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生态
社会学被取消，大体上是30年的光景；后来又被承认，大体上也是30年的时光。
由于全能政治的作用，国家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自然疲软无力。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加以单位制度，社会的功能，长期被压缩在婚丧嫁娶、盖房、搬家等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是取消社会学的大的历史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取消社会学家而解决，所以，1979年之后，社会学被承认，老辈社会学者，经过长期投闲散置，终于在人生的“夕阳红”，重新归队。
但是，就是在恢复社会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社会学依然属于“敏感”学科。社会学家所需要的数据，尚属于国家机密。可以想见，社会学者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2006年7月15日，笔者出席在太原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学的掌门人陆学艺先生，动情地诉说：社会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言外之意，社会学终于和经济学、法学一样，能够为和谐社会，出大力，流大汗。
就是在社会学这门学科，被束缚手脚的时候，依然有社会学者，深度观察社会的转型，执著思考可能的走向。
郑也夫由于洁癖，走上了独特的道路。他的社会学学问做得有趣、好玩和出活。“正宗”的社会学界既没有趣味，也不好玩。尽管郑也夫，活做得很棒，但是，不大为“正宗”的社会学界所认可，时间一长，自然非常边缘。
性格决定命运，一点都不错的。其实，孙立平先生，也是很出色的社会学家。但，得到正宗社会学界的“礼遇”。2006年中国社会学太原年会，孙立平先生就是大会的报告人。郑也夫和孙立平，惺惺相惜，互相推重。由此，可以见出，孙立平先生雍容的一面。
也夫的朋友薛涌，曾经采访过费孝通老先生，当面问老先生：要出现费孝通这么大个头的社会学家需要多少年？费孝通老先生沉思片刻，说了一句话：至少五十年。怎么说呢？费孝通的精神滋养，那是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马林诺斯基提供的。后辈吃的什么奶？谁可以成为当代的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
其实，费孝通的意思是说：学术大师的出现，必须依赖健全的学术生态，出活的学术群落。当代大陆的社会学，也不能说是一潭死水，但是，充其量是学术大海上的泡沫而已。
“正宗”的社会学界赢者通吃，只有宗派而没有学派。具有也夫风格的学者，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太多。一个也夫，就改变了学术思想的生态，这就是也夫的作用。
也夫曾经说过，搞社会学的动力，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实用。中国大部分社会学家的动力是实用，费孝通老先生说自己志在富民，接近实用；当代一般的学者就更实在了，主要是富己。
也夫搞社会学，出于一己的兴趣。也夫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对社会的体察和思考，主要是在智力上挑战自我，也夫经常说自己是游戏人，就是这种意思。同时，也夫还具有深切的关怀，再加上博物学的视野，雄辩的口才、清通的文字，使得他对社会的观察，既具有真性情，也具有专业的水准。真性情在也夫那里，表现出执着甚至有点偏执，专业水准并没有使得也夫的东西硬梆梆的，而是在文章中体现理性的清明。郑也夫之所以能够成为郑也夫，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也夫长期以来，由于洁癖使然，不像孙立平先生那么雍容，不大愿意在社会学这个场子里面混，无形之中，就已经把自己边缘化了。至于郑也夫是否具有出活的学术成就，独特的学术理念、有趣的学术话语、好玩的学术生涯，作为整体的社会学生态圈，也不把郑也夫当回事。这就是双向互动。
所以，就会看到奇怪的事情：先前，郑也夫争取学术资助的时候，往往争取不到。后来，干脆不干了，不玩了。根据我的判断，现在就是郑也夫进行课题立项，社会学的掌门人也不一定把项目给他。为什么？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给人家景天魁难看；社会科学基金制度，也被你批判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从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历任社会学会长，你都给人家鼓捣了。
难道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真的连学术是否出活，都看不出来了？也夫的学问，到底如何？不仅潘绥铭、周孝正、孙立平、李银河一清二楚，而且，就是南方社会学界的实力派，比如南京大学的周晓虹，也明白得很。周晓虹当过基金的评委，郑也夫正好申请了一个项目，中国大陆学术界实行匿名投票，除了周晓虹赞成给也夫立项，其他几位评委，没有一位赞成的，结果，也夫的事情就算彻底泡汤了。周晓虹甚至说：只要是郑也夫，不管申请什么项目，都不会错的。可见，周晓虹心目中，也夫搞的东西，质量是信得过的。
是不是其他评委就认识不到也夫的厉害？我才不相信呢？他们心知肚明。陆学艺、郑杭生、景天魁、李培林，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的掌门人，不知道郑也夫的厉害，无论如何说不过去。陆学艺先生1994年一手把也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如果郑杭生先生不认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能够把郑也夫调过去？马戎先生把也夫调到北大，凭的是也夫过硬的学术成就。也夫这么有洁癖的怪人，身上流淌着英雄主义的色彩，已经习惯于单打独斗。张鸣先生说也夫吃遍北京，意思就是这位老游击队员居然可以到处打游击？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也夫还嘴硬，给人家抬杠，从这里可以见出也夫的偏执。
不错，也夫说自己是逃难，能跑就跑。但是，放眼大陆，不是谁都可以随便从中国人民大学逃到北京大学的，也夫应该承认吧！也夫在逃难之中，对于大陆的学术界似乎已经失望到极点，但是，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认可也夫的学术成就的。可见，在中国社会，即使像也夫这么怪异，还是能够容得下去的，不妨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再说了，没有项目，没有基金，也夫还不照样把社会学弄得精彩纷呈？不适合“集体项目”的也夫，主要是个性太突出。现在，什么都兴团队，必须有一大帮人，看起来似乎挺有声势，同时，必须具有资源，比方说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什么的，某大学社会学系的掌门人，这样的人，最适合搞集体项目。
也夫看到这里，兴许有点不高兴：难道志浩认为我不具有合作意识？也夫理解错了。坊间大部头的“集体项目”，可以说，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个性在这里，一点都没有，不奇怪；“集体项目”表面看起来是合作的结晶，其实，就大陆目前的学术空气来看，笔者不相信，这些集体项目是充分交流思想和学术的结晶。充其量，一块分课题费、一块获得人文社会科学奖项而已。
也夫这种类型的人，其实是特别单纯善良的，这就是说，只要具有底线学术认同，并没有说多么难打交道。比方说，也夫和潘绥铭、沈原“三个混球”（沈原具有此语的知识产权，郑先生在人民大学的时候，还有刘世定、林彬、孙立平）合作编写《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每年一本，可以说合作无间，爽快得很。也夫这么有洁癖的人，都能与潘绥铭、沈原进行合作，这充分说明，也夫不是不能合作的人。只是，也夫更多地觉得，学术生产是一种个性化的产物，而且必须进行深度切磋砥砺。
也夫之所以不大合群，也许在于他的天真烂漫，人家社会学家都是老成持重的。在社会学的田野，也夫到处都觉得好奇，旺盛的求知欲，宽广的视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注定也夫成为终生的游击队员。不仅是不断变换单位，更主要的是，也夫要阅尽社会这本无言的大书。
二、学术标杆
狭隘、封闭的社会学界，无论生态还是心态，也夫与社会学界，不大合拍。也就是说，郑也夫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并不是社会学水土和气候作用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反方向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滋养郑也夫的精神资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也夫考取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也许是由于用力过猛，结果反倒不大理想。按照现在的说法，也夫这班的同学都属于补录的。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但是，也夫看待事物能够具有通达的目光，可以算得上历史系的收获。
