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是中国痛失思想家的一年，春天刚刚送走了朱厚泽先生，夏天又传来了谢韬先生去世的噩耗。

谢韬先生是李慎之的老朋友，好朋友。如果说，李慎之晚年的突出贡献是在公共领域重新亮出自由主义的旗帜，那么谢韬晚年的突出贡献就是在公共领域重新亮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

过去人们只知道谢韬早年参加革命，１９５０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教学方面颇有影响，后来因牵连进胡风集团成为阶下囚，改革开放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等职，没有想到他在政治思想领域有巨大的能量。但他《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以后，却成了中国大陆思想界一个时期的焦点。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是“左”的修正主义。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的文章如一石击水，引起了左派的猛烈围攻，他们四处开会，连篇累牍，声讨谢韬。同时也引起许多主张革新中国政治的有识之士的热烈关注，他们对谢韬的文章或认同，或补充，或商榷，或发挥。中共当局既不愿意接受谢韬的主张，又不便公然与世界上诸多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政党为敌，于是采取了低姿态，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发表答读者问，以示与谢韬保持距离。

谢老的文章说：“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最近，我到瑞典、挪威、芬兰、丹麦旅游，虽系走马观花，也深感北欧国家社会公正，政府清廉，生态良好，生活美满，民风健康，崇尚和平，处处居于当今人类文明的前列。联想中华民族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盲目追随列宁、斯大林所走的弯路，所尝的苦头，真是感慨万千。谢韬作为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规劝为政者告别列宁主义，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当然，谢韬也清楚，从理论上说，他的这篇文章仍有不严密之处。我听他亲口说，这篇文章主要意义不在学术方面，而是从政治方面表示一种取向，是对中国现实的发言。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向往民主，投身革命，支持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却尝够了专制的苦果。到了晚年，最大的梦想莫过于让国家重新走上民主的轨道。

谢韬成为公众人物以后，有朋友建议我们夫妇为谢老作口述史。２００７年，我和邢小群曾为此事到谢老府上拜访。谢老表示，提出要采访他的人有好几个。接触了一下，有的历史知识不够，不合适。你们比较合适。他对我们说，最值得谈的是１９５０年代秦城监狱的经历。谢老１９５５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后，吴玉章力图保护他免受牢狱之灾，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力争，让谢韬在吴老家院子里住了一年，算是接受审查。一年后，官方还是要把他关进秦城监狱。据他的学生丁弘回忆，谢韬表示，不能叫吴老为难，我去坐牢！一坐就是七年。当时秦城监狱刚刚建成，共产党内的大批高级政治犯还没有产生，秦城就成了关押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场所。谢韬既是囚犯，又是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政治理论教员。谢老告诉我，和这些国民党将领朝夕相处，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谢老本来就是一个开朗达观的人，我想，这些往事经他讲出，一定十分精彩。但是，谢老又说，现在顾不上口述。现实的问题我不能回避，有些攻击不能不回应，把我的精力都牵扯进去了，最近正在赶写一篇文章，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吧。

以后，我和谢老在公共场合见面多次，也几次和他提起口述史的事，我和邢小群也搜集阅读了相关史料，但他都说再等一等，直到他去年脑溢血，彻底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口述历史的设想也成为永远的遗憾！