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10月9日，三年前的今天——2015年10月9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者——杜润生先生以一百零二岁的高龄去世。记得2013年第一次写杜先生——《仁者杜润生》，当时，杜先生健在。五年以来，通过阅读高王凌先生，初步理解杜润生先生的“以阴柔致天下”，与诸位学友分享新的思想进境，很是欣慰！
杜润生先生是山西太谷人，一生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因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中国历史的一大关键转型，杜润生先生的个性和风姿，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只有穿插中国农民的生存智慧，才会体悟走出“劳动营”的历史转型中，杜润生先生的苦心孤诣，自然会涉及到帮助杜润生撰写自述的重要助手——也就是2018年8月26日平生第一次坐高铁前往北京八宝山送别的高王凌先生。
一
杜润生在党内以进行土地改革而知名，资深的土地问题权威，深深懂得土地问题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分量。杜润生有一句话，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农民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农民最大的问题则是土地。
旧社会，地主老剥削农民，课本上这么说，大家就信了：地主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甚至还有压迫，那就变成了恶霸地主了呗！大家想一想：农民也不是吃闲饭的，农民老光着脚呀？农民也愿意穿鞋呀！谁过年不吃顿饺子呀！农民的理想是什么呀？农民的理想是当地主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老愣子进行励志教育：大愣子，二愣子，小愣子听好了，一定要世世代代成为农民，可不许干别的！谁希望子子孙孙一直当农民呀！谁这样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勿相忘。谁老是那么想：咱受人家剥削惯了！谁老是受虐狂呀！
旧社会，地主不可能把所有的地都控制起来。据高王凌先生研究，地主控制的土地，也就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间。不热爱耕种，不是农把式，没有勤俭持家的传统，怎么可能成为地主呢！再说了，老一辈即使是大地主，开垦的土地到了小一辈那里，可能就秃噜了。推牌九，一番两瞪眼，输房子输地，卖儿鬻女，是不？这属于非正常情形。
再说一种正常的情形，不抽烟，不喝酒，勤俭持家，辛苦劳作，老辈攒下的地产，也会递减。多子多福的地主，一千亩地传到孙子辈，每个孙子的福分就很少了。地主就相当于现在的种田能手，劳模。
河北历史上打大仗，赤地千里。战争停止后，经济进入恢复时期，政府组织移民，大队人马从山西过来了。“人口迁移办公室”设在山西洪洞大槐树，山西躲过了战争的劫难，人口繁盛。石家庄地方志，经常有一种说法，祖上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鸹窝。山西人生活不说多滋润，反正过得去。政府一个命令，就把大批民众迁移到河北，河南，山东。土著不愿意迁，政府就捆着他们，自然高兴不起来。走一段就要报告：我要方便。押送的兵勇赶紧把二愣子、三胖子的手解开。捆着人家的手呢，大小便“解手”，“解手”和大小便建立了关系。谁愿意走呀？不愿意走呀！但，不走又不行，捆着呢！
山东人闯关东呀，山西人走西口，广东、福建人下南洋，不需要政府组织，照样声势浩大。整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闯关东的山东人多达七百万以上。政府一组织，那就变成被动的，二愣子，三胖子分配到哪去，政府想不到征求移民的意见。安置想往哪个地方安置，二愣子，三胖子就得去。合不合心呀？就不一定了，这就是政府组织移民的强迫性。老家村里边，也就那么几个大姓：东头老吴，老张，中间老赵，西头老谢，结为异姓兄弟，再加上小芳，翠花等几个姑娘，繁衍生息，成为两千多口人的大村。老年间从山西迁来的时候，由于劳动技术水平低，几千亩地，一望无际，种不过来。
最初，那么多地，二愣子，三胖子打着滚种地，也种不过来，还用争地呀！一头牛，汉武帝时期发明的双铧犁：嘚驾！二愣子，三胖子，再加上小芳，翠花，四个人种五千亩多地，谈何容易！没人种地，没人收割，轻而易举就能成为地主？
中世纪西方的地主与中国的地主，迥然不同。西方的地主就是奴隶主呀！躺着就行：约翰，史密斯，给我干活。中国的地主，怎么可能那么滋润呢！中国的地主，是“地”的主人；西方的地主，不仅占有一块土地，而且占有土地上耕种的约翰和史密斯，并进一步对之进行人身控制。
哪些人可以成为地主？不勤劳，就不大可能在中国成为地主，除非异族入主中原。这不很明显的事吗！不勤劳，不开垦土地，不是农把式，怎么成为地主呀？种地须细心，须耐心，为什么？靠天吃饭，须有平常心。人少地多的时候，经过一两代，种田能手，农把式，勤劳致富，成为地主了。
跟着父母兄长到地里干活，有心人两三年找到头绪，行距，间距，什么时候耕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人和人之间不一样。大家注意，中国以农立国。不要以为祖宗十八代贫下中农，就可以保佑生下来会种地。可不是那么回事。我在村里面，就属于闲人。为什么？除草时，谷子和莠子分不清；整枝时，长桃的枝掰下来，疯长的枝留下来，干不了庄家活。
拥有上千亩土地，雇十几个长工，也很正常。长工一年四季吃住都在地主家，十几口子长工农闲时也不为主家做什么，但，地主懂得善使长工恶使牛。东北长工农闲时间更长了，能歇小半年，天寒地冻，地硬的杠杠的，怎么安排农活？农忙的时候，往往要和天气作战，抢重抢收，全靠长工的战斗力。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这都是在论的。
村里遇到灾荒，大地主家的“长工”至少是旱涝保收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把长工辞了，否则，从道义上说不过去。一遇风吹草动，就把长工辞了，很不厚道。电视连续剧《大宅门》，白家落难时有人跟二奶奶说：柜上何必养着这么多闲人？二奶奶斩钉截铁地说：万万不可！以后还指着这些老人呢！二奶奶所作所为，让柜上老人产生一种归属感。老白家有难，还这么看重自己，柜上伙计是什么感受？鼓起勇气，共克时艰。