也夫经常念叨，社会学这一学科内部的差异程度非常惊人，也许就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学在专业化建构方面，举步维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1979年费孝通老先生都已经69岁了，但是被胡乔木软硬兼施，硬着头皮归队。“五脏六腑”一样都没有，怎么办？只能在南开大学搞了社会学进修班，具有速成的作用。当今不少社会学的骨干和大腕儿，就是南开速成班的黄埔一期。这是1982年的事情。
当时，也夫正好从社科院世界宗教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殊途同归，1982年，也夫正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员，带着理想，带着朝气，也带着那份属于也夫的特立独行。
历史真是妙啊！
也夫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时候，英语特别突出，齐世荣先生内心还是挺待见也夫的。无奈，也夫浑身散发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使他忍受不了“扩招”和“补录”的耻辱，学校不给补录生提供住宿，“走读”对于运动健将也夫来说，不值一提；关键是入学的时候，由于没有单位的依托，也夫不能享受助学金，这对也夫是个不小的打击。
所以，1979年也夫用力，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研究生，每月可以获得40元补助，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导师赵复三先生其实总共也就见了也夫十来回。学术理念各异，志趣不同，再加上老先生过度意识形态的心态，师生关系谈不上有多好。但是，导师不希望也夫走捷径，所以，也夫最初的选题被否定了。这时候，也夫的英语功底，大有用武之地，硕士论文研究的涂尔干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从此也夫走上了社会学的道路，渐行渐远。
也夫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费孝通先生已经领衔恢复社会学。别看费孝通既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又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会长，早年的书生意气已经荡然无存。既然被叫来救火的，就得听从人家的指挥。心高气傲的费孝通，身边很少有看的上眼的，但是，社会学这个大筐，什么样的人物都得往里装。何建章这样的经济工作者，协助费孝通工作，费孝通是高兴呢，还是伤悲呢？没有办法，只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应付一下场面。
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人事档案一直到保存到1994年。1985、1986年两年时间在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社会学。“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是也夫常说的一句话。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也夫就是知名的“托派”（托福考试的相关知识，比较丰富），联系出国留学，有不少法门，经常传经送宝，接受出国咨询。这时候，也夫真是万丈雄心，心潮逐浪。
也夫本来已经联系好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但是，中国社科院比较较真和呆板，就是没有允许，也夫干着急没有办法。丹佛大学比起伊利诺斯，学术品质要差一些，但也夫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其实，80年代政治的清明和火热的改革氛围，激发了也夫的深沉思考。忙于出国的时候，似乎也顾不了那么多。但是，来到美国，沉潜在也夫内心的思考，重新充溢心中。在美国，导师不认为硕士生是什么人才，充其量只是学术的半成品而已，不读到博士毕业，导师就会很伤心的。本来也夫去丹佛大学，是奔着博士去的。只要修满足够的学分，就可以获得博士毕业。但是，也夫实在难以忍受不能写作的痛苦。导师、亲朋好友，没有人认为也夫不读下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好不容易出国，结果连博士学位都不想要了，何苦来哉！见到画画的堂哥，也夫整天与堂哥争辩，内心充满创作的冲动，但是整天临摹的痛苦，实在是难以倾诉的。也夫的真性情，可窥一斑！
正好也夫的学分够得上硕士，这样，也夫于1986年，心急火燎地回到朝思夜想的故国。不到两年的时间，《知识分子与中国》的书稿就顺利完成，这是1988年的4月。接着筹备召开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北戴河开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主力，许纪霖、黄万盛、陈明、谢泳都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议上，这些知识分子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达成一个共识：知识分子必须是对于专业之外的社会有所关怀的人。那时候，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那时候是具有比较公认的底线认同的。1989年之后，随着政治风气的转变，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所以，只能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定语——“公共”。因为，随着犬儒化知识分子的暴富，人文关怀和担当道义，对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1985年费孝通老先生已经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彻底了断，来到北京大学。这对费孝通来说，也是一种寻找社区的努力。郑也夫1994年离开北京社科院，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1998年离开中国社科院，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年离开人民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这时候费孝通已经步入晚年，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离开开满鲜花的田野，化作泥土。两位隔辈的社会学家，足迹有所交叉和重叠。仔细思量，确实很有趣味。
晚年的费孝通，到底做得如何？这是费孝通老先生本人的一大心病。自己仅是花瓶而已，哪里能够像张思之律师，哪怕做花瓶，也要做有刺的花瓶。1957年之后，费孝通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在精神气质上被全能社会彻底打倒。晚岁回首平生，遗憾实多。情不自禁地回忆“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难道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就没有费孝通的风采和神韵吗？也夫作为自觉的知识分子，实在难以在当代寻找精神养料，所以，把目光投向了民国历史。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具有智慧、悟性和才华的知识分子范型——费孝通。也夫对于1949年之前的费孝通，推崇备至。对于《乡土中国》流溢的精辟议论，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
但是，对于晚岁的费孝通，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中所起到的作用，郑也夫并不以为然。也夫对于1980年以后的费孝通，并不看好。当代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成为目前病弱不堪的情形，费孝通难辞其咎。所以，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离开人世，也夫拒绝了《南方周末》的约稿。因为，也夫，不愿意在老先生刚刚离开我们，就要进行批判，也夫觉得那样不够厚道。
但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邀请也夫做学术演讲，回答学友提问时，也夫还是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与社会学界主流意见确实正好相反。也夫不认同社会学界同仁对晚岁的费孝通作出过高的评价。社会学界“言必称费老”的学人，坚定地把费孝通的这个大旗扛下去，晚岁费孝通小城镇调查和“离土不离乡”的构想，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有机部分，被说成是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的一大贡献。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不多的具有水准的政论家和时评家，晚岁的费孝通已经彻底抛弃了40年代人权、自由、民主的理念，论证和印证了政府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政策。聪慧、世故的费孝通，明白政府的需要，这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曲学阿世”。
