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苏轼（苏东坡）自幼饱读经书，才华横溢，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很想有一番作为，期望实现自己人生的夙愿。他在一首《沁园春》词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充分展现了苏轼的政治抱负和豪迈情怀。“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大有杜子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李太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高远志向和宏大气魄。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他天真浪漫、敢于直言的个性与当时官场专制腐败的生态环境格格不入，水火难容，以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一生比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经历的挫折更多，遭遇的磨难更大，受到的打击更惨。苏东坡不仅一生屡遭权贵、小人的谗毁，动辄得咎，先后8次被革职、降级、外贬，大量宝贵的时间消磨在冤案的磨难和贬斥的途中，一生壮志难酬，理想破灭，而且曾经遭遇诬陷，陷身囹圄，差一点被明正典刑地处死。
苏轼悲剧性的人生命运多是那些利用手中监察、纠弹等职权的监察御史们对他深文周纳、罗织罪状、横加构陷，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头上造成的。御史们罗织各种罪状对他的构陷一波接着一波，从未消停，伴随着苏轼的一生。
御史谢景温诬陷苏东坡贩运私盐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逝，神宗赵顼继位。当时的宋王朝政风吏治每况愈下，内忧外患令北宋朝廷寝食不安，改革积弊势在必行。赵顼登上神宗皇帝的宝座后，决心励精图治，改革弊政。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向神宗进言，谈论新法的弊病。劝告神宗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引起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强烈不满，御史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他当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也是王安石的提携。他见王安石对苏轼反感，为了讨好王安石，谢景温就利用自己御史的职权到皇帝跟前检举苏轼，诬奏苏轼在父亲苏洵去世，扶柩返川时，曾在船中贩运私盐，企图给苏轼治罪，并兴师动众下令对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罪证，并逮捕水师士兵和船上篙工严加穷究。虽然制造了一个查办天大案子的恐怖气氛，但是结果什么罪证也没有查到。
其实，苏轼的父亲苏洵去世时，英宗诏赐银绢，大臣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轼均婉言谢绝。如果苏轼是个贪图钱财的人，名正言顺地笑纳这些高官馈赠的银子就是，何必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干贩卖私盐的勾当呢？
宋神宗赵顼比较宽厚，对御史谢景温对苏轼的诬陷未予采信。苏轼见谢景温如此无中生有，不择手段地对自己横加诬陷，一时也分辩不清是非，加之得势的王安石对他反感，于是主动提出外任。熙宁四年，他被贬为杭州通判。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制造的“乌台诗案”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他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这是当时的例行公事，官员调到一个新的地方任职，要写一份谢表，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受任新职，“皇恩浩荡”云云。有的还写些表白忠心的话。胆子大些的官员还会发表一些针砭时政的直言和对朝政的建议。
苏东坡在谢表中写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被御史台嗅觉灵敏的御史们嗅出此语具有“讥刺朝政”的反义。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为了邀功请赏，于是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东坡戴上“妄自尊大，愚弄朝廷”的罪名。
为了加重份量，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苏东坡的几首诗，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诬陷苏东坡讪讥朝政，反对正在推行的新法。
与苏轼有嫌的御史中丞李定闻讯如获至宝，于是加码升级，认定苏轼罪大恶极。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心怀不满，讥讪权要。最后危言耸听地说苏轼的诗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并举四条理由要求必须对其处以极刑，
