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08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恰逢改革开放45周年。思想、制度、文明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这方面胡耀邦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努力，并为我们留下丰厚的独特遗产，推动社会不断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发展。本文权且做简单梳理，以示纪念。
（一）今日经济改革成就，得益于思想启蒙运动不断为其保驾护航。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经济改革能够取得这么大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一般人会立即想到：前赴后继、对改革开放持有坚定信念的政治家和专业官僚队伍，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强大的国际助推力。笔者认为除此之外，现代思想启蒙运动扮演了同样重要角色，甚至从长远历史看，是更重要的角色。
人类启蒙运动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告诉一个社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价值，以及基于这些价值，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制度，形成民意上的软约束或者压力。全球近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无不以思想启蒙为起点，比如，文艺复兴催生了近代意义的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则引发了整个西方的社会政治革命，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也都深刻影响了社会发展轨迹。
对于当代改革转型而言，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让社会形成了改革与开放的自觉意识，构筑了观念民意上的防火墙。故而在这40多年中，尽管改革出现过几次低潮和挫折，然由于思想启蒙让社会产生的新共识，尤其是党内外知识分子群体对改革底线的捍卫，改革事业得以不断赓续下去。
那么，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是如何发起和铺开的呢？毫无疑问胡耀邦是其中的枢纽性人物。纵然可以说，胡耀邦在80年代权力格局中不是最核心人物，但是对思想启蒙运动而言，他的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最支持知识分子和新思想价值的领导人，他本人也在社会启蒙中做出了很多思想性贡献，他既是先知者、也是先行者，这也是国内外中国改革史学界的共识。本文就谈一谈这场中国版的文艺复兴是如何展开的，以及胡耀邦在其中呕心沥血的努力。
（二）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1977年3月，胡耀邦就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华国锋，胡耀邦实际主持党校的日常事务），成为粉碎“四人帮”后首位重新工作的“老干部”。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即着手三项工作：全校整风、扫清“左”毒（尤其是率先揭发康生），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恢复高级干部培训。这些工作无不触及到一个基本问题：是非的标准是什么，是经典原著、领袖指示，还是遵守实际。
于是，胡耀邦顺势发起1977年底的中央党校内部大讨论，以及1978年初800名高级学员的内部讨论。胡耀邦让大家畅所欲言，保证不对任何言论追责，北京西北郊形成了与全国截然不同的气候，经过民主热烈讨论，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此后，根据胡耀邦的安排，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提供初稿，中央党校教师孙长江修改定稿），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名义（《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系党校复校后第一批学员，参加了校内真理标准讨论）在头版转载。
此文犹如核弹爆炸，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冲击波，虽然“凡是派”极力压制，但到1978年下半年，大讨论仍以燎原之势铺开，不仅高层每个关键领导人都卷入，中央部委、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入讨论并表态，一篇文章点燃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路线上的交锋，更是一场哲学革命。它意味着我们的意识形态从不可置疑的神学，变为可以质疑验证的科学，打碎了知识阶层探索、创造、突破的枷锁；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书写，也从少数人垄断的系统，变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主体构建者，而以前他们只能作为注解者。
真理标准讨论的高潮是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这场会议先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思想理论界的主要代表性人物都参加。领袖与国家关系、民主与法制、中国与世界关系、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等中国现代化本源性问题讨论都始于这场会议，但由于会期中外发生了很多令高层担忧的事情，最终以较为低调的形式告终。
不过从总体看，真理标准讨论带来了知识界的一次觉醒，知识界从此又有了思考的自由，并开始享受到话语权，知识分子并以极大的自觉参与到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毫无疑问它是现代启蒙运动的真正开端。
（三）全面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平反，实质从1975年主政中科院期间就开始了。在短暂的“百日维新”中，他将800多名科研人员从被迫害或 “劳动改造”中解放出来，其中包括钱三强、邹承鲁、陈景润等，并大力给科研人员解决基本生活待遇问题，概括为房子、票子、妻子、孩子（异地分居和孩子上学问题）和炉子“五子登科”。
