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起梁治平先生，思绪止不住回到难忘的大学时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社团举办的讲座上，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梁治平。梁治平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雅人深致，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总是清新俊逸，不落俗套，辨识度很高。
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老辈那里得知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第二党校”的绰号。据说中央党校是“第一党校”，中国人民大学既然是“第二党校”可见并不是一所普通的高等学府而是具有党校性质，梁治平、贺卫方、许教授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长期按照党校性质办理。殊胜因缘，1978～1985梁治平在两所具有党校性质的学校读书学习长达七年，成长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第五代法政学人的代表人物。
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可以称为启蒙运动与此相伴生还有一个文艺复兴——“文化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张力。“文化热”的缘起既有走出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针对文化大革命破坏中国文化所进行的批判和反省，又有四个现代化话语体系之下弃旧图新的努力。“文化热”有一种主流意见——不仅文化大革命拉了历史倒车，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更是现代化的“负面清单”。
春江水暖鸭先知，文人比学者更加敏感，文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追慕向往先于当时的学者。先有寻根小说，贾平凹、贾大山一直在寻根，然后学界才有对中国文化的正面贯通，依照俞荣根先生的说法寻找中国文化的自我。有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才有可能确认中国文化的自信。有了这份自信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昨天和今天才能有一个客观平正的眼光。
1980年代“文化热”所呈现的时代思潮和文艺复兴对传统的重新发现对传统的重新学习背道而驰，“文化热”的主流是批判中国传统，以为传统与现代是一种充满了冲突的对立关系，只有把中国传统批深批透才能与传统彻底决裂，只有与传统彻底决裂才能实现现代化。走出中世纪，拥抱现代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新文化有些相近，流淌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么一种气象，恩格斯称赞文艺复兴是呼唤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新文化运动不仅呼唤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以及与此伴生的“丛书热”、“讲座热”，一代新人应运而生，中国学术地图第五代学人借此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人民大学遇到萧延中先生可谓三生有幸。萧先生真挚诚恳有一种沉郁的气象，沉郁顿挫。萧先生课间经常提起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朋友，梁治平应该也是先听萧先生说起。1985年前后研究生毕业的新三级学人乘着时代的翅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萧延中先生与朋友们憋着一口气发愤把“第二党校”的帽子摘掉。
1982年梁治平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师从林榕年先生研习外国法制史，1985年毕业之后留在法律系任教。志浩对人名向来“敏感”这得益于父亲的无言之教，只要看到一位作者的两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就会深深镌刻在脑海之中。梁治平在《读书》上发表系列法文化随笔，看过之后惊为天人，从此梁治平这个名字在记忆库中就挂上号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五代学人紧张而忙碌，1985～1989年前后四年梁治平也不例外，先是给《读书》写札记其中十三篇随笔编入《法辨》一书，“文化热”中沉潜下来写下带有思辨性质的《新波斯人信札》、《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梁治平是一位早熟的学人，一生志业大体于1989年之前完成，也就是说“三十而立”。梁治平三十岁时以卓然的风姿成为学术界的一道风景。
1985～1989年梁治平是一部不停运转的“机器”埋首书斋手不释卷探寻中国法的文化性格。梁治平在著书立说方面有“洁癖”，薄薄的一本《新波斯人信札》竟然找来那么多合作者，贵州人民出版社许医农大姐催稿甚急，梁治平手头工作太多太忙，情急之下找来朋友帮忙，这是一种说法；梁治平给出了自己的说法——承担《新波斯人信札》大部分写作工作，实属无奈，因为部分参与者水准不过关。
《新波斯人信札》模拟了一种场景，两个法国青年来到异域中国立志对中国法文化的过去、现在进行一个文化人类学的考察。《新波斯人信札》总计十一封信，梁治平作为主笔写了七封，第八封到第十一封的作者分别是石泰峰、徐友军、齐海滨、贺卫方。贺卫方是西南政法学院校友，石泰峰、徐友军、齐海滨三位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五位作者的法学理念和文字风格各异，但有意思的是十一封信呈现一种整体的风格。
《新波斯人信札》标志着第五代法政学人登上历史舞台。梁治平、石泰峰、徐友军、齐海滨、贺卫方五位作者，齐海滨（1953）、石泰峰（1956）、梁治平（1959）、徐友军（1959）、贺卫方（1960），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红旗下的蛋”。
齐海滨有过工农兵的历练，石泰峰有工人和农民的经历，梁治平当过工人，徐友军与贺卫方则幸运地搭上恢复高考的时代直通车。
学界往往把梁治平的成就归于“文笔好”提笔就是“美文”，梁先生一直认为作品之所以成功一大关键是思想内涵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文笔好”。《新波斯人信札》一书很好地体现了这一风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不少大学法学院把《新波斯人信札》规定为一年级新生入门书。中国法学之不发达原因多多，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正是现今很难再出现《新波斯人信札》这么好的入门书。入门书最难写。为什么？只有一流学者才能撰写深入浅出的入门书。中国学界有一种看不起入门书的怪现状，作者以为入门书自降身价，管理者以为入门书不算成果。
梁先生写完《新波斯人信札》以后应法学社团之邀办了一次讲座。记忆当中讲座举办时间是1987年。查证一下，《新波斯人信札》1988年1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看来，讲座时间应该在1988年1月之后，过了寒假，就到1988年3月了。
