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南宋著名抗金将领，豪放派词人，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并称“济南二安”，名气很大。
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出类拔萃、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他一生矢志不渝，坚持抗金。然而，他不仅被昏庸的南宋朝廷投闲置散，不予重用，而且屡次遭受投降派和监察御史们的构陷，使他梦寐以求收复中原的夙愿化为泡影。开禧三年（1207年），报国无门、身心俱伤的辛弃疾忧愤成疾，大呼三声“杀贼、杀贼、杀贼”，怅然去世，年六十八岁。
勇于担责追回帅印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一路烧杀抢掠，中原百姓深受荼毒，于是揭竿而起，纷纷组织抗金义军。济南人耿京联络李铁枪等人，竖起抗金大旗，队伍发展很快，并攻克了莱芜、泰安等地。一时声势浩大，有力地打击了金军的疯狂气焰。
时年22岁的热血青年辛弃疾也拉起了两千人的队伍。当时，他的拜把子兄弟义端和尚也拉了一小股人马，辛弃疾说服义端，两人率众一起投奔到耿京帐下，壮大了义军队伍。
这个义端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和尚，而且为人狡诈，怀有野心。他到耿京义军不久，竟偷偷盗走了由辛弃疾保管的帅印，准备去金营邀功请赏。
义军首领耿京怒不可遏，就要拿辛弃疾问罪，要杀掉他。义端是辛弃疾带来的，帅印又是耿京交给辛弃疾保管的。现在义端盗印潜逃，一时抓不到义端，辛弃疾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血气方刚的辛弃疾痛心疾首，后悔自己交友不慎，给义军和自己都带来麻烦。他当场向耿京发誓：请宽限我三天时间，保证找到义端，追回帅印。否则，甘愿引颈就戮！
当晚，辛弃疾带了一小队精干士卒埋伏在去金营必经的路旁，张网等候义端。果然，天快亮了的时候，辛弃疾发现义端骑着马来到。他一个箭步窜上去，一把将义端拉下马，义端见是两眼冒火、手持利刃、杀气腾腾的辛弃疾，吓得魂飞魄散，当即跪地求饶说：“请您饶了我吧。我会麻衣相术，早就知道你的真身是一头青兕，前途无量，将来定有大的造化。清你看在把兄弟的份上，饶了我的小命吧!”嫉恶如仇的辛弃疾哪里能容，二话未说就挥刀把义端的头砍下来,带着帅印回到义军向耿京复命。
辛弃疾刚投义军时,耿京认为辛弃疾不过是个舞文弄墨的小秀才,所以就安排他掌管文书和帅印。盗印事件发生后，他对辛弃疾反感至极，决心予以严惩。但辛弃疾请求宽限一点时间，保证追回帅印。耿京冷静一想，觉得这样也好，现在即使杀掉辛弃疾，帅印也弄不回来了。不如让他去追，追不回来再杀也不迟，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没想到这么快就处死了义端，追回了帅印，从此耿京对辛弃疾刮目相看，知道辛弃疾不仅是个颇有才学的秀才，而且是个有勇有谋的壮士，文武双全，不可小看。
深入虎穴生擒叛将
1161年，辛弃疾参加耿京义军后，认为这支自发拉起来的地方武装毕竟不是正规部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力劝耿京奉表归宋。耿京也有同感，当即表示同意辛弃疾的意见。遂派另一起义领袖贾瑞和掌书记辛弃疾一同时在建康的宋高宗面圣，并带回了南宋朝廷的任命状。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刚刚被南宋朝廷任命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兵马的耿京被部将张安国杀害，投奔金军。
辛弃疾听到这个消息，义愤填膺。他跟海州的守将商量后，决定亲自带五十名勇士，全副武装，骑马奔向济州金营捉拿叛将张安国。
辛弃疾带人到了济州，叛将张安国正在大宴宾客，一听说辛弃疾来了，一时还弄不清他们的来意，他稍微迟疑一下，便吩咐兵士让辛弃疾他们进来。
辛弃疾与同去的勇士们闯进大厅，看见张安国跟一些叛将正在宴席上猜拳行令，饮酒作乐。他气得肺得要炸了，两眼冒火。也不跟张安国说话，勇士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张安国捆绑起来，拉出衙门。等济州的大队兵士赶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张安国捆绑在马背上。
胆识非凡的辛弃疾当场向兵士们宣布说：“朝廷大军马上就要来了。大家谁愿意抗金的，就跟我们走！”
