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生于晚清光绪五年（1879年），比章士钊长两岁。1902年，章士钊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与陈独秀的好友安徽人汪希颜交往甚深。陈独秀于这年3月到南京访友，通过汪希颜的介绍结识了章士钊，开始了他们40年的交往。
二十世纪初，陈独秀和章士钊都在二十岁上下，都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激烈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个性鲜明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交往既有彼此信任，互相支持，也曾产生过误会和芥蒂，甚至一度“绝交”过，但是彼此的友谊并没有断绝，特别是到晚年，章士钊摒弃前嫌，对流落到江津鹤山坪小山村，年老多病、生活窘迫的陈独秀特别关心，多次慷慨解囊，给予资助，使陈独秀非常感动。两人还写诗唱和，其情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陈独秀在安庆的演讲被上海《苏报》全文刊载
1902年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表演讲。他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向公众揭露沙俄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抢掠奸淫的暴虐行径，他说：“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公毙。俄官试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放。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并公开披露了沙俄对中国提出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七项无理要求。陈独秀义正词严地大声疾呼：“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对此麻木心理，他感到痛心至极，大声疾呼青年学子应从蒙昧中惊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
陈独秀的演讲大义凛然，听众都感到非常震撼。会后，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以“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清廷对陈独秀演讲宣传深感震惊，立即发出通缉令，陈独秀只得悄然离开安庆。
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的慷慨演讲迅速传播，时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非常高兴，当即将陈独秀的演讲词和《安徽爱国会章程》在《苏报》全文刊载，在上海乃至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久，由于《苏报》宣传反清革命，而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案成为当时全国关注的重大事件。
同心协力创办《国民日日报》
陈独秀为躲避清王朝的通缉，来到上海。当时公开鼓吹革命的《苏报》已被封闭。章士钊不屈不挠，又积极筹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担任主编的章士钊对陈独秀的到来非常欢迎，感到自己办报有了得力的助手。
《国民日日报》发刊词旗帜鲜明地直斥封建统治者“三千年来，以国为牧场，以民为畜类”的罪行，指出中国的“种种罪恶，惟君所造……”。这张报纸刚刚问世便表达了对封建统治严厉批判的鲜明态度，展示了与反动当局势不两立的斗争锋芒。此时，辅佐章士钊办报最得力的助手就是陈独秀。章、陈负责全部的稿件编辑和文字校对事务，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那时，“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后来，章士钊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感慨地赋诗一首：“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记述了当年与陈独秀基于革命大义办报时那种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和笔下响风雷、“字字挟严霜”的豪迈情怀。
章士钊与陈独秀编辑的《国民日日报》宣传反清革命，揭露清王朝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深受人民欢迎，风行一时，有“《苏报》第二”之称。反动势力又恨又怕，严令查禁《国民日日报》，并不准邮局代寄。不久，《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陈独秀只得与老友话别，秘密返回安庆。
章士钊、陈独秀积极策划暗杀活动
清朝末年，政治更加腐败，民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浪潮此起彼伏，暗杀朝廷大臣和地方大员的事件时有发生，如史坚如行刺德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徐锡麟击毙恩铭、汪精卫谋刺载沣、林冠慈刺杀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等。据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披露，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这在全国朝野引起很大震动，慈禧太后等王公大臣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1904年初，陈独秀风尘仆仆来到芜湖，与房秩五、吴守一等筹办《安徽俗话报》，一切都已就绪，可是却找不到可靠的地方印刷，同仁都为此事而苦苦犯愁。这时，陈独秀想起章士钊的上海大陆印刷局，便立即给章士钊写信求援，章士钊很快回信表示支持。
于是，《安徽俗话报》自创刊起，几乎每期的稿件都由陈独秀统审后，寄往上海大陆印刷局，印好后又寄来芜湖。
恰逢此时，章士钊与杨笃生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笃生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爱国协会主要进行反清革命，并策划暗杀活动。8月，章士钊等又在上海组织秘密机关，以暗中配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组织起义。这年秋，章士钊致函在安徽活动的陈独秀，邀他到上海一起搞革命。陈独秀随即到了上海，参加爱国协会，与章士钊等天天在一起试制炸药，研究暗杀方案。不久即发生了章士钊等策划的万福华暗杀王之春案，结果失败，章士钊等被捕。陈独秀在此案发生前就到安徽活动，逃过一劫。
