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三、 丰富抗日战争史“三大体系”
中国大陆史学界近年的许多优秀成果，正在扎实推进抗日战争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工作。全面深入地研究台湾民众抗日史，对丰富和完善抗日战争史“三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此，笔者谨就台湾民众抗日史研究与完善抗日战争史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关系提出浅见，请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第一，从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新视野研究台湾民众抗日史，丰富抗日战争史学科体系。
将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作为“十四年抗战”的前史，纳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可使中国抗日战争史延长时间跨度，扩大区域空间，增加斗争样态。用“十四年抗战”替代“八年抗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如果把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纳入抗日战争史范畴，将使抗日战争史研究更全面。此外，从全国的角度研究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视野更开阔，叙事更连贯，有助于解决目前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
从日本殖民者踏上台湾的土地开始，台湾民众壮烈英勇的抗日活动随之展开，且持续不断，这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史上的壮丽诗篇。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是全民族抗日的先声。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台湾同胞的抗日活动连绵不绝，从未停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抗日活动中英勇牺牲的台湾民众多达60余万。台湾民众不断反抗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斗争，为维护祖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台湾最终得以光复，回到祖国怀抱，是海峡两岸人民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最好的历史证明。
除去时间长之外，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还有如下特点：1.台湾共产党在台湾民众抗日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时，就明确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当作重要目标，提出要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斗争，尤其强调台湾的抗日斗争必须与祖国的革命相联系。抗战期间台湾共产党实际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4年，但其抗日态度与行动极其坚定，且十分注重团结台湾的工农民众与团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台湾的“抗日红旗”。2.台湾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了抗日活动，包括晚清的爱国守台官兵，以及地方士绅、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留学生等。据笔者对《台湾同胞抗日团体》一书中资料的统计，台湾民众的抗日团体和武装多达50余个，包括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总工会、台湾民众党等。他们代表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用各种形式与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抗争。3.台湾少数民族在抗日活动中勇敢坚韧，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从1896年的太鲁阁人起义，到1933年布农人的抗日斗争，台湾少数民族坚持武装抗日斗争近40年，共发动抗日起义70余次。他们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用最原始的武器，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殊死搏斗，伤亡巨大。这是中华民族抗日史上悲壮的一页。4.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视死如归的激烈武装抗日，也有较为温和的渐进式活动。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台湾通过严密控制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殖民统治，台湾民众武装抗日的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就转而利用殖民统治的某些缝隙，通过团体请愿活动、报刊宣传等“合法”方式，抨击殖民当局的政策，传播中国文化，争取台湾同胞的权益。当然，这些活动因时常被日本殖民者镇压，导致其活动普遍存在目标不一致、零星分散、多数活动不能持久等问题。5.许多台湾青年心怀祖国，在日本全面侵华后跨海返回大陆，投入全民族抗战行列。台湾同胞积极组建台湾义勇队等抗日队伍，并在战时首都重庆成立统一的台胞抗日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有的台湾青年则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在祖国的抗日战场上，台湾同胞没有缺席。以上5个特点，均可成为全民族抗战史研究的内容。将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纳入全民族抗战研究范畴，也有利于揭露日本侵华的长久图谋和狼子野心，有利于全面揭露日本侵略者对全体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暴行。
第二，研究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完善抗日战争史话语体系。
就完善抗日战争史话语体系而言，从中华民族抗战的视角来研究台湾民众抗日史，意味着要讲好中国抗战故事，提高中国抗战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要讲好中国抗战故事，就必须纳入台湾民众的抗战故事。唯其如此，才能深化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海峡两岸凝聚共识，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彰显加强海峡两岸历史联系的重大意义。
从中华民族抗战的视角研究台湾民众心向祖国坚持抗日的历史，实质上是将日本占据台湾的50年历史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置于中国抗战历史的脉络中，强化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封闭海外别有用心的学者歪曲历史，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联系，颂扬日本殖民统治，为“台独”寻找借口的阐述空间，才能对台湾民进党当局倡导的“台独”史观、“皇民史观”给予痛击。
深入研究台湾民众抗日史，离不开与海外学者的交流和合作。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在新加坡会见马英九时曾指出：“今年是全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这是付出巨大民族牺牲才赢得的胜利。两岸双方应该支持鼓励两岸史学界携起手来，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弘扬抗战精神，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这段话不仅将两岸的抗战历史置于一体，也指出了提升研究水平的方法，即两岸史学界携起手来，“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台湾地区的历史学者和研究机构，在收集、整理台湾民众抗日史料方面做过大量工作，有着良好的基础，推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值得大陆地区学者利用和借鉴。今后，在台湾民众抗日史这个具体研究专题上，要争取实现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达成“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目标，推出符合国家需要和时代要求的高水平学术成果。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