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有些人或者因为生性鲠直，敢于直言，或者因为刚正不阿，触犯权奸，或者因为秉公处事，得罪小人，或者因为奸人需要整你作为邀功请赏的台阶，或者因为其它原因，往往会遭遇构陷，蒙受冤屈，从此陷入苦难屈辱的污池而无力自拔。在困境中，蒙冤者当然要四处奔波，倾诉冤情，请求援手。但是，诉冤求助一定要选准对象，否则，往往会事与愿违，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蒙冤是人生灾难中最大的不幸
一个人一旦蒙了冤，遭了难，往往陷入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境之中。犹如一个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突然被几个破门而入的歹徒强行奸污一样痛不欲生；又如一只正在翱翔云天的雄鹰突然被暗箭击断了翅膀，跌落在污水池中奄奄一息；还像一匹驰骋沙场的战马，突然被从背后发出的子弹射中，躺在血泊里痛苦挣扎。蒙冤者的冤屈和痛苦，往往不被包括至亲好友在内的人们理解。包羞忍耻，身心俱伤，是人生灾难中最大的不幸。
《圣经箴言》中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贫穷更糟糕的了，它是所有痛苦中最可怕的。……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放在天平的一边，天平的另一边放的是贫穷，而贫穷在重量上将超过所有重量的总和。”
笔者小时候挨过饿，尤其是经历过大饥荒，深知贫穷与饥饿确实是人生中非常可怕的灾难。但是，人世间还有比贫穷更不幸、更伤痛的苦难，那就是蒙冤。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放在天平的一边，在天平的另一边放上重量能够超过所有痛苦重量总和的“砝码”，我认为，这个“砝码”不是贫穷而是蒙冤。
如果把贫穷与蒙冤两个选项放在我面前，只准我选择一个。那么，我虽然深知贫穷与蒙冤两者都是人生的灾难，但是，在只有两个选项，而且只准选一个的规则要求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只能选择对人伤害相对较轻的贫穷，不会选择对人伤害极大的蒙冤。也就是说，只要给我选择的权利，我宁愿选择贫穷，拒绝接受蒙冤。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从灾难的来源来说，贫穷虽然也有官方政策方面的原因，但除去政策、天灾人祸等原因之外，往往都是经营不善、不会过日子等个人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蒙冤百分之百都是奸邪小人、官僚主义和腐败势力三者合流的产物，都是他们利用手中的公权把罗织的罪状和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蒙冤者头上的行为；二、从解决问题的对象来说，贫穷者只要自己发奋，或者找到一位愿意提供帮助的亲友或好心人，很快就能解决贫穷问题，而蒙冤者请求平冤则不然，这绝对不是个人努力所能解决的问题，即使万幸找到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为，任何冤假错案都是官方行为，纠正平反也必须是官方作出，而官方行为就要经过极其复杂的“走程序”，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梗阻”，从而导致平反冤案的流产；三、从蒙冤者与造冤者二者的力量对比来说，蒙冤者大都是孤立的个人，而造冤者都是拥有相当话语权和决定权的公职人员，代表官方和组织，而且冤假错案都是以法纪机关的官方名义作出的判决和决定，二者的力量悬殊十万八千里。蒙冤者伸冤如同一个被打得四肢不全、身心俱伤、筋疲力尽、手无寸铁的伤残者与一个建制完整、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大部队较量一样，如无特殊的幸运，蒙冤者是铁定的败局，贫穷者摆脱贫穷根本不存在这些难题；四、从灾难持续的时间来说，摆脱贫穷比洗刷冤屈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农村，搞得好，去年贫穷，今年就能翻身，摆脱贫穷，而平反冤案、洗刷冤污，如果幸运的话，快则几年，十几年，如果不幸运，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甚至冤沉海底；五、从摆脱厄运的决定因素来说,一般情况下,贫穷者完全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奋斗摆脱贫穷,过上舒心的生活,而蒙冤者个人不管怎么努力,没有经过官方的认可,个人的所有努力都会成为无效付出,都必然归之于零,冤案仍旧是冤案,蒙冤者仍将继续蒙冤；六、从”并发症”和”后遗症”来说,贫穷者一般就是单项的贫穷,没有多少“并发症”和“后遗症”,即使有也很轻微和短暂，而蒙冤者却像重度糖尿病患者一样,往往会因为蒙冤衍生出许多对人格尊严、事业前途和个人生活都有严重影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是终生性的灾难。
所以，我认为，蒙冤的痛苦和灾难大大重于包括贫穷在内的所有不幸和灾难的总和，是人生灾难中最大的不幸。
平冤是人生万事中的最难
蒙冤是人生灾难中最大的不幸，平冤又是人生万事中的第一难事。这是因为，一切冤假错案都是官方人员精心制造并以官方名义作出的判处和决定，而官方是不会轻易认错的。所以，一般情况下，蒙冤者诉冤获得纠正平反的概率比买彩票中大奖要低得多。古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认为，人世间难于上青天的不是蜀道，而是平冤。