小时候，有这个疑问。看一个连环画——《半夜鸡叫》，作者高玉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还到咱们学校做过忆苦思甜报告。《半夜鸡叫》的地主老财周扒皮，听这名字——周扒皮，能有好吗！周扒皮黑灯瞎火半夜起来，跑到鸡窝学鸡叫，引发公鸡打鸣，公鸡一打鸣，命令长工下地干活。
大家想想，什么农活非得半夜三更干？也不是没有：第一，抢收的时候。比方说麦子，收割，脱粒，扬场，颗粒归仓，环环相扣；第二，抢种的时候。中国农业的生态，时令不等人，因此要抢种；再一个，浇地的时候。水来啦，浇不上，水不等人。浇水的时候，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包括两个村之间的矛盾，往往处于白热化，一不留神，就会出现械斗，为什么？抢水。
没有什么能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农民充满着生存智慧，想成为地主，足够勤劳，进行开垦呗！先在院里开垦，发展庭院经济。比方说，家姐院里就是一个菜园，种着丝瓜，北瓜，黄瓜，西红柿，茄子，柿子椒，豆角。吃不了送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学校有大片菜地。北门外是南栗村，北门附近的菜地就是南栗村村民开的荒。南栗村村民想不通：用着俺们的地，也不盖楼，荒着怪可惜的，地就利用起来了，想种点啥就种点啥。
2014年妞妞在正定中学复读，大佛寺北边住着，正定老太太把自家种的韭菜、荤香拿到集市上卖，一边摘菜，一边跟旁边摆摊儿的小贩聊天，卖出去就卖，卖剩下了，回家包饺子，或者蒸包子。很有意思。
村里边总有闲地，二愣子见大伙儿不种，就去开垦，时间长了，约定俗成，有一种自然的认定，这块地归二愣子所有。农民不被控制那么严，有产权，有交易，有集市，生活固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农民的日子，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一个特别勤劳的农民，好歹在水渠上撒点豆，加上自家院子的小菜园，除非天不活人，绝收好几年，战争和瘟疫，否则的话，想把农民饿死，并不容易。赶上灾年，过的不易，向地主家借粮食。地主家也没有那么多余粮，但，还是要借给一点，谁没有走窄的时候啊！佃户交租子：今年减产了，少交点呗？中国以农立国，农民有很高的生存智慧，不要低估中国农民的生存智慧。文学作品里面农民的形象，要是信了，只能活在幻象之中。
不接触农民，从书本中了解农民，总觉得中年人都像“闰土”一样，神情麻木，沉默寡言，其实，每个村子都有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农民。活人太难，要过下去，这么不算计，那么不算计，谁替我考虑呀！因此，算计点这个，算计点那个。没有这种算计劲，没有生存智慧，能行吗！
农民遇到丰年的时候，就要想到一旦遇到灾年怎么办。绝种了，或者绝收了，农民口述一封遗书，说对不起朝廷，就在家里等死！不是那样。地主日子也难，借不来粮食，农民就会拿着一根棍子，一个破碗，拖家带口，走上了要饭之路。张维迎在西北大学读书时，一位好哥们过年来吴堡县看望张维迎，听到乡亲们说人民公社时期，逃荒要饭的日子过得最好，以为天方夜谭。
小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遇到要饭的：大娘、大嫂、大哥、大姐，给口吃的吧！一问哪的？山东的。再一个，衡水，沧州一带，盐碱地没有收成。怎么给吃的呀：一两个窝头，拿点萝卜咸菜，然后，给碗里倒点热水，把窝头泡泡。一般肩上背着褡裢，吃不了，放到褡裢里。
旧社会逃荒要饭，看到大宅门，走不动了。没有灾荒也讨饭，职业讨饭就叫“丐帮”。 要饭的有生存智慧，一唱歌，要的多。很多民间艺术就是这么来的，包括二人转，老年间很多都是要饭的。闲暇时间长，慢慢冬季，财主家也需要文化生活呀！老太太过寿，二人转艺人在地主家唱三天三夜，老太太特别高兴：赏！
旧社会，一个大地主，特别是掌握几千亩地的大地主，就可以成为一个“国王”，或者“部落酋长”。各路人马都得打交道，还得武装起来，有民团，也就是家丁，看家护院，弄几条狗不顶用。
遇到荒年，方圆十几里少有的大宅门，门口有百十来号要饭的，地主开门也不是，不开门也不是。不开门，真有可能把大门挤开；开门吧，哪有那多么粮食呀！这就叫吃大户。地主应对吃大户，须有高度的生存智慧。地主对下人必须厚道，这样，下人才有可能忠心耿耿。善使长工恶使牛，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
二
新中国绝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新中国的社会控制呢，一度特别严，“产业军”和“劳动营”变成现实。三十年时间，农民不仅生活上捉襟见肘，而且与土地的天然感情，为人民公社所割裂了。滴水不漏的社会控制，农民想反也不可能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实行“不反之反”，也就是“反行为”。
除了房子，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了。也就不难理解，低指标瓜菜代，老头老婆儿死得快，农民付出非正常死亡的巨大代价。1959年，1960年，1961年，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少说有一千七百万，听到一种说法，非正常死亡三百万，三百万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农民那么难，总有人挺身而出，力所能及帮衬农民。一九六零年，在山西洪洞县，这人为的自然灾害也和全国一样，但浮夸风、假大空更为严重。因此这地方饿死的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就那些营养失调、全身浮肿、奄奄一息、半死不活的患者，县医院都装不下了。患者都是一样的病，其实全是饿的，但是在那假话满天飞真话下地狱的年头，谁都不敢实话实说。谁要敢说是饿的，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十八字挨饿方针，谁就是现行反革命。明知如此，省委还是要作作官样文章，派人去检查了解，看究竟为什么流行这种传染病。这桩差事就派到了平素目空一切、又不会讨好领导的林鹏头上。老林心如明镜，知道这是省委给他出的难题，他敢实话实说吗？他也不敢说！不过老林就是老林，应对之计早已成竹在胸。到洪洞县两天后，林鹏就给省委写了报告，说这是一种阶段性的流行传染病，并且说他家有早年的祖传秘方，可以救治。省委见了报告自然高兴。就授权林鹏负责治疗。洪洞县委也要求老林开出药方，早日治愈病人，免去一方之灾。