济州的兵士多数都是沦陷区的农家子弟，对金兵的烧杀劫掠都怀有深仇大恨，谁也不愿去为金军卖命，都愿意参加抗金的队伍。听到辛弃疾一号召，当场就有上万人愿意跟他们走。辛弃疾立刻带领大队人马，押着叛将张安国，直奔南方。
辛弃疾把叛将张安国押到建康行营，南宋朝廷对张安国审判后，立即把他押赴刑场，砍头示众，民众无不拍手称快。辛弃疾的忠勇和胆略给朝廷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即任命辛弃疾为江阴检判。当时他仅二十三岁。
上书条陈战守之策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夏，大将张浚率领大军北伐，这是南宋朝廷渡江之后对金军发动的第一次主动进攻。然而却在符离（今安徽宿县北）遭到惨败。朝中的投降派更加活跃，本来就畏敌如虎的南宋朝廷对抗金更失去了信心和勇气，不久即与金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隆兴和议”。
辛弃疾面对投降气氛越来越浓的局面，痛心疾首，忧心如焚，悲愤填膺，夜不能寐，于是呕心沥血写下了洋洋洒洒一万七千余言的御戎十策即《美芹十论》。全文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谨战共十篇。辛弃疾说，前三篇“言虏之人弊”，后七篇“言朝廷之所当行”。又说，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矣，然后以七说次第用之。对南宋与金朝对立形势、战争发展方向、抗金的具体战略和战术，都作了详尽分析。充分展现了辛弃疾的文韬武略、满腹良谋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乾道元年（1165），辛弃疾把《美芹十论》上呈孝宗皇帝。由于北伐在符离大败后，朝中弥漫着浓重的沮丧气氛，朝廷和金主谈和的“隆兴和议”刚刚签订，所以辛弃疾的抗金宏论根本引不起当局的重视，更谈不上付诸实施。
乾道六年（1170年），辛弃疾31岁，在建康留守叶衡（梦锡）的大力推荐下，孝宗皇帝召辛弃疾立刻到临安召对。长期忧国忧民苦于没有进言之路的辛弃疾现在有了进言机会，非常高兴。他立刻坐下来，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精心草拟了《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和《议练民兵守淮疏》两份奏疏，准备在召见时面呈皇上。
他来到临安城皇宫的延和殿，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皇帝的咨询。然而，皇帝的召见只不过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而已，并没有征询他解决内忧外患的大计，这使他颇感失望，
尽管如此，孝宗皇帝对辛弃疾毕竟是有好感的，加上虞允文、叶衡等大臣对他的欣赏，辛弃疾被任命为司农寺主簿。
出于爱国激情，辛弃疾仍然想以上书的形式发表自己对治国安邦的见解。于是，辛弃疾又写下了九篇文章，合称《九议》。在这九篇文章中，前三部分论述抗金北伐所面对的战略任务，中间三篇文章则指出了抗金北伐的战术方法，后面三部分则重点论述了抗金北伐应该采用哪些保障措施。这九篇论文思虑更加周详，对现实形势解读更加清晰。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呕心沥血写成的“两疏”呈送皇上受到冷遇的教训，使他不想再直接呈送皇上，而决定呈送给对自己颇为赏识的当朝宰相虞允文。
虞允文以文人带兵出名，在采石矶击败金兵，成为南宋主战派的旗帜。辛弃疾将满心期待倾注到他身上，将他看作领导未来军民北伐的最合适人选。
辛弃疾建议虞允文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寻访大江南北的英雄豪杰，从中挑选出十多位懂得军事和时局的士人，组成智囊团，形成枢密院的属官团队，规划出抗金北伐的战略并上报朝廷，成为皇帝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辛弃疾提出，由于抗金北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方针，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除此以外，辛弃疾还设想了诸如反间计、声东击西计等战术层面的具体计划，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建议。诸如储备军事物资、改革军队管理制度、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减少民众的负担、给予他们应有的优惠政策，这样才能通过“内厚其民”而做到“外倾其敌”。