1977年底，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推荐下就任中组部长，负责重新审理党内各类“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案，中组部工作人员自发点燃鞭炮来迎接这位“青天”的就任，这也是中组部历史上的唯一一次。胡耀邦在平反“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同时，在中组部还成立了“右派改正办公室”，希望也能给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人平反。这时候，在胡耀邦周围事实形成一股努力推动拨乱反正的力量。
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不同程度支持下，胡耀邦等人殚精竭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反冤案行动：为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52973人摘帽平反，除96人因特殊原因不予改正外，其余在世的全部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安排工作，“反右”后强划的32万名“中右分子”、12.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得到纠正；共复查63万干部处分案件，平反2万个反党集团，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党内290万干部平反。
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很多人质疑胡耀邦“是不是给平反的人太多了”，胡耀邦则立即反问：“当初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当初打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怎么不嫌多”？这其中还涉及到他与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敏感关系，但是胡耀邦抱着只问事实，不管个人得失的原则，坚持推动下来。
这些被平反的数百万人，无论是党内被打倒干部，还是党外右派，多数都是敢讲真话、不轻易随波逐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维持这个社会正常运营的筋脉所在，他们的平反，使得社会逐渐回归理性正常的轨道。
被平反的幸存者中不乏各个领域的脊梁，其中包括巴金、丁玲、费孝通、钱伟长等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回归社会，为文化复兴、学术振兴构建了基础。而那些被打倒时仍默默无闻的小辈，比如厉以宁、江平、乐黛云等，磨难转变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开始更深刻思考国家命运，在日后思想启蒙运动中成为中年中坚力量。
（四）对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新界定。不过，知识分子的平反，并不是胡耀邦工作的终点。胡耀邦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如何杜绝悲剧再生，让我们的社会保持在理性和尊重常识的轨道上。
在制度和政策上，胡耀邦清楚意识到过去的悲剧源于权力和真理边界的无限，他一直在努力收缩权力干预的边界，用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话来说是“重新界定自由的边界”。胡耀邦反复表示，思想创造需要灵魂空间，“但长期以来干涉太多，棍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他形象比喻道，相关部门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管教所”，而应该是“服务站”；不应该是“思想检查署”，而应该是“思想者之家”。在他的鼓励下，1984年召开的作协四大由全体代表自行选举了领导机关，而不是依据提前“内定”的名单安排。
对知识分子的言论，胡耀邦提倡“四不原则”：“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他还在多次在庄严场合提出警告，诸如“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我们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胡耀邦的这些主张有效保护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促成了思想的繁荣。没有这些宽松政策，就不会有80年代李泽厚、白桦、莫言、张艺谋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大胆表达，这些尽管当时看起来都是极其离经叛道的东西，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是我们民族少有的被世界广泛认可的思想成果。
胡耀邦更是努力从思想上清除当时社会浓重的“反智主义”，他指出，丑化知识分子，只能是“制造落后、愚昧和野蛮，使社会长期原地踏步”；他非常反感对知识分子再提“再教育、改造”的口号，尤其是用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只能是让社会退化。他敏锐观察到未来社会管理越来越专业化，这样就越来越需要知识分子发挥领导作用，如果不信任他们、依靠他们，只能是直接妨碍社会发展。
胡耀邦更希望从实际待遇上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他认为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其实更艰辛、成本也更高，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居住环境。他还为知识分子打抱不平，现在干部工人工资收入翻番，知识分子待遇却不见涨，我们一共才几百万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舍得多给他们花一些钱。
总之，胡耀邦的知识分子政策其实已经超出了过去所讲的“统战策略”范畴，用他的话说就是“决不允许把他们当做借用力量”，而是从整个国家治理的高度，尊重知识分子所享有的社会权力，崇扬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进入民国以后，知识分子就不断被边缘化（余英时语），胡耀邦的这种认知高度百年以来也是罕见的。
