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我国“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收尾的关键一年，也是谋划布局“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坚持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工作思路，及时进行工作经验总结和保护理念调整，在推进常态化工作的同时，也在诸多方面取得新进展和新成效。
一、进一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化进程及依法保护实践
2011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是我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具体措施，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坚实保障。为全面贯彻《非遗法》，并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显得尤为迫切。
2014年，文化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据《非遗法》的精神和原则，对部分规章进行修订完善，起草制定了与《非遗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如：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今后一段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起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管理办法》，目前已完成初稿，正在征求各方意见。这些工作的开展，进一步表明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法保护工作正在快速深化，并在工作实践中得到具体实施。
依据《非遗法》中规定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传承与传播制度三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表述，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称调整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国家层面完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各地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了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规及文件。2014年，《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先后出台。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修订了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多层次的法律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二、适应当前国情，适时调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面临着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原有生活方式和传统聚落空间发生改变，藉此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文化空间及文化形态也面临着不断调适的境况。因而，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极为关注的问题。
2014年“文化遗产日”围绕“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的主题，文化部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和宣传展示活动。2014年6月，文化部主办，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新农村建设社区代表等围绕“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主题进行深入、广泛地讨论，并就《文化部关于加强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意见(提纲)》展开讨论。基于湖北武汉江欣苑社区在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案例，会议认为，城镇化进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虽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但不是根本性矛盾。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基本规律认知和把握的理论研究成果、相关指导政策的制定和及时出台，能够为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的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路径。
2014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为保证文化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编制工作顺利推进，受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了“‘十三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课题”研究的组织实施工作。此课题通过全面、客观地梳理、总结“十二五”时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提供了学术支持和决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就“十三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向纵深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任务及进一步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力度等问题提出建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进程
(一)推进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
通过建立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对保护对象予以确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201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此次评审工作，首次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提高了对申报文本、图片以及录像片的相关技术要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规范了申报程序。153个新入选项目和153个扩展项目中，包括许多反映中华传统美德、与传统农耕文明和民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加突出了《非遗法》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的意义。
(二)强化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履职尽责的监管机制
项目保护单位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具体保护计划和措施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和核心机构。文化部为了强化对保护单位履职尽责和绩效的监管力度，定期根据各项目保护单位的履职尽责能力、条件和绩效等因素对项目保护单位进行适时调整和重新认定。
2014年3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调整和重新认定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通知》，决定对鼓舞(花钹大鼓)等12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加上2013年调整和重新认定的433家项目保护单位，目前文化部已调整和重新认定了554家项目保护单位，标志着我国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化管理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
(三)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方式全面推进，不断深化
1.抢救性保护全面实施
抢救性保护方式主要针对由于主观和客观、内部和外部等因素，致使面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相关要求，2014年，文化部继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具体工作。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承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业务标准(试用稿)和技术标准(草案)已经制定完成。为推动两项标准的实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启动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等。制定的《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工作的通知》，已完成初稿，正在征求各方意见。
目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已进入实施阶段。各地纷纷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如：内蒙古积极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双百工程”和文化艺术长廊建设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技艺技能抢救项目》；江苏省结合省级以上濒危项目抢救性保护和高龄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实际，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性项目抢救性记录实施方案和评估标准研究工作；河南省组织实施了“河南省稀有剧种抢救工程”，通过对稀有剧种表演团体的生存状况、剧目生产和演出状况、经费和硬件设施状况等方面进行细致调研，基本摸清了当前河南省稀有剧种的生存现状，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收集了大量剧本和道具等珍贵实物，推进了河南省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2.规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立项程序，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经验
整体性保护方式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其实践者的生产生活方式、情感交流体验和精神追求等诸多因素和条件的基本规律，是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目前，文化部以划定特定区域，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2014年，文化部批复设立了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截至目前，共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自2007年文化部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经过7年的探索实践，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思路、模式和具体措施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2014年10月，文化部在山东省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论坛”，论坛围绕着“加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促进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通过专家发言和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代表的经验介绍，共同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有效途径。
