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2年1月新的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曾希圣出任省委书记起算，至今已68年，其间有17人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一职（包括一段时间内设置的省委第一书记）。建国之前于1949年2月成立、由宋任穷任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因只存在1个多月，故未计算在内。
作为一个出生、成长并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江淮大地上的安徽人，我虽然与历任省委书记都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了解不多，不能妄加评议。但是，凭我个人的听闻和感受，这些“封疆大吏”给我印象最好、评价最高、发自内心崇敬的，一是李葆华，二是万里、三是黄璜。
李葆华在安徽有“李青天”之誉。他在安徽工作仅4年多一点，但平反冤假错案2万多件。据《张恺帆回忆录》载，李葆华来安徽任职后的新省委指示：“凡属冤、假、错案，包括右派，有多少平反多少”，使大批蒙冤者重见天日。不仅如此，对平民百姓的疾苦，只要反映到他那里，他不推不拖，总是尽力、尽快予以解决。如蚌埠火车站职工张承友因公致残，身边需要人照顾，渴望早日把在大西北工作的妻子调到身边，以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这样的问题，本来是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应该解决的，何况还是因公致残，更应该尽快解决。然而，他费了不少周折就是解决不了。在几近绝望的时候，他忽然想到“李青天”，于是决定试一试。他赶到合肥，无奈省委的门卫不让他上楼，他便在楼下等候，下定决心，不见不走。“皇天不负有心人”，当他看到李葆华从大楼出来走向汽车时，他连忙一瘸一拐地奔过去，双手抓住李葆华的手，泪流满面。工作人员要把他劝走，被李葆华阻止。李葆华没有像绝大多数官员那样叫他去找有关部门，一推了之，更没有置之不理，扬长而去，而是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之后，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迅速写了几行字，撕下来交给张承友，并告诉他回去找李彬。不久，他的爱人顺利地从甘肃凉州调到蚌埠工作，长期困扰他的一大难题终于因李葆华写了几个字得以解决。
回顾信访史，像李葆华这样接待、处理群众上访形式的事例，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至少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这使我想起西班牙哲人葛拉西安《智慧树》中的名言：“拥有权力可以让你行善更容易”。任何官员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做坏事、恶事。也可以用来做好事、善事。拥有权力的官员只要心怀良知，敢于担当，有时说一句话、批几个字就能解决平民百姓很难解决的困难，就能使身处逆境的人摆脱艰难的困境，踏上人生的坦途；就能使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蒙冤者沉冤得雪，重见天日。可惜，拥有权力同时又拥有善心、愿意做善事的官员犹如凤毛麟角，是很难幸遇的。
后来，当张承友听说李葆华逝世的消息时，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元宵节那天，他万分感慨地说：“今天是正月十五，我要给老书记烧把纸。”
一个官员为人做了好事善事，从而赢得普通平民一声由衷的赞誉、一把滚烫的热泪、一生难忘的怀念，那么，这位官员必是一位难得的好官。
再说万里：1975年，第一次复出的邓小平针对各行各业因动乱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展整顿，出任铁道部长的万里对铁路系统厉行整顿，努力恢复正常秩序。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万里也被贬到辽宁营口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6月16日，万里被中央召回北京。中组部负责人与万里谈话，说中央考虑让他去湖北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万里一边在家里查找有关湖北省的资料，一边等待中组部的正式任命。万里决定到湖北之前看望一下邓小平，向这位老首长辞行。此时的邓小平虽然还呆在家里，但第二次复出已成定局，只等待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复出。他听万里说要到湖北任职，迟疑地说：“不对吧，怎么到了湖北？”万里说：“中组部跟我谈的话，还能有错！”邓小平说：“我不是说湖北不能去，相对而言，安徽是个重灾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得去安徽，给我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万里笑了，说：“话已经谈了，怕不好更改了。”小平挥了挥手，说“你不要急着报到，再等一两天。我会向中央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的省份，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
邓小平说：“安徽是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贫穷大省。贫穷是历史上就出了名的。造反者揭竿而起，那里出了个洪武皇帝，也是乞丐出身。最后也没有摘掉安徽贫穷落后的‘桂冠’。我们共产党来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好呵！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安徽、河南那一带的大饥荒，教训沉重，我们国人是不能忘记的。这里又是‘文革’的重灾区，饱受‘四人帮’破坏和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激烈，造反夺权，打倒一切，闹得很凶，极‘左’思想十分严重。1967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驻皖部队派出一批部队干部支‘左’，在制止武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时间长了，一些支‘左’的部队也陷入了派性大战：‘好派’与‘屁派’。‘四人帮’被揪出之后，全国上下投入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可安徽省委却按兵不动，死水一潭。借口说安徽情况特殊，‘四人帮’没有插手安徽。因此，对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不积极，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已捂了8个多月的盖子，成了全国最后一个还没有解放的‘台湾’省。这怎么能行啊！”