《庄子·庚桑楚》中说：“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
贾谊在《吊屈原》中说：“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鳕鳞兮，固将制乎蝼蚁!”古往今来，忠良、无辜蒙冤的悲剧史不绝书，擢发难数。他们蒙冤之后都会饱尝世态炎凉，经受种种屈辱。如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几句公道话，蒙冤入狱，而且被处以宫刑（阉割生殖器），他蒙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无法为自己辩白,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他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过去的至交好友都远远地离他而去，那些在台上的官员不仅不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而且还跟着添油加醋，夸大过错，他陷入极度的失望和痛苦之中。他想到死，但是由于《史记》尚未完成，所以才包羞忍耻活下来。
汉语中有个“死灰复燃”的成语，其出处来源于《史记·韩长孺列传》。是说韩安国文武双全，有胆有识。据史料记载，吴楚七国叛乱之时，他派张羽带兵，使得吴国的军队不能越过梁国，就此而稳固了边防，为国家立了大功。后来因事被关进监狱，一下子跌落到人生的谷底。中国有句老话说“虎落平阳被犬欺”，曾经风光无限的韩安国在狱中饱受小狱卒田甲的刁难、嘲讽和侮辱，甚至故意克扣他赖以生存的口粮饭菜，把韩安国欺负的不成样子。有一天，韩安国忍无可忍，与他争执，对田甲说了一句：“死灰独不复然乎？”意思是说难道你真觉得我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吗？田甲一脸鄙视地看着韩安国，回答说：“燃即溺之”。意思是说，你就是死灰复燃了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洒一泡尿把它浇灭就是了！其实，田甲并不是不怕韩安国“死灰复燃”，而是坚信韩安国不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才这样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地凌辱韩安国。可见，即使一个功勋卓著的大臣一旦落魄，照样要遭受势利小人的伤害和凌辱。那些蒙冤的小人物更不可能有比韩安国这样的“高干”更好一点的命运了。
不久，由于窦太后力助和汉景帝的欣赏，韩安国很快从一个饱受屈辱的阶下囚一跃成为位高权重的当朝大臣了。
苏东坡遭受御史中的奸佞群小诬陷蒙冤后，“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过去的亲朋好友，都跟他断绝了交往。不仅不给他写信，而且给他们写信也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原先的好友，在路上碰到了，竟以纸扇遮住半边脸，远远避开。
清朝后期，官场腐败，湖南总督樊燮、湖广总督官文等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以“幕僚越权干政”等罪状上奏皇上诬陷左宗棠。咸丰皇帝偏听偏信一面之词，下旨查办此事，并批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怕牵连到自己，为避嫌疑，都三缄其口，纷纷避而远之。
情况非常危急，左宗棠在家书中写道：“官相（官文）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也就是说，面对构陷，没有一个人敢帮他说话。
后来，他的湖南老乡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与骆秉章、潘祖荫等人纷纷上疏为左宗棠仗义执言。咸丰皇帝才转变态度，以“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常军旅，自当弃瑕录用”征求大臣肃顺的意见，肃顺说：“人才难得，自当爱惜”，酌情办理即可。官文见皇上态度转变，又有这些权要帮左宗棠说话，加之他的良知没有完全泯灭，不愿把坏事做绝，于是也跟着转变态度，立即终止了对左宗棠的构陷，上奏结案。左宗棠化险为夷，避免了一场灾难。
左宗棠在危难之际幸遇曾国藩等有力者为他仗义执言，才幸免于难。这样的幸运，其他蒙冤者是很难幸遇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时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毛泽东受到排挤和打击，宁都会议上被撤销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对这次蒙冤一直耿耿于怀。事过三十多年，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时谈起这段历史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大作家丁玲被打成右派后，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照相时她看到一位著名诗人站在她前面。因为是老朋友，于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诗人回头一看是丁玲，不仅连礼貌性的点一下头都没有，而是吓得连忙跑到另一边，离丁玲远远的。当时丁玲的尴尬和屈辱可想而知。