由于李定这帮御史气势汹汹，无限上纲，把苏轼的“罪状”虚得很大，提得很高，说得很重，皇帝便信以为真，朝廷当即决定派出钦差皇甫遵到湖州拘捕刚刚到任的苏轼。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
皇甫遵到湖州官衙，苏轼一看这气势就预感不好。便说：“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兵士打开公文一看，是以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于是要苏轼立即离职启程。
作为太守的苏轼被朝廷从办公场所押走，官衙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六神无主，个个躲之唯恐不及。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竟曾萌生跳水自杀的念头。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亲友而作罢。
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文、书信和资料，搜寻、挖掘他更多的“罪证”。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由于御史台官署内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称乌台。所以苏东坡的这个案子史称“乌台诗案”。
二十日，御史正式提讯苏轼。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迫于压力，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二十八日被迫承认《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
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谎称苏轼对御史的弹劾已供认不讳。神宗听了心中虽然生怒，但他毕竟不是暴君，，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对他没有用刑。此时的神宗相信了御史中丞李定巧言令色的汇报，下令御史台严加审查。
九月，御史台又对搜集到的苏轼寄赠给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王诜等人的一百多首诗词严加推究，鸡蛋里头挑骨头，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罗织成苏轼“讽刺朝政”、“毁谤新法”的罪状。为了进一步置苏轼于死地，御史舒亶还请求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向神宗谗毁苏轼：“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这次很冷静，对王珪的谗毁，斥之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听从御史舒亶教唆诬陷苏轼的王珪碰了一鼻子灰。
张璪原是苏轼的进士同年，入仕后两人又在凤翔同事两年。张璪返回汴京时，东坡还作《稼说》一文以送之。就是如此交游颇密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当“乌台诗案”事发，苏轼蒙冤处于困境之中时，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推治，竟对自己的朋友落井下石，蓄意致苏轼于死地。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奉劝神宗宽恕苏轼，张璪竟勃然大怒，当面责骂王安礼，唯恐苏轼摆脱御史们的构陷，死里逃生。张璪良知泯灭、卖友求荣的卑鄙行径令人不齿。
御史们对苏轼的审讯经常通宵达旦，苏轼生死未卜。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父子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一般饭菜，如果有死刑判决的消息，就改送鱼，使他心里有所准备。一天，苏迈因囊中羞涩，要出京筹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一个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的饭中有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失色，以为自己死期将到，于是怀着极度伤痛的心情，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身陷冤狱，即将赴死，诗赋绝命，遗于手足，心碎肠断，读之令人倍感凄楚。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遭遇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由于此案是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起，御史舒亶更加卖力，御史台长官李定坚决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他手下的御史们争先恐后地对苏轼群起而构陷，加之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御史们对苏轼的构陷和迫害没有任何的监督和制约，所以，苏轼在御史台监狱里受尽刑讯逼供，度日如年，被折磨蹂躏了130多天。