也夫在深圳的学术演讲中，谈到费孝通的晚年：“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也夫分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费孝通没有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而是将学术当作一种职业，所以，遇到环境的变化，不会把学术当作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领地，早就把学术放弃了，对待学问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1978年以后的费孝通，只是做一些政府认为有用而且立竿见影的东西，这样可以给人证明：社会学是非常有用的，能够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这样，在费孝通的影响之下，在政府的推动之下，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走上一条“急用现学”的路径。
大陆的社会学家，没有兴趣关心丰富生动的社会，心甘情愿做政府的助手，解释社会的能力及其有限，这与社会学共同体的不发达，互为表里，同时与费孝通对社会学的塑造，亦大有关联。
社会学家对于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中国社会大势的理性认知，对未来社会，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社会学家丧失了职守，能够忠于职守的，反倒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怪物。也夫，面对晚岁的费孝通，不由自主，神往四十年代的费孝通，羽扇纶巾，英姿勃发。尽管没有达致40年代费孝通的水准，但是，也夫抛弃80年代的费孝通，这就是不简单的事情，放眼望去，多少社会学家还在紧紧抓住80年代的费孝通。
所以，对于知识界来说，有一个寻找社区的任务。但是对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而言，还有一个树立标杆的工作。不妨把郑也夫当作社会学的标杆，踏着也夫的足迹，寻找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影子。
三、学术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建立大师的认证机制，以便分出“特殊”与“一般”的学者，这是2005年底的事情。万事开头难，推选出来具有极高学术水平、又红又专的学者，已经是2006年7月份的事情。影响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中国社科院总愿意关起门来办，一方面说明中国社科院没有宽阔的胸襟，不能涵盖香港、台湾的学者，另一方面，大陆各地社科院和大学里面的学者也没有涵盖。最主要的是，李泽厚先生不能成为学部委员，可见，评选资格不是按照学术水准，而是主要体现政治过硬。
这让我们想起来，1949年以后，20世纪50年代出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至少在形式上能够包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但是，全能政治的社会生态，是要领导一切学术的，按照这种标准，顾颉刚先生是不能评选为学部委员的。
1977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经济学、历史等13个研究所，整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岳霖、贺麟、钱钟书、杨绛、沈从文，可谓群贤毕至，但，社科院毕竟和大学不一样，很少有师生间交流切磋之乐。在也夫看来，社科院，不能说是知识分子的真正社区。
也夫就是中国社科院毕业的，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在这里一直呆到1994年。1994年到1998年，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呆了四年，尽管也夫有洁癖，但是，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里面的研究人员，低头不见抬头见，好在社科院不用坐班。1995年，也夫进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年之后，景天魁从哲学所来到社会学所。在一次与西方学者交流会上，看似谨小慎微的景天魁，不经意间一开口就说错了，这对也夫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但是，随后的几年，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冲突。如果真要说有的话，在我看来，只能说是学术理念的不同，学术胸襟的差异而已。
所以，2006年中国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最后社会学所的学部委员就是景天魁，尽管这时候，也夫已经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八年之久，但，也夫依然觉得这个世界非常荒诞。忍无可忍，7月31日社科院两周的公示期刚过，也夫发表博客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直言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指出就在景天魁的同事里面，一流学者不少于五位，至于北京地界的学者里面，好过景天魁的也要超过十位。“中国社会学界并不高尚，但也还没有堕落到一点正直的声音都没有。”
笔者也曾写文章，题目就叫做《也夫说“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比较厚道》。一些朋友觉得社会科学，分出高低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说明中国学术共同体还没有成熟，但是就是没有成熟，或者说社会学比较弱势，难道就可以良莠不齐、鱼目混珠？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社会学界，也夫说自己是边缘人，这不是客气话，社会学界主事的，因为有利益的纠结，内心的想法，不可能像也夫这样坦诚。也夫没有捞取什么利益，所以，说话就能够这么坦率。“利益相关者”举证景天魁是二流学者，可能吗？“利益不相关者”也夫把这话说出来，社会学界对于特立独行的也夫能怎么办呢？也夫把这话说出来，从另外的角度观察，也可见出也夫对于社会学界的绝望情绪。
也夫对于景天魁的怀疑，是为了推动社会学界良性评价机制的建立，原本是一个好事。但是，也夫这么出活的社会学家，不懂得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使得社会学界具有一点多元的生态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实现。可以说，这不是也夫的失败，而是，中国学术评价机制的惯性。改变历史的惯性，建立好习惯，殊为困难，没有一两代人的努力，怕是办不成。
也夫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超过景天魁的至少有五位，比如说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其他人，也夫没有说，也许是黄平、李汉林、陆学艺、渠敬东、王春光，这些学者在我看来，确实比景天魁出活。但，景天魁从1998年开始当所长，一直当到2006年。只要有可能，就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编，《中国社会学年鉴》的主编，其他什么课题和项目的负责人，这些都是水到渠成。
“景天魁是二流学者”这一说法，为什么比较厚道呢？因为，也夫毕竟承认景天魁是学者。景天魁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和社会学所前任所长陆学艺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友，中国搞社会学的人有一部分出身于哲学，像陆学艺、郑杭生、景天魁都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晚期，景天魁在山西日报理论部工作。文革结束之后，憧憬回到母校深造，但，此事未果，这样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198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景天魁毕业之后，留所工作，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1995年“半路出家”，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毋庸置疑，景天魁先生确实具有很深的哲学造诣。社会学界的学者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位具有哲学造诣的学者，为什么非要来到社会学所，其实，此种事情，在西方学术界是非常平常的，因为西方学术界都具有宽阔的视野，这也是通才教育的理念，没有什么奇怪的。陆学艺先生回答学界的疑问时，也是这么回答的：景天魁哲学功底不错。
笔者不愿意纠缠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没有意义。英雄莫问出处，不管景天魁什么教育背景，能够在社会学领域取得成就和突破，就值得欣慰。