由于种种原因，虞允文并没有对辛弃疾的《九议》给出明确的答复。两年后，也就是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33岁的辛弃疾在司农寺主簿上任期已满，被朝廷外放任滁州知府。
精忠报国屡遭构陷
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府。面对滁州被战火严重毁坏，村落破败，民生凋敝的状况，辛弃疾放宽并减轻赋税，招回逃难流散的百姓，教练民兵，提议军队屯垦，筹建了奠枕楼，繁雄馆。对他颇为赏识的叶衡入朝为相后，竭力推荐胸有大志、有勇有谋、“慷慨有大略”的辛弃疾。宋孝宗再次召见，改任仓部郎官，江西提点刑狱等职。因为铲平大盗赖文政有功，加官秘阁修撰。后来调任京西转运判官和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等职。
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辛弃疾屡受弹劾落职，退隐山居多年。开禧北伐前后，相继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枢密都承旨等职。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失地为志，多次向朝廷上书，陈述抗金北伐、收复失地的战略战术，但昏庸腐败的南宋小朝廷却苟且偏安，不敢去触动金人，只知在杭州苟且偷生，过着花天酒地、纸碎金迷的生活，正如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一诗所写的那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南宋朝廷对辛弃疾这样坚决的主战派将领不予重用，一直是投闲置散。御史弹劾后，又一贬再贬。有资料说辛弃疾一生遭贬共有三十七次。我未取此说，但他一生中至少遭到监察御史王蔺、黄艾、何澹、谢深甫等人的弹劾和攻击。监察御史们对辛弃疾三番五次的弹劾，基本上都是歪曲事实、肆意扩大、罗织罪状、陷害忠良的构陷行为。
淳熙八年(1181年)冬，辛弃疾刚刚由湖南被提拔为两浙西路提点刑狱。谏官王蔺弹劾辛弃疾“奸贪凶暴”、“虐害田里”、“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凭陵上司”等等罪名。实际情况是，辛弃疾在1179年被任命为潭州知州，兼任湖南路安抚使期间，整顿“乡社”。乡社是一种地方武装组织，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横行不法的工具。经过辛弃疾的整顿，乡社由不法武装变成了由官府管理的地方武装，得到了朝廷的赞赏；其次是经孝宗皇帝同意，组建了一支步兵二千人、马兵五百人、战马铁甲齐备的“飞虎军”。招兵买马，购置装备，当然要花钱，自然要引起一些人的怨言。事后，辛弃疾把整个过程与所用款项一一向皇帝作了汇报。宋孝宗看后很高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飞虎军建成之后，“雄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在后来对金军的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北虏颇知畏惮，号虎儿军。”第三件事是救荒。由于措施得力，不但他辖区内百姓顺利度过荒年，还帮助别的辖区度过了饥荒，朝廷特意下诏褒奖，晋升官职。
尽管辛弃疾殚精竭虑，取得这样的政绩，却受到御史王蔺的弹劾。皇帝偏听偏信，把刚刚对辛弃疾的褒奖忘得干干净净，很快变脸，跟着御史弹劾的的腔调，指责辛弃疾“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愤形中外之士，怨积江湖之民”，下达罢免令，撤销了辛弃疾的所有职务。
辛弃疾被贬后，归隐于江西信州(今上饶)带湖。他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于是，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过起了躬耕田亩、垂钓水滨的生活，并给自己取号“稼轩居士”。在这段时间里，辛弃疾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直到十一年后的绍熙三年(1192年)，五十三岁的辛弃疾才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