“文革”爆发后，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挨批斗、戴高帽、游街、下跪、挨打……，受尽折磨，被关进监狱长达6年，直到1972年才放出来。他多次到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被有关人员呵斥为“妄图搞右倾翻案”。中央有关部门负责接待上访的一个青年工作人员，竟然极其粗暴地把他的行包扔出门外，等于赶他滚出去。
此时的舒同，论年龄，已是七十岁的老人；论资历，他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万里长征，建国后曾先后担任山东、陕西省委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论才学，他是公认的“党内一支笔”，他的书法是饮誉全国的“舒体”。就是这样一位老资格、有才学的高级干部，一旦蒙受冤陷，照样要遭受打击、伤害和屈辱。
这样的世态炎凉，诸如“虎落平阳受犬欺”的屈辱凡是蒙冤者都会遭遇的，都会体验到毛泽东说的被“浸到粪坑里”的感觉。
毛泽东曾多次引用唐朝诗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一个人春风得意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一顺百顺，畅通无阻，心想事成；一旦遭逢厄运，蒙受冤屈，就会陷于孤立，众叛亲离，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一根小草也能挡住你的去路，小狗小猫也敢公然在你头上屙屎洒尿，什么公平、正义、什么人格、尊严，统统荡然无存了，你却毫无办法，只有隐忍。
鲁迅说：“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事实确是如此。一个人蒙冤遭难后，先前的朋友大多都会对你避而远之。因为，避害趋利是一般人的天性。你蒙了冤，遭了难，一般的世俗之人不仅认为你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害怕与你接触会带来麻烦，对自己有害无利，所以要对你沉默、冷淡、回避，不对你落井下石就算是不错的了。此时，同情你、愿帮你的人也许有，但不会多。敢于挺身而出为你仗义执言的可以说几近于零。所以，此时你要明白自己变化了的处境，不要期望别人和朋友帮你伸冤，只能是悉听尊便，人家愿意帮你，求之不得；不帮你，你也不要强求，强求也没有用。
蒙受冤屈是人生最为深重的痛苦，当然要千方百计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上下求索，奔走呼号，求亲拜友，找那些当权者诉冤，渴望尽快洗刷冤屈，讨还公正。但是应当明白，伸冤难，难于上青天，这是铁律。俗话说：“上山捉虎易，开口求人难”，极言张口求人之难。而诉冤则是在求人之事中排列第一的难事。所以，我说平冤是人生万事中的最难。那些有幸获得纠正平反的蒙冤者，不过是侥幸遇到了特别好的机遇和特别好的正人而已，绝大多数蒙冤者都是很难得到这样幸运的。
伸冤求助选错对象的严重后果
尽管平冤之难难于上青天，是人生万事中的最难。但是，蒙冤在身，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着自己的身心一样难受。唐代韩愈《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就是成语“不平则鸣”的出处，意指一个人在受到委曲和不公正对待时总要发出不满和抗争的呼声。一个人蒙受了冤屈，必然要抒发胸中的不平之气，必然要向官方申述冤情，力求讨还公正，洗刷冤屈，抚慰身心的伤口，恢复被损伤的人格尊严。这是完全应该、必要和可以理解的。
前面已经说过，平冤不是单凭个人的努力就能够洗刷身上冤污的，必须获得官方的认可才有望讨还清白和公正。鉴于申诉冤情、请求纠错的一方是孤单羸弱的个人，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掌握着话语权和决定权的官方和组织，力量悬殊不可比拟。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蒙冤者必然尤其渴望自己的冤情能够得到那些掌握着话语权和决定权的公职人员理解、同情和帮助。
普通人为普通事求人尚且很难，那么蒙受了冤屈的人请求别人为自己伸冤那就更难千百万倍了。因为，凡是蒙冤，都是官方利用公权罗织罪状，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清白无辜者头上的灾难，对蒙冤者的打击最大，伤害最深，而且伤口最难平复。此时的蒙冤者，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社会评价大大降低，人缘关系分崩离析，生活空间更加逼仄，话语分量几近于零，谁都没有兴趣听取你的申诉。先前的领导、同事、部下、亲朋、好友大都远离，避之唯恐不及，更不可能有人主动伸出援手助你一臂之力把你拉出冤陷的泥潭。蒙冤者除了隐忍之外，实在是无计可施、无路可走的。
但是，蒙冤者往往都很执拗，大有不讨回公正死不瞑目之慨。然而，顾影自怜，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鸡蛋碰石头”，是“小羊与狼”辩理，连一丝一毫胜利的希望都没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他必然上下求索，探寻能够向自己伸出援手，给予自己神助的“贵人”。
