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8月20日，八年不见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友，风雨故人来，坐在时光街酒馆，大有时光倒流的感慨。小方和大帅两位校友，诘问我：何以2009年毕业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没有谢志浩的身影？

小方会意地说给大帅：老谢已经在网上评论纪宝成校长好几回了，要是二十周年毕业纪念会回去了，见到纪先生，该多尴尬啊，不好意思见人家纪校长呗！

这种场合，真不好意思，高标自榜，说批评纪宝成校长是为了人民大学好。不得已，也就只能凑合着听两位校友，表扬纪宝成：什么以前的校长比较傻啊，不知道伸手跟中央要钱啦！纪宝成校长特别能要钱，盖了不少大楼啦！云云，云云。

其实，笔者内心，对于纪宝成先生，是怀有很深的期待的，无奈，这位先生的言行，令我伤心不已。单拿大楼说事，吾辈只能徒呼奈何！

好校长，固然，在近六十年中，非常稀缺；但是，具有好校长风度的先生，也不是没有。刘道玉、江平先生，就是三十年来难得的好校长。从母校来看，吴玉章、谢韬两位校长，都是很令人难忘的。

但，这番话，没有来得及说出，小方就有散席之意；无奈，怀揣满腹话语，只得告别85级校友。看来，人生确实要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

五天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谢韬先生，于2010年8月25日上午9时05分去世。

的确，历史有时候，特别残酷。具有红色“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大学，大首长刘少奇于1950年10月3日出席开学典礼的时候，信誓旦旦地宣布：这个大学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执掌这所新式大学。按理说，无论如何，也应具有宽广的校园，满足全国各地工农兵进修的需要。

当笔者1985年9月初，怀着喜悦的心情，从冀中平原来到位于海淀区白石桥路的人民大学报到之时，惊讶不已：原来，这竟是一所“袖珍”学府，哪怕身体羸弱的女生，从东门迈步到西门，也就十来分钟。纪宝成校长，要在，这么袖珍的校园，建设大楼，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见缝插针的功夫。

中国人民大学1985级学友，豪情满怀来到海淀区这所袖珍学府的时候，居然不见校长的身影。1984年，老资格的校长——成仿吾，就已经去世；另外一位老资格的——郭影秋先生，担任名誉校长。新校长走马上任，竟是在八百人大礼堂举办的开学典礼上。有关部门大概考虑，为了促进人民大学“产学研”相结合，聘请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先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三任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底子，追本溯源，要追到陕北公学。说起来，创造社的才子——成仿吾，冥冥之中，与这所学府有缘。陕北公学最初的校长，就是成仿吾；1950年代人民大学副校长，其中一位，也是成仿吾；1978—1984年，人民大学校长、名誉校长，这里成为成仿吾教育生涯的终点。

要说这么多年的渊源，按理说贡献理应不小，才对得起“才子”的称号。但是，依我看，成仿吾具体的贡献，也就是“教研室”这个来自苏联的基层教学单位的汉语翻译，被成仿吾确定下来。1949年，建政初期，正是这位创造社的才子——成仿吾定下调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1]

成仿吾一口咬定，即使像陈寅恪那样国际闻名、又那样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道。统统到政府机关报到，一个也不能通融！晚辈赵俪生激愤不已，给首长成仿吾大讲，列宁礼遇巴甫洛夫的故事。成仿吾二话不说，把赵俪生贬到老家山东，根本不顾及赵俪生有年岁幼小的三个孩子，也不管赵太太身怀有孕，寒冬腊月。还是老前辈吴玉章将自己身边的两名勤务员之一苏春芳派来，协助赵俪生，一直送到华东。

院系调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收容了不少老辈学者，按照副校长成仿吾的意思，恐怕都要投闲散置。难怪，资产阶级学者——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后半生在中国人民大学，郁郁不得志。

吴玉章老校长，1950——1966年间，执掌母校，那时候的政治环境，整天都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少有宁日。但是，历经风雨沧桑的老人，具有一定的“旧民主主义”的风度，谢韬和林希翎、林昭，一位反革命，两位右派，在红色的大学，曾经感受过来自吴玉章老先生的温情。

谢韬被怀疑为胡风分子骨干，组织上决定对谢韬进行隔离审查。公安部的一位处长将谢韬带走，却被带进一所熟悉的院落，仔细打量，原来是吴玉章老校长家。谢韬就在老校长家的东厢房住下，接受隔离审查，而老校长，就住在正房。当我看到谢韬先生的追忆，这一段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情怀，令人动容。