老林对此也十分认真，斟而酌之地开出了药方：药名：扶正驱邪解困养胃丸。药料：红枣、板栗、核桃仁、人参果（花生）、桂花、香米、糯米、大黄米、大麦米、兰花豆各若干。以上药料，蒸熟烘干成粉，再加入红糖、蜂蜜若干，合成鸡卵大小药丸，温开水送服，每次一丸，每日三次。
林鹏本人每日也来三丸。药厂这些制造者们，人人心照不宣，一切都由公家报销，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你吃！他吃！大家都吃，吃了都说这是好药！这一场药丸工程果然见效。一个月过后，患者都恢复了健康！老林也受到山西省委的表扬嘉奖，真是皆大欢喜。（王晓雯sxpd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c0a71d210102x219.html）官员也有反行为，林鹏发明“扶正驱邪解困养胃丸”，也是“反行为”的一种。
山西有一位县委书记，低指标瓜菜带，把国库里边的粮食分了，开仓放粮。当时这是大罪，破坏了毛主席的既定国策，坐了多年监牢。但是，这位干部，名望甚高，孩子也没怎么受影响。老百姓知道这是为民请命，解救了很多人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1978年从监狱里边出来，大家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为民请命，并不是没有，但，撼动不了既定的国策。
1962年，一度收归集体的“自留地”才又重新回到农民手中，自留地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杯水车薪，毕竟，聊胜于无。中国农民的要求也简单，不过，简单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理想，到了新中国，实现起来更加艰难。主事者担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劳动营”和“产业军”，风流云散，溃不成军。因此，只能巩固，决不后退。
人民公社时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口大钟，队长准时敲钟，派活之后，然后出工。那时候，看菜园几乎可以说是最好的活了，瓜果梨桃，茄子，西红柿，黄瓜，喜欢吃什么就摘什么，既简单，又受益。人民公社时期，会计、出纳、保管员，属于既得利益群体。饲养员的生活也挺美。生产队的牛要生小牛了，队长让保管员给饲养员二十斤棒子，晚上，饲养员就把棒子背回家了。
高王凌先生说：旧社会，农民不仅对付地主，还要对付官府。对付地主有生存智慧，对付官府有反抗。人民公社时期，社会高压控制，不能进行直接的反抗，只好来一个“不反之反”。从菜地“顺”回来——茄子，西红柿，黄瓜。看菜园的往家顺，不是看菜园的，依然如此呀！凭什么只许看菜园的往回顺呀！
农民对付官府，这有反行为，官府没有赢，虽然认怂了，农民不认输，通过“反行为”，找补回来。高王凌先生写了一本《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梳理农民和官府之间的博弈。中国农民是怎样面对横逆的？毛主席为什么老想着教育农民？觉悟不高呗！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从地里出来，从来不闲着，总要顺点什么，鼓捣花生，就顺点花生；摘棉花就顺点棉花。主事者想不通：为什么农民老爱从地里顺东西？可以想见，农民受亏待，日子有多难。七大姑八大姨，没人当队长，没人当会计，没人当出纳，没人当保管员，怎么办？农民也得活呀！农民依靠“反行为”，才活下来。
我的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中国农民热爱土地，特别热爱土地。按理说，打土豪，分田地，土地又到农民手中了。但是，这仅仅是一种“中间物”，很快就开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和土地的感情被割断。大家想一想？新中国六亿口子人，一两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多可怕的事情！五十多年前不到六十年发生的事。
中国农民的这种境遇，若是在古代早有若干次揭竿而起了，官逼民反。新中国，那么多人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但是，没有造反，没有起义，也没有上井冈山，拿起粪叉子，没有选择与政府直接对抗。
低指标瓜菜代，城市不可能饿死人，饿死也是饿死来自农村的人。城市吃商品粮，每个月有最低保障。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只发展工业化而不发展城市化？毛主席是那么想的，发展城市就要有更多的人吃商品粮。吃商品粮的人多了，那么，种粮食的人少了，“劳动营”和“产业军”，农业生产大兵团作战的“优势”，就有可能丧失殆尽。
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票证”，民生日用，衣食住行，所有的东西都要“票”，有“票”走遍天下，没“票”寸步难行。1988年，环宇电视，只有钱，没有“票”，绝对买不到，怎么回事？短缺呗！
中国解决了“肚子”的问题，这是个大进步。搞土地革命，依靠农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成功以后，还需要农民做出奉献和牺牲。主事者有一个心思，觉得农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怎么着也没事。为了获得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搞了一个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为什么这样呀？就在于要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又不能像英国那样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作为原料供给地和产品倾销地。怎么办？只能“亏空”农民。这是农民在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革命时期，把儿子送到队伍，建设时期，把粮食献给国家。
什么叫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呀？农产品再稀缺，价格也上不去。按说，物以稀为贵，东西缺了，自然应该贵，“十一”假日，北国超市，西红柿五块六毛三一斤，黄瓜也是五块多钱一斤，西红柿和黄瓜各自买一斤，十块钱没了。为什么呀？不是寿光发水灾了吗！