此时，各方人士纷纷出面营救苏轼，为他说公道话。本来生性仁厚，对苏轼素有好感的神宗遂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这样的结果对苏轼而言已经是很深重的冤陷和伤害了，但那些必欲将苏轼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李定等御史们却为苏轼的逃脱大失所望。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终于画上句号。
贾易、赵挺之、赵君锡、黄庆基等御史对苏轼的“围猎”
苏轼在元丰年间新党执政时受到诬陷、迫害，到了元祐年间，朝政基本上掌握在旧党手中时，苏轼虽曾一度担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要职，但他受到的攻击比元丰年间有过之而无不及。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命程颐主持丧事，程颐拘泥于古礼，苏轼心中不以为然，还嘲笑程颐的泥古不化。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人出于门户之见，便将苏轼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群起而攻之。
贾易等御史仍按他们的老套路，无中生有，刻意罗织，上升为罪状。贾易攻击苏轼在杭州知州任上的种种举措，说苏轼惩处横行地方的不法豪强颜氏父子是“务以暴横立威”，说苏轼努力救灾是“张大其言”，等等。甚至苏轼在杭州兴修水利、疏浚西湖等利国利民的政绩，也被说成是“虚妄无实”。贾易还诬陷苏轼：“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
更为恶毒的是，贾易等御史还从苏轼的诗作中寻找讥讽朝廷的蛛丝马迹，诬陷苏轼“诽怨先帝，无人臣礼”。硬说苏轼元丰八年(1085)五月所写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两个月前听闻神宗去世消息的兴高采烈，“作诗自庆，……欣踊如此”，企图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激怒皇上，将苏轼置于死地。
其实,宋神宗虽然部分听信御史的谗言,对苏轼贬斥过。但他毕竟不是暴君和昏君，他对苏轼素有好感，欣赏他的才华，喜欢他的坦诚。在处分苏轼的时候并没有完全采纳御史们的诬陷，不愿把苏轼一棍子打死，而多是手下留情，从宽发落。苏轼对此一直是感恩在心的。如宋神宗卒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苏轼于次日闻讯后，极感哀痛，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说：“无状坐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渎者？已矣，归耕没齿而已！”表达了他对神宗“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的感恩之情。此后又作《神宗皇帝挽词三首》，中有“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的沉痛之句。
其实，苏轼五月一日将归宜兴，题诗三首于扬州竹西寺，其三为：“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诗作于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当时苏轼迁职汝州，在途中上书请求退休获得批准。那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加之“公至扬州，常州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苏辙作《子瞻墓志》）也就是说，苏轼请求退休获准、庄稼大丰收、途中收到准备归老常州的宅地已经买好的书信，这三件事使苏轼非常高兴，所以看到“野花啼鸟亦欣然”。这首诗，与神宗逝世毫无关系。可是到了元祐六年(1091)，贾易上奏诬陷苏轼，硬说此诗是苏轼听到神宗死讯后“作诗自庆”之词，却只字不提苏轼对神宗去世写下的感恩和哀痛的诗文。这是御史构陷忠良歪曲事实、罗织罪状的惯技，目的旨在夸大其词，加罪苏轼。
元祐二年(1087)，监察御史赵挺之弹劾苏轼书稿中有“民亦劳止”四字，据此控告苏轼犯讳，辱没先朝，分明有谋反之意。元祐三年(1088)，赵挺之又诬陷苏轼“诽谤先帝”，苏轼愤怒地上疏自辩，指出元丰年间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所构陷的罪名“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而如今赵挺之诬陷自己“诽谤先帝”，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元祐八年(1093)，苏轼又在《辨黄庆基弹劾劄子》中怒不可遏地指出：“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苏轼还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说：“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殊无分毫之损。但怜彼二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指斥贾易、赵挺之“二子”对他的诬陷没有什么新花样，只不过是沿袭舒亶、李定等御史构陷他的老套路而已。苏轼为之感到可悲。
