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是黄埔军校一期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著名军事家。1929年底和1932年5月，他先后被诬以莫须有的“托派”罪名受到“党内劝告”和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处分。1942年5月25日，左权率部在山西辽县（后改为左权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前后蒙冤53年，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
左权的早年经历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侨乡黄茅岭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一岁半丧父，很小就开始打猪草、放牛，帮助家里干活，小小年纪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他8岁入私塾读书，后入小学，因家境贫寒，中间几次辍学。1915年正在小学读书的左权得知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当即写下“毋忘五九国耻”的标语，在村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宣传。17岁考入县立中学。在县中读书时，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立志投身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
1923年12月，18岁的左权毅然投笔从戎，告别家乡父老，和同学一起从醴陵县城出发，乘火车转道长沙，汉口，上海，经香港，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第1期第6队的学员。
1925年1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左权开始步入军事生涯，任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团排长、连长。6月回师广州后，左权又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7月，在程潜攻鄂军（后来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军）卫队任连长，参加了攻打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同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两次蒙冤受到撤销职务和“留党察看”处分
1925年12月中旬，左权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留苏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同学们对他都很敬佩。而且他为人正派，讨厌吹吹拍拍、拉拉扯扯那一套，所以引起王明的不满。不久，左权即被王明等人诬陷为“托派嫌疑”，蒙受了不白之冤。
据郑瑞峰《左权将军两次蒙冤的前前后后》批露，1927年2月，王明曾作为翻译随联共（布）中央代表米夫前往中国考察。同年12月，米夫在王明的支持下当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因而取得米夫的信任。然而王明傲慢、狂妄，因而中大学生对他并不欢迎。王明为了全面控制中山大学的党政权力，他一方面拉拢亲信组成宗派团体，一方面对自己看不惯的同学千方百计进行打击。王明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左权、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的反对和抵制。左权曾多次批评王明，指出不应该在党内搞小团体、小宗派。王明便对左权等人视为“反对派”人物，寻机加以打击。
据戴茂林曹仲彬著《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披露，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政策，他们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任人唯亲，以我画线，对不同意见者一律排斥，无情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王明在中山大学广大同学中间没有威信，很孤立。但他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因而取得了米夫的绝对信任。当时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威信很高，深得广大同学的拥护，成为王明等人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为了进一步打击异己，巩固在中山大学的权势，扩大在党内的影响，1927年秋，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并上纲上线为“反党小组织”和“反革命事件”。
原中山大学学生杨放之说：“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古尔的信任。但阿古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古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
被打成“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孙冶方叙述说：“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的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其中陈启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应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江浙同乡会”事件，而且请来苏联格伯乌（克格勃）人员参加调查工作。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并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次调查后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
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后，为了扩大事态,他们又找到当时在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向忠发汇报说，有人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应当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注意。向忠发听了王明等人的汇报后，不作调查，就来到中山大学明确表态“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
向忠发来中山大学讲话后，不但引起了学生中的极大混乱，人人自危，也使学校的处理手段更加严厉。在有格伯乌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开除12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是这个组织的骨干。由于左权是湖南人，于是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
对王明等人炮制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左权和其他一些被诬告或怀疑的学生十分愤慨,他们顶住压力向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调查事实真相，澄清是非。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调查解决此事。于是，瞿秋白先是派邓中夏后是自己亲自前往中山大学调查此事。1928年8月中共代表团作出结论：关于存在“江浙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在广大同学强烈要求和中共代表团据理力争之下，1928年秋，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组成联合审查委员会，审理“江浙同乡会”事件。最后的审查结论是，根本不存在“江浙同乡会”。既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那么左权这个“江浙同乡会”“卫士”的罪名也就不存在了。
1929年底，苏联开始“清党”，在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也都要接受“清党”审查，这又为王明等人提供了再次打击“异己”的机会，他们借“清党”之机随意给别人扣上“地主”、“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由于左权、俞秀松等人当时在别的学校学习，王明等人无法直接对他们进行打击，便借口左权曾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有托派嫌疑，硬给左权扣上了一顶“托派分子”的帽子，并给予党内劝告处分。尽管左权“接受”了处分，但王明等并未就此收手，仍旧寻找各种机会对左权进行排挤和打击。
1930年6月左权回国，奉命到闽西苏区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同年12月任红军新12军军长。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1931年2月他被任命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同年12月又出任红15军军长兼政委。1932年4月左权率红15军随东征军参加了赣州、漳州战役。5月28日，中央红军东征军撤离漳州，回师龙岩准备西进发起水口战役。这时，中革军委突然宣布撤销左权红15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到后方接受审查。
原来，自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了中央领导权，在组织上实行极端宗派主义，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在中央苏区搞肃反扩大化，对持不同意见者无情打击，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许多忠于革命的干部战士被当作“托陈取消派”、“AB团”而惨遭杀害。
1930年5月，在中央苏区肃反运动中，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称左权在任红军新12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而事情的经过是：在闽西的红新12军攻占汀州时，上海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刊物给红新12军政委施简。1930年12月红新12军军部开会时，一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军政委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文件，于是当即将此文件交给左权看。左权看后便将文件放进自己的衣袋里，事后也没有将文件的事向苏区中央汇报。对此，苏区中央局当即决定解除左权的职务，调其回瑞金接受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查.