农产品贱，工业品贵，时间一长，生产农产品的农民也就“贱”了。坐火车发生事故，老外按照一个价格赔偿，剩下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价格，北京、上海直辖市的人，赔偿的价格要高于其他地方，城市高于农村，同命不同价。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可以流动了，但，并不是自由迁徙。农村人到了城市，就因为是农村人，需要办理暂住证。不平等。主事者早就实行一国两制，农民是二等公民。
一种既定的国策有其延续性，可以超期服役。既定国策改变过来，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中国是一艘大船，船小好调头，船大好冲浪。船大不好掉头，船小好掉头。中国是艘大船，不好掉头，政策要掉头，必须有强人。
中国四十年的社会进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建立在农民获得实惠的基础之上，虽然，农民获得的实惠还远远不够。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获得了实惠，农民有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分了土地。高王凌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的理想在新中国得以实现。中国古代史听说过“井田制”，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是“井田制”。中间有口井，井口周围，田地井井有条。井田制的理想，竟然在新中国实现了。
农民变成市民，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当兵，第二，考学，第三，招工。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度把大学取消了。高王凌先生这样的第五代学人之所以称为“知青学者”，大多有插队的经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农兵大学生，这都是1972年以后，毛主席有点后悔，大学取消了也不大好，理工科大学最好还要恢复。这时上大学的，叫做工农兵大学生。
邓小平复出之后主动提出负责教育，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召开会议讨论恢复高考事宜。座谈会前夕，1977年全国招生会议已经结束，延续工农兵学员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查全性教授与武汉大学出身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推动恢复高考方面达成默契，因此，会上查全性教授慷慨陈词：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邓小平听到查全性教授的一番真知灼见，为之动容，当场拍板，恢复高考，1984年，新中国三十五周年游行，北大学生打出条幅——小平您好。
三
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街巷有不少王府。杜润生老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办公的院子——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当时住着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乃前清铁帽子王——礼王的府邸。“九号院”既是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生活区，同时，也是国家农业委员会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区。
中国很多机构双重设置，党里边有一套系统，行政也有一套系统。现在领导农业的行政机关叫农业农村部，还有一个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一个管农村行政，一个管农村政策。农业农村部负责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兽医、农机、农业技术推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农业大政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往往由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担任。2018年机构改革，中央农村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部，部长担任办公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追本溯源，就会追到“九号院”——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事实上，长期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的陈锡文，乃杜润生的门生，出身于“九号院”。
二十世纪世纪八十年代，王岐山在“九号院”追随杜润生，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九号院”作为谋划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也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先生一身而二任，属于“双肩挑”——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协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统筹农村体制改革。