社会学所关注的视野，极其广阔，所以，社会学家必须具有优美的常识。任何一位社会学者，在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而且变迁迅猛的中国社会面前，他的专业准备都是不够充分的。所以，中国社会学家多元的知识背景和各异的学术兴趣，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差异性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对话、交流、切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话题。但是，这种劣势在一定情形之下，也有可能转化成优势，为社会学的成长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强调景天魁先生的哲学背景，而且进一步强调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确实不够究竟。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比如秦晖，历史专业出身，邓正来，外语专业出身，孙立平，新闻专业出身，也夫本人，既有历史学的背景，也有宗教学的背景。
北京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集中了最多出活的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黄平、李汉林、渠敬东、王春光，中国人民大学有潘绥铭、周孝正，北京大学有郑也夫、王铭铭，清华大学有秦晖、孙立平、郭于华、沈原，中国政法大学有应星，还有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两位掌门：陆学艺和郑杭生。
单就北京来说，至少不下十七八位，学术水准不在景天魁之下。不少人士面对也夫的质疑，说什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言外之意，景天魁到底什么水准，怎么能看得清呢？我在业余弄学术地图的时候，葛兆光先生也是这么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初反对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一个理由。但是，觉得弄不出来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人家中国社科院就弄出来了，而且还是如此有趣。
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们为什么不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形势比人强，也夫对于景天魁的质疑，还是比较厚道的。其实，中国社科院弄出来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47名，绝大部分，是现任或者前任所长，这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四、学术自觉
笔者曾经担任一门《比较文化学》的课程，选取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教材。希腊城邦制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与希腊比较起来，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希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城邦？希腊人似乎没有形成帝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中国其实原来也有好多地方，但是这些地方似乎都在统一的大一统的软件而斗争，最终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家。中国人什么都要讲究“大”，国家势力弱的时候，地盘小的时候，臣民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爱国的热情之高，简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宋一朝，出现了多少“爱国诗人”。中国人对“大”有一种植根于传统的心理积淀。也许希腊正是那么多小城邦没有统一起来，才为多元的文化提供了发育成长的空间。
所以在文化学意义上，“小”往往和多元、互动、多中心相联系，而“大”则往往和一体、融合相联系。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7年过去了，郑先生的思路成为一本书：《城市社会学》（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6月1版）别看这本不到19万字的小书，我以为是社会学经典。只有经典学人，才能有经典著作。20万字篇幅是可以把一个问题谈透彻的。动不动就40万字的“理论著作”倒是挺吓人的，可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在哪里呢？
真正的社会学者，较别的什么人可能更要深入社区、尊重大众。他所研究的是大众的焦点，写文章肯定力求大众看懂。你看，郑也夫读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的《城市发展史》，不玩深沉，怎么考虑的就怎么说：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发明便是城市。城市的出现缘于交流与对话。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抄在这里：“城市衰败的最明显标志，城市中缺乏社会人格存在的最明显标志，就在于缺少对话——并非一定是沉默不语，我同样指的是那种千语一腔的杂乱扰攘，也都是这种表现。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超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机智的斗争又不懂公正的解决，与此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庄重威严。”
郑也夫先生《城市社会学》第七讲，正是讲的城市的规模与类型，专门讲到小城市的优势与劣势，入情入理，真是精辟。郑也夫先生讲：“要是在小地方，生存的情况没这么严峻，生存压力没这么大。周围的人没给你提供这么多不良的示范样板，这么多无形的压力。那地方很安静，那地方自得其乐，那地方居室不太大，周围人都挺高兴。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大地方似乎文化更繁荣，其实在小地方你可能更自得其乐，你可能更爱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最后因为你的热爱生活过得很有味道，最后做出了一点成绩，因为你没有随波逐流，你没有追时尚，追时髦。生存给你的压力要平和得多。”难怪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都在小地方呢？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也许，只有小地方，才可能存在一种宁静。宁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欠缺的正是心灵的宁静。宁静是一种境界，学是学不来的。大学问得自宁静，成功的大学亦得自宁静。当代中国，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宁静的氛围一扫而光，喧嚣正充斥着我们的耳鼓。
阅读郑也夫先生的著作乐趣何在呢？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论，并且所进行的思考是依据常理的思考。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郑也夫先生的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社会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值得欣慰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之不成熟，就在于社会学者好像漂浮在空中，若雪花飞舞，如落叶飘零。给人的感觉，是大海上面漂浮的浪花，而不是大海；郑也夫先生的著作，真是大海，激荡着读者的心灵。这种感人的力量，旁的社会学著作中是体会不到的。
《城市社会学》、《代价论》，两本著作体现着社会学的文化自觉。旁的社会学著作，似乎时刻让人觉得著作的用处，其实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体现不出社会学的价值理性。郑先生的著作，让人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简单地改造社会的力量，而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书店和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图书，社会学著作和记者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一门学科混同于其他的学科，只能说，这门学科存在的理由，似乎已经不是那么充足了。失去了思辨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仅欠缺解释世界的文化力量，而且居然失去了描述世界的独特方法，无论如何是令人失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社会学的尴尬。当代中国的社会学，欠缺学术的滋养、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滋养。费孝通先生在重建社会学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社会学的重建简直可以说是失败的，有什么胜利可言？愈到晚岁，费先生的这种想法越是强烈，老先生要否定自己的工作。