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和邓发先后找左权谈了话。左权向中央如实承认了托派文件之事，说那份文件是上海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施简的，原保存在施简的文件箱中，为不使文件扩散，自己将文件封存起来，后来奉中央军委命令，从红新12军调离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作战参谋，托派文件不知遗落何处。左权承认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有错误并写了声明书，但他同时否认自己和托派组织有任何联系。然而，一些人坚持认为左权有参加托派组织的嫌疑，可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加之左权到中央苏区后，出生入死，英勇作战，表现一直很好，苏区中央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才没有将他当作反革命论处，最后给他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左权忍辱负重始终战斗在枪林弹雨的火线
在留党察看期间，左权于1932年6月被调到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官。1933年初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中革军委将左权从红军学校调到总参谋部第一局任作战参谋。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左权在瑞金叶坪参加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就在这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掀起了推行“左”倾路线的高潮，并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左权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中革军委所在地乌石垅，博古指派项英主持会议对左权进行审查，后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左权仍在第一局工作。
1933年10月，左权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局局长，12月中旬又调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左权对“左”倾错误领导者产生了不满和怀疑，遵义会议后他坚决拥护会议的有关决议。1935年10月，左权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时他接替林彪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副参谋长。9月，左权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及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在1938年春的几个月中转战晋东南，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1940年8月，左权与彭德怀一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人，伪军18万人。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蒋介石在给朱德、彭德怀发来的贺电中写道“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左权不仅能拿枪杆子，而且还能拿笔杆子。他善于钻研实际问题，总结经验教训。1939年至1941年，左权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40多篇军事著作。除此之外，1942年，左权还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被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
左权强忍精神伤痛的申诉
莫须有的罪名给左权造成的精神伤痛令他难以忍受。他唯一的女儿左太北在追忆父亲时说：左权殉国前半年：写信请求“洗托派”。“牺牲前他就一直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到他去世，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留党察看’一直都没撤。”左太北还说：“10年来，父亲他一直在前线。他从来没离过前线，但是在前线他连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这对一位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对党无限忠诚、为党屡立战功的战将来说，内心的伤痛是不言而喻的。
自1929年在苏联留学期间因“托派嫌疑”在党内受到劝告处分和1932年再度遭到王明等人诬陷受到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处分以来，左权强忍着心灵深处的伤痛，等待着洗刷冤屈之日的到来。然而，十年过去了，上级并没有否定过去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他的处分决定，没有重新作出还他以清白和公正的组织结论。
194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左权读过文件后，回顾了自己入党后的历程，自信对党是忠诚的。他珍惜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容共产党员的清白被玷污，于是于1941年11月的一天，左权向彭德怀讲述了自己受处分的经过，并热泪盈眶地说：“有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
此后不久，左权向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冤屈。12月29日，该信由彭德怀电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
