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人格魅力，为世人所称道。越是经历弥久，这种人格魅力越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使得胡耀邦研究能够长期“热度”不减。如何理解这种强大的吸引力？仅仅在“犯了错误的杰出领导人”这个概念上做“加减法”，似乎早已不能说明问题。近年来有不少文章，用了一些新的提法，听来倒是别有道理。其中突出的例如，认为胡耀邦是党的领导人中的“异数”，是一个“特例”，有的则直接把他称为“非典型领导人”。这些说法，用来描述胡耀邦异于他人的特别之处，委实是要准确得多。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些说法包括的另一层含义：这是不是意味着胡耀邦现象是“支流”而非“主流”，没有什么代表性？如果胡耀邦现象没有代表性，它何以作为一种现象存在？如果连“现象级”都够不上，其意义又在哪里？意义没有了，恐怕研究它的意义也要打折扣了。这是我感到困扰的问题，也是我虽然认为上述提法有创意、但仍持保留态度的原因。
在我看来，关键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不能就胡耀邦个人研究胡耀邦。必须把胡耀邦和党的发展逻辑联系起来看，把它和党的建设的轨迹联系起来看，才能对胡耀邦现象和胡耀邦的历史地位有一个更加准确的把握。
一、胡耀邦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源流
按照教科书的经典说法，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定论本身无需质疑。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谁来完成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不会自动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要靠人来完成。什么时候结合，怎样结合，都取决于此。二是，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不承认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而后人对它的解读，则因人而异，存在很大的不同。
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早有：完成中国共产党建党大业的，是一批在走向共和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作为先驱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是他们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它和后来的五四运动一起，成为中国现代史开始的标志。许多研究者把这一时期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所倡导的传统和精神，我在这里把它统合成“五四民主科学传统”的概念。既然新文化运动和后续的五四运动都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这样概括应无大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源流。中共为何建立？为民主，为共和。中共何以生存和发展？高举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没有这些，便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和理由。五四民主科学传统是建党之基，是党的合法性的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来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传统和精神里只有民主和科学两个内涵。事实上，作为启蒙运动，涉及启蒙的一系列理念，都是包含其中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通常被概括为：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这里面，就包含了民主、科学、个性解放、文学革命等内容。研究五四运动的美国学者周策纵则表述为“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轴的‘五四精神’”。相比之下，我以为这样的概括更全面。“人道”确实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中共主要创建者的陈独秀、李大钊一开始并不太接受“阶级斗争”方法，无疑首先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人道”理念。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共接受了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值得深究。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西欧已经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和中国国情并不符合，由此推导出来的方向和路径也都缺乏针对性。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被这些秉持五四民主科学传统的人们接受下来？是由于俄国的十月革命。毛泽东说得很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内涵丰富、准确。十月革命以实践为我们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道路、手段的启迪，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对我们“管用”的东西，中共因此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由于十月革命，那些正在寻求救国救亡道路的知识分子不但看到了光明前景，而且看到了达成目标的具体方法和现实路径。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接受的是被十月革命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列宁主义。至于说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看做一回事，为什么认同苏维埃模式和布尔什维克党模式，则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认知水平所致。人们向往苏俄，是因为相信苏俄实行的就是“最广大、最彻底的民主”，相信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陈独秀1920年9月写的《论政治》一文被认为是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在文中陈独秀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便是“最民主”的政权。李大钊在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中，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因为在他看来，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它的前景，“就是世界革命和世界民主”。
