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很生猛，很鲜活，很原生态，但，也颇有些意气用事。当年，赵俪生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读书时，除了叶公超先生的课还有一点滋味，其他则寡然无趣。“文艺青年”赵俪生很自然将目光投向了文史哲三系，赵俪生以为清华中国文学系真正讲出东西来的是闻一多先生，朱自清、俞平伯两位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令赵俪生十分失望。亲不亲，立场分。赵俪生听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张申府的《逻辑》，赵俪生对课堂上不怎么讲《逻辑》的张申府先生很是亲近，冯友兰则因其政治立场的多变而不受赵俪生的待见。
赵俪生对水木清华的老辈还是很尊崇的。赵俪生站到了历史胜利者一方，接收北平之前，因如何对待陈寅恪得罪了“大人物”成仿吾。赵俪生在清华园读书时没有听进雷海宗和刘崇鋐两位通史老师的课。赵俪生说一位照本宣科，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资料；另一位天马行空，类似于单口相声。这么刁钻也就罢了，几十年以后，已经成为著名史学家的赵俪生还在宣泄个人情绪，忘记了同情之了解。赵俪生所说“照本宣科”者指的是后来流落台湾的刘崇鋐先生；“天马行空”指的是留在大陆的雷海宗先生。
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鋐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堆bibliography（资料），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地“扯”吧。60年后，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老师一上堂就念诵道：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
假如这是讲《神话学》倒还罢了，可这是讲《中国通史》呀？！古往今来，天底下地皮上，哪有讲《中国通史》这么个讲法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了。（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1版1印，第35页）
雷海宗先生并不是只有赵俪生这么一位学生，否则，雷海宗先生在历史上就会以这种形象定格。赵俪生的同级学友还有汪篯、丁则良、何炳棣。丁则良、汪篯没有来得及回首往事，就先后于1957年、1966年告别了这个喧嚣的世界。丁则良的弟弟——丁则民比赵俪生晚些年听到雷海宗先生的课，丁则民听课的感受与赵俪生迥然不同，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他的史学造诣和学术思想的精邃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学识精湛，方面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带片纸只字便能对所讲的问题做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得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在解放前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3月1版1印，下同，第126页）
丁则民喜爱雷海宗先生的课，溢美之言也是情理之中。不过，雷海宗先生讲课没有一定的魅力和风格，相信丁则民不会使用“炉火纯青”来形容。相对于丁则民所说的“普遍”，赵俪生属于“特例”。也许，赵俪生少年时喜爱历史，看了不少史书，雷海宗先生的课让他吃不饱，“大课”出现这种情形是难以避免的。“大课”与“小课”受众不一样，“大课”属于通识课，上课的学友来自各个院系，水平参差不齐，“大课”老师只顾及一己的学术兴趣，不照顾学友的心理感受，那么，“大课”的效果就很难说了。丁则民说雷海宗先生的课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百听不厌，罕有其匹；赵俪生听不进去，也不仅仅是忙着进行创作和翻译，狂飙突进加入激进社团的赵俪生对清华园老师搞“意图伦理”，赵俪生眼中两位有些右倾的冯友兰、雷海宗先生，自然疏远以至于厌弃。与此相对照，张申府的《逻辑》课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赵俪生喜欢的不得了。
陈寅恪先生就上不了“大课”。陈寅恪据说水平高到“小班课”学友面临很大困难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讲课不是自拉自唱，须要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水平很高，讲不出来，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来，不适合讲课，调动一下工作，专门进行研究好了，何必让学友们受罪呢！
讲课是一门艺术，陈岱孙先生、雷海宗先生讲课的水准，不要说水木清华，放眼民国讲台也是首屈一指的。首先，陈岱孙和雷海宗两位先生，不仅敬业，关键是乐业，大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慰；其次，两位先生对所讲的内容，反复琢磨，吃深吃透，达到了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境界，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第三，富有哲学头脑，删繁化简，逻辑清晰；第四，具有时间观念，一节课五十分钟，讲到一段落，正好下课，听过陈岱孙和雷海宗先生课的学生，印象颇深，难以忘怀。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雷海宗先生进入大家视野，得益于经久不息的“民国热”。