（五）学术层面：国外思想的引进和完整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及大学自由自治精神的倡导。随着知识分子的平反，走向工作岗位，以及恢复高考，大量青年人才进入高校和科研单位，“文革”中停摆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体系开始恢复。并且在学术重建上，破除 “以苏为师”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在学科布局上，还是教学内容上，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办法，中国得以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如果说建成全球最齐全工业门类是改革开放一大成就，那么这也是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另一个成就。
以南京大学为例，1981年该校仅有24个专业领域可以培养博士，53个专业领域培养硕士，而2005年分别增加到139、207个，基本上做到外国有的学科，我国重点综合大学也基本具有。此外，改革开放后，我国共引进国外教材20余万种，其中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也不下数万种，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理论体系引进，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到文革前的总和 (整个民国不过数千种)。
这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法学、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发展壮大。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受苏联模式的桎梏，法学被狭隘化为政法，更强调阶级专政，而非公民权保护；经济学被异化为研究计划管理、剥削和斗争的学科。改革开放后，法学、经济学两个领域全方位引进全球各个学派（诸如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哈耶克、科斯等等）的观点，建成了齐全的法学和经济学体系，为我国经济改革及治理转型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援。而在这过程中，中国现代经济学奠基人薛暮桥、孙冶方、马洪、厉以宁、董辅礽、周淑莲，法学奠基人李步云等人的研究都受到胡耀邦的支持和鼓励。
在高等教育和研究体系恢复后，胡耀邦1984年起又主持在科技、教育领域推行以尊重科研人员和教师自主权为核心的改革，核心要义是减少行政干预，内行人管内行。在此鼓励下，出现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深圳大学等教育改革示范单位，丁石孙、江平、刘道玉、朱九思、施平、罗征启等具有教育界天赋的大学校长得以施展才能。八十年代的学术科研水平（尤其是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虽然远远不及今日，但是那时候的人文精神、学术活力远非今日可比，被认为是我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六）新闻和出版的活跃局面。尊重民众、知识分子的信息获取权、表达权是胡耀邦“民本”思想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民本”不仅仅应该体现在民生上，思想空间也要尊重人民的“原住民”地位。
大体上，苏联模式下的新闻以“宣传”为基本使命，这就决定了新闻界最重要的是讲究服从原则，理论教化是第一要义。胡耀邦1978年底出任中宣部长，至整个总书记任期，新闻事业改革是他最关心事情之一，他为新闻宣传注入了大量新思想，大大改变了新闻界的存在状态。
胡耀邦的总体思想是：新闻媒体既要做党的喉舌，也要做人民喉舌，替人民发声（比如他对《工人日报》讲，要代表工人的利益，维护工人的权利，多关注工人的劳保福利、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情，不要只刊登一些领导同志的讲话）；既要报道积极成就，也要报道问题、阴暗面，不能说反映问题就是“别有用心”；尊重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自主性，在不出现重大政治错误的前提下，对于讲真话的新闻工作者，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机关切忌“秋后算账”（可见1981年胡耀邦对新任中宣部长王任重的批示）；既要做政治宣传，更要研究调查社会问题，关注人民真正关注的东西。
总之，胡耀邦努力将新闻摆脱苏联模式，向其本性回归。用当代新闻学领域泰斗、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童兵教授的总结，胡耀邦的思想体现了将新闻媒体定位从“驯服工具”到“以人为本”的转变。
在自由、宽松、以民为本的思想激励下，也得益于杨西光、穆青、范敬宜、秦川、钱李仁、钟佩璋等新闻界领导者的努力，官方媒体逐渐摆脱了过去高高在上的形象，在这期间达到了一个成就和声誉的顶峰。在民间也出现了很多自办报刊（虽然有的挂靠于某一官方机构），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可以办报刊的传统，其中很多具有很强思想性、前瞻性，今天看仍旧是时代的思想瑰宝，胡耀邦对于这些报刊采取了默许宽容态度，
这期间还围绕这些报刊，产生了一批学派或行业同人群体，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启蒙运动。比如聚集在《诗刊》、《今天》周围的“朦胧派；以《未定稿》、《经济学周报》、《青年论坛》等阵地为依托青年经济学家群体，他们是“莫干山会议”等改革讨论主要构成力量；诸多官方媒体也各自形成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编辑记者群体。这些报刊储备的人才，更是日后成为21世纪初新闻和学术大繁荣的中坚力量。