1905年9月24日上午，慈禧太后钦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带着大量的仆从与侍卫从北京正阳门车站登上火车包厢出洋考察。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写过《暗杀时代》的安徽同乡吴樾潜入列车引爆炸弹，壮烈牺牲。
陈独秀闻讯大惊，随即以隐语致书在保定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张开措，关于吴兄一切，务详告。”张啸岑即给陈独秀寄来吴樾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意见书》和烈士赴难前留下的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陈独秀）。”满腔悲愤的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一卷四号上盛赞吴樾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并将《意见书》节录刊载于《安徽俗话报》上，使吴樾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数月后，陈独秀又写了《存殁六绝句》诗云：“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其中一首绝句就写到了当时还远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诗中说：“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枯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诗中的“何郎”指1903年与他们一起在上海搞革命的何靡施（即何梅士），“章子”即章士钊。1912年3月，陈独秀到上海，见到了从英国归来的章士钊，随即将此诗录给了他。
当时，一系列的暗杀活动都与以杨笃生、章士钊、陈独秀为骨干的爱国协会有关，谋杀五大臣的吴樾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谈及此事时指出：吴樾刺杀五大臣事件和当时革命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看似吴樾个人暗杀行动，实际是有计划有组织目标的革命行动。”间接直接参与策划的有陈独秀、杨笃生和赵声等革命党人。
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
1914年５月，章士钊从日本给在上海的陈独秀来信，说他现在日本办《甲寅》月刊。接到老友的来信，陈独秀立即给章士钊复信，他在信中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患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绝断，不独党人为然也。”他在信中毫不隐瞒自己所面临的生活窘况，“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章士钊接信后便将它在《甲寅》上发表，并附上按语说：“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足下无意书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章士钊一再邀请老友速来日本，以共同协办《甲寅》杂志。
陈独秀很快由上海来到东京。在上海时，章士钊曾将署名烂柯山人的《双枰记》交苏曼殊带给陈独秀，请其为之作《叙》。陈独秀到日本后才完成这篇《叙》。他在《叙》中说：“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云亦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陈独秀明确表示同意书中的观点，那就是国家应“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国家的存在应该“维持及发达个体（人民）权利耳。个体权利不存在，”国家“遂无存在之必要。”
后来，陈独秀言犹未尽，又写了《爱国心和自觉心》一文，１１月10日，《甲寅》第１卷第４号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和署名“独秀山民”的《双枰记·叙》同时发表。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一反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提出崭新的国家观念。他写道：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批评自古以来的统治者，根本就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建设国家者”，即使“圣君贤相”，也不过“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
他还在文章中抨击袁世凯窃得的中华民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所以，他得出结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投书章士钊诘问叱责，“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章士钊对陈独秀说：“你的文章功不可没，功在唤醒沉睡麻木的国人。你之所以危言耸听，正话反说，其目的是在争国民的自由人格和权利。‘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这句话说得实在好。‘东方欲明星灿灿，汝南晨鸡登坛唤。’仲甫，你可是那只驱暗报晓的晨鸡啊！”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从而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此时，章士钊也已将《甲寅》迁到上海。
１９１７年１月，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新青年》也随之进京。几乎与此同时，章士钊也来到北京编辑《甲寅》。章士钊请陈独秀帮助他网罗文友，支持《甲寅》的编辑和发行。陈独秀给朋友去函，请他们既要给《新青年》来稿，又要给《甲寅》来稿。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在给“蜀中名宿”吴虞的信中，希望其将所撰稿件全数寄来，“分载《青年》、《甲寅》。”
章士钊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军警疯狂逮捕游行学生。６月３日和４日，又有近千名学生被捕。６月５日，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商人开始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陈独秀和李大钊商量着如何把斗争引向深入。
