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王凌教授，北京人，1950年8月27日出生，2018年8月24日逝世。高王凌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太谷插队。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1973-197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78-1981），毕业后留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高王凌教授先后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法国、英国等多处大学、科研机构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1986—198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发起成立全美中国历史学家协会；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历史问题；参加中国—斯洛文尼亚科学合作项目，研究乾隆朝钦天监正、传教士刘松龄；作为法国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赴法国讲学。

高王凌教授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专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后以《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再版）《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口述篇）》《超越史料学派》等共计十余部，参与《杜润生自述》一书撰写，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高王凌教授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本真，主张史学研究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强调研究要注重结合“当身历史”。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粮食与粮政、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乾隆朝政治、租佃关系、中国农民“反行为”以及当代中国史尤其是“统购统销”等问题都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二

高王凌1950年8月27日，出生于北京革命干部家庭。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五代学人，高王凌、李零、唐晓峰、刘北成、周其仁，属于“红旗下的蛋”，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与以往学人不同的是，并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有的只是红色血统，更可异者，“红旗下的蛋”，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大多是在广阔天地，读了一个“社会大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高王凌带有神秘感，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很少披露自己的身世。只是到了晚年，禁不住苦苦劝说，写作学术生涯回忆录——《天道微渺》，才叙说了一下祖孙三代的简况。

高家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平西（苇子水、山神庙），高王凌的爷爷二十六岁还是雇农，其后开了一家车马店，乐善好施。这位老爷子在一位出家的人指点之下，把院门改向东方，终于在六十岁，迎来了儿子高永俊。高永俊年轻时出来抗日，1945年奉命开辟妙峰山地下交通线，1949年带队接收北平电业局。高王凌的母亲，受上一辈南开学子的影响，很早也参加了抗日。

高王凌的父辈，作为“三八式”干部，接受过中等教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秀才，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耳濡目染，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很早就喜欢上了阅读，成为两个读书种子，兄弟俩成日后长在著名学者，追本溯源，不难从革命干部家庭氛围找到答案。

高王凌小学是香山小学，中学是清华附中，高王凌小学很淘，很少得到表扬，但，写的一笔好字，班级黑板报的台柱子。清华附中曾担任过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祥地”，清华初中生高王凌与红卫兵的风云人物，曾经离得那么近。

红卫兵的风云人物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由“天之骄子”变成“时代弃子”，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四百多万“知识青年”居然于半年之内，有条不紊地从城市来到乡村。

1968年，高王凌与清华附中同学宋启安、秦嘉黎、彭承元，来到山西太谷县西吾村插队。“我在18岁到山西插队，小蒙17岁去了东北农场。不久父母也下放去农村，特别来信嘱咐我要读书上进；也不再干涉我的思想自由（那几年我读了太多的灰皮书）。”

“红旗下的蛋”，由北京到山西，由城市到农村，由学生到农民，十八岁的高王凌都要承受，高王凌克服了“文化冲突”，成为一位地道的农把式，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五年耕读生涯，并成为高王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第五代学人，多数有“双插”的经历。第一次插队就是指上山下乡，第二次插队，则是改革开放之后，负笈欧美，相对于第一次插队，不妨称之为“洋插队”。经历了文革和插队，高王凌这一代学人出道很晚，二十多岁才上大学，而且上的还是工农兵大学。

难能可贵的是，高王凌对插队生涯，不像一般学人埋怨，“我不抱怨我的插队，因为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是我必经的一个历程。（如《荒漠甘泉》所说）人的命运恐怕不应该由自己规定。高王凌在《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明确提出，学问是从“当身历史”而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得益于“当身历史”之处，正不知有多少。“插队就是我的当身历史，而且是第一重要的当身历史”。

一年四季，春种夏长秋收冬藏。高王凌和清华附中一块插队的同学，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农村过着简陋和辛劳的日子，冬天农闲，一旦回到北京，便成为“精神贵族”，遍读群籍，特别是灰皮书和黄皮书。高王凌的候鸟式生活，“大院子弟”和“准大院子弟”中，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绘制百年学术地图，对第五代学人的际遇，缺少一种同情之理解。

高王凌是一位素心人，山西太谷县西吾村五年“农把式”，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一直在内心翻腾，日后进入学界，高王凌不仅没有将这一段“当身历史”格式化，而且自觉将个人经历得来的“体悟”与专业研究相结合，别开生面，耳目一新，成长为当代学界“特殊独一人”，特殊之处，正在于此。高王凌发现“反行为”，流淌着五年知青生涯的体温，不是靠爬格子苦心冥想而来。