我们通常说，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是在由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才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如果把放弃“旧民主主义”等同于放弃民主，则是莫大的误识。在他们眼里，苏俄模式与民主不但并行不悖，而且基本上是同义词。他们并不是因为否定民主而成为共产党人，而是为了追求“更高民主”而接受马克思主义。
因此，五四民主科学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之脉。传承者首先是对这一命脉的传承。应当承认，从历史看，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脉象”并不很稳定，甚至有很弱的时候。但既是“命脉”，就始终存在。而且无论党怎样变化，以维护这一合法性为己任者仍然生生不息，他们是党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的中坚。胡耀邦就是其中之佼佼者。胡耀邦不是党的创始人，但他始终自觉深刻地把握这一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说，胡耀邦既非“异数”，也非“另类”，更非“特例”。这些真正的使命传承者不一定拥有众多的数量，但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他们是主干，是党的“主流”和“正统”。
二、胡耀邦和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的党内矛盾与冲突
在共产国际和苏共在全世界强推俄党模式的环境下，各国新建立的共产党都采纳了这一模式，当时的中共自然无法例外。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苏共模式是党之体，五四民主科学传统是党之魂。但如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个以高度集中、缺乏民主为特征的模式和民主科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并不相容。不能否认这种模式在进行武装斗争的特殊时期使党的战斗力得到了有效发挥，但另一方面，其中包含的矛盾和冲突也始终存在，并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始终。
第一个面对这个矛盾的党的领袖是陈独秀。共产国际把中共作为自己的一个下属组织，要求中共对它无条件服从，这使中共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瞎指挥面前无所适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红军的失败，根据地的丢失，都是这种模式在中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当时陈独秀等人做了抗争，共产国际还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中共。这种状况，反过来又毒化了党内政治氛围。陈独秀晚年对这种矛盾和冲突有深刻的认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由于写了《多余的话》，人们都记得他。极“左”时期认定《多余的话》是瞿的悔过书，显然是无稽之谈。但文中表露的消沉，确实真实可感。后人分析原因，有把它解读为自己作为文人、书生而不胜任的，更有提升成对王明路线批判的。总之，争论全部在它所反映的矛盾心态上。这个矛盾从何而来？杨尚昆回忆：“大约1962年主席看了《多余的话》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最多是动摇，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还是可以谅解的。’”
促使瞿秋白把这“可说可不说”的“多余的话”说出来的，是“历史的纠葛”。不得不反对陈独秀，不得不成为中共领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不得不领导暴动，一系列的“不得不”背后，固然和违反个人热衷文学的兴趣有关，更由于对当时政治的厌倦，经不住这种“磨炼”。“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他讲到1931年开始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消极，说从那时候起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而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说自己“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尔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会立刻停止怀疑，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瞿秋白一语双关地发问：“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瞿秋白的消沉，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酷无情引发的消沉；瞿秋白的沉闷，也是因中共像木偶一样毫无主动性而产生的沉闷。今天看得清楚，这其实对俄共那种党内斗争模式的批判和质疑。
民主、科学是不是和苏共模式必然不相容？这个问题，仍可供研究者讨论。但是，组织内的权力过于集中，确实容易导致组织自身的异变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排斥，这也是实情。上个世纪初，德国学者米歇尔斯在对欧美政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寡头政治铁律”说，对组织自身发生这种变异的可能性作了充分的论证。后来包括苏共在内的许多政党的失败都证明，由于掌握了权力而又缺乏约束，这种异变会成为现实，党会越来越从实现特定价值目标的工具转变成目的本身。进入21世纪后中共提出“四个危险”、“四个考验”，说到底也是面对这种异变的可能性在上升而表达的忧虑。
可见，民主科学传统和集权模式同存于组织之内，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在党内，这种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体现为，组织发生异变的可能性在增加，特别是在执政之后权力缺乏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党内民主往往会受到严重损害而逐步弱化；另一方面，党内也一直存在与异变抗争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讲，林牧先生提出的关于中共内部存在以国为本（更确切些说是以权为本）和以民为本两类不同人物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每到危难时刻和转折的紧要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捍卫五四民主科学传统。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开始，中间有张闻天，每个时期都会有这样的代表人物。在这个队列中，就有胡耀邦。他响当当地代表了共产党内执政的一代。