所以，不由得思量：惊心动魄的大时代，其实是由很多细节编织而成。谢韬先生欣慰地说，高寿有很多好处。要是谢韬先生器量狭小，活不到1982年，那么，只能接受组织的昭雪，怎么可能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常务副校长？

八十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由于政治上的开明，真正德才兼备的老干部，由组织部门任用。1983——1985年间，谢韬担任两年常务副校长，对提升母校的品质和品位，贡献殊多。因为，1897年出生的成仿吾校长，年届耄耋，缠绵病榻，不可能有精力，打理校务。

谢韬先生，在某种程度上，传承吴玉章老校长的风度，使得中国人民大学，由“第二中央党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为一所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学府。

笔者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就曾经沐浴在人道主义的氛围之中，并深受启迪。饮水思源，不禁要感恩谢韬先生的恩惠。

（二）

要是记不错的话，应该是1989年初，思想界突然刮起一股台风，新权威主义，展露峥嵘。“新权威主义”一词，是由上海学人萧功秦，于1988年7月在北戴河，由郑也夫召集的知识分子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的，旋即引发知识界的争鸣。萧功秦、吴稼祥、张炳九，南北学人，俨然新权威主义代言人。

现在看来，这些“稳健民主派”，属于“顾大体、识大局”之辈。因为，那一代主事的里面，是有铁腕人物的。令人叹惋的是，铁腕人物过世之后，尽管很难有人弥补这个空间，但是，依然延续着威权政治的架构。

“稳健民主派”的新权威主义论述，引起“激进民主派”的讨伐，吴廷嘉、黎鸣，更是口诛笔伐。那时，有三份报纸，极其活跃，《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消息报》、《理论信息报》，刊载大量论战和争鸣文章。

“稳健民主派”主张，中国由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以，不能急于求成，这是稳健民主派，深刻认识国情的所在。但是，稳健民主派，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正好由激进民主派回答了，那就是，尽管中国不能急于求成，但是，总应有一个开始，因为，民主不可能一劳永逸，既然，中国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构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那为什么，不从一个粗糙的民主开始，逐步完善，进而达到成熟呢？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如此说来，其实，“激进民主派”，才是真正“稳健”的思路呢！而“稳健民主派”，为什么没有成熟的理念呢？主要就是，原本就属于政治家的策略选择，必须把握好火候。“稳健民主派”，如果“稳健”到了什么都不敢干的程度，无异于说，延续威权政治的生命，甚而，为威权政治续命。当然，这是笔者一点不成熟的思考，愿意与朋友们分享，也是希望把讨论引向深入。

历史系古今学社的尚宏科，可谓天才的学术组织家。记得，命我前往前门秦晓鹰先生家中，乘坐电梯的时候，经历过险情，此处不赘。带回一份秦先生的书面声明，主旨是讨伐新权威主义的。

老尚一下子请来那么多学者，破天荒采取辩论会的形式，而且，使用人民大学最大的活动场所——八百人大礼堂，辩论会的住持，就是已经退休的副校长——谢韬先生。笔者深信：这次辩论，定能写入中国大学史的。

正方辩手四位坐在南边，记得有黎鸣、吴廷嘉、沈大德，是否还有荣剑？反方辩手四位，坐在北边，有吴稼祥、张炳九、郑也夫、丁宁宁。希望朋友们助我，名字不准确。

住持谢韬先生，坐在中间。老先生很有风度，四川口音，因为舍友陈松的熏陶，听起来并不费解。老先生开宗明义：希望正反双方，发挥团队精神，本着友好的、协商的、平等的精神，恶语中伤，人身攻击，都是要不得的。当时的场景，只有像谢韬先生，如此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才能压得住阵脚。

古今学社，并没有在学校注册，属于民间社团，组织的民主权威大辩论活动，居然井井有条，也属难得。当晚，八百人大礼堂座无虚席，盛况空前绝后，因为，四壁的窗户上，都爬满了人，更别说过道和门厅。

黎鸣先生，现在依然在鸣叫，似乎，已经淡出学术界的主流阵地了。但黎鸣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确是一个文化坐标式的人物。这位江西老表，倒是手舞足蹈，慷慨激昂，遗憾的是，效果并不好，因为，江西口音，实在让很多人，听不懂这位先生在说什么。