党中央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决定任命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职务。1977年6月21日，万里从北京抵达合肥，
据金寨县党史县志办档案局胡遵远《金寨之行促使万里“改弦更张”抓农村改革》一文披露：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就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同时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并将那些没有问题、却被“靠边”和仍然关在“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与此同时，许多县市要求紧急调拨粮食的报告和各地关于逃荒要饭人数剧增的信息接连不断地送上来，万里深感事态严重，于是他决定亲自下去做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万里指定省委班子中长期分管农业的王光宇和他一道下去，并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一看、二听、三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通过所看、所听、所问，心情极为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十分感慨地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在定远炉桥，看到一个上身没穿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山芋(红薯)干子!”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于是，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地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了，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就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11月7日，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金寨县，县委书记带着他的班子前来迎接。万里逐一握后手说：“不需要这么多人来陪我，金寨还有60万人口，你们该干啥干啥去。给我一个县办主任当向导就行了。”
万里到一位老红军家，听老人说他家一天只吃一顿饭。“万里进了屋，两眼一扫，只见家徒四壁。这边是锅，那边是床。母亲和两个闺女在床上，缩坐在一起。旁边的被子已露出了棉絮。”而且“他们全家只有一条裤子，穿在了老头的身上。”
万里又到一位陈姓老红军家。“陈老先生14岁参加工农红军，膝下无儿无女，时下已经71岁，他与小他7岁的老伴相依为命。两位老人骨瘦如柴，手臂上的青筋鼓得老高，脸颊像核桃似的，营养极其不良。70岁的人长得比80岁的人还显老。
老人对前来的万里说，“前天不知吃了什么树叶子，五天没有大便，多亏老太婆用树棍、硬是把石子般的粪蛋从肛门里一点一点地给抠出来，要不然今天还见不到你们哩!”老人说了一大通沉痛的话，“说完眼眶中涌出一汪泪水……”
“从这位老红军家里走出来，万里又来到另外一户农民家。看上去这户农民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万里在锅灶旁边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当晚，在金寨县委(扩大)会议上，他第一次摔掉了自己的帽子，他激情四射!他把自己全天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地向大家兜撒出来，质问在座的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从书记到县长，他一个一个地挨着问，目光灼人。”最后他长叹一声:“中央把我派到这个省，我万里也有责任呵!想想我们解放都快28年了，老区还是这样穷，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呵，四口人一条裤子、食不果腹，我们何颜以待?问心有愧呀!过去只听说大别山区还很贫穷，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贫穷到这般地步!老是莺歌燕舞，这个问题不解决，三年禁讲莺歌燕舞!讲实话是要被打倒的，我已经是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了，我不怕第三次被打倒!救火救急。你们立即调查，金寨究竟有多少人过不了冬，缺欠多少，如实上报，我来救济!”他还鼓励各级干部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展竹木加工。利用山区的水利资源，多办一些小型电站。提出“一定要把公路都修通。你们计划一下，民工建勤也好、民办公助也好，要尽快地把全县的公路都修通，越快越好，公社要先通车，省里可以考虑支援你们一些交通工具。二是解决国家兴修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占用你们十万亩土地的问题。你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库区生产搞上去，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然，国家也要尽力支援、尽快落实电费提成问题。万里一再指出，你们县现在有的农民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怎么能搞好四个现代化?”
