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4日高王凌先生遽然去世，一盏智慧的明灯须臾熄灭了！薪尽火传，8月26日前往八宝山送别高王凌先生，发愿编一本小书，用以体认和怀想高王凌先生。这就是《高王凌：特殊独一人》一书的缘起。
《高王凌：特殊独一人》一书，因缘际会，分为『体认』、『怀想』、『讲记』、『史料』四部分。『体认』先生之理念；『怀想』先生之为人；『讲记』先生之“当身史”与“道问学”；『史料』汇集与先生往还的邮件和微信。
第一部分——『体认』，这是阅读高先生的体会。『体认』以两篇习作《一洗凡马万古空》和《哥白尼式革命：农民与反行为》开头，这也是用心阅读高王凌先生的“第一锄”和“第二锄”。
2008年底、2009年初，第一次看到高王凌先生博客，发现人文学术的新大陆。此时，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将近十个年头，有一个问题一直挥之不去：传统是否具有正面价值？高王凌先生的“八字方针”——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如此透辟，如此精妙，若触电焉，醍醐灌顶，甘露洒心。2010年春天，“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已经出现在2009—2010年学年第二学期《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试卷中。
高先生博大精深，“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阅读高王凌先生博客五个年头，2013年6月4日写成了第一篇习作——《一洗凡马万古空》。也许，这是学界第一次对高王凌先生进行全面的观照。高先生阅后回复：老弟，天下难得一知音！以天下之大，实在感人。由此可见，高先生“孤”到了何种程度！
2013年12月21日，高先生送我一本《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沉潜一个多月，2014年2月5日写出《哥白尼式革命：农民与反行为》。农民给人的固定印象，不是揭竿而起，便是逆来顺受。两类行为之外，高先生发现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着广泛的“反行为”。
高先生认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长长短短有自己的“当身历史”。早晚有一天，“当身历史”会苏醒，生长出不少有益的东西。《史学方法二则》发挥高王凌先生的史学理念，治史不能倚赖考据和义理，治史应该倚赖经验和直觉。
高王凌先生帮杜润生先生整理自述，视杜润生先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反行为”的发现，既得益于下乡插队的“当身历史”，也得益于老辈杜润生的点拨。2018年10月9日晚，阶梯楼102，聊高王凌先生的精神导师——杜润生先生，穿插农民的生存智慧。《“劳动营”与“产业军”》乃这堂课的录音整理稿，窃以为放在这里还是合宜的。
第二部分，叫做——『怀想』。2013年12月21日与高先生吃饭聊天，回来之后，写下了《高先生一席谈》。
今夕何夕？三个月前的2018年8月24日，忙于搬家，很早就休息了，奇异地梦到高王凌先生，醒来之后，打开手机，几乎同时看到《乾隆三部曲》的策划编辑王毅和爱思想网黎振宇两位友人，发来的高王凌先生讣告。从“识荆”、“忘年交”和“广陵散”三个视角，梳理了心中的高先生，这就是《追念高王凌先生》。
高王凌先生部分著作
2018年8月26日，前往北京八宝山见高先生最后一面。恍惚之间，浮想联翩。回到石家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尽情写入《送别高王凌先生》。文稿写成，定睛一看——8月27日，乃高王凌先生生日，先生生日写稿送别先生，益发令人感慨。
第三部分——『讲记』，『讲记』是在席明纳讲述高王凌先生录音整理文稿。发愿写这本小书时，箧中有关高先生的文稿，只有四万字。《高王凌：特殊独一人》，得益于席明纳之处甚多。席明纳聊高王凌先生，也是起于一念，一路走来，感念曹雪、曹恒、林云、世杭四位学友，再一再二，再三再四。
2018年5月12日，第一次在席明纳聊高王凌先生。当时，高先生健在，虽然全面介绍了高先生，并不认为有多成功，所以，放了很长时间。高先生去世之后，重新听了一遍录音，觉得有必要整理出来；10月13日第二次席明纳，讲高先生的“当身历史”。第五代学人多数有知青的经历，高先生认为自己的学问，与插队有着莫大的关联；10月27日，赶回家与向继东先生谈高先生遗稿出版事宜，有些仓促，录音整理出来，没有放在讲记；11月10日第四次席明纳，聊高先生对“汉学”和“宋学”的双重超越，以及在学术地图的独特位置。夜以继日，整理讲述高王凌先生的录音，加上对高王凌先生的《体认》和《怀想》，接近十七万字，这样，《高王凌：特殊独一人》比较成型了。
第四部分——『史料』，『史料』汇集了与高先生往来的“邮件”和“微信”。学术乃天下公器。高先生去世之后，将往来“邮件”和“微信”整理出来，发现达到七万字。这批信件这既是珍贵的学术史料，也是宝贵的精神遗产，相信对了解先生的际遇和心迹，体认先生的个性和风姿，大有裨益。
熊十力先生痛陈：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之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蓬，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熊十力先生主张，“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高王凌先生信步走来，不经意间成为当代学术地图中“特殊独一人”，正在于发扬了熊十力先生所倡导的“孤往”精神。1987年身在异国的高王凌先生确立了“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理念，为了进行真正的文化建设，毅然决然返回故国，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乃一代“隐藏”的大家。
也许，只有摆脱了东方与西方、左派与右派、传统与现代、汉学与宋学的二元对立，具有雍容的心态，才可以发现高王凌先生——既是一位大彻大悟的读书人，也是一位有着深刻问题意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君子儒！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