我在1932年曾受过党的留党察看的处罚一次，是因为当时在肃反当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调离闽工作时遗落托陈取消派文件一件……直到现在虽不断回忆，总没有证明出来。这是个错误，也是个疏忽，愿受应有的处分。惟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不甘心……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没有灰心与馁气……总以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在工作中去表白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一日来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作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取消对我的留党察看的处分……我并且可以以我的全部政治生活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希中央讨论答复。
左权没有等到平反的这一天。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镇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彭德怀竭力帮助左权申述冤情
彭德怀与左权是在战火中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对左权是十分了解的。左权曾将他从莫斯科留学期间到回国后1932年受王明构陷而蒙受冤屈先后受到两次党内处分的经过向彭德怀倾诉。彭德怀想起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在延安见到王明时，王明曾严厉地责问他说：“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八路军（副）参谋长?”彭德怀听了左权的倾诉，联想到王明对他的责问，更加坚信左权的蒙冤主要是王明对他怀有成见而罗织罪状加害于左权的结果。
左权的女儿左太北曾说：“彭伯伯就讲那个时候你父亲在战争面前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是个钢铁般的人，可是就在他跟我讲到，他当时这个处分还没解决，他说希望组织能给他解决这个身份问题，在他跟彭伯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流了眼泪。”
1941年11月，左权再次向党申诉，此信由彭德怀用电报拍发给中央书记处。
彭德怀为人赤诚坦率，他了解左权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理解左权蒙受冤屈的伤痛，他对战友的蒙冤不能置之不理，袖手旁观。于是决定直接向中央反映此事。1941年11月25日，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左权对此事苦闷不释。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1941年12月29日，彭德怀接到左权提交给他的一封信，在这封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信中，左权请求党中央对自己“托派”问题早日作出明确的结论，取消“留党察看”处分。当天，彭德怀将这封信转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中共中央收到彭德怀转交的左权申诉信后，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负责调查此事。可惜还没等到中央的正式结论，左权就英勇殉国了。
左权的冤案虽然没有及时得到纠正平反就壮烈牺牲了，但作为他的战友，彭德怀不仅对左权的不幸遭遇寄予满腔的理解、同情和信任，多次为左权转发申诉，而且多次仗义执言，勇敢地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中央撤销对左权的处分，解除他的思想包袱和精神痛苦，使他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战斗和工作。
彭德怀觉得自己帮助左权申诉的力量不足，为了加大份量，于是又请朱德总司令也出面帮左权向上反映，说左权虽为副参谋长，但肩负的就是参谋长的职务，仅此一点，从工作着想，也应该拿掉他头上的“紧箍咒”。
先贤吕坤有句名言：“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彭德怀不仅自己不顾个人的得失和安危，挺身而出，为蒙冤的同志仗义执言、上书辩冤，而且又请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出面帮左权申诉。老实说，像彭德怀这样敢于为蒙冤同志辩冤白谤的正直担当之士确实是极为少见的。
党政军民对左权牺牲的沉痛悼念和高度评价
左权在战场壮烈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央领导、全军将士和当地民众都很悲痛。194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向华北党政军民发布了《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指出“左权同志为我党优秀军事家之一，为中国革命事业尽瘁一生……”。7月7日，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一万余人隆重举行纪念并追悼左权等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毛泽东“为左权同志报仇”的题词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党领导的所有宣传工具都大力宣传左权的英雄主义精神，党内军内主要领导人都题诗撰文纪念左权。周恩来称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足以为党之模范”，“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赋诗一首《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轻易不动笔、不动情、不写诗的林彪为纪念左权，写下一首长达一百多行的抒情长诗《悼左权同志》，以“凌霄”的笔名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他写道：“左权！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鲜红的血泊中躺下了，静静的无言的永别了……这是巨大的损失！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革命者啊！”“你不说空话，你忠心干实事。后来回师江西的时候，忽然一个政治谣言竟然撤去了你的军职。你从容地、泰然自若地回到后方，那时我们就此分别了。然而一个忠勤笃实的印象深留在我的脑子里。一颗耿耿的忠心，至今想来犹使人忍不住感激的泪。左权同志！你虽然死了！但你的灵魂仍然活着，活在我们的心间，活在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心间！”
