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封建王朝官场的黑暗、腐败是举世公认的，这不仅有《官场现形记》等文学作品的描写佐证，而且也为历代正史所记载。近读史籍，《旧唐书·良吏传》概括、评价隋朝官场的政治生态是：“隋政不纲，彝伦斯紊。天子事巡游而务征伐，具僚逞侧媚而窃恩权。是时朝廷无正人，方岳无廉吏。跨州连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怀黄，悉奋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宋哲宗时，李新说当时“廉吏十一，贪吏十九。”(《跨鼇集》卷19《上皇帝万言书》)也就是说，当时官场中清正廉洁的官吏仅占十分之一，而贪官污吏则占十分之九。这不仅是对隋朝、宋朝官场的评价，而是对封建专制社会历朝历代官场政治生态最深刻的揭示和最精准的论断。
但是，“其间岳牧，不乏循良”。黑暗腐败的官场也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的忠良好官。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在仕途上多是坎坷不平的，不少都受过诬陷、贬抑等处分，有些甚至遭遇革职、下狱、流放或杀头的厄运，这都是官场黑暗腐败的典型例证。
我阅读史书，对在册的循吏做过简略地统计，他们大约有一半受到过轻重不同的诬陷、贬抑和处分。这些循吏大多都是州县官员，如果把魏元忠、欧阳修、范仲淹等朝中蒙冤的重臣计算在内，那么，忠良好官中受过冤屈、贬斥等处分的比例就要占一大半了。
由于忠良好官中受过冤屈、贬斥等处分的人比较多，为节省篇幅起见，笔者只将一生中受过三次以上冤陷、贬斥等处分者写入本文。当然，这也不是全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三次被罢免的良相孙叔敖
孙叔敖（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人。春秋时期楚庄王时为楚国令尹，以贤能闻名于世。
据《说苑·敬慎》载：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见之,谓老人曰：“楚王不知臣之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尽来贺,子独后吊,岂有说乎?”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父曰：“位已高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孙叔敖对曰：“甚善,谨记之.”
译成白话文就是：孙叔敖担任楚国的宰相，全国的官吏百姓都来祝贺。有一个老人，穿着麻布制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帽子，最后来慰问。孙叔敖整理好衣帽出来接见了他，对老人说：“楚王不知道我没有贤德，让我当了宰相，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独自来吊唁，莫非有什么见教的吗？”老人说：“是有话说。身份已经很高贵但是待人骄傲的人，人民会离开他；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擅弄职权的人，君主会厌恶他；俸禄已经很多但是不知足的人，祸患就会和他共处。”孙叔敖向老人拜了两拜，说：“（我）聆听并接受您的教诲，愿意听您余下的指教。”老人说：“地位越高，要越为人谦恭；官职越大，思想越要小心谨慎；俸禄已很丰厚，就不应索取分外财物。您严格地遵守这三条，足够把楚国治理好了！”孙叔敖回答说：“您说得很对，我一定会牢记心中!”
孙叔敖牢记老者的教诲,并身体力行之。据《列子·说符》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他认为，爵位越高，心气越要卑下，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权力越大，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孙叔敖坚持这三条，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注重法治，任用贤能，政绩赫然。他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主持兴修了芍陂水库（今安丰塘），灌溉农田万顷，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造福淮河黎民，增强了国家实力。2600年过去了，这些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
孙叔敖一心为国，不考虑个人得失，敢于直言。有一次，楚庄王将兴师伐晋，布告全国：“有敢谏者死无赦”。孙叔敖说：“惧斧钺之诛而不敢谏其君，非忠臣也。”于是便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进谏楚庄王：“臣闻园中有榆，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后，曲其颈，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挟弹丸在榆下，迎而欲弹之；童子方欲弹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后有木屈株也。此皆贪前之利，而不顾后者也。非独昆虫，众庶若此也，人主亦然。”楚庄王听了，如梦方醒，立即收回成命，化解了一场战争。
孙叔敖还是一位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楚庄王多次要封他，他都婉言谢绝。身居高位而“无分铢之蓄”，妻子穷困，负薪而食。
《史记·循吏列传》评价孙叔敖相楚：“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楚国大治，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任何朝代都有忠良循吏，忠于国事，夙夜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也有奸臣贼子。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制造冤案，构陷忠良。孙叔敖这样德才兼备、出类拔萃、政绩突出的好官，竟然也逃不过奸臣贼子的诬陷谗害，曾被三次罢免职务。但是，他坦然面对，问心无愧。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侮，知非己之罪也。”
由于积劳成疾，孙叔敖病逝他乡，年仅38岁。
三次被贬逐的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秭归。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谗毁、排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信任。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谗毁和诬陷，楚怀王对他有了猜忌，罢黜了他的左徒之职，此为第一次被贬。
怀王十五年（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此为第二次被贬。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此为第三次被贬。
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将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攻陷楚国的京城郢都，昏庸的楚顷襄王只好与那些贵族们狼狈地逃命。屈原满怀着亡国之痛，
悲愤难抑，遂于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自投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投江后，民众怀念屈原。千百年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自沉这一天，民众都要自发地包粽子、泛龙舟，纪念这位伟大的对国家忠心耿耿却被昏君奸臣一再贬逐而悲愤自沉汨罗江的爱国忠良。
四次被诬蒙冤而死的李膺
李膺（110年—169年），字元礼，颍川郡襄城县人。东汉时期,历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蜀郡太守。又转护乌桓校尉、司隶校尉，河南尹等职。
李膺在任护乌桓校尉时，当时鲜卑多次侵犯边境，李膺常常顶着箭石，英勇作战，将敌人打败。后因公事被免官，他回到家乡兴教办学，教授学生达到近千人，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荀爽曾经去拜访李膺，为李膺赶了一次车，回来后便高兴地向人们炫耀说：“今天我居然为李君赶车了。”说明当时人们对李膺的敬慕。
永寿二年（156年），鲜卑侵犯云中郡，汉桓帝听说李膺的才能，于是又征召他担任度辽将军。最初，羌人掳掠到疏勒、龟兹二国，多次侵扰抢掠张掖、酒泉、云中各郡，百姓深受其害。自从李膺到达边境，羌人听到消息都感到畏惧，马上将以前掳掠的男女，统统送还到边境。从此以后，李膺声威远播。
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征召为河南尹。当时宛陵郡的豪强羊元群从北海郡被罢官回来，贪污罪行严重。李膺上表要审查他的罪行，因为羊元群贿赂宦官，导致李膺被判为诬告，反而被发配到左校服役。
之前，李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同心同德，检举惩处那些奸邪得宠的人，冯绲、刘祐这时也遭诬陷被发配到左校劳作。司隶校尉应奉向桓帝上书替李膺等人申诉，才使他们得到赦免。
李膺后来再次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当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长，贪婪残暴，无法无天，竟然杀害孕妇，他听说李膺的威严，于是畏罪逃回京师，躲在张让家的夹柱中。李膺知道后，率领吏卒赶到张让家拆破夹柱捉拿了张朔，将其交付洛阳县的监狱，审理后将其正法。
张让怀恨在心，向桓帝谗毁李膺，桓帝召李膺入殿，并责问李膺为什么先斩后奏。李膺回答说：“《礼记》上说：‘官宦子弟犯了罪，国君即使说宽赦他，官吏也要严守法律。’从前孔子做鲁国的司寇七天就杀掉了少正卯。如今我到职已满十天，私心害怕因办事迟滞而造成过失，没有想到却获了办案过速的罪。臣的确知道自己的罪责，死期就要到了。特请求宽留我五天，限期灭尽大恶，回来即使受烹煮之刑，这是我此生的本愿啊！”桓帝没有再说什么，回过头来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指李膺）有什么过失？”便打发李膺出去。从此之后，过去横行霸道的各个黄门、常侍都屈身敛迹不敢胡来了，休假时也不敢再出宫。桓帝诧异地问是什么原因，他们都叩头流泪说：“怕李校尉。”当时，朝廷一天比一天紊乱，纲纪败坏，只有李膺独自保持风采。以声名自高，士人有被他接待的，当时叫做登龙门。
延熹九年（166年），发生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遭到迫害。当察究核实李膺的罪状时，要经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案验，太尉陈蕃拒绝受理。说：“现在考纠案验的，都是海内人们赞誉的忧心国事、忠诚无私的大臣。难道罪名不明就应该逮捕拷打吗？”他不肯在案卷上签名。
桓帝发怒，把李膺等关押到黄门北寺狱。因为李膺等人案件牵涉到一些宦官的子弟，使得宦官们大多感到畏惧，请求桓帝按照天时大赦。于是下诏大赦天下，李膺也被免官回乡，住在阳城山中。天下的士大夫都认为李膺的道德高尚，朝廷污秽肮脏。
永康元年（167年），桓帝驾崩，汉灵帝即位，陈蕃任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同主持朝政，二人合谋想要诛杀宦官。任用天下名士，以李膺任长乐少府。不久，陈蕃、窦武的图谋失败，李膺等人又被免官。
建宁二年（169年），因张俭引发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朝廷开始逮捕与之有牵连的党人。同乡人对李膺说：“可以走了。”李膺回答说：“忠臣不躲避灾难，有罪不逃脱刑罚。这是我的节操。我已经六十岁了，死和生都由命中注定，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便主动到朝廷诏令指定的监狱中去，被拷打而死。他的妻子儿女被流放边境，他的门生、故吏和他们的父兄，都被禁锢不准做官。一代忠良竟落了个如此悲剧的结局，令人感慨不已。
六次因刚正直言遭贬下狱的陈蕃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东汉时期名臣，与窦武、刘淑合称“三君”。太尉李固上表荐举陈蕃，于是授职议郎，再升为乐安太守。因拒绝承办权奸梁冀的私事被降为修武县令。
后任尚书。当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公卿商议要遣军队剿平。陈蕃上疏辨驳说：“导致百姓为害的原因，是当地官吏贪污暴虐造成的，应该严厉责成三府，暗暗考核刺史太守县令长，发现那些为政乖乱，残害百姓的人，立即向朝廷揭发，另选清正贤明、廉洁奉公，能够宣扬法令，爱护百姓的人去代替他们，这样可以不必烦劳大军，盗贼自然会平息啊！另外，三署的郎官两千多人，属官超过规定限额还未加任用，只应选择好的授予官职，那些昏庸不法的应当清除淘汰。”上疏后得罪了汉桓帝的近臣，被外放为豫章太守。
