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党围绕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任务，英勇抗战，坚持抗战，同时也不放松多方面的创建性工作，青年工作就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这里说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至于广大工农青年早就积极参加了十年之久的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时改为各地的青年救国联合会，这是全民动员抗战的一支积极力量，但青年知识分子工作最出彩的还是毛泽东提议举办的抗日军政大学。自抗大三期以后，大量知识青年涌入抗大，尤其是青年知识界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首战平型关大捷，《西行漫记》中文版的发行，充满着好奇、敬仰、憧憬，党中央及时敏捷抓住这一历史节点，向知识青年敞开了欢迎的大门，来者不拒，随到随收，并相继办起了抗大、陕北公学、青训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到1938年底总共学员已达二万多人。

一、对抗大学员的二十六次演讲

耀邦同志1937年至1939年初均在抗大工作。抗大四期，他就职于学员一大队任政委，大队长是苏振华，副大队长詹才芳，政治处主任王赤军，其后洪学智、陈奇涵、刘清华也曾先后担任过副大队长。毛泽东对抗大学生的关心、教育、培养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学生的婚姻恋爱也在他的视野之中。据中办老干部写的《我管理毛泽东手稿》一书的统计：毛泽东在抗大讲话共26次，其中25次讲话都在1938年至1939年两年。耀邦同志有幸听过毛泽东同志几乎所有在抗大的讲话，其中还有几次是专门给四期学员开的小灶。现择其几次演讲介绍如下：

1.1938年4月2日，新编的一大队准备从延安迁移到瓦窑堡。在延安东门外延水河畔，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为学员们送行，他即席演讲：学员们“在政治方面要知大局，顾全大体”。“你们可以由排连长做到师长”。“这不是为升官，而是干革命工作”。（《我管理毛泽东手稿》P.112）

2.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一大队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他主要讲了：“（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三）灵活的战略战术。”着重提到“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道理。最后提到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并表示只要张国焘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对他还可以在党外联合抗日。（同上 P.144）

3.1938年5月24日，毛泽东对抗大四期开学做了长篇演讲，他说：“今天第四期开学，到的学生很多，现在真的是大学。……中国共产党十年来的斗争，已能够在全国青年中有这样大的影响，这是非常光荣的。”抗战是艰苦的，我们决定用持久战。（同上 P.73）

4.1938年8月2日，毛泽东对抗大四期一、二（大）队及随军毕业同学发表了一篇严肃讲话：“中国历朝以来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派的，另一条是不正派的。”“你们恨日本恨汉奸，……你们还要恨‘吹牛’、恨‘拍马’。”（同上 P.122）“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且是半封建国家”，“历史证明着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枪杆子里面出一切，这是真理。”（同上 P.140）

5.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对抗大四期先期毕业学员发表讲话。他说到：“你们在抗大是学生，毕业了为什么还要当学生呢？”他以孙中山、马克思、高尔基、爱迪生为例，告诉毕业的学员们学无止境。比如爱迪生，“他研究一种只能用脑子看，显微镜都看不见的东西——电子。”（同上 P.95）

6.1938年8月至9月，毛泽东继续给抗大四期先期毕业学员演讲，他讲：“抗大要学的好比是一把钥匙，好去开门。”“我们抗大是一个敲门砖，开抗日之门。”要读“一本‘无字天书’”，这就是客观实际。（同上 P.98）

抗大办学九年，培养了我党党政干部十余万人，公认：“第四期之所以是抗大创办以来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将四千多名知识青年教育培养为坚强的抗日军政干部。”

毛泽东对抗大的干部、学员讲话，非常放松，幽默有趣，讲主题，讲宏观，也开玩笑，各种历史故事顺手捻来，不但听者入迷，讲者也处于一种思想放飞的状态。耀邦同志侧身其中，受益终身，三十多年后，他回忆毛泽东对他本人的教诲和警示时，用的词汇就是“耳提面命”四字，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或有几分敬畏。

二、瓦窑堡的斗争和学习

瓦窑堡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党中央、军委第一处驻地。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讨论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毛泽东在城内天主教堂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1.“单刀赴会”