社会学如何突破自己？也夫具有超强的学术胃口，对未知的好奇、对探险的乐趣，很少能够有晚辈与之抗衡。无形之中，也夫完成了对学术边界的跨越，获得了多学科滋养，达到了文化自觉的境界。
五、学术想象
2008年7月19日下午，如约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发表演讲《社会学的硬汉——郑也夫》，为时两个半小时。着重讲郑也夫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我认为这是郑也夫出活的最主要的因素。
百年中国社会学地图中，老一辈先生大都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社会学的想象力居然那么充沛，他们的文章，现在读来，都那么让人神往。
1979年以后恢复重建的大陆社会学，尽管老一辈、小一辈都曾经在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中，饱受打击和压抑，但是，他们社会学的感应神经，似乎已经短路了。他们搞调查、做课题、跑项目、写文章，都不愿意甚至远离自己切身的感触和体验，他们似乎有意疏离着什么。作为一个整天在社会生活中折腾的、有时候甚至饱受社会生活的折腾，但是，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生活体验，更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学术课题相关联。老一辈学者这么做，就是不愿意给自己和朋友身上撒盐，他们的理念是，痛苦已经过去了，说多了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对于费孝通这样的老社会学家来说，只能振作疲惫的精神，为现代化增砖添瓦。
社会学家其实是挺不幸的，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中，体验不一定比别人丰富；具有的体验，也不一定比别人深刻。一个出活的社会学家，必须忠实自己生活，必然对生活有真切而且别样的体验，这样，他们才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
社会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给以合理的解释，给出社会生活的理想图景。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境遇出发，理解当下社会的，社会学家也不不例外。但是，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家，把真实的自我隐藏的很深，层层包裹着自己，利用问卷和概率，去了解中国社会。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社会，究竟吗？事实已经做出很明确的回答，不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作为社会学的酵母，其实是危险的。社会学家不把自己放进去，做为考量的一个对象，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呢？
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应该从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可以看到丰富的社会学问题，谁叫你是社会学家呢？这恐怕是社会学必要的想象力吧！既然老辈学者已经翻译成“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没有必要改正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其实就是“社会学的感觉”，好的社会学家，或者天然，或者经过训练，具有这种敏锐的感觉。秦晖、李银河、孙立平这些出活的社会学家，这种社会学的感觉特别丰富，而且忠实于自己的这种感觉，并且把这种感觉提升到理性的层次。
当然，社会学想象力，不是谁都可以具有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人就喜欢那种干瘪、枯燥、扭曲的论文。否则，何必写那么多毫无声气、死气沉沉的“著作”和“文章”呢！反正，阅读也夫的文章，一点都不觉得无趣。由于，也夫用心体察和思考社会，所以，不管多么无趣的话题，也夫都能写得那么生动活泼、生气勃勃、生机盎然。试想，从心中流溢出来的东西，与真实的境况，怎能不发生碰撞和共鸣呢？
为什么说也夫是自觉传承老辈社会学理念的一代学人呢？老一辈学者潘光旦、费孝通经常在报纸发表学术文章，当然，民国年间，没有“核心期刊”的概念，社会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报纸和杂志表达见解，是很平常的。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属于改良主义者，而没有必要当革命家，革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前景都具有底线乐观的情绪，觉得人文社会还是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也就是说，社会学家都愿意成为富有建设眼光的批判者。社会学家还有费边社那样的精神气质，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不要觉得别人一定不接受。好想法是可以分享的，别人是可以被说动的。
郭于华教授曾经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社会学者能够贯通历史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变幻不定的社会，其实具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好的社会学家，必然能够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理解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把握社会内在的机理。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就是大历史的观念。否则，总是临时抱佛脚，追着社会跑，但总也追不上，望尘莫及。
好的社会学家必然具有自己解释很长一段社会史的能力，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学家，了解民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一事一议，针头线脑，总也不理顺。也夫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出现杀熟的时候，很具有大历史的观念，能够恰如其分地解说杀熟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也夫梳理1949年以来的社会史，看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这个国家在短短50年之内积累了丰富的杀熟经验，当这些杀熟的经验转换到经济上的时候，后果还需要我们指出来吗？
回想往事，1987年第一次听到郑也夫的讲座、得以结识先生的时候，先生37岁，血气方刚；立志描摹也夫这一代学者的时候，也夫大概48岁，年富力强；当我深入也夫的心灵世界，探寻一代社会学家的职志和愿景之时，也夫竟然已经达到耳顺之年。
人生真是经不起回首啊！
六、记忆深处
笔者2003年9月——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回学术的边缘人，自由的在未名湖畔读书、上课、听讲座。无讲课之劳神，无买菜之烦恼，无填写表格之痛苦，更无被逼下蛋之伤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段神仙一般的日子。
且说在北京大学那不成样子的“三教”，领受过经受过一场“公案”的王铭铭先生的“熏陶”，这位铭铭师在大庭广众之中，抽在北大第五代学人中极为少见的烟斗。据说在“王铭铭公案”中，已经被撤销一切学术职务的铭铭还在讲课，进行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研究工作的来自荒僻小城的笔者，无论如何都要见这位“传奇”的主人公一面的。北京大学给了我一个机缘，在人类学的课堂中，就看到了抽着烟斗养神的铭铭师。我问铭铭师，“你是怎么看待郑也夫先生的？”铭铭师不管我的背景，爽快地赞叹道：“那是一条汉子。”
在铭铭的启迪下，笔者尝试着，将北京大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进行一点调查。我以为，这项工作，至少是很有趣的。倒是给自己平添了很多细节，《燕园日记》便是笔者在北京大学一年调查的索引。
风入松书店成立于1995年10月，创始人是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王炜先生，先生抱持为学人服务的理念与宗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传播，这对保存士气，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立，都是有大功的。风入松书店和1993年10月成立的万圣书园都是北京地区的学术圣地，在某种角度上说，对学术的传播甚至胜过北京大学的。它们的出现，使大学教育和学术传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建立了学者和书店的双向互动，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学术界的“知识空间”的开拓，功德无量。万圣、风入松为知识分子拓展了公共空间。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风入松的创始人王炜先生已经于2005年4月11日逝世。据传，王先生逝世时还是一位副教授，但先生给与读者的恩惠，是不应忘怀的。当代中国的学术重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开拓学术传播路径方面，王炜先生是一位先行者。北大访学的一年中，不知去过风入松书店多少次，有好几次，从中午开始访书，晚上九点关门的时候，才不情愿地离开。