当时听讲座不像当下很多大学听讲座可以刷卡计入学分，不计入学分就不听讲座。大一同学最无辜，有关部门整天安排参加各种活动，以壮声势。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最失败最倒胃口的地方。学友们一点点志趣也没有了，非常之可怕。当然若是有明星或者网红来到大学，学友们趋之若鹜，争先恐后一睹风采。这哪里是一所学府的风度！
当年大学硬件不行，破败不已。老先生照本宣科，人文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充斥着很多教条，这样的大学有什么值得怀念的？不仅仅是由于一代人变老了容易怀旧。当年可贵的地方在哪？正在于丰富多彩的讲座流淌着生动活泼的精神。那时候的大学特别奇异特别奇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一点诸子百家争鸣的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见证了雅人深致、清新俊逸的梁治平先生脱颖而出。
梁先生聊新出版的《新波斯人信札》，一根红线贯穿期间——从身份到契约，气度儒雅，眼光平正，娓娓道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梁先生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有着濡染之功。听了梁先生的讲座见到了梁治平先生本尊，也算是“亲炙”了一次梁先生吧！自此以后长期跟踪梁先生，梁先生的书见一本淘一本。
二
梁治平先生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创造了中国政法院校的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就是“西南政法现象”。“西政现象”之所以产生存在着特殊的机缘，“歌乐山魂养育浩然正气，嘉陵江水滋养人文精神”。这个学校呢曾是刀把子绝密专业经过护校运动于1978年在政法院校中一马当先第一个招生，四百多学友中法学专业占364名，此乃恢复高考中国政法院校的首发阵容。
364名学友毕业以后坊间慢慢有一种说法——“西政现象”。不少人认为“西政现象”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偶然现象，“西政现象”的发生有着必然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是什么呢？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走出来开始讲究依法治国。尽管没有达到“水”治的那种程度，至少也有“刀”制那么一点味道。特别是彭真这样的老革命从秦城监狱出来痛定思痛：坐过国民党监牢的老革命和平时期丧失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命。彭真感同身受，一旦重新出山，痛下决心依法治国。
任何一所政法院校在1978年招生捷足先登因缘际会都会破土而出。这个时候任何一所政法院校，比如西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早一年招生，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假如西北政法早招生了，那也是“西政现象”，“西北政法现象”嘛！
现在的“西政现象”指的是“西南政法现象”。西南政法早招了一年属于首发阵容具有先发优势，这些人毕业之后抢滩占地。四个现代化亟需一代新人，政法战线也是如此。“西政现象”既有偶然又有必然。“偶然”是这所学校早其他政法院校招生一年，“必然”应和了依法治国的时代年轮。
“西政”深得四川文化滋养。也就是说，一所学府长期在一个地方经过一番磨合有一种相互濡染。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市镇和学袍之间存在着很长时间的博弈！市镇和学袍之间的冲突，市镇和学袍之间的融合，促进了大学品格的形成。当年没有市镇和学袍之间的冲突，剑桥大学也不会成立，迄今剑桥屹立于世已经八百多年了。
大学和地方文化之间产生互动，既接受了市镇的文化性格，也必然对市镇产生深刻的影响。巴蜀文化长期以来存在着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川人出来很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川人不出川则已，一旦出川，名动天下。
西南政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护校运动”之所以成功，包括辛亥革命肇始于四川保路运动，川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恐怕不是偶然的。既然不是偶然的，那么就很有意味，值得认真梳理。一所学府长期在一个地方，那么必然打上地方的烙印。一方面学府对地方文化不断进行投射，另一方面地方文化性格也不断地浸染学府。西南政法学院就是一所与地方文化性格互动的典型。刑法学家陈兴良先生说西南政法有一种“仙气”，那个地方出来的学生哲学素养很高。
西南政法学院偏居一隅地处中国学术文化边陲，重庆与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远隔千山万水。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有太强的吸附能力。资源丰沛，机会多多，诸如课题、项目，诸如会议、讲座，诸如杂志社、出版社，中国其它地方很难有这样的综合实力。一位学者说过这么一句话，北京之外放十炮不如在北京打一枪。江苏省委党校刘大生先生立志研究“京外法学家”为“京外法学家”立传，让研究生对“京外法学家”进行梳理和研究，颇具远见卓识。享受文化边陲的寂寞和宁静，克服北京的傲慢和偏见，心远地自偏！
“寄籍”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有着独特的校园文化。这种校园文化既有时代思潮的风云际会也流淌着巴蜀文化的地域性格。小荷才露尖尖角，小芽儿，有无限的可能，受到何种影响？吸吮何种滋养，往哪个向度发展，这个呢既有师生之间的影响也有学友之间的互动。梁治平认为，宿舍呀同班呀好友呀社团呀，总而言之，学友之间的影响有时胜过老师。
师生之间是一种代际之间的传递。“西南政法学院”成为一个现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政七八级”。其实，七八级同学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代际”或者“准代际”的传递。为什么这么说呢？俞荣根三十六岁开始读研究生，三年之后毕业已经三十九岁！七九级同学许教授1962年出生。同学之间年龄相差一轮以上。这位拖家带口，那位十六七岁，特殊的时代际遇造就了年龄差距。
贺卫方属于七八级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相对单纯，“老大哥”“俞荣根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学军，学工，学农，社会经验颇丰。待人接物，圆融无碍。汇集嘉陵江边的各地学子，梁治平正好处于两种类型之间，年龄也正好，1959年出生，工厂里边干过，既不属于贺卫方这样的应届毕业生，也不是有过多种历练的工农兵。
梁治平那个时候生活境遇相当好。为什么相当好呀，梁治平的父亲是军医。军队共和国的柱石，共和国的栋梁，毛泽东时代只有军队才有生活保障。梁治平有一点少年老成，这种气象从何而来？梁治平性格内向难以与镇上孩子融在一起，喜欢流连部队医院与二、三十岁的“大朋友”交流胜任愉快，无形之中助长了梁治平的这种早熟，少年老成，恬然自适，无形之中形成了“贵族气象”。