刚刚复职的他，工作更加卖力，朝廷甚为满意，冬天就被召到京城担任大理少卿；不到半年，又提升为集贤殿修撰，改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正当他回到福建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谏官黄艾又对他提出了弹劾，罪名是“残酷贪饕，奸贼狼藉”，一下子官职全免，他也只好又回家隐居去了。即使他回家之后，御史们仍不肯放过他。1194年9月，御史中丞谢深甫出马，弹劾他“交结时相，敢为贪酷，虽已黜责，未快公论”，将集英殿修撰降为秘阁修撰；1195年10月，新御史中丞何澹再弹劾他“席卷福州，为之一空”，秘阁修撰的职名也撤掉了。1196年9月，御史们又纷纷上书弹劾辛弃疾“累遭白简，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宋会要·职官》）。这样。辛弃疾剩下的最后一个空名虚职“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也没有了。辛弃疾在官场上已是一无所有。
据《宋会要辑稿·黜降》的记载，当时御史弹劾辛弃疾的罪名是："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就是说他奸猾贪婪凶横残暴，残酷迫害老百姓。另外《西垣类稿》收录了当时以皇帝名义签发的处分辛弃疾的文件，名字叫做《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其中说辛弃疾的主要罪行是：
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愤形中外之士，怨积江湖之民。方广赂遗，庶消讥议。
这段话的意思是：辛弃疾放纵他的贪求之心，把公家的财产当成了自己的口袋；敢于诛杀，把百姓看成茅草一样。不服领导，侵犯上级的权威；结交同类，建立关系网。靠着四处送礼行贿，才侥幸逃过了别人的物议。
其实，辛弃疾在任湖南安抚使时确曾动用了十万石桩积米（储备粮）救荒。这件事情历来都是作为辛弃疾的一件政绩进行记载的，如果他真从饥民口中抢了粮食的话，一直对辛弃疾吹毛求疵的御史们弹劾他绝对不会对其证据确凿的罪行忽略不计的。
至于创建“飞虎军”问题，据《宋史》等书记载，建“飞虎军”的开支，地方投入的资金四十二万贯。辛弃疾为此曾"多方理财"（真德秀《西山集》卷九《潭州酒税状》），采取过将"税酒法"改为"榷酒法"等措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在宋孝宗面前告他"聚敛"。但是，辛弃疾是否存在着“指公财为囊橐”，把公家的钱变成自己私人的“小金库”，是没有事实证据的。辛弃疾后来向宋孝宗详细报告创建“飞虎军”的账目，获得“上遂释然”的效果，也就是得到了孝宗皇帝的认可，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根据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赵晓岚考证和研究，她在《金戈铁马辛弃疾》一书中针对御史王蔺、黄艾、谢深甫、何澹等对辛弃疾“结时相，敢为贪酷，虽已黜责，未快公论”、“严酷贪婪，奸赃狼藉”、“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贪污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章，恬不少悛”等弹劾，指出：根据《宋史》记载，辛弃疾在当福建安抚使的时候，他的施政方针是“务为镇静”，也就是尽量使地方上保持安定。为了实现社会的安定，辛弃疾认为，首先要"惠养元元"，也就是做好民生问题，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第二，要有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当时福州一带海盗猖獗，严重威胁当地社会治安。为此，必须有一支能够控制住局面的军队，地方政府每年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福建人口多耕地少，年成稍差，就不得不到外地去买粮，这进一步加重了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辛弃疾针对福建这些实际情况，于是决定在不扰民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筹钱建了一个“备安库”，也就是维护地方安定的专项资金。他计划把这笔资金用在两个方面：一是趁着当时福建粮食接连丰收的机会，在秋天谷价比较便宜的时候收购两万石米，作为粮食储备，这样碰到荒年也可以缓解一下恐慌；另外，他还准备打造一万副铠甲，招募一些强壮的士兵，严格训练，加强军队的建设。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筹到了五十万贯钱。但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的计划，御史们就闻风而动，对他发起猛烈的弹劾，把他筹建“备安库”的举措诬为“贪污恣横”、“帑藏为私家之物”了。