６月９日，陈独秀等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１）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２）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３）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４）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５）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宣言》定稿后，陈独秀请安徽老乡胡适译成了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传单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６月１１日，陈独秀晚餐后，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艺场，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爬上第五层的楼顶花园，恰好下面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于是陈独秀便把传单如雪片般的撒向人群。当陈独秀在五楼正往下抛撒传单时，一伙隐蔽在暗处的便衣侦探一哄而上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因新世界处于闹事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的头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十二点，数百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９号陈独秀的住宅，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陈独秀被捕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伸出营救之手，作为老朋友的章士钊自然也在营救的队列之中。他急忙写信给北洋政府代总理龚心湛，他在信中说：“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即请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经胡适、章士钊、孙中山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和营救，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9月16日，被拘押９８天的陈独秀终于获释。
陈独秀与章士钊一度“绝交”
后来，章士钊跻身官场，成了段祺瑞的亲信担任司法总长，后来又兼教育总长。他上台后便帮助段祺瑞实施军人独裁专制，训令共产党为犯有“内乱罪”的非法政党。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变化，已经觉得“令人骇怪了！”他在《向导》上，写了一封致章士钊的公开信，信中说：“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针对章士钊提出的所谓中国是农业国，故不应道有政党的言论，陈独秀批驳章士钊主张农村立国是拒绝近代之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此事在历史的进化上，不但我们没有自由开倒车之可能，即使可能，其结果只是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又批评章士钊在大城市里，“高车美食”，享工业文明之福，却大唱农村立国，而“绝不去农村着手丝毫运动”。
1923年，为抵制曹锟贿选，部分议员南下上海，章士钊那时是参议员，曾奉政学系之命到杭州去联络军阀卢永祥。陈独秀就在报纸上讽刺他：“章行严奉政学会命去到杭州联络卢永祥恭维卢永祥，这本是政客们奔走权门的常态，无甚稀奇。最令人肉麻的是他说：‘改造农国的质朴勤奋如卢君其人，居于领袖地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对章士钊鼓吹新旧调和、礼教复兴，陈独秀也持否定态度，说章士钊提倡国学，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不过是在粪秽里寻找香水”，“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
1927年，章士钊恢复《甲寅》周刊时，陈独秀更是嬉笑怒骂，绝不留情面。他发表文章骂道：“章士钊拿了黄兴的钱办《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了段祺瑞的钱，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了张宗昌的钱办《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陈独秀骂起人来，真是厉害。
章士钊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时，陈独秀听说，章士钊发布命令要查禁共产党以及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陈独秀就在报刊上发表致章士钊的公开信，批评他的作法。章士钊表示这是陈独秀不了解他，才有“如此谰言”。
此时的陈独秀对章士钊大失所望。１９２５年７月，他在段祺瑞的资助下，再次恢复《甲寅》，纠合一班旧文人，以此为诋毁新思想的阵地，公开提倡恢复旧礼教和旧文化，并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鲁迅说得很深刻：章士钊和“甲寅”派，无非是要“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陈独秀为章士钊这位昔日的“论坛健将，现在也跟着康有为开倒车”而深深惋惜，他在《向导》上屡屡发表文章，批评章士钊逆潮流而动，对章尊孔复古的错误言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甲寅》周报乃是段祺瑞的机关报”，章士钊的《甲寅》，“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哪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爱国的游行示威，队伍行至段政府门前遭到血腥镇压，死亡四十多人，伤一百五十多人。鲁迅称这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时在上海的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气恼地自言自语：“秋桐（章士钊）啊，你怎么如此堕落，竟然向学生开枪。我俩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我和你绝交。”他把写好的信交汪原放快信寄出。