“一个星期后，金寨县要求的救济报告送到了省委，送到了万里的桌上。万里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拨批金寨县救济金120万元;救济棉14.5万斤;救济棉布108万尺;救济粮50万斤。”
消息传到金寨，老区人民奔走相告。那位姓陈的老红军领到救济粮时，才知道当时到他家做客的就是省委书记万里，他激动地说,有这样的好干部，我们党有救了。以前有个包青天，现在有个“万青天”啦!安徽有希望啦!
从金寨回到合肥，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二十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十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里面有问题!这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了!“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都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几次都说不下去话了。“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很快，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震惊全国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做出了包括“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等内容在内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文件下发后，干部在台上宣讲“省委六条”，人们在台下听。台上念完了，台下就喊“再念一遍！”这文件和过去的官样文章完全不一样。念到关键的地方，比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台下又喊“念慢点儿！”有记者问来听宣讲的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老汉笑着说：“我都高兴！”
定远县严桥公社一些生产队干部说：“《六条》规定实在好!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制宜地搞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
“省委六条”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它坚定、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安徽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安徽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合同中不规定生产费用限额和产量指标，由承包者自行安排生产活动，产品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公共提留以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即“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万里在安徽期间，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山南镇“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崭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的确，
万里通过实地调查，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贫穷，横下一条心，顶住极大的压力，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行“大包干”，一举解决了千百万农民的温饱问题，为农村改革开辟了道路，堪称功德无量！
黄璜，十几岁就参加革命， 1949年入党。建国后在华东局、安徽省委、安庆地委从事机要工作。担任过望江县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组织部一级巡视员、无为县委第一副书记、六安地委常委兼霍邱县委书记、六安地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3月被中央破格越级提拔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1987年7月任江西省副省长。1989年12月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宁夏军区第一书记。
黄璜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坚决执行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当时安徽出了一位经营“傻子瓜子”的个体户年广九。他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炒瓜子，后来办起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傻子瓜子厂，生意越做越大。到了80年代初，雇工竟达到103人之多，其生产能力达到日产瓜子9000多公斤。“傻子瓜子”促进了芜湖瓜子市场的快速发展，不到4年的功夫，芜湖瓜子市场從事瓜子生产经营的企业多达57家。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100万公斤，到了1984年就猛增到了270多万公斤（占全国市场的66%），上缴国家利税达400多万元。
年广九的“傻子瓜子”成为当时全国雇工最多、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从而引起姓“资”姓“社”争论。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在考虑“动不动”年广九的问题。所谓“动不动”就是要不要对年广九采取严厉的限制乃至强制措施。年广九不止一次被关，当然非常害怕。他便给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黄璜收到年广九的信后很快给他复信说：
“年广九同志：
三月二十七日来信收悉。
你是安徽有影响的个体劳动者之一，各方面都很关心你。你决心开拓前进，以更大的成绩回答各方面的关怀，这是非常必要的，我预祝你取得新的进步。”
在当地领导和有关部门准备“动”他，即将要对他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省委书记黄璜亲自给他复信，而且在信的开头就称呼他“年广九同志”，这是对他多么大的信任、保护和支持啊！