至于“唯嗜杀戮”问题，也不能成立。在任命辛弃疾为福建安抚使的官方文件上，有这么一句话："比居外台，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外台”是指提点刑狱这个官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辛弃疾在当福建提刑期间，给犯人判罪遵从的是宽厚的原则，这件事福建人是家喻户晓的。据《福建通志》的记载，辛弃疾做安抚使期间，有一次曾派了一个叫傅大声的官员去下面的一个县复审狱中的囚犯。傅大声到了那里后，经过仔细的审理，释放了五十多个人，只留下了十多个。那个县令十分气恼，认为傅大声这样的翻案，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于是拒绝招待傅大声，弄得傅大声十分狼狈。辛弃疾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对这些案件再次审理，最后认定傅大声的审理和决定完全正确。
除此之外，辛弃疾还根据当地老百姓的愿望，向朝廷建议在福建推行"经界"和"钞盐"。"经界"是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清查，以此作为分摊赋税和杂役的依据。而"钞盐"是对原来盐实行官府专卖销售方式的一种改革。原来由官府专卖的盐，往往质量差价格高，所以百姓都不愿意要，宁愿去买私盐。于是官府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就采取按人口强行摊派办法。这样做百姓的意见很大。为了缓和民怨，南宋朝廷就在部分地方实行“钞盐”政策：由盐商先认缴一定数量的税款，然后官府给他一张运销许可证，允许他贩运销售一定数量的食盐。这样，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又使百姓可以自由选择买谁的盐，盐的质量也所提高。
由此可见，那些御史弹劾辛弃疾在福建任职期间贪酷是不符合事实的。辛弃疾对百姓不仅不“贪”，也谈不上“酷”。但是，他对自己下属官吏的要求和处理是很严的，据《真西山集》卷四五《少保成国赵正惠公墓志铭》披露，说辛弃疾“厉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惴栗，惟恐奉教条不逮得谴。”意思是说，他十分严厉，对手下触犯律条的官吏，往往进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吏都吓得发抖，惟恐遵守教条不到位而被惩处。
屡遭弹劾的个人因素
就辛弃疾个人来说，他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胆有识，敢作敢为，而且他具有浓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南宋朝廷中，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但是，为什么他老是横遭御史们的弹劾和构陷，而且朝廷相信御史的谗毁，对他降级革职，一贬再贬，投闲置散呢？
我认为，除了奸邪御史和昏君奸臣构陷忠良的生性使然之外，辛弃疾个人的性格和行事作风的缺陷给那些对他进行罗织罪状的政敌提供了口实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些御史正好抓住他的弱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辛弃疾全盘否定，横加诬陷。
辛弃疾明白自己的缺点，他在一首《永遇乐·戏赋辛字》的词中就自己姓氏的“辛”字大加发挥说：“细参辛字”，列举了“艰辛、悲辛、辛酸、辛苦”，这些都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和感喟，而“辛辣”则是如实地坦陈自己“烈日秋霜”般的激烈、火爆性格和急躁、凌厉的行事作风。
性格决定命运。鲁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对社会的洞察，曾告诫许广平：“性急的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鲁迅评价胡风“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辛弃疾这种性子急，易发脾气，又刚直、“辛辣”，不够“阴柔”的性格不仅朝臣不喜欢，皇上不喜欢，而且同事、部署都不会喜欢，“易于招怨”，必然吃亏。他与南宋官场格格不入，成为一个"另类"，从而惹来种种的"流言"，招致那些正为找不到整治对象而感到寂寞的御史们的光顾，添油加醋，罗织罪状。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辛弃疾的头上就不足为奇了。