此时，义无反顾地仗义执言，伸出援手的人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却是极难幸遇的。而且，如果选错了诉冤求助的对象，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事与愿违，甚至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古往今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二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彭越率兵攻城略地，帮助刘邦跟项羽争夺天下。后来，彭越又率领全部人马在垓下与韩信等人的部队会师，大败楚军。项羽败走到乌江自刎而死。彭越为刘邦夺得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是西汉王朝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
公元前197年秋天，陈豨在代地造反，汉高祖亲自率领部队前去讨伐，到达邯郸，要彭越出兵。彭越说有病，不能出征。刘邦很生气，派人去责备彭越。彭越打算亲自前往当面向刘邦解释、谢罪。他的部将扈辄说：“大王当初不去，被他责备了才去，去了就会被捕。不如就此起兵反了。”彭越没有采纳扈辄劝他造反的意见。
彭越对他手下的太仆很反感，打算处置他。太仆慌忙逃到汉高帝那儿，控告彭越和扈辄阴谋反叛。于是，刘邦派使臣出其不意地袭击彭越，并将他逮捕，囚禁在洛阳。此时,主管官吏当然不敢为彭越说话,审理后认为他犯有谋反罪，应予严惩。刘邦赦免了彭越，废为庶民，流放到蜀地青衣县。
彭越在去蜀地的途中遇到从长安前往洛阳的皇后吕雉。彭越像见到救命的稻草一样，对着吕后痛哭流涕，倾诉自己的冤枉。吕后满口答应下来，带着彭越一路到了洛阳。吕后先将彭越严密监管起来，随即面见刘邦，危言耸听地对刘邦说：“彭王是壮士，如今把他流放蜀地，这是放虎归山，给自己留下祸患。所以，我带着他一起回来了。必须杀掉他，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接着，吕后就威逼利诱彭越的门客再次告他阴谋造反。廷尉王恬开呈报请诛灭彭越家族，得到刘邦的批准。汉十一年三月，彭越被枭首示众，夷灭三族，尸体被剁成肉酱，小型包装，像分送礼品一样“遍赐诸侯”。
纵观彭越的一生，他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个使用游击战术的军事家，可以说是游击战的始祖。在楚汉战争中，正是由于他率部在楚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战，打击楚军的补给，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术，使项羽两面作战疲于应付，终于在最后的垓下决战中取得了歼灭楚军的胜利，彭越功莫大焉。他为西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其后，他拒绝了部将扈辄的劝反，并打算为自己称病没有及时出兵平叛当面向刘邦谢罪。此时，手下的太仆因私怨告发彭越与扈辄谋反。刘邦本来是决定把这位开国元勋流放到蜀地。如果这样，彭越完全可以在偏辟的乡下当村夫野老，过悠闲清静的平民生活。但是由于他错误地向吕后诉冤求助，结果不仅没有洗刷冤屈，恢复功臣地位，反而落了个惨遭杀害、粉身碎骨、夷灭三族的悲惨结局，这显然是彭越选错诉冤对象造成的恶果。
东汉时期，甄邵靠谄媚攀附权奸梁冀当上了邺令。有一位和甄邵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好友得罪了梁冀，梁冀到处追杀他。他知道甄邵与梁冀有关系，于是投奔甄邵，渴望得到甄邵的保护。甄邵表面热情接纳收留了他，但暗地里又把他的踪迹向梁冀告密，梁冀立刻派人到甄邵那里捕杀了此人。
甄邵因告密有功，被梁冀提拔为郡守。此时适逢母亲去世，甄邵升官心切，竟将母亲的遗体草草地置于马屋之内，迫不及待地先受封赏，然后才为母亲发丧。
梁冀伏诛后，甄邵回到洛阳，恰巧与洛阳令李燮在道路上相遇。李燮立刻喝令士兵将甄邵的车驾推到护城河中，用乱棍捶打他，然后在甄邵的背上写下“谄贵卖友，贪官埋母”八个大字，并且向公众揭露了甄邵的恶行，甄邵因此被废弃禁锢终身。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长驱直入，逼近京城，形势十分危急。嘉靖皇帝急催诸将迎战。兵部尚书兼督团营丁汝夔向权奸严嵩问计。严嵩说：“边塞上战败或许可以掩盖，京城之下失利，皇帝没有不知道的，谁来担当这一责任？敌寇抢掠充足后自然会离去的，不必出战。”丁汝夔听从了严嵩的馊主意，没有出战。嘉靖皇帝大怒，要对丁汝夔等守将问罪。
丁汝夔处境困迫，向严嵩求救。严嵩说：“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但当看到嘉靖皇帝怒不可遏时，严嵩便把自己对丁汝夔作出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在嘉靖皇帝面前一言不发。嘉靖皇帝问丁汝夔不设守备之罪，即日斩于市，并割下脑袋悬城示众，将他的妻子流放三千里，将他的儿子贬戍铁岭。丁汝夔临刑时大呼“严嵩误我”，后悔自己相信权奸，被严嵩出卖。
丁汝夔没有主见，听从权奸严嵩不出战的馊主意，铸成大错。仍不吸取教训，当皇帝要严加问责时，又向严嵩求救，听信他的承诺，一错再错，错上加错，最终铸成了他人生的悲剧。
明成祖永乐年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阴险奸诈，诡计多端，口蜜腹剑，心狠手毒，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奸臣。每当有人出了事，蒙了冤，或是犯了罪，纪纲往往对其格外客气，当事人把他当作救命的稻草，不惜倾家荡产向他求助，他总是表示自己正在皇帝面前为你说情，并许诺不久一定能得到赦免。等到把当事人家的钱财榨尽之后，就突然将这些人处死。