延熹二年（159年），升任大鸿胪。适逢白马县令李云上疏直言劝谏，汉桓帝大为震怒，要将李云处死，陈蕃上书营救，因而获罪被罢免回家。复又被征为议郎，几天之后，升任光禄勋。
当时，皇宫内的宠臣外戚，权势很盛，陈蕃于是上疏批评“内侍们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到封邑，左右的宠臣无功受赏，授予官职不考虑实际能力，裂土分封未考核实际功勋，以至一家之内，封侯的有好几人”、“近年征税，百姓十分之五六受到伤害，导致万人饥寒，生活困难。然而宫女数千，吃肉穿绮，油脂粉黛等各种开支，不计其数”以及“执法不公平”等腐败现象。汉桓帝采纳了他部分意见，并放出宫女五百人。
延熹六年（163年），汉桓帝驾临广成苑围猎，陈蕃上疏劝阻说：“皋陶教训舜‘无教逸游’，周公教训成王‘无盘于游田’。虞舜、成王尚且要以此为戒，何况德行不及二主的呢！天下太平的时候，还要有节制，何况现在有‘三空’的困厄呢。所谓‘三空’，就是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加上用兵不止，四方百姓流离失所，这正是您伤心憔悴，夜不能入睡的时候，怎么能耀武扬威，醉心于车马驰骋的场面呢。又，初秋多雨，是百姓开始播种的时机，反而要他们驱禽赶兽，从事开辟道路的劳役，这不是贤明圣君体恤百姓的心啊。”奏书送上，汉桓帝没有采纳。
自从陈蕃任光禄勋后，便同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同掌管官吏的选举，不偏袒权贵，因而被豪门子弟诬陷控告，获罪罢官回家。不久，征召为尚书仆射，转调太中大夫。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人排挤诬陷忠良大臣，彼此阿谀勾结。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都因违背汉桓帝意旨而受到惩处。陈蕃借朝会之机为李膺等人申诉，请求汉桓帝宽免他们，提升他们的官爵。汉桓帝不听从，陈蕃因此流泪起身而出。
当时小宦官赵津、南阳恶霸张汜等人，奉侍宦官，仗着他们的权势作恶犯法，太原、南阳二郡太守刘瓆、成缙审讯他们，虽有汉桓帝赦免他们的命令，但仍然讯问到底，处死了他们，宦官们对他们怀恨在心。官吏上奏汉桓帝，认为刘瓆、成缙罪当处死。陈蕃和司徒胡广、司空刘茂一同劝谏汉桓帝，请求赦免刘瓆、成缙等人，汉桓帝对此不满，有司官员迎合上意，纷纷上奏弹劾陈蕃。胡广、刘茂等人。
陈蕃于是上疏说：“现在贼寇在外猖獗，是四肢的病痛；但内政紊乱，却是心腹的祸患。我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饱，实在担心一天比一天亲近您的人，进献忠言的人日益被疏远，内部祸患越来越严重，外部灾难正在加深。那些明显的鉴戒就在眼前，覆车的教训犹如昨日，可是宦官互相勾结，小人道长，迷惑了您，使您大发雷霆。现在您身边的那些小臣们，恶意伤害正直之士，随便罗织捏造罪名，致刘瓆、成缙于冤狱。听到臣的这些话，您应该断绝堵塞内侍宠臣干预政事之源，接受尚书们到朝廷和尚书省办公，公卿大官，每五天朝会一次，选用清正高尚的人，罢免斥退邪恶之徒。您虽厌恶臣的话，但请陛下考虑臣的冒死陈奏。”
汉桓帝看了他的奏章，更加恼怒。宦官更加痛恨陈蕃，他挑选的人才送上奏章，宦官立即借汉桓帝的名义斥责退回，他属下的长史以下许多官吏多被借故治罪。
延熹九年（166年），李膺等人被关进监狱受审。陈蕃因而上书极力劝谏说：“臣听说贤明的国君，信赖辅佐大臣；亡国之君，不愿听大臣的直话。所以商汤、周武王的成功，是因为有伊尹、吕望这样的贤臣；夏桀、商纣的昏乱，以致灭亡，是因为不得其人。由此说来，君王是首领，臣子是股肱，同体相互为用，为好为恶。臣看到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人刚正清白，忠心耿耿为了国家。因为忠直，违反了您的意旨，横遭拷打审讯，有的被禁锢隔绝，有的含冤死去，有的流放边疆。堵住天下的嘴，将天下的人变成聋子瞎子，这与秦朝焚书坑儒有什么区别？现在您执掌大政，首先杀害贤明忠诚的大臣，对待好人为什么这样刻薄，对待坏人为什么又那样优厚？谗谄之人，花言巧语，似乎说得实在，使听的人迷惑，看的人模糊。吉凶之见，在于识善，成败之机，决定于听言。人君，统管国家的大政，掌握四海之内的纲纪，举止进退不可违背先圣的法度和道德规矩。错话出口，就会扰乱四面八方，何况刑治无罪于狱中，杀无辜于街市呢！臣的建议如蒙采纳，即使杀了臣，身首异处，臣也不以为恨。”
汉桓帝不满陈蕃的直言，于是借口陈蕃辟举选用人才不当，罢免了他。
建宁元年（168年），汉灵帝即位后，窦太后再次下诏表彰陈蕃：“德行为本朝第一，直言忠谏，到老不辍。现在封陈蕃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陈蕃上疏辞让，说：“我反复思考，前后历任职务，并没有特别好的功绩，如果受爵不辞让，厚着脸皮接受，使皇天震怒，灾害降于百姓，我置身何处呢？”窦太后不许，陈蕃一再坚决辞让，前后递上奏章十次，终于没有受封。
陈蕃因与窦武商量诛灭宦官。事情泄露时，曹节等人伪造窦太后的命令杀了窦武等人。陈蕃拔剑大声喝叱王甫，王甫于是增兵捉了陈蕃关进宦官掌管的北寺狱中。当天就杀害了他，把他的家属流放，宗族、门生、旧部都免职禁锢。
中平六年（189年），汉献帝遣使追悼祭祀陈蕃、窦武等人，算是为他们平了反。
九次被贬职、三次被刑罚的虞诩
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东汉时期的名将。最初被太尉张禹召为郎中，历任朝歌县长、怀县令，平定朝歌叛乱。任武都太守，以增灶计大破羌军，安定一郡，治理武都政绩卓然，深受爱戴。后任司隶校尉、尚书仆射、尚书令等职，为官清正廉明，刚直不阿，多次得罪权贵。一生九次遭到斥责、三次受到刑罚的严厉惩处。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虞诩接替陈禅担任司隶校尉。他刚到任的数月内，就奏劾太傅冯石、太尉刘憙、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都嫉恨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又劾奏虞诩在盛夏拘捕无辜，是官府衙役的祸患。虞诩上书申诉说：“法禁是社会的堤防，刑罚是对人的鞭策。现在州推郡，郡推县，彼此推卸，百姓埋怨，以苟且容忍为贤，尽忠为愚。臣所举发的，赃罪有的是，二府害怕臣上奏，就诬害臣。臣将如史鱼一样死去，以尸谏劝啊。”汉顺帝看了他的奏章后，就将司空陶敦罢免。
当时中常侍张防滥用权势，收受贿赂。虞诩依法追究，但奏章往往遭到扣压，不得上报。虞诩愤慨之至，于是捆绑自己去见廷尉，上奏说：“从前孝安皇帝任用樊丰，扰乱正统，几乎亡国。如今张防又玩弄权势，国家又将遭受祸乱，臣不能与张防一起，所以自己捆绑前来，不要让臣走杨震的路。”
奏章上达后，张防在顺帝面前流泪为自己狡辩。虞诩因罪被罚去左校服役。张防非要将他害死，在两天之内，就四次传讯他。狱吏都劝虞诩自杀，虞诩说：“宁愿被处死，让天下人都知道。”宦官孙程、张贤等知道虞诩蒙冤获罪，就相继上奏请求顺帝接见他们。孙程说：“皇上开始与臣等相处时，常常痛恨奸臣，知道奸臣害国。如今做了皇帝，自己又这样做起来，怎么与先帝区别呢？司隶校尉虞诩为您尽忠，被拘系，中常侍张防赃罪确凿，反而陷害忠良。现今宫中有奸臣。您应该赶快收捕张防送狱，以防天变。下诏释放虞诩，归还他的印绶。”这时，张防站在顺帝身后，孙程怒斥张防道：“奸臣张防，为什么还不下殿！”张防不得已，跑入东厢。孙程说：“陛下赶快收捕张防，不要让他向阿母求情。”顺帝就此事询问诸位尚书，尚书贾朗一向与张防交好，便伪证虞诩有罪。顺帝有些怀疑，对孙程说：“你们暂时出去，朕还要考虑考虑。”虞诩的儿子虞凯与太学生一百多人，都举着旗帜，等到中常侍高梵的车驾，向他叩头流血，申诉虞诩的冤情。高梵于是向顺帝说明此事，张防被流放边疆，贾朗等六人有的处死，有的被罢黜，当天就释放了虞诩。孙程又上书说虞诩有功，言词慷慨，顺帝醒悟，便征拜虞诩为议郎。数日后，升任尚书仆射。
宁阳县的主簿到朝廷，申诉宁阳县令枉法积压六七年不处理。主簿上书说：“臣的奏章多次呈达，但还是不被理睬，臣难道可以至匈奴单于那里告怨吗？”顺帝大怒，拿了奏章给尚书看，尚书判他是大逆不道。虞诩驳辩说：“主簿所告发的，是君父所怨恨。多次上奏没有回复，是有关部门的错误。申诉的人即使言语激切，也不能滥杀。”顺帝采纳了虞诩的话，打了他一顿板子了事。虞诩因此对各尚书说：“下面的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下定决心到朝廷告状，你们不管，难道这是作为臣子的道义吗？你们与那些贪官污吏有什么关系，与怨人有什么仇恨呢？”尚书听到的都汗颜无地。
虞诩做事不怕困难和挫折，总是迎难而上，愈挫愈勇。他曾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辨别利器乎？”
虞诩嫉恶如仇，无所曲容，屡次因此触犯权贵，于是九次被贬斥，三次遭受刑罚的折磨，而刚强正直的个性，终老不改。永和初年，升任尚书令，因公事削除官职。朝廷思念他的忠诚，又征召他，恰巧他去世了。临死，对他的儿子虞恭说：“我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可惭愧的。所后悔的是充任时杀叛匪几百人，其中怎能没有冤枉的。从此二十余年，家里有没有增加一人，这是因为我获罪于天的缘故啊！”
虞诩把家中二十余年没有增加一口人的原因归咎为自己担任朝歌长平息叛匪时杀了几百人，其中肯定有被冤枉的屈死鬼，因而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虞诩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是，虞诩的自我反思、反省精神还是非常可贵的。
唐代三次遭受诬陷险被处死的名臣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人。唐朝武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狄仁杰早年以明经及第，历任汴州判佐、并州法曹、大理寺丞、侍御史、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江南巡抚使、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升任宰相，担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等重要职务。狄仁杰一生为官，两次做宰相，正色立朝，以不畏权贵著称。任地方官则夙夜为公，为民请命，保境安民，政绩突出，深受百姓拥戴。他断案如神，屡破疑案，被后人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任职大理寺，积案如山。他夜以继日，耗时一年，对1700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作出公正的处理，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喊冤申诉。
就是这样一位有德有才、清正廉洁，不可多得的好官却命运多舛，屡屡遭受诬陷和打击，而且有一次险被处死。
狄仁杰早年被推举为汴州参军，不久就受到一个恶吏的诬陷。时任河南黜陟使一职的阎立本亲自讯问狄仁杰，狄仁杰吧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地讲了一遍。阎立本听了，立马就感到此人非同一般，断定恶吏对狄仁杰的举发纯属诬陷。于是戴着歉意对狄仁杰说：“圣人仲尼称观过知仁，你可以说是沧海遗珠啊！”
狄仁杰刚刚踏入仕途就横遭诬陷，过早地体验到官场的残酷和险恶。
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时，越王李贞在豫州（治今河南汝南）起兵反对武则天。宰相张光辅率军讨平叛乱，但却纵容部下恃功勒索，被狄仁杰断然拒绝。张光辅怒斥狄仁杰怠慢上司。狄仁杰竟也勃然作色怒斥位高权重、不可一世的军政高官：“您率三十万大军平定叛乱，但却不能约束士卒，反而纵容他们对百姓施暴。越王李贞祸乱河南，现在死了一个李贞，却又生出了几万个李贞。那些被胁迫造反的人主动放弃城池，归顺朝廷，您为何要纵容贪功的将士，去追杀这些人呢？您就不怕冤声沸腾，直冲九霄云天吗！我如能请来尚方斩马剑，必要斩杀你这个罪人。到时我就算是死，也心甘情愿！”
张光辅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回朝后弹劾狄仁杰桀骜不驯，侮辱宰相。狄仁杰因此被贬为复州刺史。
长寿元年（692年）正月，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在狱中，御史台酷吏王德寿为了邀功请赏，对他说：“您曾与杨执柔同在礼部为官，我想请您找个由头，把杨执柔攀连入狱，可以吗？”狄仁杰大怒，斥责他：“皇天后土在上，你竟然让我狄仁杰做如此不义之事！”说着，气得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卑鄙无耻的小人御史王德寿碰了一鼻子灰，无地自容，吓得灰溜溜地跑了。。
当时律法规定，一经审问即承认谋反的人可以减免死罪。狄仁杰当场认罪道：“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得到口供，将狄仁杰等人收监，只待来日行刑，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向狱吏借来笔墨，从被子上撕下一块布，书写冤屈情况，塞在棉衣里，请求带回家中。负责看守的王德寿并未起疑，让人送交给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狄光远持布书向武则天诉冤。。
武则天看罢帛书，召来俊臣前来质问。来俊臣辩称：“臣并未对狄仁杰等人用刑，连他们的冠带都未曾剥下，饮食寝宿也一切如常。假如没有谋反的事实，他如何肯承认谋反？”武则天便派通事舍人周綝到狱中查看。来俊臣先给狄仁杰等人穿戴齐整，然后让周綝入内查看。周綝惧怕来俊臣，只是唯唯诺诺，甚至都没有看狄仁杰等人一眼，便回去向武则天复命。来俊臣还命人假冒狄仁杰等人的名义，伪造《谢死表》，让周綝呈给武则天。