黄璜在信中肯定年广九“经办的企业，对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便群众，安置就业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家应该保护你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的正当权益。你在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已告诉芜湖市委，请和光琳（时任芜湖市委书记陈光琳）、街道的同志以及市有关部门联系，他们会关心支持你的。”
黄璜同时指出年广九身上存在的“毛病”，希望他尽快改正，合法经营，正确对待那些没有公正对待你的人，努力争取更大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黄璜的复信使年广九吃了“定心丸”，他倍受鼓舞，不再担惊受怕。这封信在安徽日报公开发表，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全省个体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的非公经济一直被视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并受到严格限制和严厉打击。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安徽，个体商业者达17万之多。“文化大革命”后，只剩下700多户。当时社会上对年广九“傻子瓜子”姓“社”姓“资”的争论传到中南海时，邓小平先后三次提及“傻子瓜子”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全局。”
年广九“傻子瓜子”不仅促进了芜湖个体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全省乃至全国个体经济的发展。1984年底，《文汇报》报道《芜湖由“米市”变成“瓜子城”》。1985年4月，芜湖隆重举办“芜湖瓜子城的形成和发展研讨会”，全国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云集江城，研讨“傻子瓜子”的成功经验和芜湖瓜子产业的发展前景。全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特地为研讨会题词。1986年3月《文汇报》发表上海作家周嘉俊的文章《瓜子城芜湖》。
2008年10月28日，由芜湖市政府主办的《“傻子现象”：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高峰论坛》在芜湖隆重举办。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全国政协第九届常委的黄璜，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省政协副主席王鹤龄及芜湖市副市长程晓苏、王沧江等领导和100多名嘉宾参加了会议。
与会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傻子”是一种现象，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傻子”诞生在计划经济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期，姓“资”姓“社”是当时社会争论的焦点。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被压抑的民间创业激情像潮水般迸发出来。 “傻子”就是这千万个民间创业者的代表。邓小平肯定“傻子”就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肯定，对这个时代的肯定，对社会经济制度的肯定。对“傻子”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肯定。
黄璜是江苏涟水县红窑人。他从1952年7月到安徽工作，1987年7月离开安徽，在这里工作了35年。他对江淮大地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与安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他所说：“系我一生心，不负皖地缘”。
作为安徽人，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任省委书记期间旗帜鲜明地支持“傻子瓜子”的发展，卸任省委书记多年后，仍来芜湖参加由芜湖市政府主办的《“傻子现象”：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高峰论坛》，这充分说明黄璜心中富民强国的情怀和对江淮人民的挚爱始终不泯，老而弥坚。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与八十多岁高龄的黄璜同志见了一面，并亲切握手。那是2018年6月中旬，我到合肥稻香楼宾馆参加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会议。曾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卢荣景、王金山等省委主要领导应邀出席。
15日上午9时，大会正式开幕前夕，与会领导都是从主席台后边的小门走上主席台对名就座的，唯独黄璜从会场后边通过会场的向主席台走去。许多与会代表都站起来向他注目。他热情地与一些靠近通道的同志亲切握手。那天我正好坐在通道旁边，见他走来，出于对他的尊敬，我连忙站起来。黄璜同志笑容满面，伸出右手与我握手，并将左手扶着我的右臂，使我感到像与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握手一样亲切。坐在旁边的蚌埠市史志办郭主任手疾眼快，迅速用手机拍下了这梢纵即逝的一瞬，使我得以保留一张与黄璜同志握手的照片。
亚圣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春秋时期的名士曹刿也说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都是先贤对高官的认知。平心而论，官场中人鱼龙混杂，不是都好，也不是都坏，既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官，也有是非不分、只求保官的庸官和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小人，更有贪脏纳贿、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凡是正直之士，对那些昏庸无能、吹牛拍马、媚上欺下、陷害忠良的坏官，历来都是横眉冷对甚至嗤之以鼻的。我不是见了高官就趋之若鹜、顶礼膜拜之辈，只对那些有见识、气魄、人格和良知的好官才乐于将发自内心的尊敬奉献给他。我对黄璜有好感，所以见他从会场过道走来才起立表示对他的尊敬，对别的官员则未必了。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