梁治平之所以流淌着一种“贵族”气息，梁治平从小生活有保障，在军营之中没有经受过饥馑。吃不饱穿不暖低指标瓜菜代老头老婆死得快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就难了。生活虽然有保障，但，梁治平并不觉得幸福，生在福中不知福啊！拥有基本生存保障不叫幸福，怎么样才叫幸福呢？梁治平说在湖北孝感小镇上了四所小学，中学在那里呆了四年。
投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梁治平这山望着那山高，诉说自己不像大城市同学眼界开阔。同样是军医家庭，贺卫方不像梁治平那样幸运。贺卫方之所以壮怀激烈，这与幼年的境遇不无关联。其他同学吃不饱穿不暖，梁治平还在那里诉苦，未免有些矫情。
学问始于一种好奇，关键是能够成就这种好奇。梁治平思考一个问题有可能经过很长时间，成熟了以后写的文章可能很长，一般人那种短平快那种急用现学，梁治平没有。还有待人接物的法度也非常不一样，这就是梁治平的生活状态。为什么梁治平的学术离不开生活，因为生活和学术融为一体。梁治平在生活和学术之间来回穿梭，一本书叫《书斋与社会之间》，生活和社会之间来回观察，穿梭于象牙塔和十字街头。一般人眼中学术只是一种职业，著书皆为稻粱谋；梁治平心中的学术则是一种志业，一种精神追求。梁治平有洁癖，耻于粗制滥造。
梁治平大学宿舍同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练，有很深的底层体验。往往有很深底层体验者对社会问题会一语中的，说的很尖锐。这个时候，梁治平似乎还没有开窍，那些同学若触电焉带给梁治平的震动非常大。同学秉持的“非主流”观点与部队医院接触到的大相径庭，梁治平开始还有点看不起这些同学，不以为然。梁治平觉得同学的说法蛮有道理接受同学的熏陶慢慢开窍。
梁治平在两个向度展开：一个是从林向荣先生那里耳濡目染。一个是从同学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同学们深厚的底层体验和“当身历史”对梁治平这样没有真正深刻底层体验的人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教育，其实也是一种提升。
西南政法学院独特的校园文化很鲜活很立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非常独特的校园文化——壁报文化。西南政法的壁报呀可能和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相似，西南政法流淌着一点西南联大的气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校园终于迎来了“黄埔一期”，师生之间交流之深，学友之间互动之多，再加上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可能就有点西南联大的那么一种气息。此种气息成就了一代新人。
儒学大家蒋庆应该称之为“新新儒学”。如果说熊十力先生、张君劢先生、梁漱溟先生那一代是“新儒学”，那么到了蒋庆这里应该称之为“新新儒学”了。蒋庆当年在壁报上贴出洋洋万言的《回到马克思》，可谓西南政法的风云人物。蒋庆后来不仅没有回到马克思而且一下子回到了孔夫子。这个变动大不大？《回到马克思》当时为人侧目属于非圣无法大逆不道，没有杨景凡老先生无微不至的保护，蒋庆还不知道会被发落到哪里呢！杨景凡老先生爱惜人才将蒋庆留在法制史教研室。
大学求学期间崭露头角展露峥嵘，是不是一件好事？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出名要早。接触不同人群的经验可以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奠定基础，成为行政首长主政一方，或者成为法院院长。班长学生会主席走出一条路其实有迹可循，现在的说法叫路径依赖。
但，成为一名学者，一个人在大学出名并不一定要早。比方像梁治平啊，像贺卫方啊，梁治平在大学没有展露自己的才华，最后呢发展成为一个学人，可能符合学人正常的发展轨迹。年轻气盛，上学时声名特别旺，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可能走向浮躁的一路。学者最忌讳的就是浮躁。大才往往长得慢。
三
77、78级为什么独特？不在于“西政现象”有多独特，而在于新中国政法系统仅有的“五院”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止招生，过了几年“伟大领袖”有了悔意采取补救措施，因此有了历史上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妾身未名”身份微妙，社会认可度极低。“工农兵学员” 很长时间挂着“引号”，给人的感觉很无言。
“工农兵学员”既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也就应该本着客观的态度去面对。“伟大领袖”不是说了，大学还是要招生。招生总比不招强，一个都不招学术文化岂不是要断档！平心而论，“工农兵学员”也出了不少种子选手，中国法政地图具有重要地位的张文显和信春鹰皆为吉林大学“工农兵学员”出身。
西南政法78级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这些学友是中国政法院校的“黄埔一期”。文革期间奄奄一息的“西政”依靠杨景凡等老辈的努力经过“护校风波”才得以保留，“西政”虽然保留下来了一段时间之内只有先生没有学生。老师多年未见学生，心里不是滋味呀！78级招上来以后先生们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不难想见。老先生为什么对78级学生这么好，此乃中国法学院校“黄埔一期”，宝贝疙瘩呀！
梁治平讲过一个故事：“西政”被四川外国语学院占着，那么小那么缩微弹丸之地。一位同学在操场看书，一位同学在操场跑步，看书同学心绪不宁大吼：别跑了，我是78级的！言外之意，一听说是78级的就得服了——78级可是老大呀！但是，那位跑圈同学也不是吃素的反唇相讥：我也是78级的，操场就是跑圈之地，看书到别的地方呀！
这个小例子不难看出西政78级属于“天字第一号”特别受宠。经过文化大革命历练，78级终于有了一个求学的机会，肩负着时代的使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先生们稀罕还来不及呢，宠还宠不过来呢！即使如此学校的规矩在执行过程中，先生们心中的天平向78级倾斜。
梁治平入学以前对人生没有定位，尽管一再诉说大学教育之失败，梁治平经过四年陶冶毕竟告别了精神上的洪荒时代。梁氏经过林向荣先生的引导，燃起了人生的希望投考中国人民大学外国法制史研究生。说破大天，梁治平的平生志向和学术趣味，绝大部分是在“西政”期间形成的！
梁治平来到西南政法学院，第一学期三门功课全优，三好生的种子选手。不过此时，梁治平尚未开窍，没有找到真实的自我。梁治平发现同学读书非常之多，难以望其项背。辩证法的魅力在于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利弊相间。梁治平的同学之所以博览群书“托”文化大革命的“福”。文化大革命实行愚民政策，“破四旧”没有多少书可读，恍然间回到了秦代和元代。一代青年求知若渴，越是见不着书就越想书，抓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华东政法大学的何勤华对经典论述耳熟能详，只要开个头就能背下来，若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这也是一种修炼呀！
梁治平比何勤华小四岁，一般人觉得四岁差不到哪去，四岁之差使得梁治平没有赶上何勤华的特殊际遇。何勤华在大队和公社干过担任过公社团委书记，积累丰富的“当身历史”。何勤华又是响当当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期苦读不辍。梁治平在部队医院看到有人读《路德维希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竟然觉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梁氏本人读的是《金光大道》、《艳阳天》这些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时令菜”，梁治平没有涉猎过经典论著思想难免贫弱一些。