章士钊在法庭上为陈独秀辩护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押解到南京审判。当记者问陈独秀谁做他的辩护律师时，陈独秀说：“如欲请人辩护，亦须有钱才行，但我系一穷措大”，没有钱请人辩护。消息刚刚传出，许多知名律师纷纷表示愿做他的义务辩护人，其中就有名声很大的章士钊大律师。
由于政治上的分歧，陈独秀与章士钊早已中断了关系。但当章士钊从报上得知陈独秀入狱的消息后，心情沉重，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感慨良多，遂赋诗一首：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日功名奕代存；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此时，章士钊挺身而出，加入营救陈独秀的行列，并自告奋勇前来南京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当章士钊前来探监时，陈独秀紧紧握住章士钊的手，连连说：“难为你了。”
公审的消息传出后，参加旁听的人很多，据《申报》载：“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座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当法官宣布开庭后，陈独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到被告席，只见陈独秀镇静自若，面带笑容向旁听席的各界人士颔首致意。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说，陈独秀等“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章士钊为之辩护说，陈独秀之主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字，含义迥不相侔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
复次，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曰危害民国。窃思国家做何解释，应为法院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断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对章士钊的辩护，有些观点陈独秀并不赞同。当章士钊说到“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时，陈独秀站起来发表声明说：“章律师等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陈独秀所说的“本人文件”，即是他自己写的辩诉状，其中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连年混战，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旱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国家现状如此，国民党腐朽、反动所致，如此误国的党误国的政府，若不早去，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者’！而反对当权腐朽的政党，推翻误国的政府，才真的是挽救民国者！”所以，他认为自己“生平言论行事，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第二次审判时，审判长问陈独秀最终目的“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时，陈独秀断然回答说：“是！”而章士钊的辩护，主要是想千方百计为陈独秀开脱，所以总是强调陈独秀没有什么危害国民党政府的行为，这当然与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不符，甚至让陈独秀难以接受。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一天，汪原放前来探监，告诉他社会上对章士钊的辩护反应极好，认为他有古义士之风。陈独秀听罢一言不发，却从床头拿出《辩护词》，对汪原放说：“是啊，行严（章士钊）倒有古义士之风，可是，他却陷我于不义呀！你看，这里……还有这里……”
“删去，一定要删去，”陈独秀已是满脸愠色，“唉，行严真糟，依他所言，我岂不是与国民党穿起联裆裤子了吗？”由此可见陈独秀与国民党反动派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和我行我素、不苟同别人意见的性格。
章士钊深知陈独秀的个性，所以对他的“冒犯”并不介意。他特意来到亚东图书馆，拿出一些钱存放于此，委托汪原放带给陈独秀贴补牢中生活。７月，陈独秀在狱中胃病复发，陈独秀又致函章士钊，请他务必让上海中医黄钟来南京一趟。章士钊当即写了一封信让汪原放带去面见黄钟。信的内容是：
应君先生左右：
积年违教，时切驰想。近以陈独秀先生在京患病，非得先生为之诊治，不足以起沉疴，而坚病者之信。原放兄来言，从者慨然愿往，不胜佩仰。顷俗冗未克趋数，一俟允驾返沪，定当专诚奉谒。余不一一。手请台安
弟 章士钊顿首
七月十八日
章士钊宽宏大度、急公好义的精神令人敬佩，正如《现代中国名人外史》一书所说：“章与陈之政见，绝不相容，一旦急难，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斯亦奇矣！”
次年９月，陈独秀又给汪原放去信，并捎去宣纸一张，请即送交章士钊写一条幅，“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章士钊便写了一首诗，让汪原放转赠老友陈独秀。
夜郎流客意何如， 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议从刻本威矣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佛罗依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可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 甲戌初冬
陈独秀听从老友的劝告，真的在狱中做起了学问。他写了篇《老子考略》的文章，转存于章士钊处，委托他得便“售诸书局出版”。陈独秀似已进入写作的状态，用他的话说，“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以“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晚年友情贵如金
