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的2000年4月，在胡耀邦同志逝世11周年的忌日，我独自一人专程到江西共青城富华山坡拜谒了胡耀邦陵园。在胡耀邦的墓碑前、在共青城的大街上、在鄱阳湖的水岸边，在德安县的旅社里、在归途的列车上、在住所的台灯下，我眼含热泪，满怀着深切的追怀和无尽的思念写下了长歌当哭的心血之作——《雨中拜谒耀邦陵》，2002年7月，此文被收入散文集《千古正气》之中。
前年春节刚过，我应一位北京九十多岁离休老干部的约请到深圳帮他整理书稿。在返程途径长沙时我决定下车去瞻仰胡耀邦故居。
我从长沙下了火车，匆匆赶到汽车站，乘公交车到浏阳已是傍晚时分了。在一个小旅社住了一晚，天未大亮我就起身赶到汽车南站，乘那种当时唯有通往目的地的农用小车到了我多年来一直心向往之的胡耀邦故居——浏阳县中和乡苍坊村。
说来也怪，那年到富华山耀邦的墓碑前时，刚说了句“耀邦同志，你走得太早了，我来得太晚了……”，话未说完，突然一阵风来，顿时大雨如注。我仰天大呼一声“泪飞顿做倾盆雨”，难道上苍也理解人的感怀和心情吗？
几年后的今天，我千里迢迢来瞻仰耀邦故居，怎么老天又下起雨来了呢？雨从浏阳就开始下了，直到我离开苍坊时雨仍一直未停。
要回去了，我在耀邦故居的院子进进出出，在故居的房前屋后转来转去。内心的那种情愫，那种留恋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最后，我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苍坊，经浏阳、长沙返回安徽。
几年过去了，胡耀邦故居的瓦舍、老井、小桥、流水、青松、劲竹、红叶、残荷等等景物依然如在眼前，树林里、竹丛中小鸟婉转的叫声依然响在耳边，特别是耀邦故居中那副“屋矮能容月，楼高不染尘”的对联，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我无穷的遐思……
胡耀邦高居庙堂，我则隐身江湖，但我总感觉与他特别亲近，没有任何距离。我与胡耀邦是两代人，但我感觉与他不仅没有什么所谓的“代沟”，而且感觉与他的心是息息相通的。我与胡耀邦非亲非故，在他生前没有幸运与他见上一面，甚至连一个字的交往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他在我的心目中如此崇高，以致他与世长辞这么多年了，我仍然时时刻刻地感怀他、思念他，即使在报刊、网络和影视中看到他的照片我也会感到非同寻常的亲近、愉悦和满足？
这是他的无上功德、浩然正气、道德风范、伟大人格和共产党人的良心对我感动的结果，以致使我不到他的灵前拜谒、不到到他的故居瞻仰就时时感到不安，就视为此生的一大憾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是我心中的巨人、心中的高山、心中的丰碑！
胡耀邦盛功大德首推平反冤假错案
长期以来，由于极左盛行，运动频繁，各地区、各机关、各部门、各行业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一伙更是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有关资料披露，全国被立案的干部就有230余万人，无辜民众蒙受冤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成千上万的蒙冤者走投无路，申诉无门，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无所畏惧地冲破极左的束缚，挣脱“两个凡是”的禁锢，坚定不移地表示：为了“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当有人劝他“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时，他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胡耀邦对待蒙冤者的申诉，他总是感同身受，寄予同情，并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洗雪冤屈，讨还公正。他把接待干群来访、批阅人民来信当作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社情民瘼的重要渠道，因此对“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作风深恶痛绝，决心彻底改变。他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之初，就严格要求工作人员：“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从而确保了下情上达的渠道畅通无阻。
胡耀邦特别强调要恢复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他对广大干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提出组织部要敞开大门，坚决改变“门难进、人难见、事难办”的现象。他要求凡是来找他谈问题的干部或者给他的来信，任何人不要推挡和阻拦；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本人或家属子女来部里反映问题，都要满腔热情地接待；有些外地的老同志来京谈问题或治病，一定要负责安排好住宿和生活，并为他们提供方便。许多干部群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非常动情地说：“到中央组织部来，感觉像当年从战火纷飞的前线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一样，党员干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批阅人民来信和申诉6000多件。胡耀邦阅看人民来信和蒙冤者的申诉特别认真，如“大右派”葛佩琦收到胡耀邦对自己申诉的批件时，发现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葛佩琦才意识到自己一时疏忽，把“四月二日”写成“三月二日”了。胡耀邦连申诉人落款处的一个字的笔误都能发现，说明他对人民来信和蒙冤者的申诉是何等的认真，何等的负责！
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胡耀邦勉励办案人员：“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要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作家从维熙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径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当他数月后回到北京母亲住处时，一封发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铅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炼。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一位日理万机的中央领导居然亲笔给一个申诉的蒙冤者写了满满两张纸的回复，并且按蒙冤者的要求将回信寄到其指定的地址，现在听来简直是神话！
面对存在的大量冤假错案，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这是何等的气度！这是何等的魄力！何等的担当！什么是担当？这才是真正的担当啊！现在不少官员把“担当”一词当作口头禅挂在嘴上，其实他们对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对冤假错案置之不理，对自己的错误文过饰非，上推下卸，这种人大谈“担当”，这是对“担当”的亵渎，徒增笑耳！
胡耀邦竭尽全力平反大批冤假错案，使千百万蒙冤者重见天日。他还发誓：“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对他平反冤假错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当前，重视民众呼声、与民众保持血肉联系、切实解决民众冤屈的好官肯定是有的，只是我还无缘幸遇。但是毋庸讳言，那些热衷于做官当老爷的官员却是经常可以遇到的。他们对人民来信，从不拆阅，一切由秘书代劳。对蒙冤者的申诉更是不屑一顾，置之不理，致使许多冤假错案长期拖而不决，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的形象。