杜润生领导的“发展组”，不仅懂农、知农，还体恤农民，这支队伍被视为“农民党”，实际上，杜润生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是我所理解的智慧政治家杜润生。这个“符号”，也许是杜润生在历史上的独特定位。如果对这一点理解有偏差，那么，就不可能深切体会杜润生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在世时制定的基本国策，如果都正确，那么，只须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照既定方针办就好了。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实际执行中发现不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这叫改革；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过来，岂不是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果真如此，还会有拨乱反正吗！还会有改革吗！
六十年代初，刘少奇支持过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当时，作为恢复农业生产的权宜之计。1962年7月毛主席明确反对之前，各个地方有着不同程度的实施，各级党委未多加干预。毛主席认为“三自一包”是一种退步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基础，斥责为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震怒之于，不仅撤销了“十年没干一件好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判杜润生的老领导——邓子恢，还进一步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实际上，开启了通往文化大革命的绿色通道。
1979年，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离开中国科学院，重新归队，回到“农口”，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贯“右倾”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老人——杜润生，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既不能让人拿“右倾”说事，又不能授人以柄，说是为刘少奇“翻案”。须知，中央还没有为刘少奇平反昭雪，1980年5月17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召开追悼大会。
杜润生的这种独特的风姿，很多人琢磨不透。高王凌先生很晚以后，才知道“农口”的同仁对杜老有着那么多的批评，有的还很不客气。比如，发展组的带头大哥——陈一咨认为，杜润生在“包产到户”上“首鼠两端”。还有一位老干部说“老杜太左”。
高王凌跟杜润生熟识了以后，每每想到，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常常被视为“经济学家”，他好像也认同了）。做事有分寸，不越界，讲究保持其党内和部门内的“发言权”。与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别。可能有人会为此轻视他，其实他极富政治头脑。（高王凌：《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6月1版1印，第33页）高王凌说杜润生是一位通权达变的政治家，大意是说，杜润生“以阴柔致天下”。
杜润生深知党内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当年，批判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刘少奇“三自一包”上瘾的政治老人都在，最大限度地消解这些人的政治疑虑，正是杜润生面临的头等大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过来人，大会小会观摩过杜润生解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风采。杜润生号称“杜铁嘴”，娓娓而谈，滔滔不绝，滴水不漏，整理出来就是一篇主题鲜明、立论有据的好文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杜润生想出一个学名——。这个学名，既拗口，也不顺。农民有生存智慧，汉字也有生存智慧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包产到户”的意思，但，并没有直接说“包产到户”。这个点子，无疑来自杜润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眼中，就是包产到户。当时，杜润生重提“包产到户”，党内必有一部分人转不过这个弯儿来：啊！包产到户，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毛主席可是明确反对过的呀！这还得了！文化大革命倒是有一种说法，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据说，这句名言的知识产权来自袁木。话说回来，走了那么多年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不管搞什么，也得让农民吃饱呀！杜润生出生农家，知农，懂农，肯为农民说话。历史起承转合的关键时刻，杜润生成为中国农村变革的最重要推手之一，推动中国转过这个弯来。
毛主席把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道路，谁也不能搞，眼看着农民饿肚子，也不去想辙。1976年毛主席去世，既有的惯性在原来的轨道滑行，国策还要维持下去，超期服役。中国在治国理政的关键，其实，有一套稳健的制度安排，并不会出现所谓的人亡政息。
治国理政总是指望着让农民多做点额外的贡献。农民的贡献，独多且大，但是，贡献越多，亏空就越大，久而久之，形成“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1984年，杜润生向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建议——减轻农民负担，姚依林回应：“老杜啊，让农民做点额外贡献，这种体制恐怕得维持下去”。
杜润生很早就从事土地改革，一直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农民老做贡献，老亏空，何时休养生息呀！杜润生明确指出：“做贡献我不反对，但应贡献到明处。5%的土地税可提一两个百分点，其他都平等交换，以有利于激励生产。”姚依林说，“时机成熟可以这样搞。”