*朱德为悼念左权牺牲手书的题诗
1942年9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纪念左权，将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1942年9月18日，辽县党政军民等5000余人举行了辽县易名典礼。
10月10日，当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左权灵柩由十字岭移至涉县石门村太行山麓举行公葬时，彭德怀含泪写下《左权同志碑志》：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即务实用，向往真理尤切。一九二四年（应为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大。业成归国，戮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迨乎七七事变，倭寇侵凌。我军奋起抗敌，作战几遍中原。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十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应为七）。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德怀相与也深，相知更切。用书梗概，勒石以铭，是为志。
彭德怀谨撰并书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双十节
*彭德怀为左权撰写并手书的碑文
人民怀念左权将军，在他壮烈牺牲的十字岭上建了一座雄伟的纪念亭，洁白的汉玉碑，岿然矗立在青松翠柏之间。“左权将军纪念亭”七个镀金大字笔力遒劲，为徐向前元帅所题。邓小平亲笔书写“怀念左权同志”；彭德怀题“烈士之血，革命之花”；刘伯承题“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在新中国历史上其创业垂统定永远不朽”。
1946年，毛泽东批准在邯郸建立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10月，左权烈士移灵典礼在河北省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隆重举行，谢觉哉代表中央政府宣读了祭文：“左权同志：你是中国共产党一位忠诚的同志……”。
195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载：“左权融合了1925年、1927年大革命时代，内战时代及苏联红军最先进的战术，为中国著名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他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其永不可灭的功绩。”
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在从外地返回北京的途中，特意在邯郸下车，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左权墓前脱帽志哀。
左权的家乡湖南醴陵市将城区几条大道分别命名为左权东路、左权西路、左权南路、左权北路。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左权的墓用青石建造，两侧翠柏掩映。墓碑正面是周恩来手书的“左权将军之墓”，背面是周恩来在1942年6月写的《左权同志精神不死》悼文的节录。墓东面石碑刻朱德《吊左权同志》诗，西面石碑刻贺龙悼词。左权纪念馆，陈列着左权将军照片及有关资料。
左权将军纪念碑坐落在西山半山腰。纪念碑基座长3.25米，宽2.9米，高3米。基座屹立着左权将军塑像。像高5.5米。基座前方正中嵌大理石碑，镌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1986年7月9日题写的“左权将军纪念碑”7个大字。基座后嵌入大理石质地“左权同志碑志”，碑志为彭德怀1942年10月10日撰写。
1981年，邓小平为左权将军纪念馆题写了"怀念左权同志"六个大字。
1987年7月1日，中共醴陵市委、市人民政府重镌纪念碑，碑墙上嵌有周恩来，朱德，贺龙，董必武，叶剑英，陆定一等悼念、纪念左权将军的题词碑刻。
陆定一曾说：“左权这样的好党员和将才，却在1932年就被王明集团所诬陷。他是在英勇牺牲之后，才在全党的面前，证明他是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王明的诬陷至此不攻自破。从1932年到1942年，10年之久，我们的左权同志是背着奸人的诬陷和‘不得重用’的包袱为革命奋斗的。他甚至把这个冤屈，藏在心里，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告诉。”
1988年10月，中央军委确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33人为“军事家”，左权将军名列其中。
刘志兰锲而不舍地为左权申诉终获平反
获知左权牺牲的噩耗时，年仅25岁的左权夫人刘志兰悲痛欲绝，她与左权结婚才一年多，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刘志兰强忍悲痛，为延安《解放日报》撰文悼念左权，表示为了革命我贡献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我将学习你，继续你的遗志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刘志兰对左权曾被诬为“托派”一事始终难以释怀。为实现左权的遗愿，她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地向中央提出申诉，为左权“摘帽”奔走。