赵君锡开初极力称赞苏轼之贤：“轼之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知无不言。壬人畏惮，为之消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今飘然去国，邪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且将乘隙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而利博矣。”在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后。看到贾易等御史弹劾苏轼题诗怨谤，声势很大，赵君锡见风使舵，随即紧跟贾易诬陷苏轼“负恩怀逆，无礼先帝，愿亟正其罪。”他原本想通过对苏轼落井下石再获高升，没想到事与愿违，高太后览之不悦，斥责“君锡全无执守。”将他贬职外放。
御史黄庆基又继承元丰年间李定等人的衣钵，捕风捉影，出面诬陷苏轼“妄用颖州官钱、失入尹真死罪，及强买姓曹人田”等罪状，诬陷苏轼既有贪占公款的经济问题，又有强买民田的违法乱纪行为，更有枉法失入死罪的罪状，堪称罪恶累累。对这样无中生有的诬陷，朝廷不仅没有听信，反而洞悉其奸，对黄庆基予以贬黜。
苏轼专门写了一篇《辨黄庆基弹劾札子》，驳斥黄庆基对他的诬陷，表明自己的清白。
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等御史对苏轼的轮番攻击
朱光庭攻击苏轼的主要罪名是元祐元年苏轼主持馆职考试的策题“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朱光庭声称，仁宗、神宗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人臣者惟当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还说苏轼出此策题是“不忠莫大焉”。
高太后是欣赏苏轼的，她不认可朱光庭对苏轼的攻击。但是，朱光庭对苏轼的谗毁并没停止，在高太后已经明确表示苏轼无罪之后，朱光庭仍纠缠不已，又纠集御史傅尧俞、王岩叟等人轮番上阵攻击苏轼，一定要把“讪谤熙宁”的罪名强加在苏轼头上。
傅尧俞是与苏轼交往多年的朋友，又是在变法问题上观点相同而同时被贬逐的“难友”，但在朱光庭的策动下，也参加了对苏轼的围攻。
朱光庭还在第二次奏章中，指责苏轼曾经骂过司马光、程颐等朝中大佬，以挑起司马光、程颐及其追随者对苏轼不满，诱使更多的人加入攻击苏轼的队伍。为了构陷苏轼，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吕惠卿、来之邵、虞策等御史对苏轼的构陷
熙宁七年(1074)，吕惠卿登上参知政事的高位，为了不让出知江宁府的王安石重返朝廷，他竟然连起大狱，阴谋倾轧王安石。他甚至上章攻击王安石“犯命矫令，罔上要君”，还揭发王安石给他的私人书信中“无使上知”的话来挑拔其与神宗的关系。
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是新党的中坚人物，但一旦得势后即与王安石反目成仇。苏轼生性耿直，最讨厌这种人。
熙宁七年，吕惠卿别出心裁，创立“手实法”，让百姓自报财产，按比率缴纳免役之钱，如有隐匿少报者，鼓励他人告发，并把所隐财产的三分之一赏给告发者作为奖励。苏轼刚到密州任上，司农寺就下达了“手实法”，还说不及时施行者以“违制”论罪。苏轼当着使者的面表示坚决反对，并批评司农寺擅造法律。苏轼还上书丞相韩绛，论述“手实法”的害处。一年以后，吕惠卿被免职，“手实法”也随之作罢。因此，吕惠卿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元丰以后，吕惠卿由于新党内部的倾轧而流转外任，没有机会亲自下手打击苏轼，但他仍指使其弟吕温卿对苏轼的子弟乃至其交好的朋友进行打击迫害。元祐元年(1086)，吕温卿出知饶州，苏轼的长子苏迈时任德兴县尉，正在吕温卿的管辖范围之内。苏辙对此忧心忡忡，特地上奏请罢苏迈之职，以躲避吕温卿的报复。
后来，吕惠卿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主动请求撰写责词，谴责吕惠卿的反复无常。写完后，苏轼得意地对人说：“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
宋哲宗绍圣元年四月，御史虞策、来之邵等人沿袭李定等御史制造“乌台诗案”的卑鄙手段，编造罗织了苏轼在起草的制诰、诏令中“语涉讥讪”、“讥斥先朝”的罪名，对他加以弹劾。苏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职的称号被取消，并罢免了他定州知州的职务，苏轼因此被贬往和州、紧接着又改贬英州。来之邵等人是要把苏轼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于是不断在皇帝面前诋毁苏轼，说对苏轼的处分太轻，昏庸的哲宗皇帝偏听偏信，又先后两次对苏轼加重处分。苏轼还在路途之上，又接到朝廷的通知，贬苏轼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由于一群御史接连不断地构陷，这一年，苏轼连续遭受三次贬谪，成为他一生中的非常倒霉的一年。
查阅史料，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还有不少，如董敦逸、李宜之、孙升、韩川、杨康国、王彭年、杨畏、安鼎等人，不一一叙述了。
御史群起构陷苏轼的原因
宋代御史对苏轼的群起构陷，伴随苏轼的一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上说，有以下几种：
挟嫌报复
李定是混迹于新党的投机者，在新政“青苗法”的弊病已大显于世时，他诡称其法“民便之，无不喜者”，以谄事王安石，因而擢为御史中丞。此前李定任泾县主簿时，其庶母仇氏病死，他隐匿不报，以逃避服丧。这在当时是丑闻，李定因此为世人所垢病。后来李定被升任崇政殿说书时，御史林旦坚决反对：提议“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在李定尚未当上御史中丞时，曾发生孝子朱寿昌万里寻母的事迹在社会广为传颂，满朝士大夫纷纷作诗赞美朱寿昌，积成卷轴，苏轼亲笔为之撰序，表彰朱寿昌的孝行。苏轼的诗中还有“此事今无古或闻”和化用吴起母死不归典故的“西河郡守谁复讥”等句子，讥刺抨击世上有母不养的不孝之人。