杜润生先生重新出山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怀有初心，积极稳妥地推动这个事情。杜润生先生所在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于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具有推动的力量。1979、1980年初国家农委的两次会议，均十分重要，杜润老处心积虑，包括特意安排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讲话。（高王凌）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进行过改革。
座谈会召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间，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地主摘帽，“右派”甄别，干部落实政策；经济方面提出三年调整方针，同时准备经济体制改革。许多认识问题很不一致，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大家思想准备又不足。会上有人提出：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为避免分散精力，仍按会前的决定集中讨论责任制问题，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
对于生产责任制的讨论，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包产到组”实行什么制度安排？“包产到户”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包产到组，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曾提到“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会议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允许把劳力、农具、土地、牲畜“四固定”，常年包到组。有的认为不能固定到组，认为那就是分队，是“三级所有”变成“四级所有”。有的主张不固定到组，是行不通的，怎么联系产量？恰巧在这时，发生了“张浩事件”。
张浩是甘肃的干部，他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某些情况，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王任重批示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批示，正好在会议期间，于1979年3月15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因而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
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
关于包产到户，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他说：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年初，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了多种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户）的试点，群众说到组不如到户。包产到户在全县很快推广开来，已占生产队总数的11%，周曰礼整整讲了一天。
除安徽外，广东、四川等地也反映有包产到户的，具体数量不详，只知道办法很多。
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吉林省农工部部长史林琪、广东省农工部部长杜瑞芝，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众的选择。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会议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向要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
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华从农村形势讲起，说：党的三中全会文件是正确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十几人的小会，讲了2个小时，按常规是不多见的。3月22日，王任重又到会讲话，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他们两位的态度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
最后，会议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
最后，华国锋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切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三中全会提出、经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七省三县座谈会是“文革”后，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从结果来看，满意的解决尚需时日。但思想已经解冻，禁区已经打开。（《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1版，2007年1月2印，第104-107页）
这次会议，可以说硝烟弥漫。周曰礼激动地讲了一整天，介绍包产到户的好处，引起了激烈的反弹。湖南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和周曰礼打起来，书写会议纪要时，意见统一不起来。这时候，杜润生的政治智慧凸显了。