一大队进驻的瓦窑堡，是一个历史古镇，属安定县管辖。那时，耀邦同志或许不知，“安定”竟是我家汉朝先祖的祖居地，我家的祖堂就是“安定堂”。安定县城是国民党的地盘，县长叫田杰生，瓦窑堡和广大乡村则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县两治，矛盾冲突自然经常不断。一大队既要坚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治大局，又要不断处理国共冲突，如何掌握分寸尺度，确实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问题。耀邦同志琢磨了一个词，国共两党的矛盾冲突和中小事件通称“摩擦”。当耀邦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一大队在瓦窑堡的情况时，他说田杰生是个“摩擦专家”，专会在两党之间搞摩擦。毛泽东眼睛一亮“噢”了一声，说这个“摩擦”用词好。耀邦同志高兴地回忆到：“主席以后也经常用这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一大队驻地虽然被国民党屡屡挑衅，也没影响耀邦同志去拜访田杰生。

三十多年后，耀邦同志向子女们回忆过此事。两人在县衙见面，由县衙的文书之类的小吏介绍。小吏的介绍方式既优雅又滑稽，先是对着田杰生抬起右臂，在空中划了一个圈，退几步说：“这是国民政府的田杰生县长。”又对着耀邦同志抬起左臂后退几步说：“这位是*********的胡耀邦政委”。耀邦同志边说边学着那位小吏的动作，引得我们笑破肚皮。

瓦窑堡的摩擦不断，到1939年年初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田杰生非法逮捕了我八路军驻安定县办事处的薛铭山、贾仲清同志，又变本加厉绑架了我方任命的薛兰斌县长。我方的反应也相应升级，抗大一大队所有学员举行武装游行，与边区警备部队联合行动。经一大队领导研究同意，耀邦同志身带手枪，偕同一名警卫人员，紧急约见田杰生，要求释放薛县长及其他被捕人员，耀邦同志对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简单表明态度以后，大声说道：如果动武，我们早有准备。说罢掏出手枪往桌子上“砰”的一拍，继而又缓和一下说到：“还是不要这样的好。”同时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员肖劲光通电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绥德一二O师三五九旅也做了军事准备。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了关押人员。当耀邦同志向毛泽东汇报此事经过时，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表示 ：“噢，你还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呀！”毛泽东投身武装革命二十年，从井冈山到延安，熟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绝不信耀邦同志把枪往桌子上一拍就能慑服田杰生。他说的“单刀赴会”不过是对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的一种鼓励，一种由衷的喜悦。

2. 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

1938年4月4日，抗大四期一大队入住瓦窑堡。就在当月“在胡耀邦政委的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斯达汉诺夫学习活动’，大大调动了同志们工作、学习的积极性”，大家目标明确，奋发向上，生龙活虎，工作有声有色。（《风雨历程》P.67）这是教职员工、干部范围内开展的革命竞赛活动。罗瑞卿副校长曾率总校检查团到一大队检查工作，认为经验很好，应予推广。不久抗大全校都开展了此项工作、学习的突击活动。耀邦同志和苏振华大队长理解在延安大办学校，培养干部和进行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一大队也办起了自己的队刊，队刊的负责人是牛克伦同志。当罗副校长到一大队检查工作时，他高声对牛克伦说道：“队刊办得很好，毛主席每一期都看，评价很高呢!”（同上 P.04）大家都很高兴，那晚大队同志请罗副校长吃饭，不喝酒的同志也破了例。

罗副校长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一大队开展“斯达汉诺夫的工作竞赛活动”，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1938年5月21日，他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干部会议上讲：“斯达汉诺夫是个工人，挖煤的，一般人以为挖煤的没有文章做，但他做了大文章，成为英雄。你看省长大，还是斯达汉诺夫大？”（《我管理毛泽东手稿》 P.119）

在毛泽东的关心指导下，斯达汉诺夫竞赛活动很快又发展到了延安各项工作的“突击竞赛”活动。1938年7月9日，毛泽东在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上又发表了重要讲话：“五百多个突击队员也正如大树，而其余的无名英雄则如小树，没有其余的无名英雄，五百个突击队员也是不会有的”。（同上 P.93）“我们目前需要造就成千上万个突击队员，民族英雄，打走日本帝国主义。”（同上 P.95）