胡耀邦同时还积极鼓励出版自由。1979年，在他的支持下，三联书店创办了《读书》杂志，发刊词即提出“读书无禁区”。在他的推动下（很多名著出版是他亲自批准的），80年代关于思想作品的出版异常繁荣。最著名的是“走向未来丛书”（74种）、“中国与世界的丛书”，“二十世纪文库”（96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80年代约260种）、“走向世界丛书”（35种）、“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64种）等高质量思想学术丛书。这些丛书共计约600种，累计发行量达数亿册，堪称新时代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源泉，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或译作基本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
同样，在这些“丛书”周围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思想群体，比如李泽厚、金观涛、邓正来、杨小凯、周其仁、甘阳、李银河、钱乘旦、王逸舟等都是通过这些丛书阵地逐渐走入公众视野的，出版的繁荣更是深入推动了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纵深前进。
（七）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思想启蒙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明确是非标准，及确定人类社会努力的基本目标。近代以来，人类经过数百年的实践证明，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是维系社会安定繁荣的基本准则，党中央近些年将之归结为 “人类基本共同价值”。
不过这些人类共同价值，改革之初进入知识分子讨论场域的时候，高层很多人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产物，对此采取压制排斥态度。胡耀邦则自始至终对这些价值保持欢迎的态度，始终认为这是人民应该享有的东西，也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这些价值传播中，胡耀邦是关键破局者之一。
对于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争论，胡耀邦首先以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为阵地，组织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具有新思维的学者撰写文章，对这些价值的产生发展历史和真实含义做阐述，这其中包括《略谈人权问题》、《科学和民主》、《民主和法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等，进而胡耀邦再指示《人民日报》等中央机关报转载。胡耀邦为了减少阻力，这些转载都以理论探讨形式出现，但事实仍是产生了对社会的观念普及作用。尽管“人道主义”讨论一直受压制，胡耀邦还支持了“人道主义”（即人权）提倡者周扬、邓朴方等人的主张。
尤其关键的是，胡耀邦不断创造时机，将这些价值写入党的决议、党章、宪法等最权威的文本，上升为执政党的行为规则。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订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着重把民主原则引入政治生活；在十二大讨论修改党章之际，胡耀邦特意加上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一句，体现了党对宪法的尊重，大大提高了新制订的宪法的权威性。
关键的另一步是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并对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失误做了反思 “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党的宣言书形式正式承认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共同价值，这也是胡耀邦为中国现代化做的最后一波努力，两个多月后他的政治生涯终结。但是胡耀邦的信念，被后继改革家们所继承，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保护人权和依法治国理念，2004年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最终，官方以渐进形式接受这些共同价值，促使我国政治文明不断进步，与世界主流接轨。
（八）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跨时代意义。如果说70年代中期，中国的思想还是一片荒漠，80年代末则是一片万物生机勃勃的局面，短短十余年形成这种反差是前人不敢想象的。纵然80年代的学术科研体系没有当今这么发达，但是在思想性上，达到了五四运动来的另一个高峰，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思想家，要么是他们的最重要成果产生于80年代，要么他们的思想来源于80年代启蒙运动。
在这场中国版的“文艺复兴”中，胡耀邦等富有良知和历史洞察力的领导人，大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二者形成良好互动，开创了中国难得的思想黄金时代。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做出了巨大牺牲，但终究点燃了现代文明火种，中国也可谓历经100多年的挫折困苦，终于企稳在一个符合人类潮流的奋斗轨道上。
同时，这场思想革命也是跨越历史时代的，它构成了推动中国不断改革精神原动力，为中国现代化指明了一个基本坐标，正所谓一旦民智的大门开启，任何倒退和封闭都很难了，虽然现代化之路会有很多波折。它是经得住历史沉淀的精神遗产，未来人们追寻中国现代化转型历程的话，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无疑是最值得浓墨重彩部分之一。
这场启蒙运动最深刻地告诉我们：思想、制度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核心要义；经济物质的现代化，只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社会物质供应再充足，也不可以弥补思想、制度供应的不足。因此，我们未来在现代化道路上还有非常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发展好经济科技，更要激活“精神生产要素”的活力，完成思想、制度、文明层面现代化的补课，这是对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最负责任态度，也是对先贤们最好的怀念。
2023年10月初稿于北京
11月19日定稿于湖南浏阳胡耀邦故里
原稿9500余字，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