有不孝劣迹的李定见到苏轼的序和诗，以为是苏轼故意暗讽自己，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李定当了御史中丞后，有了监督、弹劾、处置官员的权力和机会，于是便不遗余力地攻击苏轼，甚至声称东坡“有可废之罪四”，坚持要把苏轼处以极刑，成为制造“乌台诗案”的罪魁祸首。
奸人天性
古往今来，忠良与奸佞如冰炭一样势不两立，难以相容。忠良是奸佞之辈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中，有些本来就是品质恶劣、见风使舵、恩将仇报、反覆无常的小人，如舒亶本是由张商英的提拔而登上高位的，后来他却出卖恩人，以谋取更高的官职。舒亶后来任职翰林时曾因“自盗为赃”而被朝廷惩罚，声名狼藉。
如此品质恶劣、没有德性的奸人是怎么当上御史的？这样的奸人当上御史，手中有了考察、弹劾、审理、处置官员的权力，那么，一旦遇有加害苏轼这样正直之士的机会，他们必然要与同类狼狈为奸，踊跃参与，制造冤案，构陷忠良。这是奸人的天性使然，是不以人的主管意志为转移的。
邀功请赏
何正臣原是监察御史里行，一个不在编制员额内的御史台工作人员。他急于转正，一心想通过“立功”来实现往上爬的理想，于是他首先从苏轼谢表中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戴上“讥刺朝政”、“妄自尊大，愚弄朝廷”的罪名。大获御史中丞李定的欢心，从而引发了一起轰动朝野，差点把苏轼处以死刑的“乌台诗案”。
在封建专制社会和黑暗腐败的政治生态中，诬陷和整人是官运亨通的捷径。何正臣因在乌台诗案中首先向苏轼发难而获得当权者的欢心。,事后，这个为了富贵利禄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很快从一个不在编制的监察御史里行获得五品服、领三班使的提拔升迁。
投靠权要
赵君锡攻击苏轼，主要是出于升官的算计，其用心更加无耻，其手段更加卑鄙。元祐四年(1089)苏轼外放杭州时，赵君锡正任给事中。他看高太后对苏轼恩礼有加，猜测苏轼不久就会大用，就用肉麻的语言吹捧苏轼。请求把苏轼留在朝廷。此举果然深得高太后的欢心，赵君锡得以升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及至两年后苏轼自杭州还朝，其时形势大变，宰相刘挚正在策划打击苏轼兄弟。赵君锡窥测到风向后便卖身投靠到刘挚门下，并主动为贾易等人提供攻击苏轼的材料。苏轼毫无防人之心，还把赵君锡视为知己，托他为正受到贾易攻击的秦观说好话，还托他促成朝廷赈济浙东灾荒之事。没想到赵君锡转身便把苏轼的话转告贾易，还说苏轼对他仗势威逼云云。不久，赵还亲自出马，上章攻击苏轼“无礼于君”、“负恩怀逆”，以此向权要献媚。仅仅两年时间，赵君锡对苏轼的态度竟有天壤之别，典型的卑劣小人行径！
卖友求荣
张璪，最善于窥测风向，左右逢源。元丰年间张璪官拜参知政事时，朝臣群起而攻之，其中刘挚的话切中其要害：“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随王珪，党章惇，谄蔡确。数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这几句话把张璪毫无操守、有奶是娘、谄媚权贵的小人嘴脸勾勒出来，十分贴切。
张璪原是苏轼的进士同年，两人入仕后又在凤翔同事两年，交游颇密。可是乌台诗案事起，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推治，竟蓄意致苏轼于死地。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奉劝神宗宽恕苏轼，张璪竟闻之大怒，当面斥责帮苏轼说公道话的王安礼，惟恐苏轼得以免死。
党争因素
苏轼一直在北宋激烈的党争漩涡中起伏，这也是他屡遭贬谪的重要原因。在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得势厉行变法时，苏轼不仅没有趋炎附势，为变法唱赞歌，反而多次向神宗进言，谈论新法的弊病。劝诫神宗变法必须稳健，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样必然引起王安石新党的强烈不满，把他划入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苏轼，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苏轼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由于苏轼经常不识时务批评新法，新党便对他罗织罪状，一贬再贬。
在变法失败，王安石被贬，司马光当政后，苏轼却极力反对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的做法，认为变法中一些利国利民的举措还是应该肯定的。于是，得势的旧党又把苏轼划入王安石新党的圈子。加之旧党执政后，内部又掀起了一场“洛蜀朔三党之争”。由于苏轼与旧党的程颐两人交恶，旧党便对苏轼新账老账一起算，像当初新党对苏轼一样，罗织罪状，一贬再贬。
苏轼既不是王安石厉行变法的新党，也不是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由于耿介直言，不善于权变，新党得势时，他直言批评变法中的弊端，使新党视他为旧党；旧党得势时，他又反对旧党对变法的全面否定，使旧党把他视为新党。这样，新旧两党都把他视作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由于苏轼开罪于两党，陷身于党争之中，这就注定了他一生屡遭打击和贬逐的悲剧命运。