武则天决定亲自过问狄仁杰谋反案。她召见狄仁杰，询问他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说：“我如果不承认造反，已经死于酷刑了。”武则天又问为何要作《谢死表》，狄仁杰则答称并未写过。武则天便让人拿出《谢死表》，方知道表章是奸邪御史来俊臣伪造的。
狄仁杰等大臣虽然被免去死罪，但全部贬到地方任职。狄仁杰被贬到鄱阳湖畔的彭泽任县令。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孙万荣作乱，攻陷冀州，一时间河北震动。武则天为了稳定局势，重新起用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孙万荣闻听狄仁杰被起复，不战而退。魏州百姓争相立碑颂德。不久，狄仁杰调任幽州都督。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再次拜相。不久，狄仁杰又代理纳言之职，兼任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进拜内史，随武则天巡幸三阳宫。是年九月，狄仁杰病逝，终年七十一岁[3]。武则天废朝三日，追赠他为文昌右相，赐谥号文惠。
狄仁杰著有文集十卷，《家范》一卷。此外，《全唐诗》、《全唐文》还收录有他的诗词、奏疏、文告等作品。
三次遭贬死后才得平反昭雪朱敬则
朱敬则（635年—709年），字少连，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唐朝大臣、史学家。他好学，重节义，爱助人。唐高宗时，任右补阙。武则天称制，广开告密之门，罗织诬陷，诛杀大臣。敬则进谏，武后采纳他的建议，并提升他为正谏大夫兼修国史。不久，检校左庶子魏元忠因恒国公张易之的陷害被判处死刑，朝内的大臣都因惧怕张的权势而不敢挺身谏阻，唯有朱敬则向武则天说：“元忠对朝廷忠心耿耿，对他所加的罪名没有事实根据，如果杀了他，会使天下的人失望。”武则天从谏，魏元忠才得以赦免。
咸亨年中，唐高宗李治听到朱敬则的声誉就召见他，与他交谈，很看重他，将要提拔任用，但被中书舍人李敬玄所贬毁，只授了洹水县尉。
长寿年中，朱敬则时任右补阙。因武则天临朝称帝，改唐为周，天下颇多流言异议，到长寿年便渐渐地平静下来，为了杜绝告密罗织他人罪名现象，他上疏说：“我听说李斯做秦国丞相的时候，实行申不害、商鞅的法令，重视法家学说，限制私人势力，扩张公家权势。现在天下太平，所以可以用宽松代替严酷，用仁厚平和的政策来润泽百姓。秦朝却不是这样，荒淫暴虐更加厉害，最后到了土崩瓦解的结局。这是不懂得变通的祸患。”高帝生气地说：“我是从马上得到天下的，哪里用得上《诗》《书》呢？”朱敬则说：“马上得到天下，可以马上治理天下吗？”高帝默然不语。于是陆贾编著《新语》，叔孙通制定礼仪，这是懂得变通的好处。如果高帝斥退这两个人，抛弃《诗》《书》，一味重视攻城野战，看重杀敌数量，那么满路都是争功的人，为争论功劳闹得剑拔弩张，国家连片刻时间都不能保有，哪来十二个皇帝二百年江山呢？
长安三年（703年），朱敬则调任正谏大夫，代理宰相之职。当时，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被张易之兄弟陷害，将要受到重刑，宰相们不敢直言，只有朱敬则抗疏申理：说“元忠、张说一向忠正，加在他们头上的罪状没有根据。如果这样处以重刑，岂不失天下之望？”这样二人得免死刑。四年，他以年老多病辞宰相职务，批准了，又调任冬官侍郎，依旧兼修国史。张易之、张昌宗曾经命画工画武三思和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肖像，号称为高士图，他们每拉朱敬则参与，朱敬则都固辞不就，不愿与这帮奸佞权贵为伍。
朱敬则任宰相时，每以用人为先。桂州蛮叛，他推荐裴怀古；凤阁舍人缺，他推荐魏知古；右史缺，他推荐张思敬，武则天认为他知人识才。
后来，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因他的性情直爽，敢于直言触犯了权要，被贬为郑州刺史。
神龙元年（705年），朱敬则调出朝廷到郑州任刺史。不久告老还乡。第二年（706年），因侍御史冉祖雍一向与朱敬则不和，便诬告说他与王同皎亲善，贬为卢州刺史。经数月，等继任者到来，他便还乡。还乡时，身边无淮南一物，只有乘马一匹，他的子侄都步行跟随归乡。朱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救人急难，不求其报答。景云三年（712年）五月，朱敬则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唐睿宗李旦在朝廷对侍臣说：“神龙年以来，李多祚、王同皎恢复原官，韦月将、燕钦融都有褒赠，不晓得现在还有什么人含有冤屈的吗？”吏部尚书刘幽求回答说：“原郑州刺史朱敬则，过去在母后时任正谏大夫，主持政事，忠贞义烈，为天下人所推崇。神龙年时，被御史宗楚客、冉祖雍等诬陷，贬授卢州刺史。长安年中，他曾对我说：‘相王一定会承运受命，我们应当尽节侍奉。’到韦庶人篡权干扰朝政，臣于是见危赴难，希望有今天的振兴，虽然是母后造成，也与朱敬则先开启我的思想分不开。现在陛下龙兴宝位，凶党就戮，但朱敬则还含冤九泉。未蒙昭雪。”唐睿宗同意刘幽求的话，追赠朱敬则秘书监，谥号为元。因正直敢言受到贬斥的朱敬则终于在死后得到平反和追赠。
四次被贬官流放、在刑场砍头前被赦免的魏元忠
魏元忠，原名魏真宰，字元忠，宋州宋城县（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人。唐朝著名大臣。
初为太学生，学习兵法，累拜殿中侍御史。历仕高宗、武后、中宗三朝，两度出任宰相，兼具政治和军事才能，从定徐敬业的扬州叛乱，为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顺利过渡起了积极作用，是唐代宰相之中颇有作为的一位。武则天晚年时，魏元忠受张昌宗、张易之陷害，贬为高要县尉。唐中宗复位，拜右仆射兼中书令、光禄大夫，封齐国公。后牵涉太子李重俊起兵反对韦后及诛杀武三思事，贬为思州郡务川县尉。
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诬陷魏元忠谋反，并牵连数十位大臣和李唐宗室。谋反乃十恶之首，不赦之罪，魏元忠等数十人全部被判斩首。等到行刑的那一天，接连有三十多人在魏元忠之前被杀，魏元忠依旧面不改色，毫无畏惧。眼看就要轮到他时，武则天突然改变了主意，派凤阁舍人王隐客到刑场，赦免魏元忠等人。
据《新唐书·魏元忠传》记载，在王隐客抵达刑场前，赦免的消息已经传到刑场，即将受刑的人都惊喜不已，欢呼雀跃，唯有魏元忠不为所动。有人让魏元忠起来活动一下身体，他却淡淡地说：“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等到王隐客抵达刑场，宣旨完毕，魏元忠行礼后才站起来，他的脸上仍然没有惊喜之色。“观者感叹其临刑而神色不挠”，在场的人都赞叹魏元忠的镇定。
魏元忠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还是被判流放。武则天曾问他：“你多次遭陷致罪，是何原因？”魏元忠回答说：“臣就像一头鹿，罗织之徒就像猎人，是想用臣的肉做羹喝罢了。这些人陷害臣，无非是想求得升迁，臣又有何罪？”武则天很清楚魏元忠是无辜的，所以始终没有杀他。
唐中宗李显复位后，魏元忠再一次担任宰相。707年，太子李重俊起兵反对韦皇后，魏元忠被诬陷为同党，又一次被判流放，“行至涪陵而卒”，享年七十岁。
魏元忠性情耿直、不畏权贵，多次受到御史酷吏的诬陷。武三思的死党、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等又拿魏昇的事，诬陷魏氏父子参与了李重俊同谋叛逆，请求抄斩三族，中宗未允许。魏元忠惧怕不能自安，上表坚请告老还乡，李显亲自手批，免除左仆射，封齐国公告老还乡。宗楚客等不甘心，又拉拢右卫郎将姚庭筠要御史中丞举报魏元忠，因此贬为渠州员外司马。
侍中杨再思、中书令李峤都依从宗楚客的意思，诬陷魏元忠致罪，惟有中书侍郎萧至忠主张对魏元忠从宽原宥。宗楚客大怒，又派给事中冉在雍与杨再思再上奏，说：“魏元忠既有叛逆罪的嫌疑，不适合授内地官。”于是魏元忠又被降迁思州务川县尉。过了不久，宗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上奏：“则天皇帝过去在三阳宫有疾，内史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魏元忠秘密进言说不可。据此，就可以知道魏元忠怀叛逆之心由来已久，伏请从严加罪诛除。”唐中宗对杨再思等说“：我想这件事，这是袁守一的大错，人臣忠于主上，必在一心，哪里有主上稍有不安，就请出太子来主管国事的？并不是魏元忠有什么过失。袁守一假借前事来给魏元忠罗织罪名，这哪是什么判罪的道理？”宗楚客等到此才算罢休。魏元忠行至涪陵时去世。
景云三年（712年），唐睿宗降旨：“故左仆射、齐国公魏元忠，代合众望，可称得国之贤良。他历事三朝，都极忠诚干练，晚年遭贬谪，并不是他有罪。应当按功归还他的儿子著作郎魏晃实封一百户。”
魏元忠先后四次被贬官或流放，被判处过死刑。最后仍是死在被流放的途中。一位相士曾说他的一生“命多蹇剥，时有忧惧”，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三次罢相、病死在贬所的良相韦安石
韦安石（651年－714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乾封县尉、永昌县令、并州司马、郑州刺史、文昌右丞、扬州长史、刑部尚书等职。为政清廉，深受官民敬畏。他在武后、中宗、睿宗年间，四次被拜为宰相，爵至郇国公。后因罪贬为蒲州刺史，玄宗时再贬沔州别驾。开元二年（714年）病死于贬所。
长安三年（703年），韦安石担任神都留守，兼管吏部、刑部二部尚书事务，后与崔神庆一同担任皇太子李显的侍读。
长安四年（704年），韦安石代理纳言之职，后又代理尚书左丞。当时，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恃宠专权。韦安石却数次当面折辱二张，甚至上表检举其罪状。武则天只得命韦安石与夏官尚书唐休璟进行审讯，但不等审讯结束，便将他调离朝廷，外放为扬州长史。
神龙元年（705年），李显复位，史称唐中宗。韦安石被征拜为刑部尚书，后改任吏部尚书。是年五月，韦安石接替张柬之，担任中书令，第二次被拜为宰相。
神龙二年（706年），韦安石再次罢相，担任户部尚书。
景龙三年（709年），韦安石第三次升任宰相，担任侍中，监修国史。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暴崩，遗诏中命皇弟李旦辅政。韦皇后连夜召宰相、亲信等十九人入禁中，商议篡改遗诏，削去李旦的辅政之责。宰相之中只有苏瑰表示反对，韦安石等人皆一言未发。不久，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及其党羽，拥立父亲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韦安石被免去宰相之职，改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公。
景云二年（711年），韦安石第四次升任宰相，历任侍中、中书令。当时，太平公主图谋不轨，打算鼓动睿宗废黜太子李隆基（即唐玄宗）。她欲拉拢韦安石参与其事，便命女婿唐晙去邀请韦安石到府中议事，却被韦安石拒绝。后来，唐睿宗密召韦安石，称“朝廷倾心东宫”，要他留意。韦安石却称睿宗所说乃是“亡国之言”，让他不要被太平公主的谗言所迷惑，因此惹怒了太平公主。公主命人散布谣言，陷害韦安石，欲将其下狱治罪。韦安石幸得宰相郭元振力保方免于难。
是年八月，韦安石改任尚书左仆射，虽仍为宰相，但却被削去实权。十月，韦安石被免去宰相之职，加拜特进，充任东都留守。后来，韦安石的女儿病逝。其妻薛氏怀疑是女婿宠婢的巫咒所致，竟命人将婢女抓来殴打致死。韦安石因此遭到御史中丞杨茂谦的弹劾，贬为蒲州刺史。他在蒲州又因拒绝请托，得罪了玄宗宠臣太常卿姜皎。
开元二年（714年），姜皎之弟姜晦升任御史中丞，指使御史郭震弹劾韦安石，称其在韦后之乱时身为宰相却不能匡正。韦安石时任青州刺史，因此被贬为沔州员外别驾。继而，姜晦又上奏朝廷，称韦安石在督造定陵时曾贪隐官府财物。玄宗遂命州官追赃。韦安石叹道：“这只不过是想要我死罢了。”他愤恚不已，不久便病死在沔州，终年六十四岁。
韦安石在武后、中宗、睿宗年间，先后四次被拜为宰相，因生性刚直，数次当面折辱佞幸张易之兄弟，被陆元方赞为“真宰相”。他在太平公主专权时，拒绝太平公主的招揽，极力保护唐玄宗的太子之位，使得唐玄宗最终顺利即位。
韦安石早年在雍州历任县尉、参军，深得长史苏良嗣器重。苏良嗣拜相后，对韦安石道：“大才须当大用，岂能徒劳于州县。”他在武则天面前举荐韦安石，将其调入尚书省为郎官。
张易之曾将蜀商宋霸子等人引入宫中，参加武则天所设的宴会。韦安石奏道：“这些人不应参与宫廷饮宴。”说罢命侍卫将其逐出，满座为之失色。凤阁侍郎陆元方叹道：“这是真宰相啊，不是我们所能比得上的。”
就是这样一位生性刚直、忠于国事、被武则天誉为“如此称职，深慰朕怀”的良臣，一生竟三次罢相、多次贬职、流放，最后还是死在贬所。
三次遭贬的刘禹锡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进士及第，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参与王叔文、柳宗元，陈谏、韩晔等改革派，后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赠户部尚书。
刘禹锡在仕途三次被贬：
第一次被贬是公元805年。太子即位，是为顺宗。后来太子李纯软禁了顺宗，提前登基。由于刘禹锡很得顺宗的信任，新帝便下令将顺宗喜欢的人全都贬为司马，并在圣旨里强调：“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就是说，即使将来遇到皇帝恩赦，其他被贬逐的官员可以允许其迁移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内地州县，这被称做量移。但是，刘禹锡这几个人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在仕途上刘禹锡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开始有点忧愁，但他马上就振奋起来，与难兄难弟元稹、韩愈等互寄书信交流往来。哲学著作《天论》三篇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写出。