林彪曾对刘志兰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意思是不去苏联也就不会戴上“托派”的帽子。其实也不尽然。
1979年8月30日，刘志兰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为左权被王明路线打成“托派”一案平冤昭雪。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给其复信：
刘志兰同志：
你1979年8月30日给中央组织部的信，中央组织部9月27日转给总政治部。对为左权同志在中央苏区被王明路线打成托派平反昭雪问题，经我们与中央组织部研究认为：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错误路线，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所以现在就不需要再平反昭雪了。
1982年，刘志兰给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要求中央为左权书面平反，取消对他的“留党察看”处分。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出具文件，撤销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对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并将平反文件放入左权的档案，但没有公布。
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左权传》，陆定一作序。陆定一在序中写明左权被诬为“托派”一事的始末。历经53年，强加在左权将军头上的“托派”帽子终于在胡耀邦总书记任内摘掉了，为国捐躯40年的左权将军终于可以瞑目于九泉了。
左权冤案的特点
我入党三十六年来，思考和研究党史、党纪问题二十多年了。经查阅大量资料，觉得左权这个案子具有六个显著的特点：
一、左权案是个跨国的冤案
左权是黄埔军校一期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学习。1929年底在莫斯科以“托派嫌疑”的罪名受到“党内劝告”处分，并被从军校开除。回国后，又在1932年5月，被诬以莫须有的“托派”罪名受到撤销军长职务、“留党察看”处分。蒙冤负屈始于苏联莫斯科，回国后又因“托派”问题受到更为严厉的第二次处分，是个跨国的冤案。
二、左权冤案主要是当时党内王明、向忠发等“自己人”制造的
在联共中央监委明确表态否定“江浙同乡会”存在的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和王明、向忠发等负责人仍坚持作为内部问题定性处置和“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的决定。
据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5月版）披露：“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闭幕，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烧向‘江浙同乡会’。7月14日，他召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和中央查处这一反党秘密组织的决心。”
在新的中共中央对“江浙同乡会”问题将作出严厉处罚的决定后，留苏学生接连不断地到中共代表团和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上访，并“直接前往克里姆林宫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结果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接见了他们，并决定接受中国学生的申诉。”
雅罗斯列夫斯基立即组织有共产国际、苏联军委、克格勃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宣布由上述三方加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四方组成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负责调查解决这一问题。雅罗斯列夫斯基当仁不让，自任主席。经过10多天的查阅材料、听取证词、与各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等认真负责的调查研究后，“雅罗斯列夫斯基于8月10日正式向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该大纲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党性质。”报告说：“我很详细地研究了所有的材料，与好多与此事有关的中国学生谈话，与我谈话的还有许多其他同志，如克格勃负责者库马罗，还有皮亚特尼茨基、布哈林、米夫、中国代表团等，使我觉得多数中国同志提出来的罪名是没有根据的。”报告对克格勃和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和反革命行动的所谓“证据”等“逐一进行了剖析，并逐项否定了克格勃和中共代表团的指认。”
根据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联席会议作出决议，明确指出：“所有关于参加互助的中国学生与反党反革命的右派、第三党相勾结，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凡因此而受到嫌疑被派遣回国或受到处分的学生，一律重新审查。一切有关这一组织的材料均停止生效。”
这位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确实不简单，不仅勇敢地承担起主持调查这个跨国复杂事件的任务，而且安排周密，调查细致，表态明确，实事求是地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所谓“反党性质”更是子虚乌有，并对这一事件的善后处理事项作出了明确决定。