梁治平“开蒙”实际上得益于大学期间，提升理论素养，扩展人文视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梁治平一直对母校——西南政法学院怀有复杂的况味和矛盾的心结：一方面，知识改变命运，若是“西政”没有录取，梁治平可能会与学者生涯无缘，因此怀有感恩；另一方面，素有洁癖的梁治平一直认为当年的大学非常失败。教书先生照本宣科，法学理念扭曲，法学思想贫弱，法学方法老套。梁治平这种矛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当年的大学即便再失败也值得铭记，梁治平从大学开始开始进行广泛的人文阅读培植理论素养终结精神史上的洪荒。精神上的洪荒在大学结束，只此一点便足以载入史册。其实，梁治平有所不知，当今法学教育，法学理念不再扭曲，法学思想不再贫弱，法学方法不再老套，但，也许更加失败。当今大学似乎更难寻觅诲人不倦的先生和求知若渴的学生。
当内向自尊的梁治平发现很多方面不如人时就开始下功夫——记笔记弄摘要，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水平得到提升视野得以扩展，有点开窍了。开窍以后的梁治平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不以三好生为目标，成绩优秀与否也无所谓。自此以后，梁治平就由一个“好学生”“堕落”为边缘学生。待见的课听得上瘾，不待见的课长期旷课。
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颇有点夫子自道总结心路历程。梁治平坦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去了两回。第一回听一听如何安排；第二回便是期末考试。梁治平说过不做考试机器。一向不爱学不爱背政治课，最后晃晃荡荡也能过，梁治平当年考大学是这样，投考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也是如此。不爱记令人头疼的东西教训也挺深刻。梁治平考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政治课就没有及格经过补考才算通过，多亏专业课分数不低。
梁治平习惯包裹自己轻易不谈过往的经历。但，《在边缘处思考》一文谈到了林向荣先生。梁治平以为当时教育确是失败，但是，失败之中又有闪光的地方。古代教育包括外国教育，其实也是如此。年轻人心高气傲，梁治平即使考取北大依然不会满意。天空没有鸟的踪迹而我已然飞过。
鲁迅先生说过不满是上进的车轮，不满是一种推动的力量。让理想照进现实，理想和现实之间，青年人是理想主义者有一种比较浪漫的情怀，不满意现状也很正常。中国法学教育有一个进步有一些进展，但是，这些东西能让当今在大学校园里面读书的“梁治平”满意吗？未必！
梁先生不满意于当时的教育。有人觉得今不如昔，还不如那时的教育。二〇一五年，五十岁左右的人未必觉得当今的教育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好。当年也没觉得有多好，这种好呢是一种“感觉好”。梁治平的大学教育，闪光点在哪里？闪光点在《外国法制史》。梁治平包括贺卫方被林向荣先生吸引到《外国法制史》。林先生1948年入读台湾大学，时间不长返回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老先生的坎坷际遇与台湾大学短暂的读书生涯有着莫大的关联。“台湾大学”成为林向荣先生1978年以前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污点”。历史的转型时代，一位自称向往进步的青年学生不到正定的华北大学舍近求远前往台北的台湾大学，这就是一种历史“罪错”。
中国法律教育最具有人文气息的科目莫过于《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这样的科目了。世界法学教育史上大概只有中国大陆开设这样的科目。朱苏力作为“海归”，一面发现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一面对法学史这种“本土资源”不具有同情之了解，利用执掌北大法学院的权力对法史学科开刀，致使李贵连先生退休之后北大法史学科后继乏人。
法史这个科目在很多人看来版图实在广漠——从古埃及、古巴比伦穿越到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穿越到阿拉伯，再穿越到现在的欧美，穿越太大了，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穷尽一生之力在这个学科里边只能是增砖添瓦，这个学科还受到语言的限制。
林向荣先生《外国法制史》所流淌的人文视野和人文关怀可以说是法学教育的光荣，法学教育的光亮。林向荣先生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老先生懂三种外语，擅长因材施教。林向荣先生《外国法制史》考试环节给梁治平留下深刻印记，难以忘怀：第一，这么重要的一门课，老先生决定开卷，令人振奋；第二，老先生希望准时交卷。梁治平觉得按时交卷没什么，一般老师所说按时交卷只是说说而已，结束时间到，若有同学答不完老师则姑息。林向荣先生很有个性，言行合一，到了交卷时间一刻也不得迟延。
梁治平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自我教育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札记，这样《外国法制史》的期终考试胜任愉快，老先生给了九十七分，全校之冠。一个学人的规训与激励，林先生影响梁治平甚深。
梁治平当初考大学不想当老师，因此避免投考师范院校。贺卫方呢那时候报考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没被录取，不愿意当老师的梁治平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还是当了八年老师。1982年梁治平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林榕年先生的研究生。冥冥之中梁治平与“林先生”有缘，梁治平在“西政”受到林向荣先生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林榕年先生。林榕年先生非常宽怀非常开明，梁治平跟林榕年先生的路子很不一样，可贵的是，林先生宽容了梁治平。
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三位校友梁治平、贺卫方、李竹与素所尊崇的林向荣先生在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厦门年会相遇，并有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师生合影。这张合影既是林向荣先生乐育英才的一个存真，又是中国第五代学人成长的一个有力注脚。林向荣先生带出两个学生——梁治平、贺卫方，一位教书先生的荣耀。梁治平和贺卫方两个帅气的小伙子站在林向荣老师身边，旁边李竹姑娘也是“西政”校友。林向荣先生与尚在北京读研究生的两位门生——梁治平、贺卫方参加厦门大学举办的外国法制史第二届学术年会。林向荣先生是贺卫方、梁治平的燃灯者。
四
梁治平无论上大学还是读研究生前后整整七年拥有很大的自由，让人不能不感喟：梁治平赶上了好时候。梁治平上大学时，78级在西南政法学院属于“千年老大”、“黄埔一期”，姥姥既疼舅舅又爱。1982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规矩慢慢多起来，但碰到了宽厚的林榕年先生，尽管林先生对梁治平的选择十分纠结但给以充分的理解，玉成了一位读书种子。