刘禹锡在朗州已经待了十年了，四十四岁的刘禹锡终于等到了回京待用的诏书。
第二次被贬。是因为他回京做的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京城的大路上行人车马川流不息，扬起的灰尘扑面而来，人们都说自己刚从玄都观里赏花回来。玄都观里的桃树有上千株，全都是在我被贬离开京城后栽下的啊！
有人立马跑到宪宗皇帝面前参了一本，说刘禹锡罪臣之身，不思悔改，公开嘲讽君臣，是为大不敬。宪宗很生气，于是，刘禹锡第二次被贬。
三年后，先皇驾崩，敬宗即位。
经朝中好友帮助，刘禹锡调任和州（安徽和县）刺史。
到了和州，刘禹锡却遭到了当地的县令三番五次的刁难。安排的住地一个比一个破烂不堪。刘禹锡写了一篇《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在结束了二十多年的谪迁生涯，刘禹锡再次得以领诏回京。他又写了一首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意思是说：玄都观偌大庭院中有一半长满了青苔，原来盛开的桃花已经荡然无存，只有菜花正在开放。先前那些辛勤种桃的道士如今那里去了呢？前次因题诗而被贬出长安的我——刘禹锡又回来了啊！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玄都观赏花诗写后，再度引起当权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诗中的“种桃道士”就是暗指当初打击王叔文、贬斥刘禹锡等人的他们。于是又一次将刘禹锡外放为苏州刺史。好在刘禹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贬逐历练，已经习惯了。
会昌二年（842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
因直言而被三贬的冯元常
冯元常，相州安阳人。高宗时，累迁监察御史，为剑南道巡察使，兴利除害，蜀土赖焉。永淳中，为尚书左丞。元常清鉴有理识，甚为高宗之所赏。尝密奏“中宫权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则天闻而甚恶之。及临朝，四方承旨，多献符瑞。嵩阳令樊文进瑞石，则天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状涉谄伪，不可诬罔士庶。”则天不悦，贬为陇州刺史。
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会葬，则天不欲元常赴陵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剑南先时火贼夜掠居入，昼潜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许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贼徒舍器杖，面缚自陈者相继。又转广州都督，便道之任，不许诣都。寻属安南首领李嗣仙杀都护刘延祐，剽陷州县，敕元常讨之。率士卒济南海，先驰檄示以威恩，喻以祸福。嗣仙徒党多相率归降，因纵兵诛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虽屡有政绩，则天竟不赏之。寻为酷吏周兴所陷，追赴都，下狱死。
八次被贬的大文豪苏轼
性格决定命运，中国历史上大文豪苏轼天真浪漫、敢于直言的个性与当时官场专制腐败的生态环境格格不入，水火难容，以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一生比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经历的挫折更多，遭遇的磨难更大，受到的打击更惨。苏东坡不仅一生屡遭权贵、小人的谗毁，动辄得咎，先后8次被革职、降级、外贬，大量宝贵的时间消磨在冤案的磨难和贬斥的途中，一生壮志难酬，而且曾经遭遇诬陷，陷身囹圄，差一点被明正典刑地处死。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向神宗进言，谈论新法的弊病。劝告神宗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引起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强烈不满，御史谢景温为了讨好王安石，就利用自己御史的职权到皇帝跟前检举苏轼，诬奏苏轼在父亲苏洵去世，扶柩返川时，曾在船中贩运私盐，企图给苏轼治罪，并兴师动众下令逮捕水师士兵和船上篙工严加穷究。搜集罪证，但是结果什么罪证也没有查到。
宋神宗赵顼比较宽厚，对御史谢景温对苏轼的诬陷未予采信。苏轼见谢景温如此无中生有，不择手段地对自己横加诬陷，京城环境太险恶了，于是要求外任。熙宁四年，他被贬为杭州通判。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他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其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为了邀功请赏，于是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东坡戴上“妄自尊大，愚弄朝廷”的罪名。接着，监察御史舒亶又从苏东坡的几首诗中无限上纲，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诬陷苏东坡讪讥朝政。
御史中丞李定挟嫌报复，闻讯如获至宝，认定苏东坡罪大恶极，并举了四条理由说明必须对其处以极刑，皇帝便信以为真，朝廷当即决定派出钦差皇甫遵到湖州拘捕刚刚到任的苏轼。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御史们对苏轼的审讯经常通宵达旦，苏轼受尽刑讯逼供，度日如年，被折磨蹂躏了130多天。
此时，各方人士纷纷出面营救苏轼，为他说公道话。对苏轼素有好感的神宗遂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苏轼在元丰年间新党执政时受到诬陷、迫害，到了元祐年间，朝政基本上掌握在旧党手中时，但苏轼仍受到旧党御史的攻击和诬陷。
贾易等御史攻击苏轼在杭州知州任上的种种举措，更为恶毒的是，贾易等御史还鸡蛋里头挑骨头，从苏轼的诗作中寻找讥讽朝廷的蛛丝马迹，诬陷苏轼“诽怨先帝，无人臣礼”。硬说苏轼元丰八年(1085)五月所写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两个月前神宗去世的兴高采烈，“作诗自庆，……欣踊如此”，企图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激怒皇上，将苏轼置于死地。
元祐二年(1087)，监察御史赵挺之弹劾苏轼书稿中有“民亦劳止”四字，据此控告苏轼犯讳，辱没先朝，分明有谋反之意。
赵君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后。看到贾易等御史弹劾苏轼题诗怨谤，声势很大，赵君锡见风使舵，随即紧跟贾易诬陷苏轼“负恩怀逆，无礼先帝，愿亟正其罪。”
御史黄庆基又继承元丰年间李定等人的衣钵，捕风捉影，出面诬陷苏轼“妄用颖州官钱、失入尹真死罪，及强买姓曹人田”等罪状，诬陷苏轼既有贪占公款的经济问题，又有强买民田的违法乱纪行为，更有枉法失入死罪的罪状，堪称罪恶累累。
苏轼专门写了一篇《辨黄庆基弹劾札子》，驳斥黄庆基对他的诬陷，表明自己的清白。
朱光庭攻击苏轼的主要罪名是元祐元年东坡主持馆职考试的策题“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污蔑苏轼出此策题是“不忠莫大焉”。
朱光庭还纠集御史傅尧俞、王岩叟等人轮番上阵攻击苏轼，一定要把“讪谤熙宁”的罪名强加在苏轼头上。
朱光庭还在第二次奏章中，指责苏轼曾经骂过司马光、程颐等朝中权要，以挑起司马光、程颐及其追随者等更多的人对苏轼不满，加入攻击苏轼的队伍。
熙宁七年，吕惠卿别出心裁，创立“手实法”，让百姓自报财产，按比率缴纳免役之钱，如有隐匿少报者，鼓励他人告发，并把所隐财产的三分之一赏给告发者作为奖励。刚到密州任上的苏轼，当着使者的面表示坚决反对，并批评司农寺擅造法律。苏轼还上书丞相韩绛，论述“手实法”的害处。吕惠卿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宋哲宗绍圣元年四月，御史虞策、来之邵等人沿袭李定等御史制造“乌台诗案”的卑鄙手段，编造罗织了苏轼在起草的制诰、诏令中“语涉讥讪”、“讥斥先朝”的罪名，对他加以弹劾。苏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职的称号被取消，并罢免了他定州知州的职务，苏轼因此被贬往和州、紧接着又改贬英州。来之邵等人是要把苏轼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于是不断在皇帝面前诋毁苏轼，说对苏轼的处分太轻，昏庸的哲宗皇帝偏听偏信，又先后两次对苏轼加重处分。苏轼还在路途之上，又接到朝廷的通知，被再度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由于一群御史接连不断地构陷，这一年，苏轼连续遭受三次贬谪，成为苏轼一生中的最为晦暗、倒霉的一年。
查阅史料，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还有不少，如董敦逸、李宜之、孙升、韩川、杨康国、王彭年、杨畏、安鼎等人，不一一叙述了。
]后来，苏轼又被调回朝中。苏轼在六十二岁时，由于政见不合，被贬到颍州，扬州，定州，惠阳，儋州等地。宋徽宗继位后，他生活状况有所改善。适逢朝廷大赦，苏轼回到了常州，并在那里病逝。苏轼一生，被贬次数多，时间长，路程远。他的一生多数时间不是被审查，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或者是在贬所。令人感慨。
三次被贬的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累赠太师、楚国公。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一生三次被贬：
由于宰相晏殊的推荐，欧阳修成了北宋朝廷一名谏官。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因“百官图”事件产生冲突，欧阳修站在了范仲淹一方。范仲淹被贬后，欧阳修受到牵连被贬到夷陵，这是欧阳修第一次被贬。
欧阳修支持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和贵族的利益，皇帝顶不住压力。仅仅实行一年就无疾而终。范仲淹，富弼为此事承担了责任，被贬饶州。而欧阳修又受到牵连被贬到滁州，后又改任扬州、颍州，应天府。这是他第二次被贬。
欧阳修虽然遭贬,但在地方上很有政绩，后被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此时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编撰了《新五代史》。宋英宗去世后，神宗即位。欧阳修直言进谏太后还权以及“濮仪之争”又被无端参奏，被贬到毫州。这是欧阳修第三次被贬，没多久就退休了，回到颍州。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八月，获赠太子太师。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获赐谥号“文忠”。
遭贬后赢得“极光、愈光、尤光”盛誉的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宋仁宗天圣六年，由宰相晏殊推荐，范仲淹进入龙图阁担任校理，负责皇家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工作。
范仲淹敢于针砭时弊，每次有感而发，都是直抒己见，无所顾忌，因为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从留下的典籍看，范仲淹每次遭贬，都轰动京城，曾有三次遭贬离京时众人为他举杯饯别，留下“极光、愈光、尤光”的“三光”盛誉。
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即位后，60多岁的刘太后依然把持朝政及军政大权。刘太后想在冬至那天，命仁宗率领百官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不符合礼制，上书极力劝阻此事。同时，他请求太后还政于皇帝。为此触怒了刘太后，范仲淹第一次遭贬。出人意料的是，京城的大小官员都到城外为他饯行。众人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荣！”是为极光之行
三年以后，刘太后去世。宋仁宗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命他担任右司谏，专门负责督察朝政和官员的过失。
明道二年（1033年），为谏止废后一事，范仲淹第二次遭贬。因郭皇后没有诞下皇子，宰相吕夷简上书仁宗，主张废掉郭皇后。此事引起朝中震动。范仲淹准备率领谏官、御史上朝进谏，当庭和天子争辩。不料，范仲淹当天就被贬出京城。当时，京城官员对他遭贬完全不忌讳，反而争着到城外和他饯别。这次众臣说：“范君此行，愈加光荣啊！”是为愈光之行