遥想当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钱钟书进入大家视野，九十年代，陈寅恪进入大家视野，二〇〇〇年以后，季羡林进入大家视野，二〇一〇年以来，林徽因、梁思成热了起来。所有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其实，只要把钱钟书——陈寅恪——季羡林——林徽因、梁思成串联起来，一个共同的指向——水木清华。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钱钟书、季羡林都是清华人，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陈寅恪先生乃清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清华大学的地标之一。梁思成、钱钟书、季羡林是清华毕业生，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和复员后的清华有过短期的教书生涯。林徽因与清华的渊源集中在了老金——金岳霖身上，当然不妥；林徽因的公公——梁启超乃清华“灵魂人物”，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确立得益于梁任公在清华的演讲；梁任公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林徽因在抗战胜利后不仅主持设计了清华大学教工宿舍，还随夫君梁思成来到水木清华建筑工程学系，刘致平、莫宗江、吴良镛、罗哲文几位没少听林徽因的“训示”和“布道”。
清末民初乃中国文明史“第三个”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大珠小珠落玉盘，嘈嘈切切错杂弹，没有一家能够成为“主弦律”。新中国则处处有“主旋律”。从“新中国”穿越历史隧道来到“旧中国”，面对多元的学术生态，极有可能先入为主，以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纲举目张，统领民国学术文化大局。
具有了“主旋律”的理念，看待很多问题，倒也简洁明了。单以清华历史学系而论，“定海神针”无疑是义宁先生——陈寅恪了。随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刊行，陈寅恪先生作为“出土文物”被重新发现。陈寅恪弟子和再传弟子心中很明晰——清华历史学派如果有一个核心和主导的话，那么，毋庸置疑，非陈寅恪先生莫属。“拥陈派”眼中只有陈寅恪，提及清华历史学系言必称陈寅恪，清华历史学系的“中流砥柱”自然是陈寅恪了。很长一段时间，满城争说陈寅恪，陈寅恪诸位同事——刘崇鋐、蒋廷黻、雷海宗的身影则模糊不清。
清华历史学系这艘小船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上下颠簸，左右摇晃。1948年陈寅恪来到了康乐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二十一年。雷海宗、吴晗、周一良三位留在大陆，吴晗在新旧嬗变之际，亦学亦政，风头无两，谁承想，福兮祸兮，泰极丕来，竟然沦落为1966年文革最早的牺牲品；1940年代的际遇，使得雷海宗先生五十年代初就被视为“右派”，1957年戴上“右冠”，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周一良在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变奏中，载沉载浮，上下颠簸，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接近油尽灯枯，还有多少余勇可鼓！
刘崇鋐、蒋廷黻1949年之后“南渡”与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共存亡。相比留在大陆的老同事，刘崇鋐、蒋廷黻少了“检讨”和“洗澡”，没有“批判”和“运动”，倒也平静安详。不过，孤悬海外，夜阑人静，故国乔木之思，无限兴亡之感，不时袭上心头。刘崇鋐先生“述而不作”，一生太谨慎，留下的文献很少；蒋廷黻倒也多姿多彩，亦学亦政，既以司马迁自任，也以张骞自任，既书写历史，也创造历史。
《蒋廷黻：历史学系的铁腕改革者》，没有对蒋廷黻先生在水木清华的建树进行重点论述，侧重点放在破除对蒋廷黻的迷信，因此，了解之同情不够多。陈寅恪带着国学研究院的光环，加上陈寅恪弟子和再传弟子的推波助澜，学界对陈寅恪在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地位已经形成共识，坚信不移。这让受过蒋廷黻恩惠的何炳棣实在看不下去，大作翻案文章，表彰蒋廷黻的历史贡献，将蒋廷黻担任清华历史学系主任期间的作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不遗余力地把蒋廷黻塑造成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人物。张国刚受到何炳棣的影响谈及清华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多有以讹传讹之处——蒋廷黻来后，清华历史学系注重中国历史的局面才被打破，云云，云云。
这样一来，蒋廷黻和陈寅恪有点清华社会学系潘光旦和陈达先生似的不断进行“打擂”。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蒋廷黻研究晚清史；陈寅恪为学问而学问，蒋廷黻则推崇学以致用；陈寅恪乃一纯正的学人，蒋廷黻亦学亦政；陈寅恪倔强，蒋廷黻霸蛮；陈寅恪有遗民心态，蒋廷黻守护民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历史学系，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先生各自有着独特的史学风格。难有一个普适的模版将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吴晗装得下。清华历史学系是一个擂台，陈寅恪、蒋廷黻之间互相较劲，明里拆台，暗中过招，不难窥见历史学家的“幽暗意识”。只要读过《读史阅世六十年》，不难作出判断：清华历史学系的真君子只有一位忍辱负重的雷海宗先生。陈寅恪、吴晗两位“大有来头”的人物对待雷海宗先生，不具有开阔的胸怀和良好的修养。清华历史学系可不像社会学系的两位君子——潘光旦和陈达公开打擂，互不相让，又是争论了半辈子的好朋友。