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陈独秀提前出狱，经武汉，于1938年7月到达重庆。时在重庆的章士钊常去看望，并对艰难度日的老友予以资助。１９４０年２月，在陈独秀老病复发，章士钊及时寄钱予以接济，当陈独秀从杨鹏升处收到汇票时，心情非常激动，立即给杨鹏升去信说：“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
为生活所迫，不久，陈独秀迁往江津县城。翌年5月又由江津县城搬往离城很远的偏僻山村鹤山坪杨宅居住。当章士钊他知陈独秀到鹤山坪居住后，很快写下了《怀独秀鹤山坪》诗：
幽人忘老住江隈，门对飞仙洞口开。狮子风翻千里吼，鹤见云送近山来。
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陈独秀追往忆今，感慨万千，他对老朋友们的友情非常感激。不久，他写了《简孤桐》诗一首赠章士钊：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
收到陈独秀的这首诗后，章士钊很快写了《答独秀》诗：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闻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
当时的章士钊住在上清寺军事委员会的招待所里，不为生计发愁。写过这首诗不久，仍为陈独秀的处境焦虑，需要改变环境。于是又写了一首《劝仲甫移居》诗：
山中消息使我惊，血如山重耳雷鸣。深山寒气不任受，友劝移居非恶声。
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抹除四十年间事，尔我再起同笔耕。
连床虽无苏张伴，老潘隔江仍可面。溥泉官大不可唤，沐波勤勉定常见。
干戈满地两秃翁，几时聚散何须算。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
诗的开头为听到陈独秀险恶的近况表示惊奇，认为朋友们劝他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不带有恶意。然后追忆过去，称二人友谊深远，今天仍可在一起写文章。我有一间专门的房子，有空地让你来住。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了，苏曼殊早已去世，再也不可能有1914年在日本时与苏、张连床在一起休息的美好过去，但潘赞化隔江相住，可以随时见面。张继官当大了是不好叫他来，但另外几个人则可经常聚在一起。诗的最后提出了你可以重译苏俄小说，对两人的重聚充满期待。
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最终没有到重庆与章士钊同住，但章士钊对朋友的深情厚意却洋溢在字里行间。
1940年8月，陈独秀的住所被盗，章士钊闻讯后又写了《独秀遇盗诗》：
乱世百不道，盗道亦互轻。朱门不敢动，翻劫鹤山坪。
坪中伊何人，寂寞一陈生。陈生旷无有，残稿东西横。
并此且略去，赋意吾难名。恭元不可贺，好爵非所萦。
吾异洛阳守，贼曹非所令？聊以诗慰之，为媵故旧情。
此情不可市，敢曰压子惊。
此后，章士钊又多次写诗寄陈独秀，以慰问老友。
抗战艰难时期，不仅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生活艰辛，连挂有国民参政桂冠的章士钊生活上也有诸多难处。他先是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后因为日寇的飞机轰炸，只得四处流浪。陈独秀了解到章士钊的这一情况后，写信安慰。对此章士钊深受感动，专门写了《独秀书来以吾寓被轰炸为忧》：
饭颗山头讯，浑疑禹穴荒。盯猜应不远，欲杀似难防。
人鬼艰为界，虫鱼愿徒乡。洞门新活计，歧路旧佯狂。
贾谊欲无舍，周顒何处墙。卌年梅福里，回首自凄凉。
1942年5月27日，一代人杰陈独秀病逝于江津。第二年8月，章士钊游峨眉山，当船到江津时，他翘首远望，感慨万千，写了《过江津怀独秀》：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
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邻。
当年与之同行的潘伯鹰说：“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章士钊触景生情思念亡友的的殷殷之情。
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是极有个性的名人，特别是陈独秀，性情暴烈，宁断不弯，章士钊评价陈独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又说陈独秀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这一评判，应该说很确当的。他们之间尽管有着难以调和的政治歧见和性格冲突，但是，他们都能珍惜曾经建立起的友谊，特别是章士钊，虽然陈独秀曾经对他出言不逊乃至大骂，但他不记仇，不报复，在陈独秀处于困境时，对他关怀备至，并多次慷慨解囊，展现了他高贵的品德和宽阔的胸怀，令人感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年逾八旬的章士钊谈到一生的交友时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均保持始终，从无诟谇。” 章士钊与章太炎、李根源的交往情况如何，有无诟谇，笔者未作考据，不敢妄言。仅从他与陈独秀的交往来看，尽管他们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友谊之旅，其间多次密切合作，但在章士钊到北洋政府当官这段时间，两人的关系基本上处于“绝交”状态，“诟谇”也是有的。陈独秀脾气暴烈，在怒火中烧时常常骂人，毫不留情。对章士钊这样的老朋友，照样怒骂他是“放狗屁”、“ 狗放屁”、“放屁狗”，并说“”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章士钊说他与陈独秀“从无诟谇”显然与事实不符。
纵观陈独秀与章士钊的交往，总体上说还是有始有终的。他们从早年相识起，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尽管中间曾一度绝交，但后来在陈独秀危难之时，章士钊毕竟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有鉴于此，我认为章士钊说他与陈独秀的交往“从无诟谇”虽然未尽其实，但他说“保持始终”还是有道理的。
章士钊为人大度，尽管陈独秀大骂过他，还写信与他“绝交”，但是章士钊却没有公开骂过陈独秀。相反，他还对于一些青年学生攻击陈独秀的行为还提出过规诫。如《甲寅》周刊上曾刊载一位北大学生的来信，批评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张言文合一，是“弃周鼎而宝康瓠”，言辞激烈。章士钊在给这位学生复信中说陈独秀、胡适乃一代宗师，“取径乖而负累重”，对于后辈小生的责难自会原谅，但作为后辈，对于当世名儒大师，“不必因取舍而定毁誉”。又有林纾的弟子李濂镗给《甲寅》周刊写信为其师辩护，且严辞批评陈独秀和胡适。章士钊在复信中说，来信意气太盛，为师辩护，拳拳之心，无可非议，但攻击陈独秀和胡适却不当，“即舍寻常风义不论，亦有伤不薄今人之道，犹非养气君子所宜”。章士钊这种宽容大度和君子风范令人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