杜润生是“农口”的老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小足女人走路”被迫离开“农口”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杜润生：农民观点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
杜润生与王任重，曾在中南地区与一起工作过，两人关系较好。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对杜润生印象不错，也许，这是杜润生1979年出来工作，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一大因缘。王任重这个人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工作能捉住要点。在许多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和他争论，不歧视我们这些观点不同的人，平等对待，一如往昔。（《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1版，2007年1月2印，第108-109页）
杜润生内心很明确，中国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因此，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包产到户的推行，流淌着杜润生的政治智慧。“七省三县”座谈会，不难窥见杜润生的政治风格。
“七省三县”座谈会，湖南、江苏、河北、吉林、安徽、广东、四川七省之中，安徽、广东、四川三省已经进行过改革，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代表参加座谈，不妨视为座谈会的“压舱石”；湖南、江苏、河北、吉林四省之中，吉林省农工部部长史林琪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湖南农委主任要和周曰礼干起来，表达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河北、江苏两省，赞皇农民砍树事件，让河北产生顾虑。江苏是中国传统工业区，社办企业也有自身的优势。支持，反对、观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农口”树立了非常民主、非常活跃的传统。（杨泽江语）
杜润生对极力主张包产到户的周曰礼说，“你把你的意见单独写一个稿子，作为纪要的一部分，你单独向华国锋汇报”，这样，华国锋听到了截然相反的“两个纪要”，华国锋和王任重，摆事实，讲道理，表现了高度的雍容。
农村的试点，杜润生乐观其成。小岗村“包产到户”，得到万里的支持，杜润生把安徽的新变化及时报送中央，民间流传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万里调任国家农委主任，有些人心中“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复辟，安徽继任省委书记，并不支持甚至抵触包产到户。
中国各地的试点，星星之火，到了这个层面，杜润生把情况及时汇报给中央，邓小平行使了最后决定权。邓小平愿意尝试，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再一个摸着石子过河。一个“猫论”，一个“摸论”，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理解这种政治智慧，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偏僻地界，分散地界，不集中的地界，老区，边区，居住比较分散的地区，穷困地区，所谓“老少边散穷”。犄角旮旯的孤门独户，只要放开了，放手让老百姓耕种，就能生长出来。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全国推广的时候，常年坐在办公室的干部忧心忡忡：农民懂不懂划分土地呀？一两年之后，粮食大丰收，有些大干部还不相信，怀疑杜润生是不是“谎报军情”。同样是这块地，同样是这些百姓，人民公社时期，实现了“劳动营”和“产业军”，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一下迸发出来，干的欢实着呢！分了地以后，农民和土地之间一度割裂的深厚感情，又重新接上茬了。虽然只有土地的使用权，但，农民心里已经觉得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了，是不是接近中国古代井田制那种生态？史家高王凌先生看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
杜润生带着小年轻，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团队，为中国历史转型，贡献独多且大。杜润生生前身后，有一种说法不胫而走——“九号院”走出来两个正国级，一个上将。这种叙事方式，意在突出杜润生先生的高大形象，书写“九号院”的历史功绩。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习近平来到正定，刘源来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不约而同遇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深层问题，风尘仆仆，带着问题从田野走进“九号院”，企望得到“九号院”的指导。其实，“九号院”走出来的政要，只有王岐山一人。1982—1988年，王岐山在杜润生身边工作长达六年，耳濡目染，对杜润生的政治智慧，体会颇深。
杜润生流淌着一股道家气象，一生之中有“三多三少”——苦劳多，功劳少；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徐庆全语）。华国锋在“九号院”，挥汗如雨，开垦菜园；杜润生在“九号院”率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小年轻，行行重行行，穿梭于田间地头。“九号院”见证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大幕，徐徐拉开。