陈寅恪选择魏晋南北朝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隐含着家族史的追问，也有对“当身史”的回避。陈寅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谓“掐头去尾”。陈寅恪看来，上古史茫然无迹，材料太少，还须借助考古学；陈寅恪爱谈晚清史事，又怕因祖父陈宝箴的政治身份和自己的遗民心态而涌起的兴亡之感压过了历史理性，难以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不得已放弃清史的研究。权衡再三，最后，选择了不古不今、不中不外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陈寅恪先生给人的印象，走的是乾嘉学派的路子，这种路数与胡适、傅斯年所倡导的史料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陈寅恪的挚友——陈垣先生走的这个路子，陈寅恪先生则非。民国史学领导人胡适和傅斯年喜欢问题少谈主义，这种理念反映在史学研究上，摒弃理论，寻找资料，最好让资料说话，不妨称之为“新汉学”。1948年，余嘉锡、陈垣两位先生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反映了胡适和傅斯年的史学偏好。
陈寅恪表面上侧重于考据，其实，与陈垣的史学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将两位先生的书放在一起，就会看得很清楚。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因为信从先生的史学，所以，多数在“林中路”迷途了，恍然间以为陈寅恪先生走的是考据的路子，陈寅恪先生庖丁解牛，举重若轻的史学风格，后辈只学了一个皮毛，以至于越走越窄。
陈寅恪先生想依照《资治通鉴》写一本中国通史。终其一生，陈寅恪写中国通史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往深里说与其秉承的史观不无关系。所理解的历史如果只是大事年表，那么，一本大事年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中国通史》。通古今之变乃任何一本《中国通史》的题中应有之义。陈门弟子和再传弟子，对中国历史的生态和格局，没有陈寅恪先生那种全局性的观照，甘愿在魏晋南北朝史的某个片段进行深耕，他们做梦都不敢以一人之力撰写《中国通史》。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只能有待未来出现的“太史公”了。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陈寅恪与蒋廷黻、雷海宗存在着各异的史学理念，不同的研究方向，这是很正常的。陈寅恪是史学大家，蒋廷黻和雷海宗也是有着大抱负的一代学人，让蒋廷黻和雷海宗成为同事陈寅恪的“粉丝”，也不大现实啊！
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
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9月1版，2016年5月3印，下同，第66页）
接下来何炳棣就要一槌定音：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图穷匕首见”，何炳棣开始翻案：陈寅恪再了不起，也只是精于考据而已，三十年代清华历史学系“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何炳棣眼中蒋廷黻比陈寅恪高明，理由有二：一，蒋廷黻开拓了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新领域，二，蒋廷黻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这一“偏”，就偏到了“综合”。陈寅恪精于“考据”，蒋廷黻既有“考据”，也有“综合”，这样，“二比一”，蒋廷黻取得历史性胜利。其实，清华历史学系雷海宗和张荫麟两位先生，真正具有“义理”，雷海宗和张荫麟雷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因此，能用哲学的眼光打量中国历史。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算得上凤毛麟角了。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2年迎来了雷海宗，1934年迎来了张荫麟，学术界耳目为之一新。雷海宗和张荫麟是顾炎武、黄宗羲之后真正具有哲学素养的史学家。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副修哲学，张荫麟在斯坦福大学主修哲学和社会学。1929年从南开大学来到水木清华的蒋廷黻，迫在眉睫，十万火急，谋求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改造。清华历史学系来了两位富有哲学头脑的学者，这才是蒋廷黻棋高一着的所在。蒋廷黻明白，仅仅停留在考据还不是历史学的境界。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说话的是掌握材料的历史学者。真要达到历史学的境界，不仅就事论事，还要就事论理，如此这般，才能超越史料学派。
1932年雷海宗与同级好友闻一多殊途同归，一起回到水木清华，此前四年之前回校的萨本栋与此后两年回校的潘光旦皆为1922年同级放洋同学。这一级，个性自由，思想奔放，既有守望象牙塔的雷海宗、萨本栋，也有奔赴十字街头的罗隆基，还有在象牙塔和十字街头之间穿梭的闻一多、潘光旦。
雷海宗与陈岱孙一样，从教书生涯中获得了极大乐趣，风云变幻，不论水木清华还是西南联大，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不像蒋廷黻，政府一征召就满心欢喜地入阁了。人才内阁的带头大哥——曾在水木清华耕耘做到行政院长的翁文灏先生有一次深有感慨地说：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能做别的！