梁治平在西南政法学院期间不会像现在的学友老是被安排听讲座。一方面西南政法学院依照党校办理的传统和相对偏僻的位置致使没有多少讲座可听；另一方面好不容易恢复招生，老夫子把78级当成宝贝疙瘩；还有一个方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学府流淌着寂寞的自由，没有这么多“束缚”。整体的氛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原生态，经常逃课是为了更好地读书思考，梁治平夫子自道：自由自在地读了七年书——西南政法学院四年中国人民大学三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科毕业可以分配到重要岗位，硕士研究生绝对属于高端人才，要是单位来了一位硕士给人感觉鲤鱼跳龙门一步登天。梁治平1982年读研究生，修读三年，1985年毕业。1979年俞荣根考取西南政法研究生师从杨景凡先生。1985年毕业的研究生堪称“稀有物种”。
1949年之后很长时间之内也没有想到建立一套稳健的高等教育体系，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四代学人最高只能达致“副博士”学位，博士学衔则是1978年以来的新生事物。机缘巧合，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两位门生——周振鹤、葛剑雄1983年成为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法学相较于其他学科确实“幼稚”，1987年陈云生、朱勇、怀效锋、陈兴良成为大陆首批法学博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自家客厅上课教学质量就低了？教室里边上课教学质量就高了？陈丹青先生说过这个事。画着画着还得把心思整理起来叮呤当啷跑到教室上课。不是说“规矩”多质量才有保障。借用张爱玲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跳蚤”。当代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爬满了跳蚤。
梁治平主要通过读书进行自我教育，那时候，没有现在一上来就带着任务，读研三年规定发多少东西。非常功利化的东西侵袭大学教育，怕是没有多大出息。没有学问的好奇，没有厚积薄发，恐怕是不行的。其实真正懂行的都知道，一篇论文必须具有丰富的学术储备厚积薄发。
梁治平欣慰不已，通过七年自我教育发现了自我。梁治平到北京读研究生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切，如鱼得水乐不思蜀。梁治平喜欢艺术流连美术馆欣赏音乐会，总而言之到了北京以后品位“雅”起来了，学会了欣赏西方交响乐以前听不出感觉来现在能听出感觉咂摸出味道。
北京属于首善之区，不愧为学术中心，拥有那么多研究院所，那么多青年学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对于百年学术地图第五代学人而言是成长的历史性时刻，激荡的学术界，激荡的社会思潮！依照王铭铭的说法正是第五代学人的“成年礼”。这一代喜欢聊天，那个时候，哪能买得起“大哥大”也很少有BB机。整栋宿舍楼有一部电话，传达室的大爷接到电话，还得放开嗓子喊：某层某宿舍某某某同学有电话！现今的学友，怕是很难有这种体验吧！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少量的还有公交车，有时没有自行车，没有公交车，乘坐“十一”路——腿着。这一切都阻止不了一代学人交流的热忱，因为渴望交流的心呢特别强烈。没有电话怎么联系？但，那个时候就能凑在一块。
这就是时代际遇！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有一种新文化的气象，有一种文艺复兴的气象，二十世纪世纪八十年代过来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想一想，人心啊确实幽深，心远地自偏，心要近了呢！中国人民大学地处海淀区，《读书》编辑部地处朝阳区，两地相距怎么也有二十多里，梁治平不惜力气骑着自行车把稿子送到《读书》编辑部，青年人精力旺盛渴望交流，这都不是事儿。
梁治平、贺卫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梁治平读研究生兴趣相对比较集中了，不怎么看小说方面的东西了，兴趣相对集中，依然不改“杂览群书”，“杂览群书”是梁先生本人的说法，梁氏认为谈不上“博”，只能是“杂”，其实就是把阅读小说的欲望压制了一下，还有更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历史……
那个时候，中国有文艺复兴气象，新学人的崛起就是表征之一。第五代学人的崛起，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学术社团就是依托之一。梁治平参加过两回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学术年会。第一回呢梁氏在厦门年会上把自己的研究法律与历史、法律与文化、比较与方法一个纲要拿出来交流，会议上有一点反响，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1985年梁治平研究生毕业留校利用暑假第二次参加外国法制史学术年会。此次年会之后，梁治平意志“消沉”兴味寡然不再参加中国法学界的会议。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一文中解释，“我并非有意要疏离于法学界，在我的头脑中，其实并没有什么‘界’，我很早就习惯于不按学科或者知识上的分类来给自己下定义。我只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
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梁治平这个人很有意思。梁治平清楚地意识到秉持的理念在“闭目塞听”的法学界知音难觅，决意不参加法学界的会议至少可以行使一点“消极自由”。梁治平若心中没有芥蒂其实可以少量参加呀！比方说恩师要参加好友参加或者喜欢会议承办地的美术馆。外国法制史年会居然妨碍梁治平成为知识分子，试想一下：外国法制史年会该有多大的“原罪”呀！据我所知，外国法制史年会既有读书人何勤华也有知识分子贺卫方。
梁治平出席了两回外国法制史会议以后就断了这种念头闭门不出，也许是个性使然，飘然思不群。可是为什么如此决绝呢？梁治平觉得这里绝非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另有所在，应该去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留地。梁治平自此一直在退，退到法学界的边缘，最终成为法学的边缘人——在边缘处思考。
梁治平先生说所的“边缘”指的是“双重边缘”：一个是尽量减少与法学界打交道，梁氏堪称“怪人”只与法学界有数朋友打交道；另一个是研究生期间攻读外国法制史志趣却在中国法制史。从法学界退出来退到人文学科，从外国法制史退出来退到中国法制史，梁治平以退为进，获得了巨大的空间尽情享用着“边缘”的妙处。
梁治平学术与为人是统一的，很有意思。往后退往边缘退，退了又退，就到“边”上了，到“边”上以后又摸到其它学科的“边”，无形之中接触了边缘学科，港台学界的说法属于“科际整合”。
学术史是一部回环往复的交响乐。每个学科，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越来越深，有着学术史的内在理路。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硕士应该叫“窄士”，博士应该叫“深士”。学术史还存在另外一条理路——那就是通才教育，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主张大学生应该具有极优美之常识。博大精深，“博大”和“精深”之间存在逻辑顺序，“博大”基础上的“精深”才是真正的精深。