他在湖南时呈送给宋孝宗的《论盗贼劄子》中曾说自己：“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意思是说，我生平刚直笨拙不知绕弯子，对自己又十分自信，近年来很多人都与我难以相容，因此我担心，话还没说出口灾祸马上就来了。
辛弃疾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自己之所以动辄得咎，屡遭构陷，“刚拙自信”的个性是重要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辛弃疾是一位“忠肝义胆”、敢作敢为、堪当大任的爱国者。他在仕途的前期比较天真，对朝廷的昏聩缺乏认识，把报国之路看得过于平坦，如他在滁州任上送范倅的《木兰花慢》词中写道：“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意思是，趁旅途的征衫未换，正好抓紧时间去朝见天子，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朝廷一定正在渴望、访求贤才。他哪里知道，皇上并非都是求贤若渴的主儿，而且有的皇上有的时候是分不清忠奸，甚至是忠奸颠倒的。朝中深受皇上宠信的奸臣贼子正在处心积虑地准备罗织罪状，构陷忠良。辛弃疾后来屡遭构陷，革职降级，他才深有感受，用“长剑生苔”、“雕弓挂壁”比喻自己被投闲置散；用“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意为把月亮上桂树的枝枝蔓蔓砍去，月亮就会有更多的清光洒到人间。比喻把当权的奸臣贼子清除出去，国家政治才会清朗起来。
辛弃疾是很直率的，他把自己遭受构陷、蒙受冤屈、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都诉诸笔端，写进词章。如他呕心沥血撰写的《美芹十论》、《九议》等上书呈送后，被束之高阁，没有得到当局的积极回应，他写词发牢骚说：“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面对黑白混淆、忠奸颠倒的现实，他写道：“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批评当政重毫发而轻泰山的荒唐现象。他还在一首《水龙吟》词中写道：“倩何人与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他化用《楚辞》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典故，意思是珍贵的黄钟被砸烂并被弃置一边，而把泥制的瓦釜敲得很响。比喻有才有德、堪当大任的英雄豪杰被弃置不用，甚至诬以罪名，而鄙陋庸俗的平庸之辈却春风得意，位高权重。
开禧三年（1207年），朝廷准备重新起用辛弃疾的时候，辛弃疾已经身心俱伤，卧床不起。九月十日，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大呼三声“杀贼、杀贼、杀贼”后，就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忧愤与世长辞了。
历史教训刻骨铭心
辛弃疾临终前大呼三声“杀贼、杀贼、杀贼”，对他要杀的这个“贼”是指什么人，一般都理解为是指金国侵略者，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笔者认为，还应当深层次地想一想，辛弃疾嫉恶如仇的这个“贼”字除指侵略中原的金兵之外，其中还应该包括那些在朝中进献谗言、罗织罪状、构陷忠良、投降卖国、充当外敌内奸的奸臣贼子们。
纵观中国历史，类似辛弃疾这样满腔热忱、矢志报国、却被奸臣贼子构陷而被革职降级、投闲置散、甚至诬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的爱国忠良并不少见。本文不举其他朝代的例子了，单就与辛弃疾同一个个南宋王朝，岳飞冤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而且岳飞的结局比辛弃疾更为冤枉，更为惨烈，