翁文灏先生离开学术研究一线前往国民政府就职，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有什么值得留下的遗产？“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能做别的”，其实，翁文灏先生是在自责，行政没有做好，学问也丢了；被翁文灏先生带入内阁的蒋廷黻，典型的湖南脾气，反省又有什么用？一条道走到黑得了！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舵手——郑天挺先生被调离北大，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大学史的一个不解之谜，其实，谜底并不复杂：郑天挺和胡适先生共事多年，日后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郑天挺都会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德高望重、深孚众望的郑天挺在北大一天，有司想在北大纵横捭阖，难度系数就高了。主事者对“北大舵手”——郑天挺先生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先生被调往南开，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1932至1952年，雷海宗先生从而立之年到知天命之年，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献给了水木清华。可以说，雷海宗对水木清华有着与梅贻琦先生一样的感情——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华文学院院系调整时被连根拔掉，绝大部分先生不幸之中的万幸，分配到了与清华近在咫尺的燕园，清华历史学系的十一位同事之中，孔繁霱、邵循正、王信忠、周一良、王永兴、噶邦福、汪籛七位调北京大学历史系。孙毓棠调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丁则良调东北人民大学，吴晗1949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1951年9月出任北京市文教委员会主任，统筹院系调整。
这里补充一句，孙毓棠因经济学专长调经济所，组织上看重丁则良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的学术优势调东北人民大学，没有来得及发挥专业优势，1957年从苏联回国住在北京大学，听闻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涌现了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于1957年8月8日自沉未名湖。邵循正深夜处理老友丁则良善后事宜受到风寒得了呼吸道痼疾。
雷海宗先生，没有随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大部分老同事一起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而是调往南开大学。主持调动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和文教委员会主任吴晗乃雷海宗昔日同事，只要稍微顾及一点同事情分，雷海宗也不会单独调入南开大学。
郑天挺先生和雷海宗先生，前往南开时的心态很不一样。郑先生一生志业都在北大，因此，接到通知时内心波动不小。雷海宗先生则不一样，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若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07页）郑天挺和雷海宗——北大史学台柱和清华史学台柱相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也是一种难得的慰藉，两位先生与冯文潜先生每周都会碰头神聊。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民国继受清代“朴学”之余绪，外引兰克史学之理念，居于史坛领导地位的是“新汉学”，“新汉学”的领军人物是胡适先生，“大将”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乃“新汉学”的主旨。郑天挺先生所在的北大历史学系是胡适派学术思想的一个大本营，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先生被傅斯年视为民国史学界“新汉学”的标杆取决于民国的学术生态。雷海宗先生所在的清华历史学系，除了史学老辈陈寅恪和胡适的爱徒吴晗之外，雷海宗先生作为“新宋学”的典型与胡适主导的“新汉学”分庭抗礼。
当时“新宋学”虽然处于“非主流”，弹性很大的清末民初，“新宋学”有不小的生长空间，加以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一度生长很快。“新宋学”史学分为左翼和右翼，“左翼”的领军人物是郭沫若；“右翼”的领军人物是雷海宗。“左翼”信奉卡尔·马克思，“右翼”信奉斯宾格勒。“左翼”史学的巨擘，郭沫若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现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1978年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厌烦了左翼史学的宣传，开始面向民国寻找精神资源，正好看到了陈寅恪的身影，陈寅恪、钱穆作为“出土文物”被重新发现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也有统一的称号——民国史学四大家。风水轮流转，不知不觉间时代风尚由“新宋学”轮转到了“新汉学”，民国年间具有朴学功底的老先生开始吃香。