梁治平以退为进，展开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广泛阅读。其实，法制史正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一个学科，这个学科要想得到旺盛生长必须从人文社科版图汲取更多的思想滋养。梁治平表面看起来往后退，其实是以退为进，最后达到“进”的境界。梁治平没有按照学界常规而是潜入书海写下大量读书札记。梁治平对孟德斯鸠和梅因一见倾心视两位法学先贤为隔代知己。
梁治平研究生第二年订阅了《读书》杂志，《读书》杂志正好与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相吻合，不愧为反映时代精神之文化标杆。梁治平正是通过《读书》杂志一举成名。《读书》一段时间之内成为知识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个标杆，《读书》杂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担当了时代的利器。
《读书》杂志从李洪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始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蒙意义。《读书无禁区》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四个现代化必须以人类文明来武装头脑。文革行愚民之治，除了红宝书、鲁迅的杂文和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之外没有几本可读之书，李零、高王凌、秦晖、何勤华等大批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灯如豆青灯黄卷如饥似渴手不释卷。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种特别阳光特别青春的气象。梁治平的老师——林向荣先生属于有伤的读书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历史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林向荣先生一边抚平创伤，一边焕发青春。
五
梁治平谈清代学风的稿子《从清末学风的“趋新趋旧”说起》发表在《读书》1985年第1期，一个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不可等闲视之。梁氏跃升《读书》杂志核心作者阵容，一方面经过七年自由阅读积累流淌梁治平体温的读书札记得以刊布，预示着在小径上彳亍独行的梁治平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梁治平成为《读书》撰稿人预示着得到社会认可，一位令人瞩目的学术文化新星。
梁治平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五代之中较早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位学人，作为第五代学者的首发阵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梁治平以后与北京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交流和互动，出版界也频频伸出橄榄枝，梁治平学术思想的天空更加宽阔。
当时《读书》的东家——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包遵信、金观涛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陈子明、邓正来参与的二十世纪文库，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领衔编辑的中国文化书院丛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和丛书热为一代新人的出场提供了一定的舞台。
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也是一个百科全书的时代。实际上，第五代学人通过编辑丛书，梳理中国文化，借鉴西方文化，汲取精神滋养，创造中国新文化。不妨观察一下《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名单：钱理群（1939）、曹天予（1941）、苏国勋（1942）、郭宏安（1943）、周国平（1945）、杜小真（1946）、徐友渔（1947）、胡平（1947）、王炜（1948）、黄子平（1949）、何光沪（1950）、赵一凡（1950）、甘阳（1952）、陈来（1952）、陈嘉映（1952）、李银河（1952）、王焱（1953）、陈平原（1954）、阎步克（1954）、纪宏（1954）、刘东（1955）、刘小枫（1956）、王庆节（1956）、林岗（1957）、梁治平（1959）。这个名单上还有陈维纲、赵越貹、余量、方鸣、于晓、孙依依。
甘阳、刘小枫一方面参与塑造了八十年代的人文生态，另一方面甘阳、刘小枫受到八十年代深刻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八十年代的“文化活化石”；苏国勋、李银河研究社会学；王焱八十年代担任《读书》编辑部主任后虽转向政治学研究，仍以编辑见长；刘东不以研究见长，主要是一位学术编辑家，主持《中国学术》和海外研究中国丛书可以留在学术史上；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以二十世纪文学三人谈而声名鹊起；赵一凡、郭宏安研治西方文学；王庆节、王炜、陈嘉映、杜小真、周国平、徐友渔、赵越貹、陈来研治哲学；阎步克乃魏晋南北朝史大家；赵越胜写了一本《燃灯者》，记述老一代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在文革后期和青年工人赵越胜交往引导赵越胜走上学术之路。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点起一盏灯？
这个名单反映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面。因缘际会，梁治平跻身其中一起成就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五代学人的宏图大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人迸发出极大的文化聚合能量，一代学人抓住了历史关键性时刻通过编辑丛书成长起来了。
路是人走出来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为路。1985年梁治平给《读书》投稿不到二十七岁便脱颖而出，放在现今二十七岁的博士研究生还没有出徒。依照学界大人物的标准：“海归博士”算是一个成品，“土鳖博士”即使985大学毕业也未必是个成品，“硕士”连半成品都算不上，当今二十七岁的法科博士还在为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而发愁，还在为准时毕业而发呆，距离成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业余梳理百年中国学术地图，1970年出生的第六代学人到2015年四十五岁了。前辈依然视之为“椽子”而不是“檩条”更别说挑大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什么具有着文艺复兴的气象？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梁治平二十七岁成名，年纪轻轻已经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基本面。现在呢四十多岁人到中年的第六代学人还在第五代的阴影之下。