杜润生先生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因此，才有“徒子徒孙多”一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林毅夫、宋国青，乃杜润生的门生。周其仁、宋国青和高王凌的弟弟——高小蒙，深受杜润生器重。林毅夫1994年前往燕园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现在叫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宋国青在那里工作。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学院院长温铁军，都是杜润生的门生。
杜润生要求年轻人，一年之中须有半年以上时间深入农村调查。小年轻有插队经历，深知民生之艰难。殊胜因缘，周其仁和陈锡文两位“五同”：两位都是1950年生人；同为上海人；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1982年同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毕业之后一同追随杜润生，前往农村调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杜润生的一大贡献，培养了一批学风十分朴实的经世学派。
杜润生先生有所不为有所为。中央给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万辆卡车，底下的人就跟杜主任说：“留下一千辆”？杜润生摇头，“留下一百辆”？杜润生还是摇头，最后，一辆也没留。试想一下，要是留下了，走后门，批条子，打电话，种种不正之风，就会扑面而来。杜润生之所以成为发展组的灵魂人物，就在于主动斩断部门利益，秉持了一种天下为公的高尚品格。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流淌着杜润生的体温，亲切平等，是一所独特的中国农村研究院，为很多科研院所和大学机构所不及。杜润生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种制度安排，比如说正局级研究员，副局级研究员，奠定了亦学亦政的独特风格。“九号院”出来的小年轻，学风朴实，处事干练。不禁令人想起了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一位经典人物——陈宏谋。
了解杜润生，有三本书，不可不读——《杜润生自述》、《杜润生文集》、《我认识的杜润生》，第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两本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杜润生是山西太谷人氏。太谷是传统农业大县，县城有所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大学在县城，这在国外，司空见惯，反观中国，十分罕见。孔祥熙作为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知名度很高，但，孔祥熙创办并支持铭贤学校，实在难能可贵。山西农业大学已经认可前身是铭贤学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高王凌先生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拱”出来的。包产到户就是民间的首创，农民“拱一拱”，杜润生“试一试”，邓小平“看一看”，中国实现了历史性巨变。这个巨变，宛如平常一段歌，其实，非常的波澜壮阔，得益于杜润生以阴柔致天下。中国人不差粮食，没有饥馑了，乃社会巨大的进步。这个进步，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盛世”，也属于饥饿的“盛世”。吃饱了，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就是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啊！
2008年杜润生九十五岁诞辰之际，杜润生农村改革团队的“四路诸侯”之一——杜瑞芝有一番概括，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农村改革30年，改革是一个上下左右互动的结果。最大的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问题。但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权威支持，最大的动力也动不起来，没有权威是不行的。而且，没有大家的互动、合力、推动也不行。1982年出了一号文件，有了户口。杜老能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对上全面反映情况，各种意见均吸收进去。这个很不简单。（怀念杜瑞芝委员会编：《怀念杜瑞芝》，第25页）
农民没有输，政府没有输，双赢的情况之下，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进步。身在其中，往往看得比较低，其实，这个进步，才是经典的进步。不简单，非常不简单！四十年来时代进步，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因为征地补偿不到位，农民长期上访，受到不公正待遇。这是“后杜润生”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妨跟家族长辈问一问：人民公社时期老辈是怎么过来的？包产到户是怎么回事？就会加深这种感触——中国社会变革之艰难。“劳动营”与“产业军”时期，哀鸿遍野，包产到户使得农村孕育着新生机和希望。
2008年，杜润生九十五岁，得了一个迟到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大奖，杜润生先生谦逊地说，本人只是这个团队的“符号”，但是，很乐意担当这个“符号”。
“九号院”的辉煌已经不再，“九号院”的灵魂人物——杜润生于2015年10月9日与深深眷恋的世界进行最后的告别。老爷子有“遗言”，什么遗言呢？共产党靠农会起家，现在也应该组建农会。“九号院”走出来的“农民党”，陈锡文，周其仁，宋国青，温铁军，赵树凯，不会忘怀杜润生的遗言，推动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018年10月9日，阶梯楼102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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