沈大德和吴廷嘉，是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夫妻档”，以他们的锐气和胆识，活跃在学术界。特别难得的是，两位学者都有一颗赤子之心，提携和帮助晚辈，不遗余力，所以，他们所到之处，身边总是有不少学友围绕身旁。笔者就曾在八百人大礼堂小休息室，招待过两位前辈，体会一种来自学术长辈难得的温暖。让人感伤不已的是，好人不能平安。沈大德先生，1991年就劳累过度，猝然病逝。吴廷嘉老师，因患绝症，1995年离世。上苍就是如此不公平，写到这里，心中流淌着对两位人大老学长的怀念。

吴廷嘉学长，绝对是辩论会耀眼的明星。大家对这位辩才无碍，舌战群儒的女学者，投以敬佩的眼光。吴廷嘉简直就是威力无比的小钢炮，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三下五除二，就把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学者的气势，彻底打倒。壮哉吴廷嘉！

辩论会上，印象特别深的，现今任教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萧国亮先生，在后窗户上冲我大喊：我是萧国亮，来自北京大学。只得打开窗户，请进萧先生。

老尚把整场辩论的录音磁带交给我，看中的是，正读大四，有的是时间。结果，毕业的时候，也没有整理完，磁带跟着我，来到石家庄。搬了几次家，磁带找不见了，悔恨不已！

正是一场学者辩论，见识了谢韬先生。就此，算是知道了五十年代的人民大学——第二中央党校，居然出现了一位“反革命”；要不然，哪里知道，退休副校长里面，居然还有一位“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呢！

生活在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不是仅靠个人努力，就能够把握那么多的；老尚组织学者辩论会，我摆老资格，不参加，也见识不了谢韬前辈；我去参加了，而老尚没有聘请谢韬前辈，就见识不了谢韬前辈，而是旁的学者。所以，人生是靠机缘的，机缘巧合，一切都发生了。

（三）

按照丁东先生的分析，谢韬先生和李普、李锐、李慎之，都属于“两头真”。早年真诚地成为革命左派，加入中共阵营，晚年，大彻大悟，抛弃信从有年的教条，真切地期盼，早日实现民主自由。

说实在的，一辈子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时光倒流，又重新回到起点，看似简单的事情，殊不知，这里面蕴含着多少历史的悲剧啊！李慎之有言：“剔骨还父、剔肉还母”，诚哉斯言！

话说抗日战争中后期，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汇聚天府之国——成都华西坝。教会大学里面，活跃着一群特立独行的学生，这里面，就有谢韬和李慎之独特的身影。谢韬在踏上解放区之前，就曾经改名谢实之，意在做事踏实认真。而好朋友李慎之，原名李中，之所以改名李慎之，看起来是想把嘴巴管的更严一点，做到谨言慎行。到头来，1957年，还是没有看管住。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书香门第——教会大学——优秀学生——闹学潮——重庆《新华日报》——延安——北京——反革命（右派）——改造——改正——退休——反思——大彻大悟，谢韬和李慎之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乃尔！

谢韬的化名谢实之，妙就妙在一个“实”字；母校金陵大学的校训——“诚真勤仁”；1949年之后，谢韬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居然忤逆圣意，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吃苦就在“实话实说”；2007年发表文章《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不正好符合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吗？

四十年代，立志揭穿国民党皇帝的新装者，成千上万，何止两位“淘气包”——谢实之、李慎之？但是，穿越急流险滩，直面现实，披肝沥胆，勇于言说“历史的三峡”，环顾宇内，也就李慎之、谢韬，寥寥数人而已。

看到网络上，有人将谢韬先生称为学者，内心以为不妥。这一代老干部，只有王元化，真正具有学人本色，其他人，无论李慎之，还是谢实之，包括李普、李锐，都不是学者；说他们不是学者，是因为，他们的志趣并不在此，也没有留下真正的学术著作，绝大多数老干部，志趣在于意识形态，在于制度安排。所以，与其称誉谢韬先生为学者，还不如说先生是政论家；与其说先生是教授，还不如说是老干部。先生往矣，何必在前往八宝山的路上，给先生戴上不合适的帽子呢？

谢韬先生颇具演讲家的风度，这是人民大学一位83届校友的判断。这位学长毕业之际，由谢韬副校长给毕业生，进行人生观的报告。老校长不拿讲稿，滔滔不绝，两小时未休。谢韬先生，实在是，有很多话要交待给毕业的学友们啊！因为，老先生，心事静静淌。

窗外，骤雨初歇。

《中国人民大学校歌》依旧回响在耳边，没有张志新、谢韬这些国民表率和社会栋梁，中国人民大学，又何以壮哉？

老战士，永不死，他只是飘然引去！

（2010年8月27日，8月29日改定）

注释：

[1] 赵俪生：《篱槿堂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1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