时代的流转兴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雷海宗先生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可谓在劫难逃。雷海宗的“罪错”不在“新宋学”而在“新宋学”的右翼。雷海宗先生的不幸在于是一位彻底的“新宋学”主义者，服膺马克思的德国老乡——斯宾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雷海宗先生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先天具有“政治不正确”。民国“新汉学”吃香时，雷先生属于“新宋学”；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新宋学”吃香时，雷海宗先生属于“新宋学”的右翼。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新汉学”又开始吃香，雷海宗先生依然寂寞。
雷海宗先生晚年弟子——王敦书对恩师有着深入的理解和体会，王敦书在《学贯中西 桃李天下》一文中系统梳理了雷海宗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擅长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把握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努力打破欧洲中心论和王朝体系传统，建立起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光耀中华历史体系。第三，热爱祖国，坚决抗日，热情歌颂中国的历史，积极弘扬中华文化。第四，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追求真理，锐意创新，不断前进，勇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11—315页）
何炳棣总结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风格，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不大符合清华历史学系的事实。不过“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用在雷海宗先生身上倒是非常恰当。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11页）
做一位真正的史学家绝非易事，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雷海宗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家，不仅与社会科学结合还与自然科学结合，学术储备之丰厚，颇具百科全书的气魄。雷海宗先生，声音如雷，学问如海，一代史宗。绝非虚言。
何炳棣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有清华历史学系做到了中史和西史并重，事实并非如此；何炳棣还说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之前清华历史学系偏重中国史，这也与事实不合。何炳棣的说法抹杀了清华历史学系首任主任陆懋德先生的贡献，为蒋廷黻曾在清华历史学系进行铁腕改革的说法张本。雷海宗先生作为蒋廷黻引进的人才，并没有将学术兴趣停留在西洋史而是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史”和史学方法。
王敦书说雷海宗先生治史的突出特征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进行观照。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志浩注：现在一般称之为兰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12页）
王敦书先生爱师心切，似乎不加上“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就不足以说明雷海宗先生运用考据游刃有余的程度。雷海宗先生拥有清华历史学系的三个优点，岂不是一位堪称完美的历史学家！雷先生是人不是神，拥有何炳棣所指出的两个特点就已经难能可贵了。雷先生的著述不以考据见长，这是事实，没有必要回护，造成新的误会。雷海宗先生的著述有着自己的追求。非要让一位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历史学者走“新汉学”的路子，不免强人所难，雷海宗先生走的是“新宋学”的路子，要在史实之外悟出一些发人深思的道理。
《蒋廷黻回忆录》所举杨树达的例子，其实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不少老辈在丰富复杂的历史面前表现得十分谨慎，可以归因于朴素的治学风格，考据学的极致大概就是如此，没有必要追问历史背后的道理。老辈或许以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历史哪有那么多道理好讲？
不带地图面对历史，历史则可能是一片混沌；先入为主，带着地图，研究历史的所以然，则可能削足适履。杨树达属于前一种情形，雷海宗属于第二种情形。雷先生所带的“地图”，就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文化形态史观主张每一种文明都会经过五个阶段——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
雷海宗先生引进斯宾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历史相互印证，并将中国大历史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中国文明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帝国主义时代、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这是中国文明的第一周。雷海宗先生发现中国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的是，经过淝水之战后奇迹般地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比其它文明多经历了一周。雷海宗先生对中国的前途抱有乐观的态度——抗日战争极有可能开启中国文明第三周。