又过两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城担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还升迁为吏部员外郎以及开封府知府。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当时宰相吕夷简任人为亲，很多大臣都出自吕相的门下，颇有朋党之嫌。范仲淹根据调查的情况，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呈给宋仁宗。他指著图中官员的调升情况，对吕相用人提出质疑。为此，吕夷简很不高兴。后来，因建都一事，范仲淹认为太平之时，适合定都开封；兵征之时，适合定都险固的洛阳。吕相反驳范仲淹的想法太迂腐。
当时范仲淹连上四封奏章，针砭时弊，再次触怒朝中权贵。这次范仲淹被贬到饶州。当时的亲朋好友、朝中大臣聚集到城外，再次举杯为他饯行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荣！”是为尤光之行。范仲淹笑着说：“我前后已有三光（三次光荣），下次诸位再来送我，记得准备一只好吃的全羊，为我送行吧！”众人一听全都大笑起来。贬官的场景一向比较凄凉，但范仲淹的贬官场面格外诙谐风趣。
范仲淹三次被贬，都是因言获罪，贬的越远，名声越大。范仲淹后来还有很多次被贬，有朋友告诫他，以后缄默不语，少管闲事，就能保平安。范仲淹回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抱病赴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岁。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为官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遭受十多次贬逐的的“殿上虎”刘安世
刘安世（1048年－1125年），字器之，号元城、河北大名人。北宋后期大臣。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刘安世登进士第，后因司马光、吕公著举荐，升任右正言。累官左谏议大夫，进枢密都承旨。以直谏闻名，被时人称之为“殿上虎”。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入朝为相后，推荐刘安世为秘书省正字。同年，司马光去世，宣仁太后向吕公著垂问可以任台谏的人，吕公著以刘安世应对，被提升为右正言。
刘安世开始被任命为谏官，没有受君命，回家禀告母亲说：“朝廷不因为安世不贤，让我在言路。倘若居其官职，必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倘或有所触犯忤逆，祸患谴责立即到来。皇帝正以孝治理天下，如果以老母亲辞谢，应可以免任此职。”母亲说：“不行，我听说谏官是天子的诤臣，你父亲一生想做谏官而没有如愿，你幸运居此地位，应献身以报效国家的恩典。即使获罪被流放，不论远近，我当跟从你前往。”刘安世便接受任命。他在职多年，正色立朝，扶持公道。他当面在朝争辩，有时皇帝大怒，他就手执书简站立，等候皇帝怒气稍稍消解，再重复前面的正直之辞。在旁的侍从远远观看，恐惧得冒汗，称他为“殿上虎”，一时无不敬畏。
大臣章惇因强行买昆山民田被罚金，刘安世说：“章惇与蔡确、黄履、邢恕向来互相交结，自认为是社稷大臣，贪天之功，天下人指陈他们为‘四凶’。现在章惇父亲还健在，却另外立籍谋取异财，绝灭义理，只是从于薄罚，何以表示惩戒？”恰逢吴处厚解释蔡确《安州诗》进献，刘安世认为蔡确指斥哲宗，触犯条令，同梁焘等人极论之，把蔡确贬窜新州。宰相范纯仁以下至御史十人，都因此去位。
刘安世升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任左谏议大夫。当时有旨暂时罢免讲筵，民间传宫中求取奶妈，刘安世上疏进谏说：“陛下正当壮年，没有纳皇后而亲近女色。希望太皇太后保佑圣上的身体，为宗庙社稷大事计议，清闲之余，应多临御经帷，引用亲信大臣与论前古治乱的要旨，以增广圣学，不要溺于所爱。”哲宗低头不说话。太皇太后说：“没有这种事，你误听而已。”
范纯仁恢复相位后，吕大防禀告高太皇想令刘安世稍稍避嫌。高太后说：“刘安世现在不居言官之职，自然无所谓避嫌。”又告诉韩忠彦说：“这样正直的人，应该留在朝廷。”吕惠卿复职光禄卿，分到陪都执行职务，刘安世争辩认为不可以，没有得到采纳，出知成德军。章惇当权，特别忌讳厌恶刘安世，开始贬知南安军，再贬为少府少监，三贬新州别驾，在英州居住。
同文馆狱兴起，蔡京请求诛灭刘安世等家，谗言虽然没有实行，刘安世还是被移居梅州。章惇与蔡卞一定要将他置之于死地，由于使者到海南岛杀陈衍，暗示使者过访刘安世，迫使他自杀。并擢升一士豪为转运判官，让他去杀刘安世。判官快速骑马将要到达梅州，梅州守臣派客人来劝刘安世自己想办法。刘安世面色不改，与客相对饮酒谈笑，慢慢写了几页信交付给他的仆人说：“我如果死了，按照信中所说去做。”客人秘密从仆人那里看到信中所写都是安排同贬当死的人的家事，很周到。判官没有走到二十里，呕血而死，危险得以幸免。
昭怀皇后正位中宫，章惇、蔡卞告发以前刘安世劝谏奶妈之事，认为是针对皇后而言。当时邹浩已被贬斥，诏命应天府少尹孙鼛用槛车收捕刘安世、邹浩二人走了几个驿站的路而徽宗即位赦令来到，孙鼛于是返回。刘安世被流放到荒远的地方共七年。移居衡州及鼎州，然后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知郓州、真定府，曾布又忌恨他，不让他入朝。蔡京既为宰相，把刘安世连续七次贬谪到峡州拘系管制。稍复承议郎，寄居宋州州城。
他年老后，当时众贤死亡，岿然独存，而名望更高。梁师成用事当权，他有生杀予夺之权势，内心折服刘安世的贤能，找到曾经在刘安世身边供过事的小吏吴默，派他持信来，以马上重用引诱，吴默因而劝刘安世为子孙打算，刘安世笑着感谢说：“我如果替子孙打算，不至于这样了。”把信退还给梁师，拒绝了他的笼络。宣和七年（1125年），刘安世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八年遭贬三次的王禹偁
王禹偁（954年-1001年），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进士，著名的直臣。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敢于直言讽谏，因此屡受贬谪。
王禹偁历任左司谏、知制诰兼判大理寺事等职。他具有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品德，济世拯民的抱负，关注民情民生的情怀，是一位正色立朝、敢说敢为的清官诤臣。正因为如此，他在八年之中三次被贬而外放。
第一次遭贬是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暴崩,赵光义即位。攻灭北汉后,宋军伐辽遇挫,宋太宗在“高粱河之战”负伤。之后宋军又在“白藤江之战”“岐沟关之战”迭遭失利,民众也怨声载道。这时,尼姑道安举报徐铉犯罪:他们家亲戚的女儿嫁给了道安的哥哥,姑嫂不合,时常争吵,道安状告其嫂不奉养母姑。开封府认为证据不足,未予立案,将道安送回庐州。道安愤而击登闻鼓鸣冤,状告徐铉“尺牍请托”,开封府徇私袒庇。一起普通的案件一下子上升到朝廷。
太宗亲自过问此案,命大理评事王禹偁负责审理。王禹偁很快查明:道安诬告,徐铉无罪。太宗有意袒护道安,要求重审,并指示不要加罪于道安。王禹偁知道太宗崇奉佛教,曾劝太宗“少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多务农”,因此招致太宗不满。这回又执意抗疏,仍判道安有罪。年轻的刑部尚书宋湜也支持王禹偁,认为判决并无不当,应维持原判。太宗勃然大怒,决定重贬涉案官员:徐铉被贬为行军司马,宋湜被贬为丹江口团练副使,王禹偁被解去左司谏、知制诰等要职,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时年38岁。
第二次遭贬是淳化四年(993年)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次年改知扬州。
第三次遭贬是因为当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二人在修《太祖实录》中意见不合，互相猜忌而殃及王禹偁。他到黄州后给皇上写的《黄州谢上表》中指出“行高于人则人所忌，名出于众则众所排”而“忽坐流言”。再加上他只知据理办事的性格，招来许多憎怨而遭贬。他在黄州写了著名的《三黜赋》：
生几日？八年三黜。始贬商於，亲老且疾；儿未免乳，呱呱拥树。六百里之穷山，唯毒蛇与虎。历二稔而生还，幸举族而无苦。再谪滁上，吾亲已丧。几筵未收；旅榇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苍兮安仰；移郡印于淮海，信靡盬而鞅掌。旋号赴于国哀，亦事居而送往。叨再入于掖垣，何宠禄之便蕃。令去齐安，发白目昏；吾子有孙，始笑未言。去无骑乘，留无田园。羝羊触藩，老鹤乘轩。不我知者，犹谓乎郎官贵而郡守尊也。於戏！令尹无愠，吾之所师；下惠不耻，吾其庶几？卞和之刖，吾乃完肤；曹沫之败，吾非舆尸。缄金人之口，复白圭之诗。细不宥兮过可补，思而行兮悔可追。慕康侯之昼接兮，苟无所施，徒锡马而胡为；効仲尼之日省兮，苟无所为，虽叹凤而奚悲！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
《三黜赋》说：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日子？我却八年之中被贬斥了三次。第一次是被贬到商州，当时，既老且病的父亲也只好跟着奔走，我的小儿子还在吃奶，只能抱着，还是不住地啼哭。六百里商於尽是穷山，只能看见毒蛇与虎、兽。幸亏两年之后还能活着回到京城，全家健在，已经很不错了。第二回被外放到滁州，我的父亲刚刚年老身亡。送丧的客人还没有走完，父亲的棺木还没埋葬。只好带着血泪哭泣上路，痛心的是连苍天也难以赖仰。不久我又被调到淮海，杂务众多而且繁忙。我要归葬父亲，碰巧遇到国丧，我又回到了京城，这是沾了国丧的光。但我又在白发和昏花中被下放齐安，有子有孙，我虽装着心情坦然，但我知道，留京和外放进退两难。外贬无坐骑，留京无田园。像山羊犄角被篱笆困扰，进退不得，又像似白鹤乘车，俨然高官。不了解我的，还以为我贵为郎中，又升郡官。
唉！楚子文三次被罢相也不生气，他就是我的榜样；柳下惠因行正道而三次被免职，我和他的情况又多么的一样！庆幸的是，我不曾像卞和那样被剁去双脚，也不像丧失国土的曹沫，应该自裁。今后我要像铁铸的人而紧紧闭嘴，我要像南容，天天以白圭自励自勉。注意小节可补失误，想好再做免得后悔。但是，如果不能造福百姓、什么事也不干，皇上养我又有什么用？我虽然像孔子那样经常反省，但不干活，就不能说自己命运不好、不被重用。如果是这样，我虽受委屈、压抑，但仍要坚持正道，任凭谪贬一百次，我内心也不含愧。我将坚持正直立身，执行仁义之道，一直坚持一辈子、一直到老。
王禹偁在《三黜赋》中回顾了自己三次遭贬的原因、经过和感受。篇末以浩然正气的语言展现了他的铮铮铁骨。此次被贬后，再没能回京，病死于蕲州任上，终年仅48岁。
一生遭遇七次贬谪的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年），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南宋著名抗金将领，豪放派词人、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失地为志，多次向朝廷上书，陈述抗金北伐、收复失地的战略战术，但昏庸腐败的南宋小朝廷却苟且偏安，不敢去招惹金人，只知在杭州苟且偷生，过着花天酒地、纸碎金迷的生活，正如一首诗所写的那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由于南宋朝廷对金国的侵略采取忍让、投降政策,所以对辛弃疾这样坚决的主战派将领不予重用，一直是投闲置散，一贬再贬。有资料说辛弃疾一生遭贬共有三十七次。我未取此说，但他至少有以下几次遭贬的经历：
淳熙八年1181年冬，辛弃疾刚被调任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屁股还没有坐热，就遭到了台臣的弹劾，弹劾理由是：“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孝宗皇帝偏听偏信，指责他“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愤形中外之士，怨积江湖之民”后，将他罢官。
辛弃疾被贬后，归隐于江西信州(今上饶)带湖，过起了躬耕陇亩、垂钓水滨的生活，并给自己取号为稼轩。在这段时间里，辛弃疾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直到十一年后的绍熙三年(1192年)，五十三岁的辛弃疾才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
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谏官黄艾弹劾辛弃疾“严酷贪婪，奸赃狼藉。”辛弃疾因此被免除了福建安抚使的职务。
同年九月，御史中丞谢深甫又弹劾辛弃疾“交结时相，敢为贪酷，虽已黜责，未快公论”，意思就是辛弃疾跟当朝的宰相互相勾结，敢于做贪污、严酷的事情，虽然已受到免职和申斥的责罚，但加害他的御史们仍觉得对他的处分太轻而不够痛快。这次弹劾的结果，是辛弃疾受到了降两级的处分，他的职名由“集英殿修撰”降为“秘阁修撰”。
宁宗庆元元年（1195）十月，新上任的御史何澹弹劾辛弃疾得更狠，说他“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意思是严酷暴虐、聚敛钱财，把公家放财物的仓库封起来当成是自己的，将福州都搜刮得一穷二白了。这一状告得辛弃疾“秘阁修撰”的职名也没了，只剩一个“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祠禄官。
第二年九月，又有监察御史弹劾辛弃疾，说辛弃疾“贪污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章，恬不少悛。”意思就是贪污、好杀，多次被弹劾，但仍然不知道悔改。因此建议对辛弃疾的处理不能留尾巴，要给他一撸到底，什么职务都不保留，免得他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辛弃疾“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祠禄官也被剥夺。这样，辛弃疾在官场上“无官一身轻”，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
