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文汇时评》2011年8月8日

每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几个字，总觉得不太舒服，可一直没想好如何来表达。这几天连看了四场“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诞辰109年纪念演出”，终于明白了，问题出在那个“遗”字上。“遗”应该指死了的东西，怎么可以用来形容还这么活生生、鲜亮亮的京剧和昆剧？“遗产”二字也许可以用在日本的能剧上，但我们的京昆显然比能剧要活太多——这个“活”既指艺术形式的灵活，也意味着生命力之强盛。三天五场五代俞门弟子的演出——若是算上年逾八旬的俞夫人李蔷华在内一共有六代，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派曾断言，戏曲是只能为封建遗老服务的旧时代的“遗形物”，要用西方舶来的“新剧”全盘取而代之；由于戏曲既广且深的草根性，这个过激的主张并未实现。经过几代新文化人的艰苦努力，话剧总算在中国扎下了根，但还只是在城市里，而且那根也扎得不太牢，眼下北京上海以外的大多数城市里仍然基本上没有话剧市场。然而，伴随着话剧而来的西方理论却主宰了戏剧界的话语权，把我们自己的国粹推到了边缘上——差一点就要推出去了。现在，随着昆剧和京剧成了外国人承认的“遗产”，其它戏曲剧种也会接二连三跟去申报，要是有一天全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剧团都成了“遗产”剧团，只剩下百分之十几算是“活”的艺术，是不是会有点太滑稽？

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给予京剧和昆剧的那个称号的英文词heritage重点在“继承”，绝不像中文的“遗”字那么“死”，把这一概念译成“遗产”实在是莫大的遗憾。泼水难收，一个误译一旦流传开去，极难更正，只能“遗憾”！我并不在这里要求更正，因为“非遗”这两个字已经广为人知，各地还成立了不少以此为名的机构，硬改的话成本太高。讽刺的是，“非遗”这个更不准确的缩写刚好歪打正着地否定了那个本来不准的译名“遗产”。估计一般人未必弄得清“非遗”这个奇怪的新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非”就是“不是”，那“非遗”不正意味着“不是遗产”吗？！

当然，要判断京剧和昆剧究竟是不是“遗产”，不能只靠文字游戏，而要看它们的剧目和表演还有多强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这次“俞振飞纪念演出”的成功证明的正是这一点——剧场里来了很多年轻观众。我以前在呼吁提高戏曲文化地位的文章和讲座中，更多地强调了戏曲的写意性，聚焦于戏曲“神似胜于形似”的形式表现力，认为这是其生命力的主要体现；而在这次展演中，我更惊喜地发现，好些个经典剧目仿佛还生发出了新的内涵。

李蔷华和蔡正仁演出的《春闺梦》是俞振飞和程砚秋于1930年代初创作的，其灵感来源于两句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新婚夫妇被战争拆散，妻子在家日思夜想，梦见丈夫回来喜不自胜，还怪他不肯亲近自己；可是观众明白，已在战场化为白骨的丈夫只是她梦中的幻影，怎能不为春闺中的妻子心酸！这出戏讲的既非帝王将相，也不是老套的才子佳人，对饱受战乱之苦的穷苦百姓给予了极大的同情，这个主题很像常在欧美反战运动中演出的希腊悲剧《特洛伊妇女》，但手法更加奇特，感情更加浓烈，两位载歌载舞、如泣如诉的表演远比那个希腊群戏更为动人。这样的戏超越了任何年代和国界的限制，真应该到世界各地去演出。

《徐策跑城》是麒派代表作之一，我曾多次把它作为戏曲的流动性结构和表演的范例来分析，这次再看，却发现了一个以前不曾特别注意的母题：一个既同情下面的受害者又忠于上面领导的官员，为了国家的安定，拼着老命上去反映情况。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具有极高社会责任感的忠臣，就是当今社会也很需要。这样的人物形象怎么会是仅仅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遗形物”？这是有着深厚人文主义内涵的永恒的经典。

戏曲舞台上讲的固然多是些老故事，去看戏的戏迷也许并不怎么在乎那些故事的主题——古希腊戏剧家和莎士比亚哪又有什么原创的故事？戏曲可以主要用“角儿”、用精彩的表演来吸引观众，但“角儿”们展示的绝不是空洞的杂技，他们的表演依托于富有原型意义的故事，不是耳提面命般向观众灌输什么，而是在润物细无声之中传递着文化的意味，让人感觉常看常新——这正是艺术经典的魅力所在。

经典不是“遗产”。戏曲不是只有老人才会赏玩的古董。

让更多的青少年来欣赏我们自己的经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