这期间，不单单认识了农村，山西的经历可能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影响了我，哪怕是潜意识的。例如我所说的“反行为”，就和山西人的性格大为契合。比如，老乡就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咱们怂老西儿”之类的话（须知，所谓“反行为”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怂，表面上顺从，认怂并不是认输，只是不硬抗而已）。

我的祖先是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北京西部的大山里的。不曾想我又回到山西，到太谷插队，当了五年农民。在那之前，我曾带着我弟弟（小蒙）回老家了一趟。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农村之始。（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自从大饥荒以来，农民一度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开始全面实施“反着来”的“隐秘行为”，即“反行为”。其总战略就是“怠工”（磨洋工加压产），同时利用偷粮、瞒产、借粮多种手段，以弥补自己微薄的生活。高王凌将自己发现的这一段“当身历史”，写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一书，成为将“当身历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一部典范之作。

不宁唯是，高王凌在山西插队期间，遇到了日后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居功至伟——“发展组”的陈一咨和邓英淘，神聊之后，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种当身际遇，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一段历史，而且，还积淀在内心，投射到现实，照亮了以后生活的道路。恢复高考之后，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同时考取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在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高小蒙读本科，高王凌留在清史所，高小蒙毕业时，高王凌将弟弟推荐给已经受到招安的“宋江”——陈一咨。高小蒙在发展组为推动取消统购统销而殚精竭虑。

高王凌虽然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精神上则一直在发展组，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来回穿梭。还帮助发展组的精神领袖——杜润生，撰写自述。

五年插队生涯，高王凌不仅了解了农村，体察了农民，还成为一位“农民党”，高王凌虽然身在清史所，但，一生著述，大体上离不开“农村、农民、农业”，哪怕是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也有很深的影子，插队生活给高王凌的烙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一般人的共识。若说生活是学术的源泉，则言人人殊。高王凌将五年的插队生涯转化成了学术，“敏锐”，“发人所未言”，不是靠了聪明，也不是爬格子，而是靠了平常心，还有直觉。

我也不抱怨我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那也可以说是我当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三年大学生活里我们有三分之一时间学的是当代史。老师（刘书礼）曾为我们请老农民来讲课。也曾带我们下乡，去学习写作村史。（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大学得以恢复，这时候上大学的学生，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称之为工农兵学员。1973年至1976年，高王凌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了三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高王凌深入书海，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高王凌的脚步声闻名全校，用功和努力的程度，可以想见。时间虽短，收获颇丰，虚心向罗元贞先生、江地先生问学，刘书礼老师带着下乡，写作村史，值得铭记。

山西大学历史系，高王凌“别具用心”，就是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上的错谬。认定理论乃从事实中来，打算从史实上从新认识理论，修正理论，发现理论。显然与前对比，是有了一定的进境。

毕业之后，高王凌在雁北地区工作了两年，迎来了1978年的大转折。

三

1978年高王凌考取了研究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我把报考目标定为社会经济史。这不是没有来由的，看我的经历就知道了”。1981年与孔祥吉一起留所。孔祥吉前往美国后，高氏成为清史所唯一的“大师兄”。

高王凌的硕士论文研究四川的场市,踏踏实实读了四百多部四川方志,建立了很强的历史感,中国传统到底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是一种市场经济,有了明确的判断。高先生认为，传统农业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和数量。经济增长大多与“交换”有关，人口增加带来巨大需求，经济发展决非仅仅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更多地依靠“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地区开发》《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

虽然专攻清史，高王凌未能忘情于现实，1982年参与了发展组的江西调查。此外，最重要的活动，大概就是“一个国王在纽约”了。“一个国王在纽约”，为高王凌老友唐晓峰语，比喻在纽约那一年的日子。1986年9月，高王凌作为路思（Luce）基金学者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了一年多时间。此间，高王凌访问了访问了十来所大学，结识了诸多汉学家；注册成立了中国留美学者历史学会；最重要的是，高王凌发生了文化立场的转变。可以想见，高王凌的精神生活中，纽约一年的当身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高王凌也属于“双插”式的学人，山西太谷县五年的“土插队”，将高王凌塑造成一位“农民党”，纽约一年的“洋插队”，使高王凌深刻体会到：我是一个中国人。