查《燕园日记》，2004年2月19日上午11点到达北京大学南门的风入松书店，见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郑也夫先生的系列作品。四种书分别是《知识分子研究》、《阅读生物学札记》、《走出囚徒困境》、《被动吸烟者说》。郑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但是先生的学术工作，特别是知识分子研究，历经坎坷，得以面世，欣慰不已。
往事并不如烟。
认识郑也夫先生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记得是1987年，郑先生在300人教室一层进行学术讲座，讲题似乎和权威有关，那时我还是一个激进的大学生，最喜听的是民主、自由什么的，郑先生却是主张权威的，让我颇有失望的情结。但郑先生条分缕析，有大家风度。结果，我还是不接受权威主义的观点，但认同郑先生论证的方式。巧合的是，那天晚上，黎鸣先生就在300人教室的二层讲民主。
毕业之后，通过《读书》，持续关注先生。郑先生研究社会学，以社会为学问，不摆弄主义，专门研究问题，有方法论的工具，弄出来就精透。此公撰有《礼语·咒词·官腔·黑话》（中国社会科学版1994年3月版）、《代价论》（三联书店版），对围棋和足球有强烈的学术兴趣，著有《中国足球的出路》（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据我所知，在社会学界，有广阔学术视野的，也觉得郑先生出了边儿。
郑先生有自己的理念，既以社会为学问，那么不能总是呆在象牙塔里，他往往以常人的心态，清新的理性，分析问题、解释问题，他的人文主义绝非伤感的人文主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把握得如此谐调的，在学术界，极为罕见。有一大批“学者”陷入主体狂热综合症，把自己的课题来一个刘伶醉酒式的夸大，带着不知从哪弄来的理论，强拉硬扯到实践之中，把社会生活中的新鲜问题肢解之后，套入自己的“伟大理论”中。
理论是洋人的，例子亦是洋人的，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量存在。充满学术良知的吴文藻先生才呼唤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才用尽心思进行社会学的本土化工作。日前，在中国研究问题，从问题的剖析中寻找关节的学者，我们太需要了。前辈学者吴文藻、李景汉、晏阳初、费孝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何不见贤思齐？从文风上看，费孝通先生、郑也夫先生文风朴实、清新，如春风拂面，顿觉神清气爽。
郑先生那本《被动吸烟者说》，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故事。读罢感慨不已！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和潘绥铭两位先生的工作被科研处排在最末，原因是两位拉不来学术赞助。就我所知，不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在中国所有的第五代学人中，两位先生都是极其出色的。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荒诞。
为何阅读郑也夫呢？不仅在于，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论，更在于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可以说是稀有的品格。郑先生长年累月可以坚持自己的“不参加不公正的游戏”的理念，郑先生拒绝申请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正好说明了先生的独立人格；不进行所谓的集体创作，正好印证了先生的自由思考。
由此可见，学术人格的坚守，学术良知的觉醒，学术理念的自觉，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们需要学习一下，学习下一课。下一课是什么呢？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七、思想灯盏
知识分子的话题，在也夫心中，既饱含甜蜜也充满辛酸。饱含甜蜜，指的是也夫成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研究，是他自己学术的酵母，以后的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包括代价论，都蕴含了也夫在知识分子研究中信从的理念、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路径。注意到一个学者自身成长的内在逻辑，是很有必要的。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也夫最早进行的学术生长点，倒是成长最慢的，1988年写好的东西，直到2004年出版面世。16年的漫长跋涉，足可以消磨一个学者的锐气，但并不能改变一个学者的性情。从知识分子研究出版的艰难，一方面印证也夫的洁癖，同时见证知识分子的艰辛，农夫之所以是幸福的，就在于收获的喜悦，知识分子研究，可以说一度时髦的显学，竟可以让也夫岁月蹉跎。
历史如此吊诡，也夫的知识分子研究，历经辛酸的跋涉，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2004年初的事情。南方周末主办的《南方人物周刊》于当年5月份试刊，2004年9月8日出版不足半年的周刊，制定了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的榜单，公共知识分子终于浮出水面。2002年我与陈远学友探访山西的学术朋友，在智效民先生的客厅中，提出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概念，曾经尝试开出一张名单，巧合的是，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可以说是所见略同。不同的是，学术地图，毕竟体现学术成就。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在于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特的秉赋，可以持续关注、关心、关怀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所必需面对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牛虻。学术领域属于象牙塔，社会领域属于十字街头。知识分子徘徊于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也夫最早的学术兴趣就是知识分子研究，恐怕不仅仅是把这种研究作为一种职业，而是为了达致知识分子之自觉。也夫经常援引西哲的话语，认定知识分子属于终生都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对于终生处于悬置状态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也许是最好的社区。在也夫看来，大学有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狂飙突进的年轻学子，大学教授整天生活在这种“半疯”学子的周围，师生辩难切磋，所以，终其一生，知识分子都会处于一种“疯狂”的精神状态，这种“疯狂”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流，“怀疑一切”就是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所以，大学是养育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佳土壤，具有最合适的气候、温度和湿度。
至于社科院、政府调研部门，都不是知识分子合适的社区，因在在这些部门，很少见到师生之间的交流切磋，而且年轻人也不够多。也夫1982年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来到北京社科院，后来调到中国社科院。1998年以后，才来到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调入北京大学，这时候已经48岁了。也夫来到适宜的知识分子的社区，有点迟了。否则，也夫在培育学术种子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当然，也夫也曾经进行过多种尝试，既然很早就已经边缘化了，也夫是很不甘心的。也夫破门而出，主持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节目，成为实话实说的总策划，不要说也夫有洁癖，就是也夫没有洁癖，也不能够适应中央电视台那种理念和机制的。也夫对于体育具有高度的关注，经常评论足球和奥运会，应该说，这些评论，文化含量并不低，但是，评论足球，不需要更多的文化和理性，而是幽默与激情。也夫部分名声是从评论足球和主持节目中获得的，但是，在我看来，也夫即使不做这些评论，无损于也夫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光芒，甚至可以说，也夫沉迷于体育评论，并不是一件特别经济的事情。球迷们也不大认可也夫的评论。知识分子也觉得也夫整天弄这个，有点不务正业。当然，他们不明白，也夫是一个游戏人，只要认为好玩、有趣，哪怕有点自我摧残的味道，也在所不惜。