倘若不信，你或者亲友如有冤屈，可以给上级领导写一封申诉，你如没有冤屈，可以写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作建议，试一试，看他们是不是理你？
胡耀邦一生刚正不阿，嫉恶如仇、铁骨铮铮
胡耀邦一身正气，对阴谋家、野心家和奸佞权贵不管他们如何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他都嗤之以鼻，敢怒敢言。如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周倜问他如何评价“四人帮”时，胡耀邦无所顾忌地冲口而出：“一群疯狗！”
他对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非常反感。而且公开直言不讳地说过：“我对江青印象不好，她有点矫揉造作。”这些直言必然给他带来麻烦。在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胡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时，有人找胡耀邦谈话并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呢！”
对整人专家、党内大奸康生，胡耀邦早在延安时期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他就不与康生交往。因为他认为康生左得出奇，喜欢整人。他在1942年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把一批知识分子和年轻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自首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职务。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大权在握，炙手可热，可是那天晚上，胡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 在九大会议上，康生主动伸出手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不予理睬，扭头便走。康生对胡耀邦怀恨在心，利用权势，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对胡耀邦实施报复，终使胡耀邦未能当上“九大”中央委员。
胡耀邦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误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那种“笔杆子”，他们好像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他想用什么，就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胡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梁效”等就是这类人物，是名副其实的林彪、“四人帮”的“御用文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那几个人呀，‘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他们能‘颠狂'多久，‘流'向何方？我们走着瞧吧。”由此可见胡耀邦眼光之独到，见解之犀利！
胡耀邦还一针见血地批判那些帮八股的文章：“任何骗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文章，凡是装腔作势，高深莫测，让人看不懂，动不动就训人的，肯定有问题” 。
胡耀邦一生光明磊落，正直坦荡，不说假话，不冤好人
胡耀邦一生从不借故整人，冤屈同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胡耀邦都不屈服于权势和压力伤害任何人。如在干校劳动时军代表要他揭发邓小平，他严词拒绝说：“我没有什么揭发。”要他写别人的“材料”，他不投别人所好，顺杆子爬，以邀功请赏，摆脱自己所处的困境，而是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宁愿自己迟迟得不到“解放”，也不伤害任何人。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乱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文革”中，湘潭的“造反派”头头到北京逼胡耀邦揭发湘潭地委副书记高臣唐的“罪行”，胡耀邦霍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义正辞严地说：“我在湘潭是地委第一书记，如果工作上有什么偏差，我负完全责任，与高臣唐无关，更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几句堂堂正正的话保护了正在被人构陷的高臣唐，那些心怀叵测、罗织罪状的来者一无所获，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他曾对干校的学员盛禹九说：“我们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难免的，是很正常的。正确或错误，要靠实践来检验。作为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投机取巧，胡说八道。”
胡耀邦宅心仁厚，良知不泯，善待同志
对人的处理，胡耀邦严格恪守实事求是、治病救人、慎之又慎的原则，对那种无限上纲、罗织罪状、无情整人的鬼蜮行径深恶痛绝。他曾提出要“冷处理，软着陆”。所谓“冷处理”，就是不能在头脑发热、不够冷静或群情激愤时处理人，放下来等冷静时再处理；所谓“软着陆”，就是指批评、处理人要根据不同性质、不同情节、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地公正处理，让人口服心服，不能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
胡耀邦的秘书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对受到误解面临厄运的同志，胡耀邦总是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保护，尽量将灾难降低到最低程度。对落难的同志，他不但不歧视，不冷落，而是满腔热情地予以鼓励，如1957年整风鸣放之际，《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提出突出青年特色，应当精细加工，不要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不要将报纸弄成“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这些话遭到批判。胡耀邦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不过是说了“糊涂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加之此前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已经在邓小平面前说了张黎群的不少好话，这才得以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1958年8月的团中央全会之际对张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胡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总之一句话，胡耀邦坚持不能把自己的同志当做敌人对待，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这句话说一说不难，真正做到并非易事。几十年来，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错整了那么多无辜的好人，不都是“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的结果吗？不过，胡耀邦从来没有“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个。