现代也有类似的例子，如胡风蒙冤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在关押了１０年之后，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６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６年。胡风向中央写了《心安理不得》的判刑后感想。１０年牢狱的磨难对胡风身心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仍对未来寄予希望。不愿离开北京，曾提出愿和妻子梅志一起到京郊劳改农场去服完剩下的４年刑期，但被拒绝。公安部要将他赶往四川服刑。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使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心里非常沮丧。于是在离京“远戍”之前给乔冠华、徐冰、陈家康、徐平羽和老舍五位他认为可以信赖的知己好友分别写了一封信，倾吐自己的苦衷，其中自然包含着向老朋友求助的意思。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１日，胡风致乔冠华的信写道：
乔公足下：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 语无伦次见谅罢。
匆匆
敬礼
夫人均此
胡风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东郊
乔冠华接到胡风的信后，第二天即1966年2月12日，乔冠华写了一封致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的信：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１９５５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的〔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
乔冠华
12／2，1966
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都在信上画了圈，章汉夫并写道：“我意不理。”
胡风与乔冠华是相知多年的朋友。早在１９４３年乔冠华等人在重庆创办《群众》杂志时就与时在重庆筹备出版《希望》杂志的胡风有交往了，彼此因为有“共鸣”而互相支持，成为朋友，引为知己。后来，乔冠华虽然在文艺理论上对胡风的观点作过公开的批评，胡风也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进行反驳，但是，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还依然保持着。1948年12月，胡风来到香港，乔冠华、邵荃麟以及冯乃超三对夫妇和周而复等人，一起招待了胡风。
建国后，北京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对胡风的文艺理论进行批判的文章，形势对胡风很不利。胡风有一次去看乔冠华。两人在谈到林默涵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时，乔冠华对胡风承诺：“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
到了１９５５年年初，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运动一再升级，已波及全国。在巨大的压力下，胡风不得不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这年３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与陈家康和邵荃麟又一次来到胡风住处。乔冠华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的指示。乔冠华希望胡风能积极地检讨自己的问题，并说：“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
陈家康只是认为胡风的问题“一切可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乔冠华就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批评陈家康：“家康这个同志就有这个毛病……”陈家康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不再说下去了。这已显露出乔冠华对胡风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次谈话过后两个月，胡风就被逮捕。坐牢10年的胡风在即将流放到四川服刑，在离京之前，他满怀希望地给老朋友乔冠华等写信委婉地表达求助之情，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曾经信誓旦旦地声称“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的乔冠华却翻脸不认人，断言“此人已不可救药”，不愿“再理会他了”。如此绝情寡义，这是完全出乎胡风意料之外的。