也夫对于费边社非常钦慕，喜欢温和、独立、宽容，他认为中国最具有费边社风格的就是“天则”。也夫对于中国社科基金制度、对于学术评价机制，失望到了极点。但是，还是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态度，不断进行着质疑、批判，但是，也夫的批判，往往带着极大的建设的眼光。当然，也带有一点乌托邦的精神。比如也夫要批判轿车文明、批判消费主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饱经风霜，也夫作为最早研究知识分子的一代学人，感同身受。但是，也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研究知识分子，而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分子，从来没有放弃抗争。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学者登上历史舞台，随着90年代的到来，知识分子分化、排列、组合。惊异地发现，20年来，也夫的身影一直在公众的视线之内。所以，在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里面，也夫十分特立独行，与李银河、杨东平成为影响中国的社会学家。
笔者对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十分失望，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大成立。《南方人物周刊》评定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体现浓厚的“意图伦理”。
这也是也夫的困惑。所以，远在异国的弟子发来贺信，祝贺老师成为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也夫觉得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中国社会成为这个样子，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是这50个人影响的结果，在也夫看来，惨了点。
笔者也是这种看法。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不是吴敬琏和茅于轼呼唤来的；中国要依法治国，不是张思之、江平呐喊来的；中国要搞和谐社会，更不是李银河、郑也夫提出来的。一句话，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充其量，改革开放产物而已。离开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再出活的知识分子也无益。
出活的知识分子只是大时代的小点缀而已，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讨论。每当看到或听说某某先生推动了某项改革事业的进展之类的大话，只是觉得感伤，还有这么天真烂漫的人物，着实可爱，可爱得很！
此种看法，对知识分子的贡献，难道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非也。如果这些知识分子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何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如此不上轨道？再说了，既然具有改造社会的力量，怎么知识分子自己的社区，竟然也如此污秽不堪？
也夫被人看作“老愤青”，对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的清明。但是，也夫乐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既然不能影响中国，为何还要乐此不疲地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也夫自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我没有积极的功能。但还是以为，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不是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具有这样的认识，“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难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点积极的作用都没有？也不至于如此悲观。也夫来到学校教书之后，感受到“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快乐，所以，也夫说，我只能影响我的学生。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影响的并不是自己的学生，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背后，有许多双注视的眼睛，晚辈多么渴求自己能够被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
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不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悲观的，但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无数后生的灯塔。智慧的光芒，人性的光芒，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对于晚辈是何等可贵？
这个时代，上苍给公共知识分子的礼物——互联网，通过网站和博客，真正的知识分子扩展了自己的课堂，能够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已经不限于传统的课堂，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多少个夜晚，与可爱的学友，一起探讨具有关怀的知识分子，逸闻趣事、喜怒哀乐，津津有味的谈论着，乐而忘倦。这是为什么？因为思想的黑夜比白天多，需要榜样慰藉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思想。石家庄如此荒僻孤寂的小城，还能够呆下去，就是因为总是能遇到读书种子，知识分子的光芒总是能够照亮他们的内心，还有什么比照亮人心、温暖心灵更加让人激动不已的呢？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时代，是一盏灯，充满人文关怀和理性清明的灯塔。
为什么社科院、党校、军校、政策研究部门这些地方容易说官话呢？无它，因为经常面对的是官员。大学知识分子，其实，顺应官话的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但是，大学毕竟要与学友进行交流，无论学术讨论会，还是讲座和演讲。这种场合说官话，就有点困难。说假话、套话、场面上的话，可能吗？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说人话的，但是，说人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背后也有一些眼睛在默默注视着你，随时准备抓你的小辫子，给你扣帽子，打棍子，所以，大学里面真正的知识分子，过得并不舒心。
简单平凡朴素的真理，找寻起来，为什么那么艰难？由于无处不在的恐惧和谎言。所以，对于大陆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高度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的良心，散发的人性的光芒，温暖着很多人。如果有一天，郑也夫、贺卫方先生老去，北京万人空巷，就像牺牲的英雄一样，获得市民高度的尊重。才可以说，中国产生了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渊源于俄国斯，俄罗斯的文化人承担起思想启蒙、文化建设的职责。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灿烂群星照夜空，他们是俄罗斯漫漫长夜中的文化守夜人。俄罗斯在知识分子的劳作下，终于迎来文化黎明。知识分子本身并不从属于某个阶级，可以说是一个阶层，他们可以是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可以是面包工人、小炉匠，也可以是公爵、贵族，但是，他们都可以担当道义，成为社会的良心。所以说，知识分子，本身具有公共职能，站在公共的立场，尽管他们自身是独立的。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信仰，追寻真善美，与假丑恶进行斗争，哪怕面临牢狱之灾，在所不惜，大义凛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具有如此高洁的品质？甘当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照亮俄罗斯的夜空。不管是什么时代的沙皇，都不能将知识分子彻底打垮。
1978年之后，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分子，才是比较出活的；没有使用价值的依然生活在角落和边缘。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不是通过“画图”就能够出活的，社会科学家要“看图说话”，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和空气同等重要。