“新宋学”的“左派”郭沫若引入斯宾格勒老乡——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中国依然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雷海宗的中国文明“两周”和郭沫若的五个历史阶段，都是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高度概括。雷先生的特殊际遇在于：民国时期胡适和傅斯年主导的“新汉学”占据史坛，雷海宗先生虽非主流，尚有一定的发展的空间；1949年之后郭沫若氏领导的“新宋学”成为主旋律，一花开罢百花煞。雷海宗比“新汉学”要危险百倍，“新汉学”埋首书斋整理史料，没有理论指导；雷海宗则有自己的理论，可惜的是，这种理论虽然来自德国，但，不是马克思主义。
雷海宗先生发现“中国文明两周”之后，没有放弃对中国文明特质的思考和探索，高屋建瓴地从三个“关键词”——家族、兵制和皇权制度分析梳理中国文明。雷海宗先生从家庭、兵制和皇权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可谓抓住了牛鼻子。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指出，中国文明是一种伦理本位，西方文明是一种集团本位；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是一种差序格局，西方是一种团体格局。雷海宗、梁漱溟、费孝通三位先生，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哲学家，一位社会学家，心意相通，所见略同，有异曲同工之妙。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8年作为《观察》社丛书出版；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1942年开始写作，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雷海宗先生对中国文明总体特征的思索——《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雷海宗早于费孝通和梁漱溟八九年。
中国的伦理本位是从家庭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三年丧与孝教的成功，表示大家族制度已又渐渐恢复。人口虽仍不见加多，但并未过度地减少，所以帝国仍能维持，不致像西方同时的罗马帝国因患贫血症而堪堪待死，等到日耳曼的狂风暴雨一来，就立刻气绝。中国虽也有五胡入侵，但最后能把他们消化，再创造新的文化局面，这最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政策。（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1版1印，下同，第64页）
潘光旦先生认为，儒家思想的基本面也是家族制度。这个制度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视为旧伦理、旧道德的渊薮，历史的包袱，只具有负面的价值。回首已是百年身。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正面观察中国文明，依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家族制度的最大价值，或许是在极困难的境况中，生生不息，应付局面。
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大小，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若要两种都不做，是办不到的事。东汉以下的中国不能做刀俎，当然也不愿做鱼肉；但实际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47页）
东汉以来中国的“兵”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意味着中国日益“文化”而不是“武化”。士大夫阶层的兴盛为中国进一步“文化”提供了一个厚实的基础。为此，雷海宗先生叹惋不已：伴随着“文化”的上升，“武化”却不断下降，文质彬彬、允文允武的局面难得一见。
梁漱溟先生与雷海宗先生相映成趣，梁漱溟说西方是集团本位，集团本位依靠军事，也依靠宗教，宗教与军事的交集就是十字军东征。中国历史上的积弱，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能征善战，“百户”、“八旗”本身属于军事编制，此种编制能将整个部族武装起来迅速集结。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相对于集团性极强的少数民族吃了不少大亏，毫无办法只能忍着，“以柔弱胜刚强”其实就是一种阿Q精神。
雷海宗先生所说的“小国家”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东汉以下两千年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大家族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此后经过无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不瓦解，就是因为有这个家族制度。每个家族，自己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分子，甚至全体分子，可以遇害或流散死亡；但小国家制度本身不是任何暴力或意外的打击所能摇撼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65页）