性格因素
苏轼在官场命途多舛，屡受诬陷，一再遭贬，蹲过御史台的监狱，受过要判死罪的指控，一生宦海沉浮，颠沛流离。始终难逃中国古代文人“道大难容、才高所累”和“腹背受敌、一生凡九迁”的宿命。造成他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的性格“不合时宜”应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苏轼性格豁达大度，重情重义，“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但他自负孤傲，耿介直率，“一肚皮不合时宜”，不善于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就“如蝇在食，吐之乃已”。苏轼承认自己“余生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腹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又如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其于大，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处。因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在政见的抒发上，苏轼不看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这种“不慎言”的习惯必然招来怨恨。如在司马光去世后，围绕“敬与不敬”的问题，苏轼不看对象和场合，对古板守旧、泥古不化的程颐作了戏谑和挖苦。引起百官的哄堂大笑，使程颐十分难堪、无地自容。从而招来以程颐为首的蜀党的强烈报复，导致“策题之谤”后的调离京师，再遭贬逐。
性格决定命运，苏轼这种狂放不羁、耿介直率、不慎语言的个性招怨、树敌太多，使他在政治生涯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御史构陷苏轼的特点
宋代御史构陷苏轼采用的手段，基本上还是沿用历史上奸臣贼子们构陷忠臣良将的老一套办法，诸如歪曲事实、牵强附会、无中生有、罗织罪状、无限上纲、激怒权要和不讲道理，仗势欺人，等等。
如果说御史们对苏轼的构陷有什么特点的话，我认为主要是群起而攻之。如元丰年间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炮制的“乌台诗案”，首先由何正臣发难，挑起对苏轼的构陷，接着舒亶接棒，补充构陷苏轼的大量“证据”。在此基础上，对苏轼积怨甚深、重量级的御史中丞李定才披挂上阵，主导指挥对苏轼的构陷。再如元祐八年(1093)，、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陷苏轼。为了壮大阵势，朱光庭还唆使御史傅尧俞、王岩叟等参与对苏轼的构陷。这样，形成阵势和声势，既能给苏轼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又能威吓那些试图想为苏轼讲公道话的正直之士缄口不言，更能引起拥有最高决定权的皇上重视，以达到一举将苏轼置于死地的目的。
苏轼的自辩
苏轼蒙受冤陷，多次据理力辩。对御史们的构陷，他在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的《辨黄庆基弹劾札子》中为自己作了有力的辩护：
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无以深入臣罪，故其计须至出此。今者又闻台官黄庆基复祖述李定、朱光庭、贾易等旧说，亦以此诬臣，并言臣有妄用颖州官钱、失入尹真死罪，及强买姓曹人田等。虽知朝廷已察其奸，罢黜其人矣，然其间有关臣子之大节者，于义不可不辨。谨具画一如左。
他还就任中书舍人时适值朝廷窜逐大奸数人，所行告词“非臣私意所敢增损。”“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余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告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并说“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更不敢开口动笔矣。”“此风萌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
接着，又对黄庆基诬陷苏轼“妄用颍州官钱”、“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人田地”、“在颍州失入尹真死罪”等罪状逐条驳斥。
最后说“庆基所以诬臣者非一，臣既不能尽知。又今来朝廷已知其奸妄，而罢黜其人。臣不当一一辩论，但人臣之义，以名节为重，须至上烦天听。”
为人处世非常豁达大度的苏轼，当遭受了诬陷和贬逐时也要据理力争，逐条申辩，痛加驳斥。这说明，凡蒙受了诬陷和冤屈的人几乎都是“以名节为重”，强忍着心灵的剧痛，上下求索，奔走呼号，死而后已，力求讨还清白和公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职责和权力的官吏应当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牢记先贤“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的教诲，及时受理蒙冤者的申诉，尽力作出公正的处理，为蒙冤者洗刷冤污，还其清白和公正。历史会记住这些“青天”的功德！
苏轼的幸运