社会科学的四大学科，法学和经济学繁花似锦，这些都不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作用，而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政治口号，学术禁忌就大大减少，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没有这样幸运。
孙立平先生是当代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也夫的好朋友。孙先生曾经提出“体制性的拘谨”，比较深刻地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从大历史来看，也许这种恶劣的表现正是历史前进的杠杆。“体制性的拘谨”，在中国学术界依然成立。学术界“体制性的拘谨”有哪些表现呢？官话、套话、场面上的话，一点不比官场少，有时候，甚至比官场还要多。学者说话、演讲、讲座、上课、报告、文章，特别时尚。学者争取的学术课题、项目、基金，学者紧跟政治时尚，决不越雷池一步。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话语，学术著作和论文，面目可憎、语言乏味、陈陈相因。大部分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极大的力量，印证和维护政治家的言行。
因为，很早以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大势已去，所以，只能够顺天应人、顺势而为。学术的自主性早已荡然无存，哪里还会有学术尊严！
上过当、吃过亏，舆论一律。30年来的社会变迁，在一些领域，已经存在多种声音，似乎印证进入“学术自由”的时代。其实，细细想来，在不关紧要的地方，确实有多种声音，但是，在至关紧要的地方，社会依然充斥一种声音。
是该认真思考一下：知识分子，何以安身立命？
八、薪火相传
也夫曾经深有感慨地说：认识自己需要一个过程。也夫对中国社会，确实具有深刻的见识，但是，也夫对自己，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再多的遗憾，也没有办法弥补。通达一点的说法，也夫和大学的机缘，只是比较晚一点而已。
笔者在北京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也夫的雄辩滔滔。当时有个感觉，也夫应该当老师，否则可惜了。谁能料到，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深刻了解的也夫，不能够认清自己，1982年就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但是，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漂泊多年，直到1998年，都已经48岁了，也夫才来到知识分子最适合的社区——大学。
屈指算来，也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经12年了。不记得，哪位学者曾经说过：党校、军校、社科院、政策研究部门，都不是知识分子适合的社区，这些地方，不仅很少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与学者互动，关键是，这都是必须说官话、场面话的地方。也夫在大学的时间，比本人还短，但是，也夫如鱼得水。也夫觉得农夫和教师是快乐的，因为，农夫和教师都能够看到种子发芽、成长、壮大、成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乐也！
要不是中国人民大学计较学术课题和项目，也夫不会逃往北京大学。好在也夫已经成为教授，否则，在北大能否呆下去，还是未知数。也夫除了搜集图书和非洲木雕，花一点钱外，没有更大的花费。也就是说，从也夫自己的心态上来说，他自己已经处于“后物欲”时代。但是，他自己可以具有这样的境界，弟子们可不这样想，之所以投靠名师，还不是指着导师有项目和课题，哪怕无偿或者廉价给先生打工，都是比较舒服的。
遗憾的是，也夫已经和课题和基金绝缘，所以，也夫很少能够招来自己心仪的弟子。这就是也夫洁癖的代价。也夫早年研究代价论，他自己门清。但是，代价总会有所补偿。也夫和弟子之间，比较洒脱。既然没有课题和基金的烦恼，所以，也夫就不会把自己的研究发包给弟子。当也夫的弟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
大学这个社区，真是鱼龙混杂，像也夫这样的老师，已经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教师都有自己的课题和基金，有的甚至手头上有六七项课题和项目，这么多项目，怎能忙得过来，招到弟子，正好打工。
比较而言，也夫倒是没有这些烦恼，再加上也夫来到大学，已经接近知天命的年岁，所以总愿意找来一些出活弟子交流切磋。说实在的，也夫天然就是当老师的料，他的雄辩、他的激情、他的忧患、他的憧憬，总愿意向弟子们流露。至于大学里面，喜欢闷头搞课题的先生，实在不应该担任教授，时代无论如何变幻，老师的职守毕竟是教书育人。也夫别看有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健康，但是，也夫总是有旺盛的精力，在课堂上与年轻学子互动，不论是讲课、讲座，还是批阅论文，也夫觉得特别过瘾。
也就是说，也夫天然具备一个好老师的所有条件。比起那些明星教授，可以支配的资源，也夫可怜得很。但是，也夫具有关怀，而且，只要也夫讲一门课，总愿意与弟子进行智力的竞争，看哪位弟子阅读的书籍能够超过自己，一旦发现哪位超过自己，也夫欣喜若狂。为什么也夫能够做到大气呢？也夫在年轻时候立志时，曾经说过一番话，大意是：只要能够担任国家田径队的总教练，给个副总理都不换。也夫那点洁癖，其实是对规则的尊重，不玩不公平的游戏。但是，只要规则公正，哪怕自己不出活，也要指导弟子获得锦标，所以，也夫愿意率领弟子进行各种门类的竞争。在黑龙江农场子弟学校，也夫曾经率领弟子获得地区锦标。直到现在，也夫提起这样事，都特别得意。
也夫不仅具有这种能力，而且具有魅力。自从1978年以来，已经30年，当代学术地图中的第五代学人，按理说，应该培养出第六代，不幸的是，与海外学术界交流的时候，台湾学者已经带来自己的学术梯队，但大陆第五代还是占据舞台中央，晃来晃去。这说明第五代学者，心性之坏，心胸之狭隘，人品之恶劣，已经自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大概他们心里想着：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也不能让后生出山，否则对不住掌握的资源。
也夫每当看到这种局面，就痛心疾首。所以，当也夫看到孙立平先生在北京大学精心培养的弟子浮出水面，对孙先生倾慕不已。孙立平、郑也夫两位先生对于学术晚辈的舐犊情深，确实可以见出作为学术战略家的气概和胸怀。俗话说得好：万紫千红总是春。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总有一些把握学术资源的学阀和学霸，压制学术晚辈，自我膨胀。
恢复以来的大陆社会学界，之所以气血衰弱，与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的气象和人格有着直接的关联。尽管，不少学人把社会学的不发达，归咎于外因，但是，这种说法不大具有说服力。社会学界好像与政治界有着互为表里的关联，其实，这些掌门人故意夸大其词，好为社会学的不长进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具备百家争鸣的自由的学术生态，一门学科肯定比较和谐，谁要是与学科的掌门人不和谐，那么，连项目和课题都不会捞到，现实就是如此残酷。郑也夫的学术成就，在法学界、经济学界，无论如何都应该具有更大的发展，谁让他在社会学界呢？
让我们觉得哭笑不得的是，郑也夫没有经费和课题，但是，他所作的工作，都是那些掌门人不屑一顾的，比如说是给学生编书。《都市的角落》、《消费的秘密》，都是也夫开设选修课程上发现的学生作业。也夫开设《城市社会学》课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年轻人行动起来，到北京的角落发现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也夫自己出书特别难，但是，挡不住具有无比的狂热，最后说动了出版社，出版了学生的作品。《消费的秘密》是选修课学生的作品。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亚新先生特别欣赏《都市的角落》，见到也夫的时候，特别指出这是法学课程要讨论的必读书，华裔学者阎云翔先生对也夫编辑出版学生的作品，给以高度的敬意。一个最没有条件出书的学者，居然有心人，天不负。
也夫在人民大学的时候，建议社会学系出版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这是很好的学术规训，在这个基础之上，最后发展成《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北京大学的刘世定、林彬，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沈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先生，加上也夫，六位联袂，共襄盛举，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社会学要想人丁兴旺，怎么也要传宗接代，学术的生生不息，完全在于薪火相传。也夫，看透了不中用的社会学界，但是，并没有彻底绝望，也夫是理想主义者，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未来，所以，他才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那些学术的根苗。当然，笔者这么表彰也夫，也夫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些工作，都是也夫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觉得很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