当然，在苏共模式中保持五四民主科学传统，对于一个组织很难，对于个人尤其不容易，不太可能保证人人都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更多的人往往接受制度的形塑，逐渐消磨掉了对五四民主科学传统与精神的坚守，很现实地变成了围着权力打转转的既得利益者。但这种传统与精神毕竟是党的命之所系、政治合法性之所在。它会作为一种使命，警钟长鸣地提醒每一个在党之人。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据理相争的时候，无疑因为他胸中涌动着这种使命感。当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时候，相信他也是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使命。而胡耀邦主政的上个世纪80年代之所以被看做激情燃烧、蓬勃向上的年代，说到底是因为人们仿佛看到，五四民主科学传统的启蒙之光又被胡耀邦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重新燃起。
三、胡耀邦是党的道统的忠实传承者和捍卫者
民主科学精神不仅是中共的传统，更应该是党的道统。传统可能丢失，也可失而复得地“回来”，道统则作为党的合法性的根本依托而存在，不可有须臾的动摇。一旦这个道统被削弱、被忽视、被虚化，合法性危机就会不期而至。
毋庸置疑，胡耀邦就是这个道统的最忠实的传承者和最坚决的捍卫者。对于这一道统的极端重要性，胡耀邦的认识深刻而清醒。他强调：“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在他看来，人民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当年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意识和由此带来的民主预期。没有这一点，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
对党的领导者而言，民主首先最直接地体现在作风上。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各类文章所涉及的例子举不胜举，在此无须赘述。但是，如果把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民主作风作为民主的全部，这种理解就未免肤浅了。在胡耀邦眼里，民主既不是抽象的口号，也不仅仅是一种作风。它是民主、自由、平等、人道（人权）、宽容等多种元素的系统化和立体构建。唯此，它才在真正懂得它的人身上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由内向外散发的气质。很显然，胡耀邦的理念是对五四时代民主科学理念的回归。
例如，民主在他心目中贯通着“人民是主人”的理念。1979年7月1日胡耀邦组织编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明确指明：我们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遇到的严峻考验，就是做人民的公仆还是做人民的主人。有这种理念在先，民主才可能朝制度的方向进行探索。同样是在这一年，胡耀邦提出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直接选举和竞选的问题。对此，胡启立体会得很深刻：“据我的观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为总书记，他不仅是把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视作政治家个人必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品质，而且一直在思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问题。”
又如，“人民”在他心目中不是说辞，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活的个体。因此，胡耀邦语境里的“人民”既有实感，更有痛感。有了这种实感和痛感，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为30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平反，为55万“右派分子”正名，给几千万地富反坏摘帽，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支持发展民营企业，坚定不移地做市场经济的推动者，身体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一系列举措，才都会顺理成章地成为胡耀邦的必然选择。
再如，人们总是难以忘怀耀邦待人诚恳的一面。其实，若缺乏发自内心的人文情怀和人道精神，即便是“民主作风”，也会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为民做主”。胡耀邦给大量蒙上不白之冤的人还以清白，有人便质疑他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这种情怀也使胡耀邦常怀忏悔之心。在党内，他对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时举手忏悔，对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举手开除刘少奇出党忏悔。在执政层面，面对过去的曲折，他多次以党的领导人身份说到，共产党没有用好权，对不起人民。
对于党内因缺乏民主而造成的不良政治生态，胡耀邦的思考也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这是促使他更多地从制度上探索民主问题的认识论基础。胡耀邦在党经历了文革这样的大挫折、大灾难后更加明确地把封建专制主义看做民主的大敌，突出显示了他对于五四民主科学传统与精神的秉持和传承。早在1977年批“四人帮”时，胡耀邦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李维汉找邓小平、胡耀邦交谈，认为我们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却一直没有把肃清这个毒害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1979年和1980年，他多次建议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思想战线上最重要的任务，希望中央完成这个任务。胡耀邦对此深表赞同。
时代发展到今天，党的建设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但是，党的道统没有变，也不应该变。令人遗憾的是，不能不承认，五四民主科学传统和精神与根深蒂固的苏共模式影响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不但依然在若干方面顽强地存在着，而且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侵蚀作用，以致坚持五四民主科学传统，正在成为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胡耀邦们的坚守更显得弥足珍贵。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更加深入地研究胡耀邦、学习胡耀邦的意义所在。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一级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