当然，“文化冲突”是必不可免的。高王凌手握二万四千美金，语言不通，有钱花不出去，这倒是次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国访学的机会很少，因此，高王凌作为路思基金学者来到美国，一般人印象中，光鲜无比，金光闪闪。可是，高王凌踏上新大陆，感觉比五年插队生活还受罪，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很难受，自己禁不住哭了一场。就好像“洋插队”，简直比插队还痛苦。

反过来一想，不用刷盘子，比起一般留学生，自己在纽约的生活，美国人给自己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还获得了思想自由。简直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一切都释然了，也就好受了。当时，唐晓峰在锡拉丘兹大学（先做访问学者，后来读了博士；该校地理系在全美名列前茅）。相距不远，两人时相过从。

高王凌1986年9月到达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马不停蹄：1987年1月，加州之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加州理工学院、尔湾大学、史丹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夏季： 密西根大学（安阿伯）、密西根州立大学（东兰辛）、匹兹堡大学、俄亥俄肯特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冬季： 哈佛大学（之前已去过两三次）。

1987一年里，高王凌在加州洛杉矶大学、伯克利大学、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五所学府，就清朝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作了演讲，并发表了《一个理想的追求》。“当然，我在这几年来，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切实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其一是清代经济政策，其二与粮政有关），并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高王凌的“洋插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最重要的是，我发生了文化立场的转变。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众所周知，我们在过去的教育下，每一个人都成了“反传统派”，几乎无一例外。崇拜的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柏杨的“酱缸文化”，恨不能写得比他更好。现在突然改变了。就好像到了外星球，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文化基点：原来我就是一个中国人（不是月球人，也不是美国人）！

1988年，《河殇》播出，好评如潮，但，刚刚回国的高王凌，秉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学术理念，与老友李零联袂抨击“倒霉怨祖宗”的不良情绪，认为《〈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河殇》的主创人员后来说，此篇乃对《河殇》最深刻的批评，无疑，得益于“正面观察”以及中长期的文化建设。不妨说“当身历史”和“正面观察”是理解高王凌文化心态的两把钥匙。

高王凌还申请到一笔福特基金会（Ford）的三个月的资助，研究的题目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大意是说：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的许多特点（例如在十八世纪），如农业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及租佃制度，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自由，遍布各地的市集系统和市场制度，以及商品性的生产经营等，长期以来，多被视为“封建”、“落后”而遭致全盘否定。然而它们与“现代化”之间真是截然对立、毫不相容的么？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实际的而不是虚设的历史贯通起来，并把观察的尺度放得足够长远，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些制度的意义和现代价值。

1987年，高王凌在肯特大学拜访王业键先生，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国农村改革》，王业键先生亲自担任翻译，高王凌感念不已。一年的时间，焚膏油以继晷，总共能读几本书呢？因此，高王凌并没有呆在图书馆，坐拥书城，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模范人物”，相反，尽可能访问学界师友，高王凌与国际汉学界大腕有着非同一般的交谊，从而对汉学界的动态了如指掌，更可贵的是，还精准地预示了学界的走向。

费正清、施坚雅、马若德、魏斐德、史景迁、帕金斯、奥克森伯格、李侃如、费惟凯、孔飞力、白思鼎、黎安友、王念祖、李思勤、曾小萍、白彬菊、韩书瑞、陈秋坤、欧力德，华裔学者何炳棣、夏志清、王业键、许倬云、胡昌度、黄宗智、王国斌、李中清、杜念中……

我在美国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访问了这么多所大学，认识了这么多有名的教授。我了解了他们的研究，甚至连他们的学生在研究什么题目，都几乎一清二楚。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学术视野。

当年，高王凌在路思学者中差不多属于年龄最小的之一，但，高王凌创建了中国留美历史学者学会，一年之内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最大的了。

高王凌到哥伦比亚大学，魏斐德（高王凌喜欢称之为威克曼）暂时离开伯克利，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高王凌前去看望魏斐德，提出建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想法。魏斐德不仅理解，而且说，理事会作个决定就行了。但，由于理事会中某华裔学者设置障碍，事情变得复杂了，高王凌面临着筹资、注册等问题。

高王凌获得了李岩、王希、高峥、巫鸿、唐晓峰等诸多朋友的鼎力支助，最终筹到了资金，1987年9月，高王凌担任注册会长，召集七十多个学子来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共襄盛举。黄仁宇、唐德刚等人亲临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唐德刚教授鼓励新一代留美学子做一个“通吃派”。