蒙冤求助选错对象，轻则不被理会，重则不堪设想。同样，为营救遭难者而转请第三者、第四者求助也是必须慎重选择的，不然的话，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且举一例：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曾任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与吴稚晖同事多年，两家亦有交往。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从小思维敏捷，才智过人，因此得到了吴稚晖的欣赏和喜爱。
1919年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一起参加了吴稚晖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法国，陈延年对吴稚晖镇压勤工俭学学生的阴谋行径作了坚决的斗争，在思想上也与吴稚晖划清了界限。
1922年，陈延年参加了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革命活动。同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对于陈延年的转变，吴稚晖十分痛恨。
1927年6月26日上午，王若飞、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上海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中共江浙区委所在地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会议。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就在会议进行中间，陈延年被告知党内一交通员被捕叛变，该交通员知道江浙区委机关的秘密住所。于是陈延年与王若飞商量宣布提前结束会议。
下午3时左右，陈延年不幸被捕后，化名陈友生，辩称自己是受雇的茶房。加之陈延年又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与一般做粗活的伙夫没什么两样，所以敌人也信以为真。军警把陈延年等人押往龙华监狱。
中共党组织得悉陈延年被捕后，立即组织营救，经多方打听，知道陈延年在敌人面前没有暴露身份，立即指示上海济难会中的同志，通过关系疏通国民党办案人员，商定以800元将陈延年赎出。
陈延年的早年好友、与陈家有世交关系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警察局寄来的一封信中，潦潦草草的几行字：“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此信署名陈友生，汪孟邹从字迹上认出信是陈延年写的。
汪孟邹见信，心领神会，知陈延年被捕，心急如焚，衫裤也来不及买，即乘火车到了南京。到南京后汪孟邹急急忙忙找到安徽同乡胡适。见面后，汪便把陈延年的信交给胡适看，并告诉胡适：“写信人就是陈延年。”胡适表示：“好吧，我设法通过吴稚晖营救他。”因为，吴稚晖当时是蒋介石的红人。分手时，胡适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钻进小汽车，直接来到吴稚晖家中，并把信交给了吴稚晖。
吴稚晖本来与陈独秀、胡适都熟，又帮助过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但陈独秀文笔不留情，骂过吴稚晖为“老狗”，又因陈氏兄弟在法国已在思想上与吴稚晖分道扬镳。所以吴稚晖得悉陈延年被捕后暗喜，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说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本来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韩步先，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叛变并供出烧饭师傅即是陈延年。就在杨虎将信将疑时，吴稚晖给他的信，使杨虎坐实了陈延年的真实身份。
满怀希望回到上海的汪孟邹左等右等，总等不到胡适的消息。1927年7月5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一封信，编者拟的题目是《铲除共党巨憝》，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憨就逮，佩贺之至”。汪孟邹见报，顿时瘫倒在椅子上。万万没有想到四处奔走营救陈延年最后却是这么个结局，他懊悔不已！胡适见到报纸，对吴稚晖的行为也深感不满。毕竟，别人请你营救，最后却帮了倒忙，把要营救的人送上死路！
陈延年的身份暴露后，当局对他软硬兼施，开始以许诺引诱，但陈延年不为所动，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虽然被打得体无完肤，几次昏死过去，仍只字不吐。当局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1927年7月4日深夜，当局把陈延年秘密押赴龙华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陈延年大义凛然,坚决不跪。刽子手们一拥而上，乱刀将陈延年砍死，剁成数块。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
这充分说明，不管是诉冤、求助或者是请人营救，一定要选准对象，否则，选错了对象，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事与愿违，造成追悔不及的严重后果。这些历史的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