事实既已查清，性质既已确定，正常情况下，这个莫须有的所谓具有反党性质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本来就应该就此了结。如果当初就此了结了，也就没有了后边的那么多事。吊诡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王明、向忠发等人不同意、不接受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代表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参加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所作《报告大纲》的结论。“中共代表团仍然坚持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坚持向忠发的意见，问题是，在联共中央监委以及克格勃等各苏联有关部门已经根本上否定了这一事件之后，中共代表团自己要想单方面地继续追查下去，或是坚持对上百名受嫌疑的学生进行处罚，显而易见是不大可能的。”但又不甘心、不舍得放弃对这一事件的追究和处罚，只能不得已求其次，作出二项妥协：“一是放弃对许多学生的指控，将‘江浙同乡会’分子锁定在蒋经国、卢贻松、孙冶方等12人身上，周达文被排除在外，而俞秀松则被置于怀疑之列；二是依据新中央通过的决定，坚持对‘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党性质的严重怀疑，但把它当做自己内部的问题来定性和处置。”坚持“对其成员必要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本节引证材料均见张秋实著《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第271—275页）
这充分说明，自己人整自己人的党内冤案由来已久，其源头就是在莫斯科发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江浙同乡会”这一莫须有的冤案虽然发生在苏联莫斯科，但却是中共党内王明、向忠发等人制造的。甚至在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席会议通过认真调查后否定了“江浙同乡会”存在的情况下，以向忠发为最高领导的新中共中央仍作出要对“江浙同乡会”的成员必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的决定。问题出在自己家里，怪不得联共中央。
三、左权是背着留党察看的沉重处分在战场壮烈牺牲的第一人
左权在任红军新12军军长时，上海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刊物给红新12军政委施简。一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文件，于是当即交给左权看。左权看后虽然没有向苏区中央局汇报，但也没有扩散。1930年5月，在中央苏区肃反运动中，此事被人告发。苏区中央局当即决定解除左权的军长职务，调其回瑞金接受审查。
由于左权指挥有方，作战有功，苏区中央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才没有将他当作反革命论处，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
姑且把左权在苏联受到的处分撇去不谈，单就从1932年5月再次被诬以“托派”罪名受到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处分。他是包羞忍耻，忍辱负重，背了10年沉重的处分，直到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辽县麻田镇十字岭对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在网络上输入“背着处分牺牲”几个字检索相关信息，显示在页面上的只有左权一人。可以说，左权是背着留党察看的沉重处分在战场壮烈牺牲的第一人。
四、给左权留党察看处分时不应忽略而忽略了的一个重要证据
关于上海托派给红军邮寄材料问题，一般的记述都是说1930年5月，在中央苏区肃反运动中，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称左权在任红军新12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而事情的经过是：在闽西的红新12军攻占汀州时，上海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刊物给红新12军政委施简。1930年12月红新12军军部开会时，一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文件，于是当即将此文件交给左权看。左权看后便将文件放进自己的衣袋里，事后也没有将文件的事向苏区中央汇报。于是苏区中央局当即决定解除左权的职务，调其回瑞金接受审查。最后给左权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但据黄栋法《真金不怕火来炼-——左权正确对待错误处分》一文披露，上海托派组织是把材料寄给红12军政委施简的。左权看后“随身携带了一段时间，然后寻机交由贺声洋封存起来。然而，1931年2月，左权凋离闽西红军新12军，随项英到中央军委任职，贺声洋封存的那份托派文件下落不明。”
既然托派文件不是寄给左权而是寄给施简的，后来这个文件又是“交由贺声洋封存起来”的。接着左权调离新12军到中央军委任职，“贺声洋封存的那份托派文件下落不明”。这样看来，对这件事情，左权是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和责任的。如果当时苏区中央局查清这份托派文件是“交由贺声洋封存起来”，最后是“贺声洋封存的那份托派文件下落不明”的，这就没有理由处分左权。苏区中央局没有认真地调查、核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方方面面的情况，就给予左权撤销军长职务和留党察看的重处分，应该说是粗疏草率、很不公正的。
五、对左权的申诉没有及时解决归结为他的牺牲是有悖情理的