“小国家”面对的现实不免残酷，东汉以下的中国不能做刀俎，当然也不愿做鱼肉；但实际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绵延的大家族制度和“武化”的不断削弱，相克相生相辅相成，成为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点，加以元首制度，此乃雷海宗先生“正面观察”中国文明的三个着力点。
老辈先生读了浩如烟海的史料，包括家法族规、历代兵志和皇权制度，怕被人议论不严谨，不敢就中国文明的总体特征做出论断。“新汉学”的末流就变成了小脚女人走路，艰难得很。“新宋学”则与此相反，愿意对中国文明进行综合的整体的判断，“新宋学”的末流——削足适履，刻舟求剑，把丰富多元立体的中国历史弄得面目全非。
1957年戴上“右冠”的雷海宗先生，迎来了一位副博士研究生——王敦书。遗憾的是此时雷先生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年轻的王敦书经常被组织提醒：不能和雷海宗走得太近。王敦书内心的纠结，只可为内人道，不可为外人言。戴上右冠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雷先生遭受了一生最大的打击。雷海宗先生心中讲台就是战场。
雷海宗先生的父亲是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和清华1922年级友潘光旦一样笃信基督教，雷海宗先生有着克己和宽容的美德。何炳棣发现，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间全系师生茶话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通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12页）
清华历史学系不是武陵源，陈寅恪在雷海宗先生面前所说的这种风凉话，实在大煞风景！觉得史料不足征不开设《中国上古史》，那是陈寅恪的自由；雷海宗克服史料缺乏的困难，开设《中国上古史》，那是雷海宗的学术自由。陈寅恪对雷海宗所进行的冷嘲热讽，未免有失深沉历史学家的风度。
何炳棣说话，经常须要打折扣才能采信。但，何炳棣对雷海宗先生的追忆，可信度颇高。何炳棣说，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雷夫人张景茀回忆：我于1930年与雷海宗结婚，1962年他去世。在这三十多年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举一件小事，证明他是先人后己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我们全家由昆明乘飞机飞往重庆。飞机抵重庆时，有两位女同事所带行李比较多，无人帮忙，海宗即先将两位女同事的行李搬妥后，再搬自己的行李。（《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2页）
1932年雷海宗先生回到水木清华任教，吴晗此时尚在清华历史学系读书，雷海宗先生与吴晗之间就具有了师徒名分。吴晗——这位“大有来头”的小伙子，1934年毕业留系任教从此与陈寅恪、雷海宗、张荫麟成为同事。张荫麟是吴晗的铁哥儿们，意气相投，理念相近，两位与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一起组建史学研究会，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史坛注入了一股生气。
陈寅恪先生是民国史学领袖胡适和傅斯年所敬重的史学大家，又有国学研究院的资历，绝顶聪明的吴晗无论如何也不敢开罪德高望重的陈寅恪；吴晗面对只比自己大七岁的雷海宗，内心是有想法的。恩师胡适先生希望吴晗胜任整理明代史料工作，吴晗当时所秉持的学术理念，毫无疑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新汉学”新秀吴晗讥讽主张“新宋学”的雷海宗先生，有据可查，铁证如山。因此，雷海宗在清华历史学系遇到了陈寅恪和吴晗两位同事的前后夹击。
钱穆先生离开西南联大之后《中国通史》一课由吴晗与孙毓棠、雷海宗三位分担。吴晗上课念讲义，挡着半个脸，一下课似离弦之箭消失的无影无踪，以至于西南联大的学生传说一句话——上课不见人面，下课不见人影。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雷海宗先生讲课受到学友的热烈欢迎：雷海宗声音洪亮，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解历史事件既材料翔实，又说明前因后果，更揭示性质意义，娓娓动听，使人受用不尽。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雷海宗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他学问渊博，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学认真负责，又讲究教学方法，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这样的旁听生，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16页）
人生有一大事因缘，雷先生就是为讲台而生的。雷海宗先生的心一直在三尺讲台，雷夫人张景茀回忆：1962年春，他患慢性肾炎，是不治之症，已三年了。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4克，全身浮肿，步履艰难。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毅然乘着三轮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他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外国史学史”是一门新课，以前各大学历史系都未开过，据说此门课在北大是由几位教授合开的，而南开只由海宗一人讲授。海宗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4页）
（《回望清华》，香江出版社2018年12月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