古往今来，一个人一旦蒙受冤陷，自辩很难，敢于挺身而出为蒙冤者仗义执言的人极少，高层或拥有一定决定权和话语权而愿为蒙冤者说公道话的权要更是难以幸遇。但是，苏轼是一位少见的幸运者，他在接连不断的冤陷中曾有幸遇到多位高层和权要为他说公道话，向他伸援手，使奸邪御史的诬陷部分落空，甚至贬斥那些诬陷苏轼的奸邪御史，从而使苏轼免受许多蒙冤的磨难。
在御史台的御史们不择手段地构陷苏轼时，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与苏轼政见不同、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捐弃前嫌，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力劝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被苏轼视为“新进”，政见不同的章惇也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积极营救苏轼。
朱光庭谗毁苏轼拟馆职考试题说：“现在要效法仁宗的忠厚，而担心有关官员不能尽职，可能会玩忽职守。我认为仁宗有难以形容的盛德，而不应当用‘玩忽’来议论，希望惩办他的罪行，来警戒大臣中不忠诚的人。”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也跟着附和。高太后说：“详细地阅读了苏轼文章的意思，这是针对现在的有些官员而说的，不是用来讽刺祖宗的。”为苏轼解了围。
元祐八年(1092)的四五月，御史黄庆基等连上七个奏章弹劾苏轼，其中说：“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面对御史对苏轼气势汹汹的谗毁，高太后不仅不相信黄庆基对苏轼的诬陷，反而罢免了黄庆基的职务。御史中丞赵君锡诬陷苏轼“负恩怀逆，无礼先帝，愿亟正其罪”时，高太后盛怒，斥责“君锡全无执守。”将他贬职外放。
这对苏轼是多么有力的保护和支持。古往今来的蒙冤者，有几人能得到苏轼这样的幸运？有几人能幸遇高太后这样的支持和保护者？
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鱼龙混杂
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中，品质恶劣、别有用心、陷害忠良的奸佞小人不少，如李定、舒亶、贾易、何正臣、赵君锡等。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中，也有素质、名声、一贯表现都不错的人，如听信朱光庭教唆参与围攻苏轼的傅尧俞、王岩叟等御史，本质上都不是坏人，高太后曾对辅臣说：“傅侍郎清直一节，终始不变，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金玉君子”，评价如此之高，充分说明傅尧俞的品德和才能都很突出。
史料称傅尧俞“忠正耿直，不阿不谄”。宋哲宗即位后，傅尧俞升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论起朝廷大事，在皇帝面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曾上奏章说：“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假如让我举荐正直，处置奸佞，我虽才疏学浅，但怎敢不尽心尽力而为？如果让我窥探别人隐私，吹毛求疵，实在不是我的志向。”
苏轼的弟弟、当过御史中丞的苏辙评价傅尧俞：“凛然直谅之风，出于恺悌之性。早为御史，议礼不阿，中列谏垣，言政多牾。流落虽久，志气益坚。俾还侍于燕闲，日有闻于礼义。执法之任，非尔而谁。”像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坏人。
王岩叟，一生才华横溢、政绩卓著，建树颇丰。其为人做事高风亮节，受到司马光、苏辙、吕公著等大臣名士的高度评价。
定州知州吕公著曾感叹曰，此古良吏也。哲宗即位后近臣推荐王岩叟为监察御史，但皇上及宫廷重臣都不认识他，有人建议王岩叟去见见这些权要。王岩叟笑着说：“那不是我自己要当御史吗？不去！”
王岩叟对朝廷的忠诚正直，对国事的苦心孤诣，使之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元祐六年（1091），拜（任）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最高军事机关秘书长），王岩叟入谢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赞许他：“知卿才望，不次超用。”
宰相刘挚为御史郑雍中伤，王岩叟连连上书为刘挚辩护。此时，御史又攻击王岩叟是刘挚同党。王岩叟遂被革职.。进谗的御史嫌对王岩叟的处置太轻，要求加重处分。高太后说，“岩叟有大功，今日命令已出，不再改变。”后来，王岩叟病逝于河南孟县，朝廷赠他左正议大夫的谥号。
这充分说明，那些参与了对苏轼构陷的御史，情况各异，品质不一，有挟嫌报复、嗜好整人、攀附权贵、追逐官位、卖友求荣的奸佞小人，也有品德、名节比较好的人，如傅尧俞、王岩叟等御史虽然听从朱光庭的教唆参与了对苏轼的构陷，但他们参与对苏轼的构陷有多方面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形势所迫，也许是因为一时糊涂。从本质上说他们不是坏人，瑕不掩瑜，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偏概全，说某人好，就是百分之百的好，没有一点瑕疵；说某人坏，就是百分之百的坏，没有一点好处，应当历史地看，力求全面、客观、公正。
至于王安石，他曾因苏轼批评新法而大怒，并利用职权痛贬苏轼，这是因为政见不同。后来苏轼再次蒙受诬陷，王安石挺身而出，为苏轼说公道话，展现出一个政治家不计前嫌、珍惜和保护人才的胸怀和气度，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