左权对自己所受的处分一直认为是不公正的，一直坚持申诉，坦言“这是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实不甘心，……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但是，他的申诉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其原因何在？一般都是说中央打算解决或正在解决，只是因为他突然牺牲才没有解决。如有一篇文章说：“中共中央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和左权的申诉信后十分重视，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负责对此事进行调查。陈云遂向当时参与处理此事的原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了解详细情况，邓发回信作了说明。邓发的说明与左权的申诉，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但所谓‘托派文件’一事，应该说只是一个误会，充其量也不过是左权有所失误而已。然而，左权却没有等到平反的这一天。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镇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有的文章说：“中共中央收到彭德怀转交的左权申诉信后，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负责调查此事。可惜还没等到中央的正式结论，左权就英勇殉国了。”有文章说：“左权牺牲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均沉痛异常。5月末的一天，毛泽东和时任第三五九旅副旅长的苏进谈话时心情很沉重，他眼里含着泪动情地说：左权同志牺牲了，前两天他还给我来过一封信提到他的问题。我正要着手给他解决问题，他就牺牲了，很遗憾！”还有一篇文章的表述是：“1942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含泪对散步的苏进(宁都起义军事干部、解放后任炮兵副司令员)说：前两天接到从前线拍来的申诉电报，正准备解决左权的问题，谁知他竟……毛泽东说不下去了。”文字表述大同小异，都是说左权的申诉是因为他的突然牺牲中断而没有解决的。
我认为这些说法有悖情理。我不禁想起唐朝的一个故事：唐睿宗李旦即位后，曾对侍臣说：“神龙年以来，李多祚、王同皎恢复原官，韦月将、燕钦融都有褒赠，不知现在还有那些人仍在含冤负屈没有平反昭雪的？”吏部尚书刘幽求起身说：原郑州刺史朱敬则，过去在武则天时任正谏大夫，主持政事，忠贞义烈，为天下人所推崇。神龙年时，当朝权奸宗楚客与御史冉祖雍狼狈为奸，对朱敬则横加诬陷，贬授卢州刺史。现在陛下龙兴宝位，凶党就戮，但朱敬则还含冤九泉。未蒙昭雪。唐睿宗同意刘幽求的禀告，追赠朱敬则秘书监，谥号为元。朱敬则死后恢复了名誉，不再“含冤九泉”，而是含笑九泉了。
古人尚且知道这些道理，我们更应当尊重包括死者在内的任何人，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是蒙冤，都是对此人最大、最重的伤害，而且是终生性的。有责任和权力解决冤案问题的人理应尽快查清事实真相，洗刷强加在蒙冤者身上的冤污，恢复蒙冤者的名誉。如果蒙冤者去世了，对死者生前的申诉更要倍加重视，加快调查核实的进度，尽快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只有这样，死去的蒙冤者才能瞑目于九泉之下。
六、当时解决左权申诉问题的条件是相当充分的
1942年5月，左权在战场上牺牲后，当时左权已经蒙冤10年。经过10多年的沉淀，人们对当时处分左权的是非曲直认识更加客观和清楚。更重要的是，解决左权申诉问题的条件具备，至少有三大有利条件：
一是从路线、政策上说，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严厉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并强调“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党中央作出了这样的决议公布，解决左权的申诉问题有了权威的依据，名正言顺。
二是从高层人事来说，当时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叶剑英、陆定一等都对左权评价很高，都对他的突然牺牲感到悲痛和惋惜，都认为对左权的申诉应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对左权心存芥蒂也无关大局。
三是从冤案制造者的状况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人们都说左权的冤案是王明、向忠发一手制造的，左权自己也曾热泪盈眶地对彭德怀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但是后来，制造这个冤案的主要人物都失势了。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很快叛变，6月24日被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处决。王明虽然在米夫的支持下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取得党中央的领导权，但他推行极左路线给党和革命造成极大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建国后以治病为名去了苏联，从此一起不复返。
这两个制造冤案的主要人物，死的死，走的走，左权平反已经没有来自冤案制造者方面的阻力。
有这三大有利条件，左权的冤案为什么一直得不到解决？即使从1932年第二次蒙冤起算，直到1982年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才作出平反的结论，竟然拖了50年之久！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啊！
左权与党和军队高层领导人都比较熟悉，都有过交往，他们对左权都很了解。左权蒙冤后，他也有机会和条件接触高层领导人，直接反映自己的冤情。然而，即使左权具有这样优越的有利条件，冤案仍然历时50年才得到平反，可见党内冤案一旦形成，纠正平反是极其艰难的。左权这样的人物申诉尚且如此艰难，下面普通党员的蒙冤申诉就更艰难百倍了，说他们申诉成功的希望几近于零绝非夸张。我研究党史、党纪问题，一直渴望找几个在近二十多年来蒙冤党员提出申诉，结果洗刷了冤屈、讨回了公正的案例，至今一个也没有找到。各界朋友，特别是纪检监察机关的朋友，如能给我提供这样的案例，哪怕只有一件，我也将不胜感激之至！
2019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