第六代不愿意苟且偷生呀，但是，具有昂扬斗志的第六代学人还真不多，还在为课题为项目而来回奔波，栖栖遑遑。严竣的现实摆在那里，课题和项目消磨了第六代学人的青春。梁治平享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学术自由，当时学术界还没有这么多“名缰利锁”，没有遇到这些东西束缚自然少一些。
梁治平成为知识界标杆——《读书》撰稿人，走上了那个时代的绿色通道。梁氏与文化大家徐梵澄、张中行、金克木、杨宪益、谷林、董乐山一起成为《读书》的作者，鲤鱼跳龙门一步登天。当今学术评价体系没有《读书》杂志的位置，也就是说当今政法院校的“小梁治平”，踏着梁治平的足迹前行给《读书》撰写随笔，怕是连正常毕业都困难，遑论扬名立万了。
李零先生说过：趁出名之前赶紧读书，否则一旦出名很快就会视为唐僧肉而受到“瓜分”。名人既然是稀缺资源，其实不难理解，出了名以后自然引起各方瞩目，不由分说就抢着“吃”了——开会约稿讲座编书，不把名人榨干誓不罢休！没有定力几人禁得起这么折腾！有些人成名很早到头来为名所累，素养不足，储备不够，结果以后呢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较弱。梁治平对此有着高度自觉和很深警醒，知道自己的不足，那一代学人身上的浮躁，相对来说，梁治平比较少。
梁治平七年积累一旦喷发势不可挡，迎来了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1985～1988年梁治平过着最紧张、最繁忙的日子，可以说“快乐”并“痛”着。“快乐”指的是梁治平寻找到了自我：中国法律的文化性格作为思考的核心议题，更可贵的是，梁治平形成了一种带有自己体温，张弛有度、清新可喜的文体；“痛”，指的是喜欢安坐书斋的梁氏总是被同仁拉去参加各种“雅集”，恬然自适的梁治平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多少有些不适。
梁治平浮想联翩文思泉涌，总是感到时间不够。1985年写硕士论文时已在酝酿《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梳理传统中国法文化。《读书》的稿子其实是整理读书的思绪，以此为基础稍后编成《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许医农先生独具慧眼很是器重梁治平，可以说是梁治平的伯乐，令人感念。经过“催生婆”许医农的不懈努力，梁治平的《新波斯人信札》和《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不是一家普通的地方出版社，而是有着强烈文化自觉有担当有胆识的好出版社，因为主事者是一位有良知的出版人许医农。
1985至1988年，梁治平不到四年时间完成两部半书稿的写作，电脑写作的时代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别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梁治平的紧张和忙碌可窥一斑。这里所说“两部”书稿指的是《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半部”书稿指的是《新波斯人信札》。梁治平最初答应只承担《新波斯人信札》一书的部分写作任务，谁承想弄到后来大部分写作任务落在梁治平肩上，最后，梁治平写了前面七封信，八至十一封信分别由石泰峰、徐友军、齐海滨、贺卫方承担。
2006年本人在法律思想网博客发过一篇小稿——《法学四剑客》，首次把朱苏力、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四位学人并称为“法学四剑客”。“法学四剑客”是当代中国法政地图可“超”而不可“越”的核心人物。梁治平在“四剑客”中具有先发优势，心雄万丈气势磅礴的邓正来紧随其后。一九八〇年代很少听到朱苏力、贺卫方的声音。朱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贺卫方编的《中国法律教育之路》还是在梁治平的“帮衬”之下列入“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出版，朱苏力和贺卫方正式“浮出水面”。
梁治平很早就成为法学地图中第五代学人的代表性人物与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共计七年的自由阅读、自我训练有着莫大关联；梁治平“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淡定态度与《读书》杂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朴素气质相契合也是一大关键。
梁治平是一位难得的“文体家”。舒缓的节奏和优雅的笔致，文字隽永耐人寻味清新脱俗，梁治平超然的态度对时代有一种疏离感，流行的语汇在他的文章里不大看得到。梁氏曾解释不是刻意疏离法学界，追比圣贤，保持与时代的一种疏离，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以便做出独立的判断。梁治平能够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很不容易。
1980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化思潮中梁治平的文章也流淌一股激越之气。回顾所来径，真正达致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并不是敢向涛头立的“弄潮儿”而是勇于“反潮流”的两位“先知”——李零、高王凌。遗憾的是时代的喧嚣已将理性的声音淹没，如果体会到这一点应该向李零、高王凌两位先生表达温情的敬意。志浩是八十年代之子，吸吮着梁治平先生提供的精神滋养。当时没有注意到“反潮流”的李零和高王凌，因为还不具有吸收异质思想资源的心态。
梁治平在1980年代就有了一种从容的风度很早就由“刀”字旁的法制蜕变为“水”字旁的法治。这种高度的自觉从何而来？梁治平吸吮哪些思想滋养？实际上，梁治平具有祛魅的自觉把第四代学人屏蔽掉了直接阅读民国学术著作。梁氏读了陈寅恪先生的书，读了瞿同祖先生的书，读了陈顾远先生的书，读了杨鸿烈先生的书。
别看学业是外国法制史，梁治平转到中国来了，抒发内心的关切，到底何为中国？到底何为西方？这样的话写了《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梁氏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中把中国当做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诸法合体呀、民刑不分呀、息讼呀好多个方面。梁治平写书很淡定很从容，很有这个范儿。邓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对梁治平的法文化学派有一个厘清。
海外有人将梁治平称之为接受新文化滋养的比较成熟的一代青年。梁治平毕竟没有生活在真空，流风所及，梁治平同样难以避免“意图伦理”和“激进情绪”。《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情绪化的东西之多，梁氏深有体会，因此后来修订《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时删掉不少激进情绪。何勤华在评论俞荣根先生《儒家法思想通论》一书，何勤华先生对梁治平的激进情绪看得一清二楚：梁治平先生虽然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5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了激烈的批判，但在1991年时开始认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应当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也就是说梁治平在《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中对中国法律传统还持有激烈的态度。何勤华先生乃一代法史大家，先生对作品的研判对学人分析比较客观平正，因而令人信服。
