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决定谢韬命运的就是这则消息，因为从时间判断，谢韬被隔离审查在前而这则消息在后。但这则消息肯定加剧了谢韬命运的变化，却是毫无疑问的。

2007年，谢韬先生一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以往人们了解谢韬，多数缘于他在胡风事件中的遭遇，但他在胡风事件中又是如何受到牵连的呢？一般认为主要是谢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和胡风有过直接的交往，特别是胡风在和他的来往信件中曾提到，要他帮助查阅一些关于马列经典方面的史料，这些朋友间的正常往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被认为是建议和参与了胡风“三十万言书”的起草，谢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谢韬被隔离审查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曾经力保，但最终还是没有把谢韬从胡风事件中解救出来。

其实，谢韬的命运，有可能和告密相关，也就是说，谢韬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工作环境中的一些言论和对当时政治的态度，被人通过告密的方式上达了相关部门，而这些信息对谢韬极为不利。当时新华社主编的《内部参考》（1955年第124期第436—437页）曾刊载一则消息：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纷纷斥责和揭露胡风分子谢韬的反党行为

【北京分社二十八日电】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揭发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以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等都召开座谈会揭发隐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中的胡风集团分子谢韬的反党行为。连日来，校部各系、班、工会部门委员会、党、团支部等各单位都纷纷写信、打电话要求校党委立即开除谢韬的党籍，撤消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和学衔副教授的职务和称号。大家认为谢韬进行反党活动是长期、有计划的，如谢韬在一九四九年匿名叶逸民公开攻击艾思奇，“三反”时乘机攻击领导向党进攻等；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斗争以来，谢韬采取消极怠工态度，同时他还打击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的人，如对教研室同志讲：胡风的文章你们看不懂，还是慢慢来吧！有一个研究生写论文批判胡风，让谢韬提意见，谢韬说：你对胡风懂得多少，也想批判：有的教授写了批判胡风思想的论文也给他故意压起来，因此，整个教研室就一直没有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来信中还要求校方清查谢起的历史，和他在校外讲课时的情况等。但在青年学生中也还有这种反映：认为谢韬是一个“好教师”，年轻有为，怎么会是胡风分子，多可惜啊！（丁宝芳）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当时是报送相关部门领导定期阅读的一份内部机密刊物，多数内容是由新华社记者汇总当地内部机关文件和动态以及记者独自了解的情况。关于谢韬的这则材料，是由当时新华驻北京的记者丁宝芳撰写的，从维熙在他的回忆录《走向混饨》中曾提到过丁宝芳，说丁宝芳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

我们从上面这则消息中可以推断，当《人民日报》公布胡风和朋友的往来信件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人立即就注意到了其中提到的谢韬，然后就以告密的方式给相关部门写信反映谢韬的情况。丁宝芳的这则消息，很显然是根据一封告密的信件撰写的，虽然把信的内容作了技术处理，但在行文中还是留下了这样的痕迹，请注意这个叙述：“来信中还要求校方清查谢韬的历史，和他在校外讲课时的情况等。”

我不敢说决定谢韬命运的就是这则消息，因为从时间判断，谢韬被隔离审查在前而这则消息在后，但这则消息肯定加剧了谢韬命运的变化，却是毫无疑问的。吴玉章当时在中国领导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声望，但他都不能保护谢韬，可见相关部门还是相信了告密信中对谢韬的判断，这个逻辑并不复杂。当时的领导人一般是不怀疑《内部参考》刊发消息的真实性的，那些消息在很多领导人看来就是党的文件。

历史已经过去，追究具体个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要承担的道德责任，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但研究历史的真相永远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