岳飞一生以精忠报国、收复中原为己任。他率领的岳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南征北战，屡立奇功，是一支民众高度赞赏、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抗金劲旅。所以，当时在金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公元1130年，金兵统帅完颜兀术侵扰常州、镇江，岳飞率兵堵截，屡战屡胜。清水亭一战，打得金兵落花流水，并配合韩世忠取得黄天荡阻击战大捷。接着又在牛头山设下埋伏，再次击溃金兵，收复建康。岳飞满怀豪情地写下“怒发冲冠”的《满江红》词，表达他收复中原、直捣黄龙的壮志豪情。
1140年，金兵分四路大举南犯。危急之时，朝廷派岳飞救援。岳飞马上率军北上，很快收复了许多失地。岳飞率轻骑进驻郾城。大破金兵最精锐的王牌“拐子马”骑兵，又乘胜进军，取得歼敌十万的朱仙镇大捷。岳飞鼓励将士乘胜北伐，直捣黄龙府，痛饮庆功酒！
就在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南宋朝廷听信奸臣贼子的误国谗言，连发十二道金牌，诏令岳飞班师回朝，而且诏令的措辞一道比一道严厉，同时又断绝了岳家军的粮草供应。岳飞仰天长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岳飞回朝后即遭秦桧党羽万俟卨、罗汝楫的弹劾，诬蔑岳飞援淮西“逗留不进”、主张“弃守楚州”，岳飞被罢枢密副使后，对他的迫害步步紧逼。在秦桧授意下，张俊威逼岳飞的部将王贵、王俊出面首告张宪“谋反”，继而牵连岳飞。张俊私设公堂，向张宪严刑逼供，毫无结果，竟捏造张宪口供“为收岳飞处文字谋反”。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投入大理寺狱中。
岳飞义正词严地面对审讯，并袒露出背上母亲刺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主审官何铸查得岳案冤情，如实禀告秦桧。秦桧却说：“此上意也！”何铸虽然前不久也弹劾过岳飞，但良心未泯，不无义愤地说：“强敌未灭，无故杀一大将，失士卒之心，费舍己之长计！”于是秦桧改命奸佞万俟卨为御史中丞，罗织罪状，对岳飞横加构陷。
十一月初七日，宋金“绍兴和议”达成：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由宋朝向金国称臣，并每年向金贡奉白银两、丝绢二十五万匹。和议虽已达成，但岳飞始终未能被释放。万俟卨等逼供不成，为了坐实冤狱，又为岳飞罗织了所谓“指斥乘舆”、“坐观胜负”等数条罪名，欲将岳飞定为死罪。
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认为岳飞无罪，与万俟卨竭力争议，均遭罢官处分。布衣刘允升上书为岳飞飞申冤，被下大理寺处死。已赋闲的韩世忠因岳飞入狱之事质问秦桧，秦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忿然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亲自下旨，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处死，时年仅39岁。张宪、岳云以军法斩首。岳飞临刑前留下八个字的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死讯传出，临安百姓为之恸哭。而消息传到金国，据《宋史·岳飞传》载：“时洪皓在金国中，蜡书驰奏，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金兵大举侵犯中原，最害怕的只有岳飞，因为岳飞率领的“岳家军”所向披靡，屡战屡胜，令其闻风丧胆。然而，金国未费吹灰之力，南宋朝廷却明正典刑地处死了岳飞，帮助金国清除了吞并大宋的最大障碍，金兵将领闻讯后异常惊喜，纷纷举杯庆贺。
岳飞、辛弃疾都是爱国志士，都是忠肝义胆，都是抗金名将，都是奸邪御史谗毁构陷的猎物。但是，辛弃疾的命运比岳飞好得多，这是因为，主宰辛弃疾命运的宋孝宗比主宰岳飞命运的宋高宗好得多。所以，辛弃疾虽然一生屡遭御史谗毁，朝廷贬斥，投闲置散，壮志难酬，但他毕竟未被处死，而是年迈病逝家中，享年68岁。而岳飞却是被打进大理寺监狱，受尽酷刑后与儿子岳云一起被朝廷处死的，岳飞年39岁，岳云年仅23岁。岳家父子的命运比辛弃疾惨烈多了。
这充分说明，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突破的，自己营垒中构陷忠良的奸佞之辈实质上是为敌人效劳的内奸，其对国家的杀伤力极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正如鲁迅深刻地指出的那样：“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