嘉泰三年(1203年)夏天，六十四岁的他才被起用为知绍兴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一年后，他再次被贬，开禧元年(1205年)六月，他任隆兴知府(今江西南昌)，刚到任一个月，有人就诬陷他“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再次罢职。
开禧三年（1207年），报国无门、身心俱伤的辛弃疾忧愤成疾，溘然病逝，年六十八岁。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半生常在谪籍中”的抗金名将宗泽
宗泽，刚直豪爽，沉毅知兵。历任县、州文官，颇有政绩。宗泽在任东京留守期间，曾二十多次上书高宗赵构，力主还都东京，并制定了收复中原的方略，均未被采纳。他因壮志难酬，忧愤成疾，临终三呼“过河”而卒。死后追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号“忠简”。著有《宗忠简公集》传世。
元祐八年（1093年），宗泽被派往大名府馆陶县任县尉兼摄县令职事。宗泽到任不到一个月，就迅速而妥善地处理完该县历年诉讼积案。从元符元年（1098年）至政和四年（1114年），宗泽先后任衢州龙游、莱州胶水、晋州赵城、莱州掖县等四县知县。从政二十多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所至称治”，赢得了各地群众对他的信赖和爱戴。然而，由于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权奸当道，因而宗泽长期得不到提拔和重用
宣和元年（1119年），宗泽乞请告老还乡，获准授予主管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鸿庆寺的虚衔，遂退居家乡义乌邻县东阳，结庐山谷间，拟著书自适以度晚年。后被人诬告蔑视道教，宗泽被发配镇江“编管”。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举行祭祀大典，实行大赦，宗泽才重获自由。宗泽先掌监镇江酒税，二年后才调任巴州通判。这时，金国在北方崛起，辽、金、宋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斗争，忧国忧民的宗泽却被远置西南边陲巴州，完全背离了他的意愿。宗泽在这期间所作的《古楠赋》、《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表述了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并借汉末巴郡太守严颜隐喻自已，表达了愿做“断头将军”，决不做“投降将军”的决心。
宗泽先后上了二十多道奏章，请求赵构回京，每每被黄潜善等权奸阻碍，忧愤成疾，背上长毒疮。诸将入室问候病情，宗泽看着诸将说：“我因为徽、钦二帝遭受不幸，积愤成这样。你们如果能够消灭敌人，则我死而无恨了。”诸将都流着泪说：“怎敢不效力！”诸将出去后，宗泽叹息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建炎二年七月十二日（1128年7月29日），处于弥留之际的宗泽没有一句话谈及家事，言语中全在念念不忘北伐，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后溘然长辞，享年七十岁。开封官民闻知后都痛哭不已。后由儿子宗颖和爱将岳飞一起扶柩至镇江，与夫人陈氏合葬于镇江京岘山上。
同时代的吴芾写了一首长诗《哭元帅宗公泽》中写道：“呜呼哀哉元帅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风采，心如铁石气如虹。正色立朝不顾死，半生常在谪籍中。真金百炼愈不变，流水万折归必东。落落奇才世莫识，欲知劲草须疾风……”。深情地颂扬了宗泽“心如铁石气如虹”和“正色立朝不顾死”的浩然正气，而“半生常在谪籍中”一句则道尽了宗泽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半辈子都是在贬谪之中渡过的悲剧性命运。
与宗泽英雄相惜的吴芾
吴芾（1104—1183），字明可，号湖山居士，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绍兴二年（1132）进士，官秘书正字。
吴芾与秦桧有旧，当秦桧专权朝政时，吴芾便与秦桧不再单独交往了。秦桧就对吴芾产生了疑心。御史看秦桧对吴芾生疑，就罗织罪状弹劾吴芾将他罢免，贬放到处州、婺州、越州三郡担任通判。
何溥欣赏吴芾，于是推荐他担任御史，于是，朝廷任命吴芾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当时金朝违背宋金盟约，准备大举南侵。吴芾就劝高宗要认真地反省自己的过错，延请群臣，让他们陈述朝政的阙失。后来，两淮战况南宋失利，廷臣争言退避，吴芾却力排众议，说：“今日的战事，只有进没有退，进是上策，退是无策。”不久，金朝君主完颜亮死了，吴芾于是就上疏劝皇帝亲自北征，稳定中原民心。吴芾又说：“去年，两淮地区的各个城池的守军望到敌人就奔跑溃败，没有一座城能拒守的原因，这就是秦桧求媚北朝，乞求媾和的余毒啊。皇上如果能一反秦桧壅塞言路、挫折士气的错误途径，那么我军士气一天天振奋，人们就有了抗金必胜的信心。”
吴芾曾言：为官应“视百姓当如父母，视公事当如私事；预期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他这样刚直不阿，当然为权臣所忌恨，被排挤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芜湖辖境）。
当时，吴芾与陈俊卿都以刚直被人忌恨，不久，陈俊卿也被罢了官，阎安中向孝宗进言说：“两人被罢官，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啊。”后来起用，知太平州，
乾道五年（1169），以龙图阁直学士告老还乡，修小西湖，终日从事著述。卒年80，谥康肃。著有表奏五卷，诗文30卷，今存《湖山集》十卷，收纂于《四库全书》。
三次被罢官的海瑞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海瑞上京城参加会试。在此期间，海瑞向中央朝廷上《平黎策》，再次重申了他的治黎策略。这一建议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这次会试海瑞落榜了。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两次会试都没考中的海瑞决定放弃科举考试，同年闰三月，海南承宣布政使司（等于现代省级最高行政长官）指派海瑞到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教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县，看到这里“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的“不均之事”，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这样，淳安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不少逃亡民户又回到故乡从事生产。
淳安县的案件很多，海瑞明断疑难案件，深得民心。海瑞生活节俭，他穿布袍、吃粗粮糙米，种菜自给。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向驿吏发怒，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说：“过去胡总督考察巡视各部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打开胡公子的袋子，有金子数千两，海瑞把金子没收到县库中，派人乘马报告胡宗宪，胡宗宪因此没有把海瑞治罪。
严嵩的党羽、都御史鄢懋卿出巡两浙、两淮盐政，一路上威风凛凛，到处贪污勒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巡查路过淳安县，酒饭供应的十分简陋，海瑞高声宣称县衙狭小不能容纳众多的车马。鄢懋卿十分气愤，然而他早就听说过海瑞的名字，只得收敛威风而离开。
鄢懋卿嘱咐巡盐御史袁淳治海瑞和慈溪县霍与瑕的罪。霍与瑕，是礼部尚书霍韬的儿子，也是坦率正直不谄媚鄢懋卿的人。当时，海瑞已提拔为嘉兴通判，因此事贬为兴国州判官。
明世宗朱厚熜晚年，不在朝堂处理政务，深居西苑，专心设坛求福。总督、巡抚等边关大吏争着向皇帝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礼官总是上表致贺。朝廷大臣没有人敢议论时政。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一日，海瑞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在这篇著名的奏疏中，海瑞大胆直言当时官场的弊端和朝廷的过错，同时劝谏世宗皇帝改正过失，实行改革，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明世宗读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愤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对左右侍从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听说他上疏之前，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明世宗听了默默无言。是年秋，明世宗生病，心情郁闷，召来内阁首辅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有阁臣主张对关在诏狱海瑞处以绞刑，被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压了下来。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驾崩。海瑞闻讯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裕王朱载垕（明穆宗）继位，国号隆庆。奉先帝世宗遗诏，赦免了以海瑞为代表的所有谏言诸臣。海瑞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不久改在兵部任职。后来调大理寺任职，提拔为尚宝丞。
隆庆元年（1567年），徐阶被御史齐康弹劾，海瑞上言说：“徐阶侍奉先帝，不能挽救于神仙土木工程的失误，惧怕皇威保持禄位，实在也是有这样的事。然而自从徐阶主持国政以来，忧劳国事，气量宽宏能容人，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齐康如此心甘情愿地充当飞鹰走狗，捕捉吞噬善类，其罪恶又超过了高拱。”
隆庆三年（1570年）夏，海瑞升调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外放应天巡抚。属吏害怕海瑞的威严，贪官污吏很多自动辞职。有显赫的权贵把门漆成红色的，听说海瑞来了，都改漆成黑色的。宦官在江南监督织造，见海瑞来了，就减少车马随从。百姓对他却非常拥戴，称他“海青天”。
同年冬，都给事中舒化说海瑞迂腐滞缓，不通晓施政的要领，应当用南京清闲的职务安置他。接着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护奸民，鱼肉士大夫，沽名乱政，于是海瑞被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要到新任上去，正遇高拱掌握吏部，早就仇恨海瑞，把海瑞的职务合并到南京户部当中，海瑞遂因病引退，回到琼山老家。
万历元年（1572年），张居正主持国政，也不喜欢海瑞，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海瑞。御史到山中审察，海瑞杀鸡做菜招待御史，房屋居舍冷清简陋，御史叹息而去。张居正惧怕海瑞严峻刚直，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也不任用。
万历十二年（1584年）冬天，张居正去世之后，吏部拟用海瑞为左通政，明神宗朱翊钧向来器重海瑞的名望，于次年正月召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赴任途中，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当时已经七十二岁了，上疏言衰老，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主张采用明太祖朱元璋的严刑酷法惩治贪腐，建议立法定律达八十贯即判处绞刑的规定。御史梅鹍祚弹劾海瑞。明神宗虽然认为海瑞言论有过失，然而清楚海瑞的忠诚，不仅不采纳梅鹍祚对海瑞的弹劾，反而免去梅鹍祚的职务和俸禄。
海瑞任职南京都御史后，雷厉风行，矫正弊端。有的御史犯了错误，海瑞当即严惩不贷，百官恐惧不安。提学御史房寰心虚担心被人举发，于是来个恶人先告状，上疏诬陷海瑞。海瑞考虑自己年龄已老，多次上疏请求退休，明神宗下诏慰留不允。
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十四日，海瑞病故于南京任上。他没有儿子，所以去世后，佥都御史王用汲去主持海瑞的丧事，看见海瑞住处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为官一世，家里如此寒酸，王用汲禁不住为之悲泣不已，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
三次遭贬的“彭青天”彭鹏