奇怪的是阅读梁治平根本没有从梁治平的著述中读出对中国法律传统所持有的激烈态度。何勤华难道误读了梁治平？没有，一点都没有！只能说，志浩从更加激烈的态度出发，没有读出梁治平的激烈态度，反倒以为梁治平对中国传统还有一丝眷恋之情。梁治平大量阅读民国老辈学人的著作尽量不看第四代学者的著作，但是，梁治平很难祛除净尽根植于内心的斗争哲学和激进情绪。梁治平的缺陷反映了时代的缺陷，一种客观存在，流淌在梁先生字里行间的情绪岂能删除尽净？
梁治平毕竟有着独特的追求。梁治平通过去中心离开中心在边缘思考争取获得更多学术文化滋养，包括与王铭铭进行法律人类学的讨论成就更广阔的法律文化空间从而成为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中国法文化一种可能的向度。从中心逃向边缘，最后逃离到，梁治平的文章读起来似乎不属于一个时代，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梁治平是中国法文化当之无愧的大家，法文化领域一个核心人物。但是，是否属于当代中国法文化唯一的开山？当代中国法文化的开拓者不是只有梁治平一个人，俞荣根先生是当代中国法文化一位重要的开拓者。把梁治平“请下神坛”意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损于梁先生本人清誉。梁治平是当代中国大陆法文化的一个先行者，不过，莫道君行早，更有早来人。
梁先生一心想做一个纯正的读书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之所以生机勃勃，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民间学术文化品格。中国什么时候民间学术文化出生了，中国文化才可能迎来一个灿烂的时代。“学在官府”只能窒息学术，“学在民间”才真正获得自由。
19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既有风流云散的广场政治又有破土而出的学术刊物，从十字街头到象牙塔。1989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流淌书卷气息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刘梦溪先生是《中国文化》创办人。刘梦溪先生有情怀有胸怀，1993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创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一个有情怀的研究所，注重学术的精度和纯度，主张跨学科沟通，以建立理想的学园作为努力方向。
1993年梁治平去意已决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前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梁治平志趣不在教书，立志做一个读书人，这一点与贺卫方迥然不同，1993年梁治平前往中国文化研究所由教书先生转型成为学术编辑，1995年贺卫方离开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编辑部前往北京大学法学院由学术编辑转型成为教书先生。两人的换岗很有意思，得其所哉。梁治平不愿意屈从法学论文写作的陈规陋习，写东西如此随性的梁治平在职称上肯定吃亏，特别是遇到特别能写论文的同事。不错，任何规矩都是人定的！当时规矩还不算太严但学术自由越来越小的趋势还是存在的。梁治平投奔了刘梦溪先生入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中国文化》从此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
刘梦溪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是一个具有民间品格、民间性格的学术单位。法律学人梁治平和文史学者刘梦溪相见甚欢非常投契，1993年梁治平告别中国人民大学前往中国文化研究所，先是帮着刘梦溪先生编辑《中国文化》，后来担任副所长。刘梦溪先生崇尚无为而治，梁治平获得了宝贵的自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梁治平主持的法文化研究中心曾起到很大的作用。梁治平与贺卫方主持宪政译丛，联合王铭铭探讨法律人类学，筹划高等院校法文化讲座。江平先生、吴敬琏先生领衔梁治平担纲的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做了不少切实的研究。
刘梦溪先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一位非常了不起有大气象大格局的学术领袖。刘梦溪先生主持中国文化研究所应该值得当今学人关注，中国文化研究所流淌着刘梦溪的品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更像古代的书院，刘梦溪更像一位书院的山长。倘若以《刘梦溪与中国文化研究所》为题目进行研究不止写一本书。
刘梦溪把文化人类学的方李莉，法文化的梁治平，政治文化的刘军宁，文学人类学的摩罗弄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据说后来又把书画名家范曾聘过去。中国文化研究所这个单位的文化品格、文化品位，令人瞩目。
梁治平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有着深切观照，穿梭于书斋与社会之间。梁治平不仅在法政地图当中而且在当代学术地图中都是非常独特的一位。2015年初，梁治平发表题为《2014版法治地图探径》的学术演讲，对当代中国法治的文化生态进行理性平正的审视和观照。
梁治平先生啊，这名字起得真好。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须要一根顶梁柱，支撑走向公平的生态。以退为进，边缘思考的同时，依然保持一份热忱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问题：现在提依法治国，也有人说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村等，请问后面的提法正确吗，是不是有人治的意思？
回答：后面的提法也不能说错。但是主事者还有树立个人权威的那种意思。也就是说所他们理解的“法治”其实多为“法制”，实际上是为了建立治理的权威。这个权威如果是依法而来，那么人治其实就服从了法治；但是这个权威是由人而来，任意操纵倚轻倚重，那么，实际上距离法治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问题：“西政现象”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具有不可复制性，那么在当代的教育背景及法治环境下会不会出现类似“西政现象”的可能？
回答：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在哪呢？“西政现象”可能出现在互联网，一直怀有很大期待，互联网是一所伟大的学府。
（2015-2-26日知社讲座，选自《中国法政人素描》，香江出版社2019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