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既要对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也要重视民居、古建筑、历史街区和村镇、重要文物等相关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需兼顾到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的具体体现之一，2014年，住建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的指导意见》，评审了两批共600个中国传统村落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通过2014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其中18个予以补助。目前，文化部会同住建部等部门共同评审了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994个，三批共计255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正通过多渠道、多层面不断地深化实践。
3.深化生产性保护，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在活力
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目前，这一保护方式主要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的药物炮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2014年，生产性保护工作得到有效推进，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传承人都更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活态传承。2014年10月，由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在山东省济南市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以“非遗：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主题，展示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突出了生产性保护工作成果。
为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育民、惠民、富民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开展生产性保护活动，探索和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效机制，促进活态传承。2014年，文化部命名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共59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单位入选。至此，文化部共命名了两批100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进一步推动生产性保护，2014年1月，文化部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会同国家税务总局政法司、中宣部改革办赴江西、贵州、云南开展实地调研。根据调研情况，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初步的优惠政策建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通过建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内在动力。以山东省为例，截至目前，山东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依托的企业和经营户达到39170多个，2014年营业收入196.26亿元，利税30.11亿元，从业人员达到265万余人。
4.推进和完善数字化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录及数字化保护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和重点工作。
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业标准》论证和修订工作。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0个分类为基础制定的相关标准，为全面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南。
各地在数字化保护工作方面也开展了许多工作，如安徽省在2013年度完成6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录的基础上，2014年继续与文化部信息共享工程安徽分中心合作，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采录工作。目前，安徽省已经完成2014年度3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录工作的拍摄任务和专题片脚本的撰写任务。
四、进一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需要场所等基础设施提供保障，但是之前一直没有得到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发布，一批具有较好传承潜力、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但目前面临一定困难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选拔出来并给予了支持，以改善其保护、传承和利用的设施条件。经组织专家评审，发展改革委将96个建设项目纳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储备库，并下拨了2014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2.099亿元，对河北、山西、西藏、内蒙古等21个省区的3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设施建设项目进行补助。
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交流与传播
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国际活动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交流中占据重要位置。4月在北京举行的“2014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9月在陕西举行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重要的国际文化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展演活动被作为了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内容。南京“青奥会”期间，中国文化小屋在“青奥村”内最早对外开放，屋内不仅有剪纸、篆刻、泥人面塑、戏剧脸谱绘制等现场展示，还有古筝演奏、京剧演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北京APEC会议期间，主办方在人民大会堂、颐和园、首都博物馆等都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台。2014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太极拳、书法培训受到欢迎，中国传统年节、民俗活动得到了广泛传播。2014年6月25日，第48届“美国史密森民俗节”在华盛顿开幕。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并举办“中国：传统与生活的艺术”主题活动，超过100万民众到场参观。这是近年来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民俗艺术对外交流活动。108位民间艺术家作品的集中展示，让美国观众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亚太中心”)在2014年通过在境内、境外举办培训、研修班以及国际会议等，加强了我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交流。2014年，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撰写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报告》基础上，亚太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信息与网络中心合作完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报告》，这是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为宣传和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做出的切实努力。
随着传播力度的提升和国际交流的深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良好形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仅得到了巩固和提升，同时，也推动了国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工作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六、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全民保护意识
社会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所有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与传承者，只有紧紧依靠社会民众的参与，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保护格局，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2014年6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了第三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暨“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颁奖仪式，为获得“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的60位传承人颁奖；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获得首次设立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这一奖项的设立，是为了表彰为支持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出重要贡献的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了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比如，浙江省在2014年成立了“浙江省企业家振兴民族文化促进会”；河北省与新浪网共同主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之旅”团体自驾游活动，吸纳了车友、文化名人和媒体人参与其中，探访了全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省成立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旨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推进全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七、坚持创新意识，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途径
研究和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各种理论问题，总结其传承规律，寻求符合其内在发展规律的有效保护措施和方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出的一项急迫任务。