彭鹏（1635－1704年），字奋斯，又字古愚，号九峰，莆田人，由于为官清廉、平反冤案而赢得“彭青天”的美誉。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叛乱，当时据闽的耿精忠欲揽其为官。彭鹏托病不就，乃至以利锥刺破牙龈佯作吐血坚拒，誓不与叛贼为伍。未出仕前，他曾在莆田力倡修木兰陂水利工程，设粥厂济民，支持兴教办学。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彭鹏被朝廷选授为三河（今属河北省）知县。一上任，即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改革陋规；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并设义学和学宫，振兴地方教育。他不畏权势，对那些为害一方的旗人、宫廷近侍照样严惩不贷；对本县及邻县发生的疑案，则秉公执法，常亲自查办，果断昭雪冤狱，其声誉远近闻名。
有一天，三河的街头有一个人口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三河办差，四处敲诈勒索。彭鹏知道这地方离北京近，鱼龙混杂，一时拿不准，就化装侦察，接近此人。最后终于查明其真实身份，所谓给皇帝放鹰，纯属子虚乌有。于是彭鹏下令将此人逮捕，打了他一百鞭子以示惩戒。县城里有人偷盗，彭鹏听到呼叫，立即提刀上马，疾步追捕，终于赶上盗贼将其缉拿归案。
康熙帝巡视京郊的时候，听到的都是百姓称赞彭鹏清廉刚正的话。在接见他时，赐他重金，以示褒奖，并对他说：“朕知道你为官清正，从来不肯接受百姓的钱财，朕就拿这些钱来给你养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巡行至三河地域的康熙帝特地召见彭鹏，并赏银三百两奖其廉直。然宦海凶险，彭鹏几遭贬黜，但他坚贞不屈，知难不退，奋力抗争。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遭顺天府尹许三礼参劾，虽查“无证据”，仍被“降二级留任”；继而又被多次论罪，“积至降十三级调用”。但一年后，在朝廷举荐“廉能”官中，他竟被擢拔第一，授工科给事中。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关中大旱，蝗灾肆虐，他一日连上三疏，参劾陕西、山西、河南三省长官不恤民情，营私肥己，并直指南阳、磁州、泾阳等州、县长官劣迹。
彭鹏为官清廉，康熙为了表彰他，升他为顺天府府尹。上任不久，彭鹏就发现顺天府乡试考试的时候，主考官和副考官串通豪强作弊。他立即向皇上上书奏报，主考官和副主考官等人都各有靠山，结果群臣讨论之后的结果是：查无此事，说彭鹏诬告。性情耿直的彭鹏再次上书说：“如果臣是诬告，愿请皇上把我的头劈两半，半悬国门，另外一半悬挂在顺天府府学。”此言一出，满朝哗然。大臣都说彭鹏这话大不敬，应该撤职查办，康熙力排众议保护彭鹏，而且下旨罢免了主考、副主考以及相关人员。
由于为官忠廉，为人耿直，彭鹏多次开罪当朝权贵，终被排斥出京，外放治江南河工。彭鹏并未颓丧不振，其直声仍熠熠昭人。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起，他连续三年被朝廷升用：先回京补刑科给事中，再任贵州按察使，后升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在广西任上，他省刑减税，弹劾贪官，积弊为之一清。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彭鹏因政绩突出，调任广东巡抚。时值当地久雨成灾，他广开仓廪赈灾，救活不少民众；并一如既往治吏恤民。直至去世前一年，还禁收私派银捐数十万两，并致力昭雪冤狱，开释无辜受诬者三百余人，备受当地民众拥戴。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这位直吏清官终因积劳成疾，卒于任所，享年69岁，后葬于今华亭云峰村。
彭鹏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为民伸冤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千古不衰。人们根据他的事迹编写了一部《彭公案》，以彭鹏出知三河县、升绍兴知府、擢河南巡抚、授兵部尚书查办不同案件和政务为素材，再现了民众心目中的“青天”惩恶诛奸、除盗平叛、昭雪冤案的故事，深受民众欢迎。
享有“天下第一清官”美誉的陆陇其
陆陇其（1630年—1692年），谱名世穮，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学者称其为当湖先生。
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历官江南嘉定、直隶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时称循吏。其离任时，家当只有图书几卷及妻子的织机一部。
康熙九年（1670年）中二甲进士。
陆陇其淡泊名利，无意官场，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已46岁时才步入仕途，出任嘉定知县（今属上海）。到任后他即整顿吏治、抑制豪强、铲除恶俗、以德感化，颇得百姓拥护。
嘉定是个大县，赋税征收多而民间习俗又追求铺张浪费。陆陇其简朴节俭，努力以德教化百姓。遇到父亲告儿子，便含着泪进行劝说，以致儿子搀扶着父亲而归，从此很好地侍奉。遇到弟弟告哥哥，便调查出挑唆者施以杖刑，以致兄弟二人都很感动悔恨。一些品行恶劣的青少年勾结行恶，便给他们戴上枷在路口示众，看到他们悔过了才释放他们。有一富豪家的仆人夺走了砍柴人的妻子，陆陇其派差役将他逮捕治罪，使富豪改变了以往的行为成为善人。遇到官司，陆陇其不用差役去逮人，属于宗族内部争讼的，便以其族长去治办，属于乡里争讼的，便靠里老去治办。有时也让原告、被告双方都到县衙来进行调解，称为“自追”。为了征收赋税，陆陇其建立了“挂比法”，写上百姓的姓名以进行对照比较，颇似当下推行的“公示”。同时又建立“甘限法”，规定限定交纳中所欠的数额日后增加一倍交纳。
康熙十五年（1676年），三藩之乱爆发，朝廷因战争需要而征军饷，陆陇其下令征收，于是每户发一张知县的名片以进行劝导，不到一个月，交纳至十万，又赶上征房屋建筑税，陆陇其坚持不搞“一刀切”，区别对待，规定只征收市中店铺的税，不许涉及乡村百姓家。
县里有某人在道路上被强盗所杀，而其家人却以仇杀上诉，陆陇其捕获了强盗并审判定案。刑部认为最初的报告没有说到强盗事，以隐瞒盗贼的过失夺去陆陇其的职务。离任时，民众扶老携幼，哭卷攀辕，嘉定数千士民泣留不得，因此，刻《公归集》相赠。
由于陆陇其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一心为民，不搞官场攀附权贵、贿赂上司、谋求升迁那一套，所以上司并不喜欢他。江宁巡抚慕天颜寿庆，陆陇其只拿出夫人织的一匹土布及缝的二双鞋做为庆寿礼物，慕天颜大为不悦，认为他太迂腐，不懂得官场规则，于是便找个借口，上疏请求施行所谓繁简不同的各州县长官“更调法”，以嘉定县政务繁杂又多逃税者，而陆陇其虽然操行清廉，但却没有应付复杂事务的才干，应该调到事务简约的县。此疏竟获吏部同意，遂以“才力不及”为由将德才兼备、政绩斐然的陆陇其降职调用。嘉定百姓不服，罢市三日。但陆陇其最后还是被罢去官职。离任时，嘉定九乡二十都百姓闻讯后夹道送行。
陆陇其在嘉定的政绩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二年后，左都御史魏象枢应诏举荐十名清廉官，陆陇其名列其中。对陆陇其的评价是：“原任江南嘉定县革职知县陆龙其，清操饮冰，爱民如子。因注误被革，万民怨恫。未去而皇皇罢市，既去而家家尸祝。又闻与妻同驾一舟，惟有图书数卷，其妻织机一张而已。”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授陆陇其为直隶灵寿县知县。陆陇其到任后，深入民间，了解县情，根据灵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劳役繁多而民俗轻薄等特点，制定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扶贫济困，移风易俗，深受民众爱戴，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由于政绩突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将陆陇其和兖州知府张鹏翮一起作为清廉官举荐。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下诏让九卿举荐学问优长、品行高洁、政绩突出的人，陆陇其再次被推荐，得到圣旨，可以调任为京官。陆陇其在灵寿七年，离任时如同离开嘉定时一样，道路上站满了百姓，哭泣着为他送行，
陆陇其调京后被授为四川道监察御史。不久父亲去世，总督请康熙帝让他在任为父守丧，陆陇其说天下太平，湖广又不是用兵的地方，应该让他尽孝道，于是解任回乡守丧。
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军征讨噶尔丹，政府为筹集军费而采用向捐款人授以官位的做法。御史陈菁请求停止捐款人必须经过保举才能升官的做法，而实行多捐者优先录用的政策。
陆陇其两次上疏反对“捐款授官”的做法，认为“捐款的人贤愚混杂，只有靠保举才能防止其中的弊端”。他的上疏言辞激切，引起一些朝臣的不满。户部以捐款者都在观望，将会迟误军需为由，请求夺去陆陇其的官职，发往奉天安置。
正在此时，顺天府府尹卫既齐巡视结束还朝奏报，说民心惶惶不安，唯恐陆陇其发配远地。于是，陆陇其得以免于发配。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陆陇其去世。
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特赠予清献的谥号，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乾隆三十年（1765），嘉定知县杜念曾钦慕陆陇其政迹，修葺孔庙旁的应奎书院，增建讲堂，特取陆的出生地浙江平湖的别称——“当湖”为院名以示纪念。
陆陇其做县官时崇尚实政，嘉定县百姓歌颂陆陇其，直至清末也没有停止。灵寿的邻县阜平县为他修了坟墓，县民陆氏世世代代守在那里，自称为陆陇其的子孙。
俞鹤湖写诗称赞陆陇其：“有官贫过无官日，去任荣于到任时”。诗意为：当了官比不当官时还要清贫，离任之时比到任之时还要荣耀，这样的好官真的不多。
文后感言
历史上的忠良好官大多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诬陷、贬斥等处分，这不是我的新发现，而是客观存在的史实。面对这类悲剧，我感触良深，仅略述几点自己研读历史的心得体会。
由来久远的“官场逆淘汰”潜规则
所谓“官场逆淘汰”，就是说，官场中庸劣的、腐败的、奸邪的坏官淘汰优秀的、杰出的、能干事的好官，古往今来，这种悲剧常常发生，屡见不鲜。本文列举的22位一生遭遇三次以上冤陷和贬斥处分的先贤，他们的悲剧命运都是“官场逆淘汰”现象的表现，都是“官场逆淘汰”这条“潜规则”的体现。
君子斗不过小人
在现实社会中，代表正义的君子与代表邪恶的小人较量，往往总是失败，小人易得志，君子常落败。君子为什么斗不过小人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小人什么手段都使得。譬如，小人为了达到整垮君子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地拉帮结派，可以毫无顾忌地蒙蔽、贿赂上司，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事实，可以无中生有地编造罪状，可以不顾声名和世人唾骂，可以昧着良心使用各种手段。而正人君子恪守为官的道德和操守，珍惜做人的规则和名节，宁愿丢官、受处分也是不屑于干那些卑鄙无耻勾当的，结果只有落败。正因为如此，世人总结了一条人生的经验：君子不与小人斗。何也？与小人斗，付出的代价和失败的概率都是极高的。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高出森林的大树总是要被大风先吹倒。比喻才能或品行出众的人，容易受到嫉妒、攻击和伤害。这句名言出自三国时魏国文学家李康的《运命论》：“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
检视本文遭受三次以上冤陷处分的官员，哪一个不是忧国忧民的忠良？哪一个不是出类拔萃的干才？哪一个不是政绩斐然的好官？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屡遭构陷和贬斥。这与《后汉书·黄琼传》中所说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即性情刚直卓而不群的人，往往容易横遭物议；品行高洁如玉石之白者，最容易受到污损是一样的道理。
自古忠奸如冰炭
古往今来，忠良与奸佞、正义与邪恶就像冰块与炭火一样不能相容。忠良好官对奸臣贼子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甚至耻于为伍。奸臣贼子则把忠良好官视为他们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最大障碍。于是，他们总是抓住各种机会，利用各种名义，采取各种手段，罗织各种罪名，必欲将忠良好官置之死地而后快。两者形同水火，格格不入，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宋朝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给后世留下不少警句名言，其中有一句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官员犯罪，有公罪与私罪之分。据《宋刑统》二载：“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意思是说：公罪就是指官员在工作中发生错失的行为，在主观上是由于过失，没有追求个人私利的违法动机；私罪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中为谋求私利而发生违法行为，或与职务无关而有违官吏道德的行为，如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
