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谢韬是我的老校长。82年、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他正好是时任常务副校长。80年代，还来成都作过一次哲学演讲，我去了。他的观点明显跟官方哲学有距离，印象较深。但真正认识，是2005年底了。一天，过去的系主任冯来电话说一位老人想认识我。她说了是谢韬。按约定时间去学校附近一个叫“老房子”的地方，到了才知道是谢韬85岁大寿。那天来人很多，但学界好像就冯跟我。卸任官员很多，都很高龄了，几个前任省委宣传部长也在场，聊起来，个个很开放，毫无沟通困难。我想，也许是经历了文革，痛定思痛，清楚问题在哪里；也许人老了，无所谓了……我相信还有很重要一点：毕竟他们当年不是冲着特权、冲着官民两重天的结局挤进去的，而是怀抱理想投身进去的，而那个向他们招手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把民主、自由的未来中国作为许诺的，这一点对知识分子有很大感召力。可后来的现实跟理想南辕北辙，仅此一点就足令人痛苦和反思。

这些人的个人素养也大不同于他们的后任，95岁高龄的马识途本人就是一个作家，刚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这本书。89年时，这位早已离任的省委宣传部长叱咤风云，发表演说、书写文章，后来的情况就不说了。反正，传言很多。寿筵这天，他第一个当场挥毫写诗。诗的内容不记得了，但感觉不错。另一位副部长，是一位朋友的父亲，他说第二天在四川师大有个讲座，准备讲教育问题，想听听我的看法。对教育，我一箩筐不合时宜。我说，我的观点你不方便讲的。他说：“怎么不方便！”看样子还真想要放炮呢。第二天怎么放的，就不知道了。

寿筵聚会是彭真一位老部下张罗的，这天也是他主持。他的祝寿词《好人谢韬》，我至今难忘。从这篇祝寿词我才知道谢韬的经历：早年投身革命，权力易鼎后，对一系列针对民主党派、民族资本家的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做法有看法，向毛上万言书，结果进了秦城监狱。如果没记错的话，据祝寿词，谢滔是秦城监狱关的第一个共产党。文革时期谢韬又被发配自贡，经历新的磨难。直到文革结束后的赵主政时期，赵点将启用，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黄金时代，谢韬按他所理解的大学，对这所带浓厚党校色彩的学校作了大手术、大换血。可以说，这所学校摆脱党校色彩并迅速在80年代的学术重镇中占有一席之地，谢韬起了关键性作用。

但最令我感佩的是他那段传奇经历。谢韬具有一种基于纯正理想的敏锐，而且为人正直，把所思所想毫无隐讳的说出来。正因为如此，一“进城”就上万言书并因此罹祸，给自己招致多年牢狱之灾和牢狱之外的无休止苦难。能象他那样很快洞穿欺骗性的人不多——即使那些保留了思考能力的人，也大多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目睹了越来越多事实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热情和努力被导向的是什么样的结果；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遭受背信弃义的群体和派别说话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但这位外表朴实、谦和的老人兼具不凡的见识和不寻常的勇气，是真正称得上思想勇士和当得起“高风亮节”四个字的那种很稀少的人之一。

“好人谢韬”——在谢韬身上，这个“好”字，回归了最本原的意义。

注：

伯桥精舍30日留言指出这篇文章有误：上书的不是谢老，是胡风。胡风上书30万言，内中要引证许多马列的原文，他怕引文有误，所以，请谢韬帮他查证资料（谢当时是人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于是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高参，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5年发配回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监督劳动”，又是13年！

谢谢指谬。已打电话核实，是我记漏，所以一直认为这是不同于胡风上书的另一次上书。不过，胡风上书好像不涉及对民族资本家、民主党派的政策问题。这应该是谢老本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