毛泽东还把突击竞赛活动引用到生产运动上去。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发表演讲。他首先表扬了抗大生产任务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后方留守兵团部分单位进行生产，任务也完成的很好。据此他认为：“为着自己而生产，这种生产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假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也是自己为了自己劳动的话，那么新中国就出来了。”（同上 P.138—139）这是延安的经济学，尽管说得不像学术论文，话语比较粗糙，也没有成本、利润的核算和统计，其思想本源仍极有价值，这就是一种人民经济的经济观，也是一种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效益的经济思想。我们改革之初就是这么启动的，但如果大而化之，离其本源，也可铸成大错。

三、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全面抗战以来，全国的青年无疑是中华民族中最活跃、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勇于献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产党、国民党都重视青年工作，都投入了很多精力，两者相比，还是延安做得更好，而抗大则是共产党做青年工作的一例光辉典范。毛泽东不惜借用黄埔军校声誉做抗大的先例，说明办学校做青年工作的重要性。

试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延安总共不到一万人，抗大第四期就为共产党、八路军培养出四千多名党政军干部骨干，几乎达到中央红军人数的一半。当然这是指数量，而非质量。这批干部总的名字叫“三八式”干部，成为我党干部结构中承先启后的中坚力量。仅第四期学员中就出现过共和国的副总理、将军和女大使，还涌现出不少文化名人。其中还包括朝鲜、越南这两个国家一些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主义战士。

我长期有个未解之谜。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人选，在军内、党内合适的人选起码不下十人，为什么单选耀邦同志呢？也可能毛泽东想到在抗日战争的大格局中，党内、军内的干部需要适应新形势，干部结构需要大力调整，那么红军队伍中，用自己培养起来的一个小知识分子胡耀邦担任此职也可值得一试呀！

我还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开。那就是1972年，负责组织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纪登奎，找耀邦同志就分配工作一事谈过两次话。第一次，纪登奎首先对耀邦同志做了些问候：听说你家来的人太多了，现在想做些什么工作呀？耀邦同志说：“是想做点工作，中央今天下命令，我明天就走，但我有个要求，临走之前，我要同毛主席谈次话。”纪登奎说：恐怕很难，我们平常都很难见到主席。第二天，纪又和耀邦同志谈了一次话，纪问到：你还有什么要求？耀邦同志说：“我说一句很感性的话，就在你面前摆这么一个资格，就请主席接见一下，20分钟可以，10分钟也可以。”耀邦同志过去对纪登奎的印象很好。1964年他准备交班时，曾推荐过纪登奎去团中央工作。

很奇怪呀！耀邦同志在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已被毛主席提议解放，参加了全会，以后又参加了党的九大，之后又去了干校，母亲也在1969年回到原纺织局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他不早点出来工作，为什么非要见毛主席再谈工作呢？是否要再次陈述他的政见呢？党的九大前夕，他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长信，陈述了他的有关建议，并无回音，现在还有必要吗？还有驻团中央的军代表给他的运动鉴定也很难定稿，他既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也没承认自己犯了走资派性质的错误，只承认自己犯有方向路线上的错误。中央领导已经绕过了这些问题，直接问他今后的工作意愿了，为何又非要见毛主席一面呢？

阅读了毛泽东在抗大二十六次的演讲后，不禁让我萌发了一种新的推测。毛泽东当时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对共产党和人民鱼水关系远远超过国民党，他非常欣慰，对人民事业正义潮流不可阻挡而满怀期望。所以他才能对抗大学员说出那种气势磅礴的誓言：“今天开学，我们就订好条约：我们一开始就要以抗战建国的面目相见。”（同上 P.88）“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同上 P.87）当时毛泽东有此坚定不移的信念，他的学生们，包括耀邦同志在内，一定也会把这一“抗大条约”牢记在心，愿意以终身的革命生涯予以兑现。我想如约在1949年建国建政时相见，大家都会充满胜利的喜悦；如约在上世纪50年代相见，大家一定会对治国理政的方针大政各抒己见；如约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相见，彼此还会有话可说吗？难道要去讨论《五灯会元》吗？耀邦同志坚持要在工作之前见毛主席一面，无疑是学生给敬爱的老师出了一道难题。

历史已翻过一页，又一页了。过去的历史，做青年工作的历史今天又面临着新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应该做为新历史的起点，新的青年工作应比以往的青年工作更有内容和价值。

202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