作为一个为国家、民众效力的官员，不能为了怕犯错误和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该说的不说，该做的不做，该顶的不顶，该保的不保。上怕冒犯上司穿小鞋，下怕得罪下属失选票，只求四平八稳，这种人绝非好官。一个好官必须有为了公事而犯的“公罪”；而个人操守，则必须清白，决不能犯有贪赃枉法、滥用职权、买官卖官、腐化堕落等“私罪”。
由于公罪与私罪的性质不同，所以对公罪都是从宽或免于处分；对私罪必须从严或加重处分。
范仲淹明确提出“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观点。这种很有创见的功罪观体现了他的博大胸襟和担当精神，令人钦佩。
上士难进易退，下士易进难退
奸佞之辈梦寐以求的是得到更高的官位，攫取更大的权力，享有更多的荣耀，所以他们总是削尖脑袋向上钻，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人格，可以不顾廉耻，“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而且一旦官位坐定，便千方百计地固宠，确保自己只升不降。而正人君子则淡泊名利，不恋官位，有时面对官场生态污浊，不愿与奸臣贼子为伍，往往主动提出离开权力中枢。所以，春秋时期政治家晏子在齐景公“请问求贤”时说：“夫上士，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易退也;其下，易进难退也。”意思是说：贤良之士，难于进身为官却容易隐退；仅次于贤良之士的一般人士，容易进身也容易隐退；等而下之，最差的是奸佞之辈，由于这类人善于谄上取宠，所以容易进身。另一方面，这类人为了官位利禄，不要人格，不要脸面，所以很难斥退。正如宋代刘安世在《尽言录》中所说：“裴则百日之内三被恩命，虽台谏交章，藐然不顾。自非大臣力主，而孙固、王存因姻家之故，共为营助，何以至此?古人以谓‘去佞如拔山’者，正谓此耳。”可见，欲去奸佞之辈，简直比拔山还难。
直木先伐，直言贾祸
《庄子·山木》篇中说：“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意思是说，笔直挺拔的树木，最先被砍伐。比喻刚直的人往往最先遭到打击、构陷和迫害。直木先伐亦作“直木必伐”。一个“必”字，道尽刚直之士必然遭遇不幸和磨难的命运。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刻剖析的鲁迅曾说：“性急的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
刚直之士必是直言之人，汉语中有个“直言贾祸”的成语，意思是说，坦率的直言往往会招致灾祸。《左传·成公十五年》中说：“子好直言，必及于难。”春秋时期，晋国大臣伯宗为人正派耿直，敢讲敢为，不怕得罪权势。在他每次上朝时，他的妻子都要提醒他不要讲直话，避免直言贾祸，晋厉公是一个昏庸暴虐的君主，喜欢溜须拍马之徒，他看不惯伯宗的正直，就听信谗言将伯宗处死。
我读过一篇《炉火纯青的习仲勋》作者贾巨川。文中写道：“习仲勋病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他时说：习老因为正直，才一生坎坷。习仲勋一生三次坐牢，但他从没说过软话，大义凛然。习仲勋性格刚直，光明磊落，一生无丝毫奴颜媚骨”。
先贤有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史记·商君列传》），意为众多唯唯诺诺之人，不如一名直言的诤谏之士可贵。从道理上讲,性格刚直、敢于直言的人，是绝对有大益于国家的，这样的人是国家之宝。但是，性格刚直、敢于直言，对个人来说则不是优点和长处了。因为，这种性格往往会给本人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
文化名人南怀瑾曾说：“不论古今中外，每个时代，人生的痛苦，尤其想有所贡献于国家社会的人，所遭遇的痛苦，比普通人更大更多。”这段话只有那些曾经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理解。
钦佩慧眼识珠的阎立本
阎立本是唐代一位著名画家。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建立大唐帝国的武功，命阎立本绘制其征战四方时所骑的六匹战马图样，然后雕刻于石，立于昭陵。即著名的“昭陵六骏”。贞观十七年（643年），阎立本于京都长安太极殿凌烟阁绘制了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魏徵等24名开国勋臣像。贞观十四年（640年），松赞干布遣使来长安请婚，迎文成公主入藏。阎立本又作传世名画《步辇图》。
阎立本不仅是一位画技高超的画家，而且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就在秦王李世民府任库直。库直是随侍帝王左右的亲信。唐太宗贞观年间，阎立本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将作少监等职。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阎立本擢升为右相。当时，姜恪以战功擢任左相，因而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说。不久升任中书令，
阎立本在丹青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声誉掩盖了他在政治上的才干和作为。以致不少人只知道阎立本是一位画家，而不知道他还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政治家。他明察秋毫，不仅为刚刚迈进仕途就遭到诬陷的狄仁杰洗刷了冤污，而且慧眼识珠，认定年轻的狄仁杰具有治世之才，必是未来国家的栋梁。
那是唐永徽年间，阎立本以河南道黜陟使身份对官吏考核任务时在汴州遇到狄仁杰受诬一案，他亲自审理。在询问狄仁杰时，阎立本锐利的目光凝视这个地位低微的年轻人。只见他沉着冷静，毫无畏惧之色。听了狄仁杰的申辩，他的眼睛一亮，这不正是我求贤若渴、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一个人才吗？他兴奋地对狄仁杰说：“我是一个画家，在我心中自有想画之人与不想画之人，想画的人物中，见其第一眼便有冲动下笔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你就是极少数令我非画不可之人。”阎立本事后对其近臣坦言道：“被我凝视而毫无动容之色的人，实在从未见过。”狄仁杰被擢升为并州都督府法曹。由于阎立本的力荐，狄仁杰才获得施展才干的空间，成为一代名臣。
在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中，我钦佩雄才大略的狄仁杰，更钦佩慧眼识珠的阎立本。如果没有阎立本的那双慧眼和求贤若渴之心，如果恶吏诬陷狄仁杰一案由一个奸邪的昏官审理，狄仁杰再沉着冷静、据理申辩又有什么用处呢？他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更谈不上后来在政治舞台上的风云际会和大有作为了。
人生最大的幸运，在于能不能遇到一双识珠的慧眼，这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鱼龙混杂的御史群体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中，御史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特殊职权的群体，他的特殊在于御史是监督、考察、弹劾并有一定处置官员权力的特殊官员。老实说，这个群体鱼龙混杂，既有嫉恶如仇、铁骨铮铮、不畏权势、舍生取义的好御史，如明朝嘉靖年间，皇帝让阁臣议事，廷臣各陈所见，然而持反对意见者却被视作“邪徒”。南京御史冯恩认为，这样封杀不同意见势必堵塞言路，于是上疏说：“人臣进言甚难，明诏令直谏，又诋之为邪徒，安所适从哉?……今士风日下，以缄默为老成，已难乎其忠直矣。若预恐有异议，而逆诋之为邪，则必雷同附和，而后可也。”提醒朝廷“愿速罢二议，毋为好宠者所误。”
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一个冬夜，京城突见彗星贯空，这本来是自然现象，但是迷信的嘉靖皇帝却惊慌失措，下诏命令群臣廷议吉凶。群臣个个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害怕回答不合上意，招来灾祸。此时，冯恩上疏，怒斥当朝权臣大学士张孚敬“刚恶凶险，媢嫉反侧”、方献夫“外饰谨厚，内实诈奸”，右都御史汪鋐更是“如鬼如蜮，不可方物。”说这三个权臣才是招致灾祸的彗星，三星不除，朝必无宁日，国必有灾祸。
嘉靖帝大怒，认为他“仇君无上，死有余罪”，下旨将冯恩立即逮捕入狱。而主持三法司朝审的人竟是汪鋐。汪鋐洋洋得意，面东而坐。冯恩傲骨屹然，别过头去不抬眼望他。汪鋐大怒，命令吏卒把他拽过来面西而跪，冯恩挺身而起，就是不肯向汪鋐屈膝，并历数汪鋐贪赃枉法的罪恶。冯恩被押出长安门时，街上的人们感慨地说：“冯恩这个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也都是铁打钢铸的!”从此之后，冯恩“四铁御史”的美誉广泛流传，载入史册。
史上不仅有冯恩这样正气浩然、铁骨铮铮的“四铁御史”也有为人不齿的唐朝郭霸那样的“尝便御史”、明朝倪进贤那样的“洗鸟御史”，还有专门制造冤案、构陷忠良无辜的“魔鬼御史”。本文所列一生遭受三次以上诬陷和贬斥的忠良好官，其中不少都是奸邪御史构陷的结果。
据明史载，明朝左副都御史陈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刚刚上任就向皇帝提出整人的大计：“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于是滥用职权，大兴冤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陈瑛却对人说：“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永乐元年，整人有功的陈瑛被提拔为正二品的左都御史，从此“益以讦发为能”，又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倾诬排陷者无算”。皇帝却认为他“能发奸，宠任之”。皇太子曾当面指斥陈瑛：“卿用心刻薄，不明政体，殊非大臣之道。”九年春，“瑛得罪下狱死，天下快之。”
总之，御史是一个忠奸俱有、鱼龙混杂的群体，由于御史在对官员的功过赏罚方面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因而，他们是行善还是作恶、是救人还是害人、是维护正义还是支持邪恶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直接关系着国家政权的安危和社会正义的存亡。所以，历朝历代对御史之任都是格外的重视和审慎，对御史中的败类大都是给予极其严厉的惩处，如武周时期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六月三日，武则天将屡兴大狱、害人无数的御史头目来俊臣斩于闹市并陈尸示众。人们不论是老少都憎恨他，争相去剐他的肉，很快就把他身上的肉割光。可见民众对这个灭绝人性的残暴御史痛恨到了何等程度！
被贬好官大多都有著作存世
中国古代官员，除那些侯门子弟依仗上辈的权势和福荫或者姻亲裙带关系攫取官位者和依靠重金贿赂、拍马逢迎取得官位者外，那些受昏君奸臣构陷而被贬斥的的官员们，其道德操守、文化素养都是相当不错的。许多诸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都出自于这些贬官的笔下啊！
且不说屈原、苏东坡这样享有世界盛誉的文化巨人了，也不说刘禹锡、欧阳修、范仲淹、辛弃疾、王禹偁等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平添了璀璨明珠的知名诗人、词人和文学家了，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太出名的一些贬官也都有著述存世。宋代有“殿上虎”之称的刘安世虽然其诗存世不多，但也有《八月十四夜月》诗“万古照临终忌满，一轮明彻岂须圆”和《双柏》诗：“同志不渝均管鲍，清风特立若夷齐”等佳句为人广为传诵。
东汉的陈蕃著有《荐徐稺等疏》、《救李云疏》、《谏封赏内宠疏》、《谏幸广城校猎疏》、《因火灾上疏》、《理刘瓆等疏》、《理李膺等疏》、《上窦太后疏》、《责诸尚书书》等了；东汉的虞诩写有《上书自讼》、《荐左雄疏》、《自系廷尉奏言》、《奏谏增蛮夷租税》、《驳尚书劾宁阳主簿事》等；海瑞的《治安疏》是海瑞写给明世宗朱厚熜的一篇奏疏。在这篇奏疏中，海瑞大胆揭发官场的弊端，勇敢提出改革意见，直抒己见，笔锋犀利，是中华文库中的名篇。
唐朝狄仁杰著有文集十卷，《家范》一卷。此外，《全唐诗》、《全唐文》还收录有他的诗词、奏疏、文告等作品。
唐朝朱敬则曾经搜集魏、晋以来群臣成败之事，著有《十代兴亡论》等书；清代的“彭青天”彭鹏著有《古愚心言》、《中藏集》等；陆陇其著作颇丰，著有《古文尚书考》一卷、《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松阳讲义》十二卷、《松阳钞存》二卷、《战国策去毒》二卷、《读朱随笔》十卷、《一隅集》八卷、《三鱼堂文集》十二卷、《三鱼堂随笔》四卷等。后人将陆陇其的著作汇集编为《陆子全书》。
看看中国历史上这些先贤们的高风亮节、浩然正气、铮铮铁骨、嘉言懿行和道德文章，怎能不令人击节赞佩、肃然起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