胡耀邦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纠正错误
胡耀邦一生光明磊落，正直坦荡，出了问题从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而是敢于主动承担责任。五十年代后期，原团中央书记项南曾受到不公正的处分，胡耀邦一直深感不安。1978年12月25日，他致信中组部陈野苹副部长，坦陈“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重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并说：“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1977年2月，在西苑饭店召开的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胡耀邦公开说：“团中央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并当众表示“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说着就向陈模三鞠躬，又向整个会场三鞠躬。陈模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清楚的记得，团中央打右派时，胡耀邦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听说打了一批右派，立即尽最大努力做了许多保护和挽救工作。可是，现在他却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人！
胡耀邦特别严于解剖自己。1988年，耀邦在与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朱尚同谈话时说：“我也讲过违心的话。我这个人做过些工作，也犯过错误，就不说了。但回顾一生，有两件事实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匆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刘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且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位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
把自己在强大政治压力下，同与会绝大多数人一样迫不得已做出的违心之事痛加解剖，认为这是“难以原谅自己的”错误，甚至将其提高到“做人道德”的高度严加审视，这是何等富有良知的精神！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胸怀！官场之中，做到这一点的能有几人？
胡耀邦反对个人迷信，勇于独立思考
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胡耀邦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说：“毛主席哪能万岁呢？只有封建社会才喊皇帝‘万岁'，我们不能搞封建社会那一套。”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袖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绝不要盲从。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掰着指头对人说：“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多少好人?
胡耀邦这种实事求是、勇于独立思考的精神是非常可贵、值得学习的。
胡耀邦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深得广大干部民众的爱戴、崇敬和怀念，他去世这么多年来，像笔者这样自觉、自动、自费到富华山拜谒胡耀邦陵园和到浏阳苍坊瞻仰胡耀邦故居的人不计其数，如江苏省海安县下放老知青高洁因感念胡耀邦，披星戴月蹬自行车骑行8天到江西共青城拜谒胡耀邦陵墓。胡耀邦故居工作人员告诉《凤凰周刊》，每年都会有一些坐轮椅的白发老人来到胡耀邦故居。导游小李说，有很多人举起了自己随身带来的纸牌，上面写着“胡耀邦救了我”几个大字。这些老人大都八九十岁了，深感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不管自己多么年老多病，行走不便，即使坐轮椅也要来苍坊表达自己他们对胡耀邦大恩大德刻骨铭心的感念之情，否则将是此生的最大遗憾。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曾撰文说：“耀邦同志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而且越来越深地怀念他，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呢。因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如果问我对胡耀邦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家如此怀念他，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诚哉斯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胡耀邦是一位伟大、杰出的实践者。因为，他给人们带来的福祉，不是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前提的。他义无反顾地冲破极左的束缚和“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大批蒙受诬陷和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昭雪，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了吗？没有！他顶着种种压力，排除重重阻挠，为55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改正”，使他们得到解放。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了吗？没有！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毅然决然地为千百万饱受歧视、虐待和凌辱的“贱民”恢复人的资格和尊严，使他们重见天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了吗？没有！他摒弃兴一家、灭一家的极端、野蛮的做法，秉持良知、公平和正义，果敢地恢复亿万蒙冤者应有的尊严和权利，同时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正是胡耀邦的伟大之处!
我从来没有把胡耀邦视为太阳，但他的恩泽却像阳光雨露一样滋润着我小草般的身心；我从来没有把胡耀邦奉为神灵，但是他神奇地改变了我几乎是铁定的厄运；我从来没有歌颂胡耀邦“爹亲娘亲”，但确实是他赋予我一条崭新的政治生命！
胡耀邦是我心中的巨人、心中的高山、心中的丰碑！我爱耀邦、我敬耀邦、我哭耀邦。耀邦不死、耀邦不朽、耀邦永生！胡耀邦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2015年11月20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