值得高兴的是，这个学会，至今还在美国生存着，一拨一拨的学子，一年一年地把她办了下去。现在她已存在了三十多年。由一个“小宝贝”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儿”。

四

1990年，我转向当代历史研究。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这里头有着一个“机缘”，与杜润生有关。但若没有这一个机缘，我迟早也是要这样做的（或许是在退休以后）。因为那里饱含着我的内心关切。她是由插队下乡就决定了的。

高王凌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但，内心关切则一直停留在当代，这是由当身历史所决定的。高王凌回国之后，八十年代最后两年，进行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的写作，历史来到了九十年代，学界风习有一个巨大的转换，思想淡出，学问凸显；学者则由十字街头回归象牙塔，躲进小楼成一统。

高王凌反其道而行之，原本退休以后研究当代史，由于道义和良知的召唤，提前了二十年，这就是《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

高王凌插队的地方，是山西太谷县西吾村，高王凌在这里接待了中国改革的重要操盘手——陈一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高王凌于1982年将弟弟高小蒙，介绍给昔日的“宋江”，这样，高小蒙得以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手下工作，高小蒙与周其仁、宋国青成为杜润生颇为器重的三位爱徒之一。杜润生的老家正是山西太谷县，高王凌在太谷度过了五年的插队生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高王凌从精神上，一直是发展组的一员，不仅思考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而且还参与1982年江西调查。一度，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发函，保障高王凌每年有几个月时间进行农村调查，引发了清史所“单位主义”发作，高王凌在学术户口单位，日益边缘化。

但，一段时间以来，高王凌是否属于发展组的一员，就连发展组的人，也不是那么明确，这一境况，确实令人疑惑。依照高王凌的判断，发展组前后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上梁山”、“受招安”、“后水浒”。高王凌本人却是经过发展组三个阶段的少数。

“上梁山”阶段，高王凌就结识了宋江——陈一咨和发展组的一位大将——邓英淘；“受招安”，发展组轰轰烈烈，高王凌本人的学术户口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并不在发展组。高王凌虽然参与发展组的农村调查和小组讨论，但，类似于客卿，发展组组员“单位主义”发作，不大认可发展组有高王凌这么一位，虽非势所必至，但也情有可原。其实，高王凌曾对发展组的组织建设有所建言，带头大哥“宋江”采纳了高王凌的建议。这一阶段，高王凌对发展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了，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而且，“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理念，可以说是呼之欲出。

高王凌眼中，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高王凌：《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6月1版）

发展组的“后水浒”时代，愈发看到高王凌的独特作用。1990年，发展组的“精神教父”——杜润生刚刚赋闲。高小蒙回家，征求哥哥的意见：怎么办？这样杜润生先生挂帅，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前后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陈锡文、高小蒙、高王凌、谢扬、林毅夫、崔晓犁、白南生、何道峰、张焕平，在九号院（清代礼王府），召开了一系列小会，讨论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的放弃、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的大风暴，等等。此时，九号院，已经人去楼空，几位后生聚集在杜润生身边，暴风骤雨过后，这个小组，颇有风雨之中的宁静。

小组在交流切磋的过程中，既有着热烈的讨论，也有着理性的思考，高王凌成为杜润生的“关门弟子”，因为不用坐班，肯于下乡调查，高王凌与杜润生开始了一个系统的研究，这就有了“反行为”的研究。

很长时期有一种观点，好像农民是信服“集体化”，是上级“要怎样他们就怎样做”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小组会上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的！

就因为这句话，杜老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他指示我专门去做此项调查研究。（高王凌：《超越史料学派》，第42页）

高王凌与杜润生先生商议，选择在山西太谷，进行调查，这里既是杜润生的老家，也是高王凌插队的地方。高王凌在这里进行了两次调查，去前，杜润生发布指示，回来后，杜润生听取汇报，还提醒高王凌：不要把小帽子扣在大脑袋上。2013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终于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高王凌不止一次说：这是我跟杜润生二人的共同研究，绝非虚言。

2017年，高王凌先生回首学术生涯四十年，结语部分论及平生：在我一生中，经历过一些历史事件，更多的是描绘、记录了许多历史画卷，颇有些波澜壮阔者，比如从18世纪与乾隆，到农民与地主，到前三十年（包括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和反行为），有如一部战争大片的导演。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其中主角说起的一句话：我只觉得个人的渺小……

（谢志浩，《关东学刊》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