2014年，为调动传承人参与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探索建立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规律和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4年12月25日，受文化部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召开“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评审工作会议”。此次评审是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及专家提名的候选机构中评选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建议机构10个，这个过程体现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的密切结合。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重视也逐渐凸显，2014年7月，为充分发挥高校学科和人才密集的优势，江苏省文化厅命名了南京大学等14家单位为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青海省也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基地申报、评审和认定工作。
八、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一)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级人才培养
2014年，我国在传承工作方面继续推行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传统的传承体系进行有效补充与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增设了硕士学位“传统技艺”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研究方向，聘请多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导师。今年，再次发布《2014年招收2015级攻读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拟继续招收“传统技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业人才培养
采用国家专业艺术研究机构与地方文化部门合作，国家专业艺术研究机构提供学术教学，地方负责提供教学场所和组织学员的方式，为地方着力培养一支依法科学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队伍。2014年9月1日至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和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在拉萨主办“2014春雨工程—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培训班”，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选派7名专家赴藏对自治区内7地(市)、74县(市、区)的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区直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管理人员和部分传承人等近一百二十人进行授课。
(三)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合理利用及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家为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指导；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也意识到发掘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的重要性，以多种形式促成专家与传承人的联系。2014年，这种合作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如江苏省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与贵州省雷山县积极探索校地合作，由美院师生赴雷山考察，在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调研后，设计出苗族银饰、苗族服饰等作品提供给雷山地区的传承人，由传承人制作出成品。这种合作不仅让师生们汲取了创作灵感，提高了传承人的积极性，也让苗族文化走出了大山；西藏林芝地区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一个由设计师组成的学术团队，为林芝地区传统工艺项目提供了既具有国际视野又不失文化情怀的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支持，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使当地民众在不脱离日常生活的状态下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生产，自主性很强，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紧密结合。
(四)采取传承人认定新举措，完善传承体系
2014年，一些地区推出了有针对性的创新举措。2014年12月，在浙江省温州市公布的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群体名单中，10个代表性传承团体、18个代表性传承群体首次得到官方认可。这是国内率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由个体概念扩展至团体和群体的一次地区性实践，这种遵循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与经验探索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取得全面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孕育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在新的形势下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城镇化是实现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是我国未来几十年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如何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如何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出并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始，也深刻地认识到受到文化单一化、武装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人口外流、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威胁，主要依靠心传口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我国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累了不少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也带给人们一些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完善尚需加强，以避免聚落空间变迁造成有些项目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等。在保护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过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层面的保护而忽视了文化内涵的传承。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开自身存在的文化土壤，这种保护便是无源之水。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索出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规律的各种保护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城镇化进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化建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新问题、新困难的不断出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推进城镇化。要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续传承。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在城镇化进程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够为符合新型聚落格局的文化空间建构发挥作用；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发挥作用；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当前形势，一方面需要抢救整理，化无形资源为有形资源；一方面要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并保护最适应其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以焕发其鲜活的生命力。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适时推进《非遗法》的修订完善，尽快出台实施细则，使法律权利、法律义务和法律行为后果，以及执法主体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要建立起《非遗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协调配合实施的有效机制，并加强执法检查和普法工作。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完善要注意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协调和配套。如与涉及传统医药、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原材料供应的珍稀物种保护和珍贵矿产资源保护等专门法律衔接配套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队伍需不断壮大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及章程自2006年制定出来，至今已有8年。委员会中已有部分成员去世，也有一些委员因年龄和身体等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委员职责。扩充专家库储备、优化专家知识结构，并重视补充新鲜血液促进专家的知识更新，进一步发挥专家委员会智库职能非常必要且紧迫。
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加强对保护理念、方式、措施的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保护工作的推进和深化，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要适时调整。进一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认知，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内在动力，重视立法保护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纲领性和保障性意义，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通过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和辛勤工作，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已逐步形成，它与行之有效的保护实践相得益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在今后的工作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要不断探索新思路、新途径，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由于文化冲突带来的复杂局势，并力求在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为维续人类文化多样性，增进世界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发挥更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